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还应该是语文——兼与《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等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论文,还应论文,编辑部论文,中学语文教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语文教学大纲和新教材相对减少了应用文、科技说明文的含量，并推荐了背诵的古诗文篇目和课外阅读文学名著书目，显而易见，大纲提高了对中学生文学修养的期望值，这是无可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语文教学的基本性质、根本目的都发生了重建和改变，语文还是语文。大纲明确认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对于学生学好其他学科、今后工作和继续学习，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语文教学必须”“联系现实生活”，并仍然把“进一步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提高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发展学生的语感和思维，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放在“教学目的”首位，可见，语文是“基础学科”，语文教学是“基础”教学，语文教学要适应“现实生活”，这些根本原则没有变。史绍典老师说得对：“语文永远是语文”！
翻阅《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11期“教学理论与实践”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编辑部特别新闻综述《求索文学教育之路——中学文学教育座谈会综述》（下称《综述》），拜读之余，感慨系之。笔者觉得，“文学教育”专题的提法是不适当的，会给人以误导，“激发”起中国人好走极端的老毛病。《综述》中“文学教育”这一标新立异的概念已经在真理上多走了一步，这也罢了。在导言中，更掀起“涌动”的“热潮”，把整个语文教学改革规范为“以培养学生文学欣赏能力、提高学生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为主的语文教学改革”，将人们的“目光聚集到文学教育上”，这就走上了曲解新大纲和新教材编写意图，排挤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实践应用教学……从而否定“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的极端。编辑部请出并放在居高临下地位的名人主要是高中《文学读本》的主编、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教科院人士、著名作家、出版社编审，而且全是首都的，这些名家，出于对自身职业的崇尚，倾其全力支撑“文学教育”论，不惜讲过头话，有的借用“不仅……还要……离不开……”的句式强调文学修养，贬抑“物质家园”建设本领的学习，用“或者说”的手法抬轿子，认定“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在主渠道上要靠学习文学作品”；有的干脆直截了当以“文学”包揽“一切”，不但说“最基本的语文其实就是文学”，而且否定“理性”“对一个事物进行完整的概括”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甚至用“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的气概，咬定“一切真正的思想概括是在优秀的文学语言中”，“真正的思想教育是在文学当中”，“文学可以（其它学问不可以！——否则，这句话不就是废话？）把一个民族持久地联系在一起。”于是引导师生，以至引导全民族误解“语文”，认为语文即文学，忽略语言基础，无视实用语言的学习。
我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并不是杞人忧天。从《综述》的“初中就应以文学阅读为主”，“从小学开始加强文学教育，一直到高中形成完整的文学教育体系”，要求中学生“做鉴赏主体，在鉴赏中创造”，“通过练习掌握文学评论的基本标准”；到了它后面紧接着的栏目“问题之鉴”中的首篇，杜常善先生的《中国语文教育症结何在？》，就变成了“公务员打电报，一遭生两遭熟，中学完全可以不学”，“科技说明文的阅读与写作是他们进入专门教育阶段后能迎刃而解的东西，无需在基础教育阶段浪费时间与精力”，明确提出废止应用文和科技说明文的教学，同时还以“著名作家王安忆做现在的中学生卷子，无一题做对，王安忆的语文程度就是'0'分？王安忆冤枉否”的极端问题作为反证，否定整个“语文知识”考试的重要性。更有甚者：浙江一套初中语文实验本的某编者，明确提倡纯文学教育，主张课文的选用与否，纯粹以文学水平的高低为标准，马列等领袖人物的文章原则上不选，选入的文章如果不能一百年不倒的话，也要五十年不变；提倡只考作文（至多加考古文），反对一切识字教学、语法教学、应用文教学、说明文和议论文教学，无视实用文章的写作；提倡古代私塾式的多读多背，反对任何分析和理解，文后不留任何笔练作业；提倡以“人性（甚至婚恋性爱）”的情感启发阅读和写作的纯“情感教学法”，把“这以前”的语文教学斥之为“彻底误人子弟”，反对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话”。可见，《综述》的极端效应是存在的，严重程度是惊人的，亟需防范和引以为戒。
