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认同、族群认同的发展及测定与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群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是谁？我属于谁？别人眼中的“我”和自我认识的“我”有什么异同？这是自有人类意识以来始终困扰着人类的问题，也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所面对的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问题。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sen)对认同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断言认同是自我或人格的核心，个体的自尊、依恋感和归属感深深地受认同发展过程的影响。认同研究是一个十分广泛的领域，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心理学研究认同问题的论文有三千多篇，文献检索发现，族群认同是许多学科都感兴趣的问题。①多学科关注同一个研究领域，各自关注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分析水平不同，使得理论构建、概念结构和测定变得异常复杂。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民族与文化冲突成为突出的国际性问题，族群认同的结构、族群认同的发展、族群认同的测定以及认同与文化适应的关系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
一、认同与族群认同
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identity)一词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②后来埃里克森在弗洛伊德认同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概念，对认同概念做了进一步解释和阐述，进而将同一性分成“自我同一性”和“集体同一性”两种。
“族群认同”(ethnic group identity)是社会认同理论在少数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发展。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要想全面理解人们的社会行为，必须研究人们如何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身份。人们会用自己或他人的某些社会群体成员资格来建构自己或他人的身份。按照社会认同理论的说法，社会认同是个体对其所归属的群体或类属的认知和信念。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社会类化(social categorization)过程。通过社会比较过程，个体将知觉对象分成两类：与自己相似的个体和与自己相异的个体。他们将与自己相似的个体归结为内群体(in-group)，并为其贴上内群体的标签；将与自己不同的个体归结为外群体(outgroup)，并为其贴上外群体的标签。一旦个体对不同的知觉对象贴上内群体或外群体的社会标签，社会类化也就完成了。族群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归属感、对参照群体的认知以及个体在群体中的价值分享等不同的维度，是动态的多维度的结构。弱势族群之个体的认同是在文化适应的驱动（压力）下，通过一系列事件或经验获得的，这种经验是文化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往往把族群与种族相混淆，原因在于把人们的社会归属与种族群体起源或种族的生理特征混淆起来。族群认同也可以看作一种自我宣称或自我决定的过程，这一过程大都是未被个体意识到的。如果社会所宣称的或给予他们的是一个被歪曲的、卑下的或被轻蔑的形象，族群在对这一形象的认知过程中就会受到心理伤害。
“族群”的各种定义有很大的差异，一些社会学家在指称不同文化群体时都使用“族群”概念，如“美国印第安人”、“亚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等。在选择族群研究的样本时，研究者常常习惯性地假定被试者的自我认同和族群认同是一致的。研究者相信，“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模式化特征，这些模式化特征可以把他们同“白人”群体区别开来。这种分类没有考虑到族群的社会、文化意义和族群对个人的意义。在大多数具有强烈族群认同感的群体中，社会与文化差异不仅是外群体认定的，而且也是群体成员自己认定的。群体成员认为他们与外群体的人不同，外群体人是“非我族类”。政治家在解释族群冲突问题时往往采用模糊的概念，他们所使用的“族群认同”概念忽略了心理和情景特征。研究族群认同不仅要观察族群的静态或表面归属，而且要研究环境或情景变化时认同的变化。如果把以上每一个族群中的个体都看作同质的，对族群认同的研究就会出现误导，笼统的称呼忽略了其中所包含的不同族群的差异。
