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传播论文,出路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困境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文化强国”理念，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而文化强国的建立，与先进的文化传播体系密不可分。“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①本文试就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出路问题，做一探讨。
一、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的特点
全球化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具有丰富内涵，它发轫于经济领域，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蕴，已经产生了强烈的文化效应。
经济全球化是指以资本为主体，凭借发达的高新技术手段，促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使世界各国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等各种经济活动打破传统国家地域限制，从而将整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②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全球化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③但它的意义远非如此，全球化绝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它已经凭借经济的全球化运行，广泛渗透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巨大的影响。
全球化已经产生强烈的文化效应。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交流必然带动文化交流，经济与文化互依、互动、共存的内在关系日益显现，文化与经济的共融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汤姆林森认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④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也认为：“全球化包含了这样的压力，它迫使社会、文明和传统——既包括‘隐蔽的’传统又包括‘发明的’传统——的代言人转向全球性文化场景(the global cultural scene)，寻求被认为与他(它)们的认同相关的思想和象征。”⑤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文化传播全球化有深刻的全球化背景。一方面，当今全球化的发展，使人类社会生活超越原有的地域和空间限制，人类的实践活动和思想活动的环境发生大大改变，文化的主体、载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因而文化是在全球传播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出现，能够使信息瞬间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人类和文化跨时空交往，特别是国际传媒公司的出现，推进文化传播的全球化步伐，更带来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的冲突、整合和融合，从而产生新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这即是当今时代文化传播全球化的客观状态。⑥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呈现以下特点：(1)文化传播范围广。每一种类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不会固守在特定区域，都不会静止、封闭发展，都不会离开世界范围内的开放和传播，这是文化发展变化过程中的自发的现象和规律。在全球化时代，每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域的大门自动敞开，每一种类型的文化都积极、主动、自觉与异质文化沟通、交流、交融，使文化传播冲破原有的地域和国界限制，走出民族文化的狭隘和偏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同。(2)文化传播速度快⑦。在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技术革新为文化的快速传播提供迅捷而新颖的物质载体。互联网的使用，极大地促进文化传播的速度；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裹挟着文化价值观在全球快速游走。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引发文化交往的全球化，文化传播的速度加快，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达到即时共享的程度。(3)文化传播强度大。在全球化时代，与其说是文化传播，倒不如说文化冲击更准确。不同类型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个性形态，在全球化冲击下一齐摆放到同一个平台，形成世界性的交流和碰撞、冲击，不管对本土文化、异质文化采取什么态度，都难以避免异质文化的冲击甚至被淹没，特别是对弱势文化来说，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几乎无招架之力。所以说，“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霸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实。所谓文化霸权，就是一些西方强势国家，尤其是美国打着文化普遍主义的旗号，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肆意地渗透和入侵到其他民族文化当中，不考虑其他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中断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从而使整个世界的文化同质化，使全球文化朝着单一的向度发展”。⑧文化霸权主义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强度的典型特征和集中体现。(4)文化传播多样性。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世界主要文明来说，很早便形成多种类型。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把当代世界文明分为8类，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⑨在全球化时代，概括文化发展的特征，首先也是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标志和表现，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世界多样性的主要存在方式。这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的主要存在方式，是世界各国的地域文化形式维持其存在的主要特征，也是文化传播在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传播之困境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文化传播能力大大增强，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文化传播力发展很快，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传媒大国。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化传播却面临现实的困境。
