宋代理学与心学分歧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宋代论文,分歧论文,心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奠基的宋代理学，发展到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两大派系，两派尖锐对立，严重分歧。正本清源，两派的分歧实源于程颢、程颐的洛学对理的认识的细微差异，程颢可谓心学派的宗师，程颐则是理学派的宗师。
关键词 宋代理学 心学 朱熹 陆九渊 程颢 程颐
研究中原文化，必然要论及北宋中期理学的实际奠基人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号明道，世称“明道先生”，也称大程夫子。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小程颢一岁，世称“伊川先生”，也称小程夫子。他们世居中山（今河北定县），其父程珦时定居洛阳，遂为河南人。他们以“儒学为统”兼采佛道，建立揉杂儒释道三教为一体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世界的本源，提出了“万理归于一理”的命题。他们在洛阳设帐讲学，因而他们的学说也称“洛学”，构成“宋学”的一个分支，与当时“王学”、“蜀学”并列。理学在宋代经过“元祐党禁”、“绍兴党争”、“庆元伪学逆党”三起三落140多年的曲折发展历程，经过其四传弟子朱熹的继承、改造、创新、提倡，时来运转，终于被宋理宗（1225—1264在位）所赏识，认为这是有利于思想统治，不可替代的锐利武器，因而追录党人后代，大力提倡，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廷，大大地提高了理学的地位。接着由元而明、清，封建末期的统治阶级，都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利于统治的思想武器。把它钦定为官方哲学，强制人们信奉，所以理学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统治思想界达700年之久。
理学是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伦理观，博大精深，内容庞杂，发展到宋孝宗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8）年间，理学内部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两大派系，它们各立门户，互相攻讦，力图争夺理学正宗嫡传地位。那么，理学内部何以会产生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对立，本文拟对此作一粗浅的探索。
一、理学和心学的尖锐对立
北宋中期程颢、程颐奠基的理学，到了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由朱熹集其大成。而理学内部则分裂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两大派系争论不休，在淳熙二年（1175）的鹅湖之会上，争论达到高峰，辩论甚为激烈，其后书信往来，争论日久。各执一端，形成水火。他们分歧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朱熹和陆九渊这两位代表人物的师承关系和学术思想。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自幼颖悟，年十八，中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他登第后，任地方官仅五任九考，任朝廷经筵官仅四十日，绝大部分时间聚徒讲学。他的师承关系是：
朱熹的学术思想据《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序录》全祖望按语说：“杨文靖公（杨时）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黄百家按语，则对全祖望的话加以诠释：“其为学也，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足见他思想之深遂，学识之渊博。
从本体论来看，朱熹把理看作是哲学的最高范畴，万物的本源。朱熹的理，又叫道、太极、天理；而理派生万物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是“气”，又叫阴阳，这是构成万物的材料。由于气的运转、变化，而构成千差万别的世界、万物。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凡心生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1〕把理看成是第一性的精神本体。至于“气”则是从属于理的。他说：“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2〕“有理而后有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3〕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他认为理为主，气为次，理制约着气。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物质性的气，是由精神性的理决定的。他把理看成是第一性的精神本体，存在于天地之先。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4〕没有天地之先，就有理存在，天地是从理产生的，没有理，天地万物和人类都没有了。可见朱熹所说的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客体的绝对精神，物质世界只是绝对精神的外化。
从认识论来看，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穷理”为主旨的认识方法。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穷理也。”〔5〕致知格物是在即物穷理。通过格物的认识方法，达到穷理的目的，即由物返归到理。那么如何格物呢？他主张“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自然贯通。要使自己获得知识，必须根据事物来弄清它的道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6〕由此，构成了他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
从伦理观来看，他要求人们“去人欲，存天理”，主张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他把“天理”与三纲五常相联结，他认为“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7〕。把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他说理或天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8〕说明三纲五常之间皆有天理而不可纹乱，否则就会失去天理。他认为有人不能遵守天理，乃是人性不同的缘故。从而他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又称义理之性或道心）和气质之性（又称人欲或人性）。天命之性专指理而言，理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杂，故“有善有恶”。“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的就是“圣人”，“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的就是愚者和不肖之人。他把人欲看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以天理来克制人欲，以道心来主宰人心，从而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江西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人。生身于官僚世家，八世祖陆希声当过唐朝宰相。乾道八年（1172）中进士，曾任隆兴、靖安县主簿，崇安县令、国子正、敕令所删定官，将作监丞，知荆门军等官职。在家乡贵溪讲学。贵溪有山，高五里，其形似象，名曰象山，故自号象山翁，学者称之为“象山先生”。讲学时“学者辐辏，每开讲席，户外屦满，耆者扶杖观听。”〔9〕他的师承关系是：