在美国，“少数民族”隐含的意义可能有：国家或社会中次要的一部分；具有特殊的、被主流社会评价较低的生理和文化特征；其自我意识的构成中包含着所属成员天生能力不足的自我评价；无论你是否愿意，文化传统都会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人们选择族群内通婚，等等。客观地说，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族群认同的定义。菲尼(Phinney)对族群认同的定义是：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涉及人的自我概念的结构；族群认同是一个概念化的自我模式，这一模式可能被周围的环境接受或拒绝，它对个体是具有强制性的，你有什么样的祖先、什么样的后代都是先定的；族群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参与等。③而卡拉(J.Carla)等则认为，族群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族群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族群身份的承认。④当然，他们所提出的族群认同只是一种狭义的族群认同。其实，广义的族群认同不仅包括个体对本族群的信念、态度和参与行为，而且还包括个体对他族群的信念、态度和参与行为。
认同依个体和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它与国家认同有时是交叉的或可替换的。族群认同的定义往往是相似的，但是，对族群认同变化来源的看法是不同的。赫尔姆斯(Helms)坚持认为，族群认同涉及建立于个体意识之上的群体或集体意识，个人的意识使他们分享共同的种族遗产或与特定的种族群体分享共同的文化和传统；族群认同的概念不仅使人们共享共同的意义，由这个意义出发使人们凝聚在族群的核心价值观和特征的周围，都深深地认同已经建立起来的规则和规范，其中他们自己建构的用于标明自己或区别不同群体的标准是认同的核心特征。⑤汤普森(Thompson)批评“贴标签”的做法，即以社会不同领域发生的偶然事件作为标签来表征某一族群，如把穆斯林错误地等同于恐怖主义，等等。族群是人类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的最典型的分类系统，对族群的特征赋予社会意义就是对族群的分类。欧洲裔白人的族群认同是有选择权的，他们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族群认同而选择国家认同。而不同于欧洲裔的有色人种的族群认同是强迫的、不得不选择的。族群间的差异很少是中性的，它往往与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相联系，而且伴随着族群之间的对抗。
族群认同中的一般成分主要包括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社会参与和文化实践）等。而族群认同中的特殊成分则因具体族群的不同而不同，像族群文化，包括民俗、历史等，就是族群认同中的特殊成分。族群自我认同（也叫族群自我界定或族群自我标定）是个体为自己所贴的族群标签。在有关儿童的研究中，族群自我认同的主要任务是看儿童能否正确地标定自己的族群身份。具体地说，就是看儿童能否根据其父母的族群身份标定自己的族群角色。⑥由于青少年和成人对自己的族群身份非常清楚，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族群认同的主要任务是看其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族群标签。表面上看，这种族群标签的选择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但实际上它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因为有些个体在为自己选择族群标签时，并不是按照自己客观的族群身份进行选择的。
族群认同的不同成分之间有时是统一的、一致的，但有时并不一致。一个人可以为自己选择相应的族群标签，但是从内心讲，他可能对自己所选择的族群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因而在研究族群自我认同时，有必要同时考察个体的族群自我归属感。个体的族群自我归属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予以测定，像“我的命运和前途与我所隶属的群体息息相关”、“我对我的族群有一种强烈的依恋感”等都是研究个体的族群自我归属感的依据。通过对个体的族群自我归属感的测定，个体可以表达自己的类属意识，同时为自己贴上适当的族群标签。
族群态度也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成分之一。族群态度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之分，积极的族群态度往往表现出积极的族群认同，消极的族群态度往往表现出消极的族群认同。持积极的族群态度的成员能够积极地看待自己的族群身份，为自己的族群身份感到自豪；持消极族群态度的个体以悲观、颓丧的心态看待本族群的一切，他们对本族群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充满了自卑，有时甚至为自己的族群身份感到耻辱。