第一，西方传媒大国传播力强，中国传媒传播力弱，这是中国文化传播面临的最大困境。在当前全球化文化传播体系和格局中，西方大国的一些大型跨国传媒集团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优势，利用资本市场的威力，把传播的触角伸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因而成为主导者。西方传媒强大的传播力、渗透力挑战着中国的传播环境、国家形象、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而挑战中国的传播能力。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大大增强，中国的传播实力相对于自身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国际传媒巨头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06年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仅相当于全球传媒总产值的3%左右，从传媒产业与GDP的比值来看，中国广告经营额约占中国GDP的0.93%，中国传媒产业约占中国GDP的2.2%，而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平均水平是，广告经营额占该国GDP的2%，传媒产业占该国GDP的5%。”⑩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国传媒传播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在全球文化传播格局和体系中改变“西强我弱”的局面既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举手之劳。
第二，中国的文化传播体制落后。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是滞后的。这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力较弱、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内在的、根本的原因。当前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的主导思想是：“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相结合”，“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电视台相结合，系统内和系统外相结合。”(11)也就是说，“国家目前仍然在对外传播行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决定传媒的报道计划，批准和资助传播内容、促成传播过程、甚至评估传播的结果。”(12)这种传播体制的特点是国家政府对传媒微观管理多，宏观管理少；最大的弊端是国家对传媒管得太死。在文化传播全球化时代，这种文化传播体制导致中国文化传播力弱、时效性差，既影响传播者的形象和可信度，也影响传播的效果。在2002年冬天到2003年春天，中国曾经发生“SARS”疫情。初期，中国媒体对疫情的报道和传播迟缓，结果导致谣言四起，公众因此产生巨大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国外媒体借机抢先负面报道并借机发挥，并且纷纷指责中国隐瞒疫情不加以报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迟缓甚至“失语”不仅使中国政府和传媒的对外传播由主动变为被动，而且破坏了中国政府和传媒的形象和公信力。(13)这一事件的发生，不能不说是落后僵化的“事先预防”的管理体制造成的。很显然，这种封闭、僵化、落后的传播体制与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的开放、快速、新颖要求是相悖的。体制性约束是目前中国文化传播力弱的根源之一，也是中国文化传播面临的困境。
第三，传播模式、方法和手段僵化。中国文化传播的目标是把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先进文化范式和体系输出到接受国，使接受国了解中国，并培养它们对中国的友善态度，创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以取得国际支持和合作，目的在于宣传自己，消除误解，在国际上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实现这样的目的，需要灵活的传播模式、多样化的方法、先进的手段。但是中国的文化传播模式“基本上是‘以我为主’的宣传型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传播主体主导，而将受众放在次要的位置上”。(14)中国媒体“在对内传播时总是乐于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发言。在对外传播时，仍然毫不避讳地充当起了‘官方发言人’的角色”，(15)甚至在对外文化传播中也经常流露出中国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经常出现套话、空话、政治术语；在语言表达上缺乏灵活性，一贯采用说教式的传播方法；在典型人物特点塑造上，有着典型的“中国式的刻板僵化印象”，也就是说，我国通过选择一些典型人物形象传播中国文化，但是存在明显的“类型化思维”，即总是把一些人物归类于某一个阶层、民族、道德和意识形态。(16)比如，在报道地震这一自然灾难时，中国媒体往往坚持“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立场和原则，这样做有历史合理性，但是这种“以我为主”、“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模式很容易产生负面问题，极容易导致报喜不报忧，甚至对负面新闻充耳不闻、视而不见。(17)这些情形很容易让国外受众反感、厌恶，甚至误解中国，达不到传播效果。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传播模式、方法和手段的研究事关中国对外传媒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事关中国对外传媒的发展生存问题，也决定着中国文化传播力的高低。
第四，传播内容选择缺乏针对性。中国的文化传播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在内容选择上有一个特点：主观倾向性很强，总是强调“我想让你知道什么”、“你应该知道什么”、“你应该学会什么”(18)，没有充分认识到受众的愿望、意图和心理认同、接受是文化传播的目标。这种思维惯性，使中国国际传媒往往更多关注“主流文化”、“高层政治文化”、“民族文化”，而且带有普遍化倾向，却忽视了受众人数众多，成分复杂，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相异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比如，有些报纸、电视中经常会宣扬主流，报道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报道先进人物在灾难面前舍己为人，为了抢救其他群众的生命或者国家集体财产，而牺牲自己孩子或者自己的生命。这种传播内容的选择在国内报道尚可，中国的受众能够认识到他是一个“正面典型”，符合正面报道原则，而这样的新闻对西方的受众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因为典型人物的这种做法违背西方人把生命视为第一位的价值原则，这种传播内容的实效性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不研究受众的特点，不加分析一味“以正面宣传为主”，关注视角狭窄，传播内容重复，特别是忽视外国受众的需求、兴趣和价值观，忽视传播内容的多维性、合理性，导致了中国的文化传播信息量少，可欣赏度低，吸引力差，主观色彩和说教味浓厚，内容缺失针对性，不仅外国受众，而且中国受众也会半信半疑，传播效果很差。
