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些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情况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情况论文,国家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是世界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性问题。本文对世界一些国家的类似情况做一概略考察，从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组织与评估等几个方面，阐述思想政治教育在各国的实施情况，进而为我国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
思想政治教育是有领导的。不同国家在这方面虽有着不同的做法，但在实施类似工作时实行统一领导则是共同的。
日本的“道德教育”由政府指挥、文部省操作执行。如日本政府在战后确立了全面主义道德教育体制，后来又确立了特设道德教育体制；文部省实施教科书审定制度，通过审定教科书，使其内容与当时政府的政治主张相吻合。日本对其道德教育采取了国家全面干预的办法，由政府统一管理、统一布置，有一整套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措施和政策。通过建立从文部省、德育研究机构、研究会、地区教育机构、学校等一整套管理体制，国家从整体上抵制消极因素的副作用，推行统一的民族价值观，促进学校道德教育系统化；较好地运用行政和法律的力量来加强道德教育，使之适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调节所有社会机构的作用，合理利用各方面资源。
新加坡政府对其国民所进行的“国家意识教育”实行统一指导，全面干预。1988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国家意识委员会，负责国民意识教育工作。1990年国会提出并通过了为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新加坡人都认同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即由新加坡政府颁发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使之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同目标。在共同价值观得到认同的基础上，弘扬“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洁奉公、进求效率”的新加坡精神。
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公民教育”大多由政府间接管理、指导调控。就学校公民教育而言，教育内容体现了国家意志，思想控制是非常严密的，但在组织上则是进行间接调控。就企业、社会单位的公民教育而言，美国、西欧国家更多地通过制定制度、法规，对文化市场等进行管理，通过舆论进行调控，通过国家文件进行指导。美、英、德等国的公民教育虽然在各地区、各学校，其内容和方法不同，但却都有大致相同的要求。在美国，尽管联邦政府没有制定统一的公民教育方针或目标，然而，在多元化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独立宣言》、《联邦宪法》、《葛底斯堡演说》，这三个文件是神圣永恒的，不可侵犯的。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手段，或通过演讲，或与公众直接对话，来实施这方面的教育。政府还运用各种行政手段，通过提高物质福利待遇，发动群众，制造舆论，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非常时期，他们不仅加大宣传力度，而且利用物质刺激，以调动民众积极性。
不同国家在领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本质和规律作用，各国统治阶级都始终牢牢地控制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竞争日益激烈，加上冷战等因素，各国为增强竞争实力，需要制订国家教育发展战略，调控全国教育发展方向和规模，实现国家教育目标，提高教育质量，并从全局出发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消除教育不平衡状况，提高教育行政效率，协调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出现教育行政高度集权的状况。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统治阶级实施思想统治的工具，不同国家对它的领导力度都在加大。
二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在这方面，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做法，并且积累了各具特色的经验。
日本组织实施其“道德教育”，是通过建立一个广大的网络来进行的：一是建立各级政府领导下的学校的一体多元道德教育管理体系，即全国一体化统一管理下的各行各业的道德教育网；二是建立完整的地方网络，使学校、社会、家庭、大众传播媒体都要在道德教育方面达成共识，强化道德教育意识，特别是发挥社区教育中心的突出作用；三是发展完善的学校道德教育运作机制，使道德课、各科教学、学生课外活动、校园生活及校风建设、娱乐旅游等活动都相互作用，发挥相应的教育功能，并通过创办家长学校等社会教育形式，以辐射学校的作用。学校还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积极开展与各种社会团体的有益交往。
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在组织实施上的明显特点是使其法制化。新加坡政府敢为天下先，雷厉风行地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大量内容纳入了法治的轨道。对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等在世界各国法典中无案可查的内容都一一立法，规定相应处罚的条款，严格执行。对助人为乐、同情和帮助弱者等高尚行为，则以社会政策诱导的方式，如授勋、登报、奖励等，让人们向他们学习，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向美”。政府通过立法保证子女照顾和供养年迈的父母，在住房及税收政策方面对与老人共居的家庭实行优惠，使传统道德和风俗法律化和制度化。对不与父母同住的家庭实行相应的经济惩罚，通过舆论工具曝光遗弃父母的不道德行为，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学校、会议、典型事例以及各种礼貌运动和敬老养老活动，使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稳定成为社会稳定和文明的基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公民教育的组织，表现为服务性管理机构和专家化工作队伍。美国教育部国际研究学院的院长曾说：“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学生政治社会化技术，或者叫公民技术，中国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叫公民教育，叫政治社会化。”〔1〕这里仅以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组织管理为例，来探测一下西方社会公民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美国学校设有健全的学生工作机构和工作系统，有良好的学生服务中心和服务设施。美国高等学校的学生工作管理体制呈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三长制”，即校长下设训导长、教务长、总务长；一种叫“两把伞”，即校长下设训导长和教务长。“三长制”模式下的训导长即学生工作负责人，管理的人员和机构有：学生活动指导员、咨询处、宿舍顾问、贷款和奖学金部、纪律顾问、语言“诊所”。有些与学生关系密切的部门，如医疗健康机构、注册机构、学生工作安排机构等，则归副校长直接管辖。近年来，“三长制”模式逐渐被“两把伞”模式所取代，由训导长把训导工作和与学生有密切联系的总务工作统筹起来。学校通常有一名副校长分管纪律和道德方面的工作。主管学生工作的训导主任或指导员担负了学校大量具体的教育、管理工作。学校中每500个学生就设有一位指导员。学校还专门聘请一些顾问、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专家、心理治疗专家、精神病专家等来诊断和解决学生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从事学生工作的，大都是经过专业培训，取得学士、硕士以至博士学位的专家。美国为了培养从事学生工作的专门人才，每个州都有一所设有高等学生教育行政专业的学校。开设有关课程20余门。目前在美国，学生教育行政专业已发展到更高层次，以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主。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大学或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副院长、训导长，男、女生部主任、学生顾问、指导员等。可以看出，在西方，学生工作一向是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早已形成专门的学科，设有这方面的专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校工作专家。