在研究族群认同时，许多研究者往往将族群成员的社会参与和文化实践作为衡量族群认同的指标。由于社会参与和文化实践的外延相当广泛，因此族群卷入本身包含许多变量。像语言的使用、人际交往的范围和偏好、宗教礼仪和文化习俗的操守等都是衡量族群卷入的具体指标。如果族群成员更愿意使用族群语言，并且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或家人也讲族群语言，那么表明他们在语言使用上的族群卷入程度较高。人际交往的范围和偏好主要是指通过了解个体的人际交往圈以及本族群朋友的数量来了解其族群认同的状态。宗教礼仪和文化习俗的操守状况主要是用来衡量个体对族群文化的参与程度。当然，族群卷入除了包含以上指标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指标，如服饰偏好、大众媒介的利用和选择情况、饮食偏好等。
二、族群认同的发展阶段与模式
族群认同和自我认同与自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可以反映出该群体成员自尊的水平，如果一个群体有长时间遭受偏见、歧视和被压迫的历史，群体成员自尊的水平可能会比较低。群体成员自我意识明显地受人们对本群体评价的影响：如果评价是肯定的，则会提高群体成员的自我满足感，群体成员对群体行为的参与也会明显加强，人们可以得到一个安全的群体认同；如果评价是负面的、消极的，群体成员的卷入程度、满足感和对本群体的偏爱都会降低，甚至会否认与本群体的关系，贬低本群体的价值。西方的族群认同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最初，研究者往往只对少数族群、移民、难民、留学生和其他弱势群体的认同研究情有独钟，伴随着对弱势族群认同研究的热潮，西方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族群认同研究的模式来解释特定族群的认同发展状态。
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认同的形成是青少年时期个体不断探索和承诺的结果。通过探索和承诺，个体就可以在重要的认同领域（诸如性别、生涯、宗教、政治定位）中获得承诺能力和决策能力。菲尼发展了埃里克森的认同发展理论，提出个体的族群认同主要经历4个阶段，即：(1)弥散性阶段，个体表现出较少或不关心自己的族群认同；(2)排斥性阶段，个体表现出对本族群特性的关注，父母的影响开始内化；(3)延迟阶段，个体继续探索本族群的特性，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会经历深度的混乱；(4)整合阶段，个体把族群认同成功地整合到他们的自我概念之中。⑦个体的自尊是该理论的主线，它可以影响个体认同的发展阶段。上世纪70年代格罗斯(Gross)提出了黑人族群认同的发展主要分为5个阶段：(1)前遭遇阶段，个体向单个群体认同形成的过程；(2)遭遇阶段，即重大事件使个体的群体自我意识发生改变；(3)浸入和浮现阶段，先前的认同与新的认同发生冲突；(4)内化阶段，接受新的认同；(5)承诺与信仰阶段，把族群认同整合到日常生活之中。
菲尼与格罗斯的认同发展阶段理论都与个体的自尊水平相关联：在前遭遇阶段个体的自尊水平最低，后来不断提高，在承诺与信仰阶段个体的自尊水平最高。1991年格罗斯又修改了他的认同发展阶段理论。他相信，社会情景可能扮演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人们在有些情景中由于积极的自我作用，会加强他们的族群认同；在另一些情景中，与个体相关的族群认同不会得到加强，甚至会削弱，有些个体知道自己是黑人或美国印第安人或属于其他少数族群，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探讨其意义，因而个体的认同是不明显的。帕勒姆(Parham)和赫尔姆斯探索了美国黑人在心理上“变黑”（认同黑人）的过程。他们通过研究发现，支持白人、反对黑人和支持黑人、反对白人的学生的态度与他们个人经历的不幸相联系：黑人对族群认同的态度与他们自我实现的程度呈“正相关”，与他们的自卑体验和焦虑水平呈“负相关”。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族群认同对黑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从黑人青少年调查样本中发现，种族特征是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我发展与黑人的认同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关系，自我发展较强的人同样会强烈地关注他们的族群认同，自我发展较弱的人则更多地随着群体其他成员的解释来定义自己。自尊与黑人和白人青少年的族群认同有关系，有较强自我意识的黑人孩子也表现出强烈的族群认同。黑人青少年的族群认同受其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在黑人占多数的学校里，黑人学生的族群认同比白人占多数的学校里黑人孩子的族群认同程度要高。卡特(Carter)也指出，少数民族青少年对族群认同意义的探索态度比白人青少年显得更为积极。这一结论可能意味着在种族不平等的社会里，自尊对少数民族是十分重要的。