总之，无论是在传播管理体制，还是在传播理念、传播模式、方法手段、传播内容的选择等方面，中国的文化传播都还存在许多问题，至今仍未形成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相称的传播局面。
三、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传播困境之突破
面对现实困境，中国政府、中国执政党和中国传媒业都在寻求突破之策。笔者认为，可以选择如下的路径突破困境。
第一，提升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缩小和西方传媒传播力的差距。这是突破困境的根本之举。在影响文化传播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文化传播力增强的硬道理。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尽管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和国内的一系列自然灾害，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一直位于前列。“从1978年到2010年，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稳步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于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26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000多美元”(19)，正如法国学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所说：“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13亿)，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内(25年)，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8%～9%)。”(20)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还在其著作的“引言”中说：“明天，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1)国家的文化传播力与经济实力是相对应的，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才会有强大的国际传播体系，才能在国际文化传播格局和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巩固其在世界传播舞台上的地位。
文化传播技术是文化传播力的核心。“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独特魅力的文化内容，也取决于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22)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技术的提高主要是指信息技术，网络媒体是当代传播范围最广、速度最快的传播载体。“从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16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中国是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截至2010年11月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4.5亿人，年度增长率为20.3%。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33.9%，已经超过了30%的世界平均普及率。”(23)可以看出，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虽然超过世界平均普及率，但是中国普及水平还是落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数字穷国”。国家一方面要加大对网络技术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还要鼓励多方社会力量投资，才能改变“数字穷国”局面。只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有利机遇，加速吸收、消化和利用信息技术，才能实现文化传播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增强中国先进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破解文化传播实力“西强我弱”的关键。
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复兴是全方位的，其中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文化复兴的内涵十分丰富，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竞争十分激烈，文化传播实力的大小对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至关重要影响。所以，在信息全球化时代，通过提升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缩小和西方传媒传播力的差距、增强中国传媒的传播力是扩大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第二，更新文化传播理念，改革文化传播管理体制，建立有效、合理的传播机制。首先，要更新文化传播理念。现实之惑要求中国改“以宣传为本位”为“以传播为本位”，变“文化宣传”为“文化传播”，变“政治话语”为“民间话语”、“学术话语”，而且应该根据受众选择、探索和研究合适的话语体系。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应主张强行对受众灌输，而应注重对受众的心理渗透，使之接受和认同。其次，要改革文化传播管理体制。在中国的传播体制改革实践中，国家和政府的职能要转变：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国家和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对各种文化传媒的宏观管理，加强对文化传播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有效整合各种媒体，引领其健康发展，使之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阵地；另一方面使中国传媒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这样，既提高国家的宏观监控能力，也为中国传媒提供较自由自主发展的平台，“着眼于活力、能力、创造力、创新力”(24)，中国媒体藉此可以摆脱体制性约束，实现灵活自由的发展。当前，中国文化传播面临着重要挑战，不仅要与国内的各种非社会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传播竞争，而且更要与国际社会中的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文化传播竞争。中国媒体的竞争对手十分强大，特别是那些跨国传媒集团，它们往往拥有较大程度的传播自主权，行动迅捷、嗅觉敏锐。中国必须在传播体制方面进行改革，才能在传播的快捷性、时效性方面与西方传媒一决高下，才能在国际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最后，自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提升中国传媒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资本已经进入媒体，媒体市场化管理势在必行。中国传媒应改变运作方式，自觉规避计划经济的弊端，提高竞争力。中国传媒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给中国传媒带来希望。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市场中求生存，减少对国家政策和政府保护的依赖。中国传媒应该独立于权力与资本之间，把“自由”和“责任”视为一对相伴相生的永恒命题；遵循传播规律，又能驾驭市场风浪，在传媒市场竞争中自立自强。