陆九渊的学术思想，据《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序录》全祖望按语说：“象山之学，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离之学。但象山天分离，出语惊人，或失于偏面而不自知，是则其病也。程门自谢上蔡（良佐）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也最广。”足见他集心学之大成。
从本体论来看，他把心作为宇宙的本体。他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10〕宇指空间，宙指时间，空间和时间即包括整个世界，陆九渊认为宇宙是人心的体现，这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个观点是陆九渊继承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而有所发挥。他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11〕宇宙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宇宙的事，好象没有我，物质世界就不存在。
在“心”为构成宇宙万物本源的基础上，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他说“心，一理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又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12〕又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北海、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13〕说明心就是理，不能说心和理是两回事。他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内，无非此理。”〔14〕这就是说万事万物都存在于我的心中，只要把我心中固有的道理发挥出来，那么充塞宇宙的无非就是我心中的道理，人世间所有事物的道理，无非是我心中的理的体现。
从认识论来看，陆九渊以“心即理”这一命题为出发点，认为：“道遍满天下，无些小空阙。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但是人自有病，与他相隔了。”〔15〕如果去掉心中的蔽痼，就可做到我物的统一。他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16〕心与理一致，即“道外无事，心外无道。”〔17〕宇宙的万化万理皆存于我心，那就不用在客观事物中寻求知识，也不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得出“致知不假外求”的结论。有时陆九渊也讲格物，但“格物者，格此（心）者也。……不然所谓格物，末而已矣。”〔18〕所以格物，就是内求于心这个根本。去掉内心的蔽痼，恢复良知，如果去研究外物，反而舍本逐末了。
从伦理观来看，陆九渊也主张维护封建纲常秩序。他把“皇极之建，彝伦之叙”说成是“终古不易”，并且是“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19〕。把封建社会的最高皇权及一切道德伦理纲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是人心所固有的东西，能扩充到整个世界。他还发挥孟子的“四端”说，即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人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本性。“虽在贫贱患难中，心自享通，正人达者观之，即是福德。”〔20〕从而来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
朱熹、陆九渊都出自程颢、程颐之门，他们继承师说都以理或天理作为宇宙的本源，那么他们的分歧表现在何处呢？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按语中说：“先生（陆九渊）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在这里，黄宗羲仅看到朱、陆两人在方法论上的分歧，其实他们两人在本体论、认识论方面都存在着对立和分歧。朱熹认为理独立于人体之外的整个世界；陆九渊则认为存在于心中，把心与理等同起来。由于本体论上的对立，也导致了朱、陆在认识论上的一系列分歧。朱熹认为理是客观存在，因而认识的目的就是明理，认识的途径从“即物穷理”到“豁然贯通”。即要“即物穷理”除格物外就要读书，这就叫做“道问学”。陆九渊认为理是主观的心，因而认识的目的就是“明本心”，认识途径是“切己自反”〔21〕“先立乎其大者”〔22〕，体认内心，不假外求，这就叫做“尊德性”。概括地说，朱熹主张“格物”，陆九渊主张“格心”。实质上他们都以理或天理为事物的本源，只是朱熹把理抬到天上，而陆九渊把理纳入人心中。形成理学内部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对立分歧。朱、陆的分歧是围绕着“无极”、“太极”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展开的，而在鹅湖之会上矛盾公开化，争论得极其激烈。朱熹按照“理生气”的观点，把“无极而太极”解释成为理。无极是说理无形迹，太极是说理为实有。“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的意思。“理与气”、“无极与万有”的关系，是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的本末关系。〔23〕而陆九渊不承认无极这个范畴，认为心是宇宙的本源，心就是理。他把太极解释为理，解释为“中”，这样心就是理，就是太极，就是中，也就是天下这大本。如果太极之前再加上无极，就等于承认心不是世界的本源，而“无极”才是世界的本源，所以他坚决反对。在道与器方面，陆九渊主张“道器一体论”。认为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完全是统一的，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自形而上者言之谓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谓之器，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载必有理。”〔24〕这场无极与太极的争论，实质上是朱、陆两派在本体论上的争论。当时吕祖谦为了调和朱、陆之间的矛盾，邀请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韶兄弟在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讨论会，在太极、无极的本体论问题上，在“尊德性”、“道问学”等治学方法上开展争论。陆九韶在赴会途中曾赋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室，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赞美了心学。