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归属于彼此不同的种族群体之中，因而族群认同理论涉及到归属的心理过程。有些学者使用种族认同和族群认同时并不加以区别；也有些学者强调族群认同从属于自我概念，是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习俗和行为方式之上的自我概念，个体在族群认同过程中获得适应环境的知识与能力。种族认同涉及由祖先遗传下来的生理上的特征，部分人因此获得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另外一些人却因为祖先遗传下来的生理特征而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因此，种族认同是根据容易辨认的生理特征而使人们类型化的，是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强行分类的。相反，族群认同是可以选择的，更多地是人们对文化、宗教、习俗或共同的社区和社会阶层的认同。⑧
学者们认为，美国黑人经历了具有创伤性的种族社会化即种族主义的伤害，他们的族群认同模式研究大都集中于美国黑人的认同形式。对有色种人来讲，内化了的种族主义降低了自我和群体的价值，觉得自己总是不如白人；对白人来讲，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种族主义使他们相信白人比有色种人优秀，他们所获得的特权是应该的、值得的，结果使有色种人和白人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并强化了各自的种族认同。赫尔姆斯认为，认同是一个包含着复杂的认知、情感因素的图式，通过图式加工关于种族和族群的信息，图式的功能及其发展过程对所有的种族群体都具有普遍意义，从图式可以测定出认同的不同维度和发展水平。图式的发展是动态的、动机驱动的过程。⑨在把族群认同看作心理发展过程方面，学者们的主要共识有：(1)认同的发展是个体水平的，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内在的心理过程；(2)发展的关键是个体努力探索和定义自己与种族群体之间的关系；(3)认同图式发展良好的标准是，个体能够克服其他群体和社会的普遍规则强加于他们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族群认同图式理论是关于自我发展的理论，个体的自我感知与他们自己的群体有关，自我图式与人格发展之间有广泛的联系。因此，它与社会心理学中的自我图式理论是相似的。赫尔姆斯提出有色种人认同模式的发展过程由6个平衡图式发展的因素构成，即一致性(conformity)、不协调(dissonance)、浸入(immersion)、浮现(emersion)、内化(interlization)、整合意识(integrative awareness)。“一致性”是指有色种人没有理解种族社会化对他们的不利影响，也没有认真思考把他们定义为“非白人种族”对他们的不利影响；“不协调”是有色种人对种族自我和自己群体的认识相矛盾；“浸入”是指由于白人和白人文化的诋毁，有色种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退缩到他们自己的种族群体中；“浮现”是指与其他有色种人群体之间在文化上相互接纳；“内化”是指经过不断努力后对自己群体的积极、肯定的认识，有色种人可以客观地理解自己群体和白人群体的族群问题；“整合意识”是指将不同的族群认同整合到有色种人的自我概念以及关于他人的概念之中。⑩与此同时，学者们也研究了白人的族群认同模式，这一模式与有色种人的族群认同模式是相联系的，它也是一个动态的、可以测定的过程，包括接触(contact)、分裂(disintegration)、再整合(reintegration)、伪独立(pseudo-independence)、浸入—浮现(immersion-emersion)、自治(autonomy)等6个方面。“接触”是指缺乏关于自己或白人群体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的自我意识；“分裂”是指一种矛盾的识别心理，即对白人群体成员识别的两难和混乱的心理过程；“再整合”是指把自己从心理和生理上与族群具体事件分离开来，理解有色种人和白人的理想；“伪独立”是指对白人特权和自己作为获益者的理性化的理解；“浸入—浮现”是指对白人进行再定义，避免从白人特权中获益，以分享相似种族意识的白人群体取代所谓“坏”的白人群体；“自治”是指族群认识不断发展，认识到不利于族群认同发展的因素并试图克服它们。
有关族群认同的研究最初往往以美国黑人为研究对象，因而与对美国黑人族群认同发展的研究相比，有关亚裔美国人族群认同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由于亚洲包括许多国家，因而有关亚裔美国人的族群认同研究也就显得比较零散。D·休(D.Sue)和D.W·休(D.W.Sue)于1971年最早提出了美籍华人大学生族群认同发展的模式，用以解释其在现实中的不同表现。他们将美籍华人大学生按照族群认同的发展情况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这类人认同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他们抵制来自异文化的压力，始终坚信“老一套”(oldway)。第二类人是边缘人(marsinal person)。这类人试图通过“同化”的方式融入白人社会，他们拒绝中国的传统习俗和价值观，内化了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的消极态度，并且有可能形成自恨心理。第三类人是亚裔美国人。他们在认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积极的族群认同，并且具有清醒的族群意识和政治意识。(11)