第三，研究文化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模式、手段和方法。文化传播是有规律的过程。文化的传播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区的辐射和渗透，强国文化往往被更多地关注和传播，“器”文化层往往比“道”文化层更容易传播和被接受，信仰文化有着巨大的传播力，文化的传播程度与文化本身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文化载体对文化的传播有重大影响。(25)由此看来，中国文化属于弱势文化，对其认同和传播面临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在全球化的今天，强大的文化就是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反映其国际竞争力，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在当今时代，哪个国家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哪个国家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哪个国家就能更有力影响世界。因此，要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运用现代技巧增强文化的表现力”(26)，创新传播方式、手段和方法，根据文化的不同层面来选择不同的路径。因为“器”文化比“道”文化更容易被传播和接受，所以要区分文化中的“道”与“器”，中国文化中的“道”是指蕴含在中国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信仰基础上的各种文化产业、文化商品、文化服务则是指“器”。所以，在中国文化传播中，要避免直白、直接宣传中国文化中的“道”，要把“道”转化为“器”，发展文化产业，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商品和服务——电影、电视节目、书籍和音乐，除了娱乐，还天然地蕴含中华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信仰，受众会在观赏电影、收看电视节目、阅读书籍、欣赏音乐的同时不自觉地被潜移默化。可见，与其直白地宣传中国文化，不如输出文化产品、商品和服务。在这方面，美国是最典型的例子。《泰坦尼克号》、《哈利波特》、《阿凡达》、《狮子王》、《玩具总动员》等卡通片，不仅创造了全球票房奇迹，同时也把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感输出到全世界；中国的青少年儿童在麦当劳、肯德基餐厅就餐的同时，就已经接受了美国文化；中国学者、学子们在大量阅读被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时，就已经在开始接受西方思潮；中国青少年们在模仿麦克·杰克逊的同时就是在开始接受美国文化。美国文化传播和接受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润物细无声”，美国正是借助于多样化的文化载体，获得文化霸权，在成为经济强国的同时，成为文化强国。美国在对外文化传播时，非常注意传播技巧，善于把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隐藏在貌似娱乐、公正、客观、中立的文化产品、商品和服务中，善于运用最佳的传播技巧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美国主流媒体利用大众传播内容所具有的特定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形成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培养’效果。美国的传播媒介在总体上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利益、观念和价值，其传播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形式传达给受众，塑造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28)
美国的传播理念是：“winning heads and minds”(赢得大脑和思想)。美国利用这种理念成功实现对全球的控制，但是中国还没有形成和确立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念和策略战略，这制约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借鉴学习美国的传播理念，实现传播理念创新，选择先进的传播手段，运用传播技巧和方法策略，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第四，研究受众特点，根据受众特点选择传播内容。“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受众因其意识形态、文化背景、接受习惯的不同而显现出更大的选择上的差异。”(29)受众不是被动接受信息，其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接受习惯决定受众对传播内容的选择性接受。为了改变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中“西强我弱”的局面，中国传媒首先应该研究受众，了解受众特点，掌握受众的文化背景、接受习惯、信仰和其意识形态，根据受众特点选择特定传播内容，面向不同的受众进行传播，满足不同受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增强文化传播效果。
如前所述，许多学者把世界上的文化划分为很多类型。不同的文化类型之间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方面肯定有差异。美国一位学者把文化差异划分为四个层次：(1)没有文化上的差异，两个国家语言也相同，如美国和加拿大。(2)很小的文化差距，国家之间具有相同的语言，如美国与英国、澳洲等，比较容易沟通。(3)中等程度的文化距离，国家之间具有相同的文化渊源，不同的语言，如美国与欧洲国家，共享西方文明，但是语言不同，差距较大；又如中国与日本、越南、韩国，虽然享有共同的儒家式文化，但是语言不同，文化差异还是比较大的。(4)大的文化差距，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不同的语言，如中国与美国、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等文化差距就比较大。(30)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善恶标准、信仰，会坚持不同的意识形态。研究各国受众的文化背景，精心细致研究中国文化与其他类型文化的差异与相融之处，把意识形态、价值观转向融合之处，寻找两种文化的结合点，选择契合受众的认知心理、情感心理、审美心理的内容有针对性、有目的地传播。