不同国家在组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各国在组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中又有着共同性。日本的特点是营造一个以学校为中心，呈辐射状的全方位教育网络，很注重家庭、学校、社会的相互配合。新加坡注意利用法治和政策的力量，重视对人们行为的管理和规范；但也非常注意动员和协调各方力量，由政府协调家庭、学校、社区、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运动以及法规政策、政府廉正、官员风范等相互配合，共造声势，尽力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美国和西欧则采取一种比较隐蔽的形式，学校内严整的学生工作机构，事实上行使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但却是在日常行为管理的名目下进行的，且往往是通过职业咨询、心理咨询等方式进行的。他们用一种非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传输实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他们也强调各种社会化机制的协调一致性。他们的科学化机构，专家化队伍，健全的工作系统，良好的服务中心和服务设施等都表明，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是经过精心组织和严密设计的。
三
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衡量与评估方面，各国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方法。
日本根据《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的基本精神，制定了《教学大纲》，规定了“道德教育”的具体目标。1963年6月，文部省提出了研讨“所期望的人”这一问题，并经过多年的研究讨论，由中央教育审议会于1966年10月提出了《所期望的人》（又译《思想的日本人》）的咨询报告。报告中阐明了理想的日本人的16项道德与伦理品质（1，作为个人：自由；发展个性；锐意振作；有坚强的意志力；有小心、敬谨的意识；2，作为家庭的一员：使家庭成为爱的场所；休息的场所；教育的场所；家庭气氛活跃；3，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尽忠职守；增进社会福利；富有创造性；尊重社会规范；4，作为一个国民：具有适当方式的爱国主义；爱护与尊敬象征国家的标志；养成优良的民族特性）。这就为日本的道德教育规定了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和评估依据。
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的衡量标准和评估依据是“新加坡人”。李光耀把“新加坡人”定义为“出身、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保持一个多元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并时刻准备为此贡献自己的生命。”〔2〕具体来讲，“新加坡人”要具有以下品质：(1)国家意识；(2)正确价值观；(3)有理想；(4)有道德修养；(5)明辨是非；(6)能抗拒西方颓废思潮和腐朽精神生活的良好公民。
在美国与西欧各国的公民教育中，对其效果的衡量和评估又有他们自己的特点。美国印地安纳大学的两位教授，在其所著《民主公民教育》一书中，提供了“公民教育创造性教学的衡量标准”和“民主公民的学习评估”〔3〕，颇具代表性。公民教育创造性教学的衡量标准分为两部分，主要就教师的公民课教学情况规定出衡量标准。“创造性教学过程”部分共有5个方面18个问题：识别问题（5条）；展开预定假设（5条）；检验假设（6条）；导出结论（1条）；将结论运用于新的论据（1条）。“课堂气氛”部分共有3个方面13个问题：促进公开讨论（6条）；移情与接受（5条）；建立并保持与学生的和睦关系（2条）。这一衡量标准包括了公民教育中创造性教学的主要方面，并着重强调把使用探索性问题作为创造性思维整个过程之必需。民主公民的学习评估分为四个方面，主要对学生的进步情况进行评估：知识与智力技能（6条）；对民主的理性认同（4条）；政治的与群体的技能（5条）；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及公民参与（16条）；学生对于课堂讨论的参与程度（12条）。这一评估项目着重就公民的自主性、参与程序以及做决定能力等进行考察，体现了西方公民教育评估方法的特色。
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衡量标准和评估依据各有特色，然而，它们的要求在实质上是一样的。日本《教育基本法》第8条第2项中规定，禁止“支持某一特定政党，或为反对某一特定政党所进行的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日本的政治教育中，要求教师尽力避免党派偏见，必须站在中立或公正的立场上指导学生。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教育目标也没有披挂“阶级”和“主义”的外衣，只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笼统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要求人们具有国家意识等。他们把渗透着浓厚的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准则作为其衡量标准。但是，日本所讲的中立或公正，实质是指维护“议会制民主主义”，要求学生热爱“议会制民主主义”；新加坡则要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和人民富裕的物质生活“来迎击共产主义的挑战”〔4〕。无论是日本的“理想的人”或新加坡的“新加坡人”，这些表面上貌似公正，似乎仅仅是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标准，实际上与其他意识形态一道，都是为其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西方公民教育的衡量标准，就是能否培养出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公民”。他们把训练公民在政治参与中“作出明智决定”的技巧，作为评价其教育效果的侧重点。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的力量就在于“各阶层各领域的公民对于社会事务的广泛而明智的参与”。所以，其评估方法也就是看学生是否具备作出决定的技巧，以及作出明智决策所需要的所有知识与态度。是否“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技能，包括选举、决策、社会参与”；是否“培养一个好公民，能投票的好公民，民主制度下的好公民”；是否“培养学生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确定因素与内在价值的判别、比较和对照的能力”；是否“使学生懂得美国社会、技术和文化发展的独特价值”等。〔5〕
不同国家在评估中的一致做法是：把国家对教育对象的基本要求加以具体化，把总目标分解为若干子目标；既要看人们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知识状况，又要看在这方面的行为表现；把思想政治方面和业务方面综合知识加以考察，进行全面的分析。
各国在对类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组织与评估中所表现出的多样性的统一，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所决定的，它反映了世界各国的一种发展趋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相信，认真研究与探讨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类似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做法，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与改进，将提供很好的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