其实，问题涉及的“物质”与“精神（意识）”、“基础”与“尖端”、“普及”与“提高”，都是需要辩证地统一的，原不必在这些“理性”（被《综述》认为“不能对一个事物进行完整的概括”）的问题上去论辩的。但对于把“语文”改革为以“文学教育”“情感教育”为主，并导向极端的论调，笔者必须指出：语文应该是生产劳动、科学研究、思想活动的工具，是最基本的工具，语文教学应该而且必须为社会生产、为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打基础，作出毋容讨价还价的服务。人类终究是要吃饭、生存、自强，要劳动、创造、发展的，光有“文学”、光有“情感”是不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翻遍中外社会发展史，笔者还没有找到“文学救国”“情感兴国”的成功先例，也没有得出“文学可以”“持久”维护民族联系、达成国家统一的“情感”性结论。我国的秦汉文学、唐代文学、明清文学都曾经辉煌过，甚至处于鼎盛期，可随之而来的都不是什么大统一、大繁荣、民族自强和称雄于世，相反，倒是分裂、衰败和屈辱。愚意并非在于反证出“文学害国”，只是想说“文学兴国”的不可靠，指出“文学教育”论者的推理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是“时势造文学”，而不是“文学造时势”。“科教兴国”才是正道，语文还是语文，语文是科教的基础逃脱不了，改变不了，语文教学改革要朝着为“科教兴国”更快速地夯实基础的方向前进。
“文学教育”源于“语言文字”等基础知识教育，也是颠扑不破的。生产劳动创造了语言文字，然后才有文学；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得以实现其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离开语言文字的文学，抹杀生产劳动和实用目的的纯文学，是没有生命的。
新大纲、新教材适当减少应用文、科技说明文等的篇目，其实没有降低对基础、实用语言教学的要求。相反，从整个“教学内容和要求”来看，“要求”是更高了。在此以前的基础语文知识、实用语言知识教学并不是太重了，而是远没有达到社会的需要。王安忆中学卷子语文基础知识考0分，并不是王安忆的光荣，也不能说明语文基础知识不必考、不必教，愚以为，这更说明我们这个民族需要重视母语基础知识、实用知识的学习。著名作家中学语文基础知识考0分、人民大会堂是全国性重大会议的标语横幅上将“再接再厉”的“厉”赫然错写成“励”、中央电视台把“臀”念成“殿”，这应该是我们语文教学的耻辱，也应该作为我们的民族之羞。这是容不得“一遭生”，不是“进入专门教育阶段后能迎刃而解的”，这比杜常善先生举的“商标中‘乌’字印成‘鸟’字，经济损失惊人”（实际上这例子就见于应用文教学）更加令人痛心，因为这是国家级的。语文在社会实践中，在个人前途上，基础知识、语文实用知识需要及时掌握，来不得耽搁，你说“一遭生两遭熟”，这“一遭生”就可能造成了毁灭性损失，或者等不得你“两遭熟”，人家就根本不给你关乎一生的发展的机会了。你说“进入专门教育阶段后能迎刃而解”，事实上却是大学毕业生对科技说明文了了者并非多数，写毕业论文，有如产妇难产痛不堪言，甚至需要教师“剖腹”助产的也为数不少。这能说“中学完全可以不学”吗？外资企业招聘高级管理人员，我们的研究生用外语能应对如流，用母语表达竟语法不通、词不达意，因而落聘，这能说不是基础语言和实用语言能力未过关的惨痛教训吗？
另外，杜常善先生主张“良医在语文教学界之外”，正与《综述》的来源合流，将语文教学改革的重任托之于语文教学界之外，是不是语文教学的主体也发生了转移？是不是语文教学界已经糟透了，需要“彻底砸烂”？这样，有没有外行革内行的命、或者“解放”内行“顽固堡垒”之嫌？事实上，文学界、编辑界的名人们不了解义务教育语文所担负的任务，首都大城市的名人们不了解广大农村中学的现状（包括初中是否“已有了基本的语文修养和技能”），闭门造车的改革是真要“误人子弟”的。《综述》者和杜常善先生能不能辛苦一些，到全国农村、到基层的语文教师中，到学生中体验一个时期，作些实实在在的调查和统计，然后再决定如何理解和施行或者改进新大纲和新教材？诚然，“培养学生文学欣赏能力、提高学生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形成文学修养氛围无可否定，而且应该大力提倡、踏实前进。但何必一定要以牺牲基础知识、实用语言教学为代价呢？
语文教学改革，不可革掉基础学科的本色，不可革掉为“科教兴国”服务的实用语言教学。改革了，语文还应该是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