陆九渊和诗一首，并且在会场上朗诵：“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简易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明显地看出他们坚持“古圣相传只此心”的心即理观点，赞美内心修养的“简易工夫终久大”，讥刺朱熹格物致知的“支离事业竟浮沉”。朱熹大为不悦，和诗反唇相讥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中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赞美格物致知的“邃密”，讥刺心学为“无言”的禅学。“空疏简大”、“江西之学只是禅”〔25〕。“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26〕。从此以后，两派各成门户，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如同冰炭了。那么他们分歧的根源何在呢？追本溯源，盖在于程颢、程颐。
二、理学与心学分歧的渊源
南宋理学和心学的分歧，其渊源出自程颢、程颐，可以在洛学中找到根子。这是因为二程兄弟在创立理学体系中，虽然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论述理与天理时在认识上有细微差异，在方法上侧重点各有不同。
程颢、程颐建立起来的理学体系，博大精深，从本体论看，他们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物质世界的本源，看成是第一性的东西，这一点程颢与程颐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程颢说：“万事皆出于理。”〔27〕程颐说：“实有是理，乃有是物。有所从来，有以致之，物以致之，……虽有物象接于耳目，耳目犹不可信，谓之非物可也。……实有是理，始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终而言也。”〔28〕他们认为万事皆出于理，有理才有物，有事，有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从理生发开去的，无理，即使有客观事物和现象接于耳目，也是虚幻的，不可信的。因而规定了理是第一性的。他们说：“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9〕“天地万物之理，……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30〕他们认为理是自然的客观存在，它不是由神仙或圣人制造出来的，它依据自己的面貌永恒地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说明它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准则，它统摄着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因此程颢对“理”的发明是颇为自得的，他尝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31〕公开宣称这是独家的创造。程颐也强调他们二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曾对门人张绎说：“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32〕所以北宋时期人们并未察觉他们之间的差异，相反他们的观点还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但是，我们如果细致辩析程颢、程颐对理或天理的理解，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细微的差异。
程颢对理的认识强调理与心一。他说：“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圣人之心焉耳。”〔33〕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传圣人之道就是传圣人之心；而传圣人之心，就是传己之心。已经显露出心学的端倪。他说：“理与心一，而人不能会之为一。”〔34〕“心是理，理是心。”〔35〕“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36〕“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都是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37〕他主张“心是理”，“万物皆备于我”，世界万物都是心推导出去的，把天看成是心，是理，这就构成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
程颢的主观唯心主义，首先表现在“道与器”即精神与物质关系的看法上，他认为道是形而上的，即精神是超出物质之上的本体；器是形而下的，即具体事物是由理派生出来的。两者关系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把理看作是世界的本体。他说：“百理俱在，平铺放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孝道，添得些孝道多，元来依旧。”〔38〕认为理是原来就有，“亦无始，亦无终”，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永恒不变的绝对精神。他说：“天者，理也”。又说“天人本无二”，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因为天就是人，人就是天，所以他进一步说：“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只心便是天”〔39〕。这样便形成天即理、即心的观点，天理就在人的心中。第二，程颢既认为心即理，理是心，天理就在人的心中，认识事物就不用外求。他说“尝喻以心知天”，“只心便是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40〕。既然心就是天，就不需要了解客观事物，也不用社会实践，只要掌握自己的心，修心养性，就可以知道一切了。虽然程颢也讲“格物穷理”，说“致知在格物”，“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但他所说的穷理，却是尽性，知命的工夫，他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41〕就是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中穷尽“天理”，恢复天性，认识天命，所以说“三事一时并了”。做的仍是内心修养的工夫。既然天理就在人心之中，所以“学者不必远求，近取之身，只明天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42〕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不明天理呢？他说：“人心莫不含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德也。”〔43〕人心是能知道一切的，只是由于被物欲所蒙蔽，因而将仁义礼智信这些天德都忘记了。只要能把握住自己的心，那么圣人也是能求得的，他说：“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44〕所以只要修心，做到至仁也就能成为圣人。第三，程颢以得儒家嫡传自居，认为自己是继承孟子的。他说：“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程颢在他的墓碑序石刻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45〕明确指出程颢是孟子的继承人。