有关亚裔美国人族群认同发展的这些早期模式大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首先，它们对于个体如何从一个认同阶段发展到另一个认同阶段并未给予明确的解释。尽管这些模式对认同发展的每个阶段的特点都予以界说，但它们只代表了一种静态的水平，而不是一种动态的认同发展过程。其次，早期的这些模式只是对某一类亚裔美国人的认同发展状况进行了界说，因而能否把它们推广到所有的亚裔美国人中受到人们的怀疑。
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有些学者又陆续提出了一些亚裔美国人的认同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大都将族群认同的形成看作具有阶段性的、从偏离到常态的动态发展过程。金(Kim)运用定性的叙事体研究方法(qualitative narrative approach)，通过对三代美籍日本妇女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有关亚裔美国人的渐进的族群认同序列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认为，经过5个阶段的发展，亚裔美国人从偏离的族群认同发展到常态的族群认同发展状态：(1)民族意识阶段(ethnic awareness stage)。这一阶段始于3-4岁，在这一阶段，儿童的家庭成员是儿童行为的榜样。在这一阶段儿童到底是形成积极的族群态度还是中性的族群态度，依赖于监护人对儿童传授的族群知识的类型和数量。(2)白人认同阶段(white identity stage)。当儿童进入学校后，同伴和周围的环境会向儿童传达一些带有偏见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尤其是带有族群偏见的信息，会对儿童的自尊和族群认同产生消极的影响。儿童开始意识到自己和白人的差异，他们开始自责，并且渴望摆脱自己的族群而认同于白人社会。(3)社会政治意识的觉醒阶段(awakening social political consciousness)。在这一阶段，儿童往往会放弃一些原有的观念而采纳一些新的观念，而这些新的观念往往与儿童日渐高涨的政治意识有关。金认为，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往往会加速儿童政治意识的觉醒，社会政治意识觉醒的结果是儿童放弃了对白人社会的认同。(4)亚裔美国人意识的重新定位阶段(redirection to Asian American consciousness)。在这一阶段个体重建自己与亚裔美国人的联系。随着亚裔美国人自我意识的高涨和族群自豪感的增强，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愤慨成了他们这一阶段族群认同发展的确定主题。(5)统合阶段(Incorporation stage)。这是族群认同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积极的亚裔美国人意识，与此同时，他们也能以尊重和欣赏的态度看待其他少数族群的文化。(12)
三、族群认同的测定与研究方法
圣地亚哥—里韦拉(Santiago-Rivera)指出，族群认同是多维度的，它由以下成分构成：自我认同或自我标签；对自己文化的知识，包括语言、习俗、价值、信仰、格言；族群态度和对群体成员的感情；流利的语言。尤其要注意的是，如果仅选择一个因素，测定可能会很受限制，而且也不能进行比较研究。在单个时间点进行测定，不可能用测定静态概念的方法获得一个动态结构。例如，如果族群认同是情景化的，并随时间或背景而改变，那么，测定得到的只是被测定者在一般情景中某个时刻或某个阶段的结果。(13)
族群认同的测定和评估必须能说明人们的出生背景、主观喜好、族群取向和文化行为取向、各种情景和背景对他们的族群认同的影响程度。使用单一的结构如出生地或个人的自我标签，不足以考察认同对生活的全部影响。特林布尔(Trimble)以这种观点编制了一个族群认同的测定模式，它包括出生背景、认知、行为和情景等测定维度。(14)主观标签的应用只是这一测定程序中的一部分。个体认同的深度包括其他很多文化适应变量、个体在文化中的地位、自我投入、价值取向、角色模式、喜好的参照群体以及对文化和宗教活动的参与程度等。强调情景性背景给测定的方法论提出了挑战：人们会发现，自己在一天中所处的情景有相当大的变化；个体可能随时改变对某个群体的认同程度，以适应另一个族群背景中未知的规则；在多元文化社会中，个人可能随时做出选择，以适应双文化或多元文化的族群社会，这种可能性所提出的特殊的测定问题无法由传统的调查方法解决。
族群认同可以通过自我标签来传递，自我标签可以是象征性的或非象征性的。早先的假设认为，自我标签与个体对参照群体的认可紧密相联。但是，在象征性的认同中，这些成分是可以彼此分离的。测定很简单：从一个目录中选择一个标签，使用叙事性研究或由儿童选择图片或玩具来识别自己。大部分测定族群认同的方法几乎都不可能评估“认同”随着情景的变化而产生的波动性。个体对一个族群的认同是不稳定的和可变的，族群认同会因为环境和社会背景的作用，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在一些情景中，人们认同那些与背景相联系的重要人物，而在随后的一些情景中，由于族群在不同情景中对个体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个体就有可能做出迥异的行为。当个体改变自己的行为时，他们可能或多或少地改变自己与群体的联系水平，处于从完全消极、微弱的联系到强烈认同的变化之中。因此，个体的族群认同强度会随着社会背景或情景而发生波动。