一方面，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要关注不同文化类型的差异，避免文化传播发生的冲突，否则传播效果适得其反。比如，《西游记》作品，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动画片或者书籍，由于猪八戒这一形象的原因而不适合在阿拉伯文化国家和地区传播；另一方面，传播者要研究不同文化类型的共性，寻找不同文化类型的共通之处。“文化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对于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接纳意识。因此在宣传中应以文化共性为基础，逐渐打开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31)比如，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大陆韩剧盛行，根源之一就在于韩国选择了与中国的伦理、道德一致的内容；再如，“花木兰”本来是一个中国故事、中国元素，但是为什么会风靡全球？迪斯尼在拍摄《花木兰》时，运用好莱坞的技巧，且进行全球化转换，把花木兰“变成了一个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观念接受的，父女间有着双向的爱，以荣耀家庭为责任的女性发现自我的故事，而不再是原来那个只强调单方面的付出的孝女的传说”。(32)也就是说，即使中美之间、中国和世界各国文化背景、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相异，但是代表人类共同利益和发展方向的、先进的文化范式是全球人类共同的追求。程曼丽认为，只有当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中国文化软实力才真正提升了。(33)所以，中国的文化传播只有选择先进的文化范式来阐释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才能让世界接受，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才能在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总之，在全球化的今天，强大的文化就是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在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过程中，我们必须加快构建技术领先、理念新颖、手段先进、方法方式灵活、覆盖全球的文化传播体系，增强当代中国的文化影响力。
①张骥等：《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3页。
②参见傅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及其传播路径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③[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6-57页。
④引自傅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及其传播路径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⑤[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⑥参见傅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及其传播路径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6-127页。
⑦参见李荣海：《论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兼论文化发展中的安全对策》，《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⑧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⑨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4-26页。
⑩张骥等：《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
(11)杨伟光主编：《中国电视论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
(12)姜鹏：《全球化时代中国对外传播之策略思考》，《新闻知识》2006年第1期。
(13)参见魏明：《全球信息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第180页。
(14)姜鹏：《全球化时代中国对外传播之策略思考》，《新闻知识》2006第1期。
(15)郭赫男：《球土化：中国对外传播的现实路径选择》，《新闻知识》2007年第2期。
(16)魏明：《全球信息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81-182页。
(17)吴立斌：《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68-469页。
(18)参见黄敬捷：《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传媒如何应对挑战》，《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9)引自空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中心：《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675974.html。
(20)[法]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当中国改变世界》，姚海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5页。
(21)[法]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当中国改变世界》，“引言”。
(22)张骥等：《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3页。
(23)张楠：《国新办主任王晨：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超世界平均水平》，http://news.cntv.cn/20101230/110791.shtml。
(24)商志晓：《以社会有机体理论深化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5)刘宽亮：《关于文化传播规律的思考》，《运城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6)李君如：《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几个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7)张骥等：《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28)程曼丽：《论中国传媒在世界传播格局中的崛起》，《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4期。
(29)转引自郭赫男：《球土化：中国对外传播的现实路径选择》，《新闻知识》2007年第2期。
(30)廖华英、鲁强：《基于文化共性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1)陈娟、范葳：《全球化语境下现代影视传媒的文化转换》，《文教资料》2006年第3期。
(32)程曼丽：《论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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