至于程颐，对理的认识突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的观点。认为理是客观存在着的，具有客观唯心主义倾向。他说：“天地万物之理……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46〕“天理生生，相续不息，无为故也。使竭智巧而为之，未有能不息也。认为理是自然的客观存在，不是出于有意安排。当然程颐虽认为“理或道”是形而上的客体精神，但又认为天理与人心是相通的。他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47〕这与程颢说的稍有不同。程颢认为天即理、即心，程颐则认为理是出诸天而具诸心，把理看成是客体精神，是天赋于人的心中。程颐还用体用一源论证了宇宙万象本来具备于万理之中，而万理又都来源于天理，即万物只有一个天理，天理产生并支配一切。他说：“理者，实也，本也。”“所谓万理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48〕说明只有理才是真实存在的唯一本体。第二，在认识论上，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理与己一。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49〕“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50〕怎样格物穷理呢？他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51〕“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52〕但“始物穷理，非是要穷尽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53〕因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统一的理，一理即万理，真正掌握了一事一物之理，即可通悟天下之理，他又认为即物穷理不假外求，“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54〕“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会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觉处。”程颐认为人自身就具有万理。涵养自身之理，理会得多了，就会豁然贯通。这种格物致知的认知方法为朱熹所继承和发扬。第三，程颐也把自己看成是儒家孔、孟的正统嫡传。“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55〕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二程在许多哲学的基本问题上，观点是高度一致的，但仔细推敲，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毕竟还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差异为他们的大同所掩盖，但其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端倪已经出现。他们对天理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在多数场合下，理心合一，为己所有，表现了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虽然有时也含有一定的客观唯心主义因素。而程颐则不同，相当强调理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认为理存在于己之外，当然个别地方也流露出理与心一思想。表现了客观唯心主义倾向。由于本体论的认识有差异，也波及到认识论上，程颢的主线是良知良能，求诸本心；而程颐的认识事物是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程颢、程颐的这种差异，对南宋理学内部形成“理学”、“心学”两派起了相当重要的诱发作用。一般地说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派，对二程不加区分，但基本上继承了程颐的思想而加以发挥，他们的许多哲学命题多发轫于程颐，当然他们也注意吸收了程颢的不少观点。他们宣扬理为宇宙之本，强调“天下之物，皆实为理所为”。他们的认识方法是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形成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基本上继承了程颢的思想而加以发挥，他们对程颢的哲学命题多所撷取，发扬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宣扬心即理的观点。他们的认识方法乃是“明本心”“先立乎其大者”，不假外求。因而陆九渊推崇程颢而对程颐多有微词。“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56〕“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近见其间多有不是处？”〔57〕他还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锢深，明道却疏通。”〔58〕又说：“二程见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可见陆九渊是推崇程颢而贬抑程颐的。他继承了程颢的观点而建立了一套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所以，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开始的理学内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的分歧，实渊源于程颢、程颐的洛学对理的认识的细微差异。这些差异被朱、陆所察觉、所扩大、所利用。正本清源，我们有理由认为程颢是心学派的宗师，程颐则是理学派的宗师。他们兄弟二人分别开创了理学内部两大派的先河。我认为既然理学称之为“程朱理学”，而心学则应称为“程陆王心学”更加符合实际。
（文稿收到日期：1994—12—10）
注释：
〔1〕〔8〕《读大纪·文集》卷七十
〔2〕〔3〕〔4〕《朱子语类》卷三
〔5〕《大学章句传》第五章
〔6〕《朱子语类》卷十五
〔7〕《甲寅行宫便殿奏扎一》
〔9〕〔11〕〔13〕〔56〕〔57〕《宋史·陆九渊传》
〔10〕《陆九渊集·杂议》）
〔12〕《陆九渊集·与曾宅之书》
〔14〕〔15〕〔16〕〔21〕〔24〕《陆九渊集·语录》
〔17〕《陆九渊集·与诸弟子书》
〔18〕〔19〕《陆九渊集·杂说》
〔20〕《陆九渊集·荆门军上元设厅讲义》
〔22〕《陆九渊集·与邵叔谊》
〔23〕《朱子语类》卷五《答黄道夫》
〔25〕《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26〕《朱子年谱》卷之二上
〔27〕〔29〕〔37〕《二程集·遗书》卷二上
〔28〕《程氏经说》卷八《中庸解》
〔30〕〔46〕《二程集·遗书》卷十一
〔31〕《二程集·外书》卷十二
〔32〕《二程集·伊川先生年谱》
〔33〕《宋元学案·明道学案》
〔34〕《二程集·遗书》卷五
〔35〕《二程集·遗书》卷十三
〔36〕《二程集·语录》
〔38〕〔39〕〔40〕〔41〕〔42〕〔43〕〔44〕〔47〕〔48〕《二程集·遗书·语录》
〔45〕《二程集·明道先生墓表》
〔49〕《二程集·遗书》卷二十五
〔50〕《二程集·外书》卷二
〔51〕〔52〕《二程集·遗书》卷十八
〔53〕《二程集·遗书》卷十五
〔54〕《二程集·遗书》卷十七
〔55〕《二程集·附录》
〔58〕《陆九渊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