奥廷(Oetting)和博瓦斯(Beauvais)提出了一种矩形文化认同理论和相应的测定手段来评估文化认同。这种方法的基本假设是，文化认同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线性现象，文化的各个方面是彼此独立的，对一种文化认同的增强并不会导致对另一种文化认同的降低。例如，一个人可以同时高度认同两个文化群体，也可以不认同任何文化群体。因此可以说，个体能够认同两个、三个甚至四个文化群体，并且不会使自己的文化认同迷失方向或使自己感到困惑。奥廷和博瓦斯创立了一系列测定项目，允许个体独立表达对几个文化群体的认同。他们认为在大范围的成人调查中，评估文化认同时只需要两个项目：(1)你是以……方式生活吗？(2)你是否成功的以……方式生活？可以增加其他项目的评价，如传统、参与文化事件、语言偏好、家庭、长辈认同等，以此来增加测定的领域和效度。(15)
使用认同测定增进了我们对少数民族被试者的理解，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史密斯(Smith)强调，族群是一个很难测定的概念，因为族群认同并非始于国家，族群认同可以先于国家认同。编制族群认同量表的努力默认了一个假设，即：人们有一个可以属于自己的族群。菲尼提出了一个模式，向我们展示了决定族群认同的许多变异成分。这个模式是一个连续统，它的一端代表高、强、稳定的认同，另一端代表低、弱和不稳定的认同。一个有高度族群认同的人，他有高度的自我认同、参与族群的行为和活动、对本族群的正性评价，他承认属于该群体，与该群体成员一起很快乐。(16)菲尼的模式集中反映了大多数族群认同测定所使用的方法。
研究者们都敏感地意识到克拉克(Clark)提出的“布娃娃选择技术”。黑人孩子基本上喜欢选择白人布娃娃，这说明黑人孩子比较认同白人而不是黑人。克拉克的研究尤其是他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尽管意识到有缺陷，但仍有人在使用这一技术。许多研究都重复了克拉克的研究设计和步骤，他们的发现揭示了年轻黑人女性比年轻黑人男性更可能认同黑人布娃娃。笔者认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可能导致了这些结果，在使用“布娃娃选择技术”得到的结果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研究族群归属感时，一般是以内群体作为参照群体来衡量个体对内群体的归属感。但是有些研究者往往独辟蹊径，以外群体作为参照群体，通过研究个体对外群体的排斥状态和距离指数来研究族群归属感。族群归属感本身是族群认同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分，但是由于它比较抽象，因而在使用调查法研究族群归属感时，很难用具体的项目来表达，以致有关族群归属感的研究往往可信度不高。研究族群态度的方法有直接测定法和间接测定法。直接测定法往往运用调查的形式来研究族群成员的族群态度；间接测定法主要运用形容词来评定，让被调查者对自己和自己所隶属的族群予以评定。当然其中往往要运用一定的控制技术来呈现被评价的对象，比如通过语言或口音的变化，或者借助具有族群外显特征的服饰、颜面特征等研究个体的族群态度。缺乏积极态度或出现消极态度往往是被调查者具有消极族群态度的一种表现，这种消极态度主要包括不悦、有自卑感、有隐瞒族群身份的想法等。当然，在运用调查方法研究族群态度时，有时也运用间接测定的技术。比较常用的一种测定技术是假定有重新选择的机会，看被调查者是否仍然愿意作为本族群的成员。如果愿意，则表明被调查者有积极的族群态度；如果不愿意，则表明他持有消极的族群态度。
认同是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得到的。个体在参照群体内通过直接互动得到关于族群的抽象概念。族群的结构及其社会和政治含义是通过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得到的。但是，有些族群的认同是在压力和创伤性经历中建构起来的，族群认同受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在强势文化背景中的同化和适应反映了群体内压力和紧张的过程。从文献中可以看到，认同测定中的许多变量都能在文化适应测定中找到。在分析变量时，需要考察人们对一系列项目的反应，这些项目可以评估少数民族从主流文化中获得的元素和他们仍在运用的本族群文化的元素，以及在两个文化群体中的参与水平。
注释：
①参见G.Bernal,J.K.Trimble,Handbook of Racial &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SAGE Publications,Thousand Oaks,London,2003,pp.239-243。
②参见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5页。
③参见J.Phinney,"Ethnic Identity",in A.E.Kazdin (ed.),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54-259。
④参见J.Carla,J.Reginald,"Racial Identity,African Self-Consciousness,and Career",in Decision Mak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Women,Journal of Multie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1998,pp.28-36。
⑤参见J.E.Helms,"An Update of Helm's White and People of Color Racial Identity Models",in J.Ponterotto,J.M.Casas,L.A.Suzuki & C.M.Alexander (eds.) ,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Thousand Oaks,CA:Sage,pp.181-198。
⑥参见F.Aboud,"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and Attitudes",in J.Phinney & M.Rotheram(eds.),Children's Ethnic Socialization:Pluralism and Development,Newbury Park,CA:Sage,1987,pp.32-55。
⑦参见J.Phinney,"Stage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in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1989,9(1-2),pp.34-49。
⑧参见T.Parham,"Cycles of Psychological Nigrescence",in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1989,17 (2),pp.187-226。
⑨参见J.E.Helms,"Implications of Behrens(1997) for the Validity of the White Racial Identity Attitude Scale",i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1997,44(1),pp.13-16。
⑩参见J.E.Helms,"Implications of Behrens (1997) for the Validity of the White Racial Identity Attitude Scale",i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1997,44(1),pp.13-16。
(11)参见Derald Wing Sue,David Sue,Counseling the Culturally Different:Theory and Practice,John Wiley & Sons,INC.,USA(Third Edition),1999,pp.126-163。
(12)参见J.Kim,"The Process of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Development:A Study of Japanese -American Women's Perceptions of their Struggle to Achieve Personal Identities as Americans of Asian Ancestry",i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1981,42,1551A(University Microfilms NO.81-18080)。
(13)参见A.L.Santiago-Rivera,"Ethnic identity",in J.Mio,J.Trimble,P.Arredondo,H.Cheatham & D.Sue (eds.),Keywords in Multicultural Interventions:A Dictionary,Westport,CT:Greenwood,1999,pp.107-108。
(14)参见J.Trimble,"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Ethnieity and Ethnic Identifyic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Drug Use Research",in G.Botvin,S.Schinke & M.Orlandi (eds.) ,Drug Abuse Prevention with Multiethnic Youth,Thousand Oaks,CA:Sage,1995,pp.3-27。
(15)参见E.R.Oetting & F.Beauvais, "Orthogonal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ory: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Minority Adolescents",in International Jouenal of Addiction,25 (5A-6A),1991,pp.655-685。
(16)参见Phinney,"Ethnic Identity and Self Esteem:A Review and Integration",in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1991,13(2),pp.19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