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7》①刊出后，收到为数不少的来信与电邮，探讨了不少问题，笔者也请教了富阳的郁氏后裔，并且有些问题在征得同意后还查阅了原件——这才一一作了答复——这也说明该文还是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读《1917》，还是觉得有些问题并没“说”透，核心问题是：郁、孙之间的婚姻或者说婚约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包办的，郁达夫个人对此的抵触情绪到底有多大，孙氏家族对两家联姻之事有没有态度分歧等等，都有“说”得更细的空间。后来想到，其实这些问题应该都不必担心，《1917》的初衷就是从史料出发，把1917年有关郁达夫与孙荃的婚约形成、第一次会面、书信往来等，作一系统的回顾与梳理。至于怎么“说”，“说”得细不细，大可另文探讨。当然了，对于任何人的感情生活，最有发言权的只有当事人双方。在当事人都已逝去的情况下，那只有第一手资料最可采信。 由此想到，如果能在1917至1927年间，也就是自孙荃与郁达夫的第一次见面始，到王映霞女士的身影出现之前，把郁达夫与孙荃的交往的史料依据，作一个系统的细致梳理，对读者而言，上述问题容易得出相对客观的解答；对研究者而言，更可以对作家的生平、作品、不同阶段的思想倾向与人生态度，甚至是文学追求，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这对郁达夫研究应该有益，因此，有了此篇——《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8》。 可惜年代久远，了解史实的人越来越少，与孙荃夫人生活最久的郁氏长媳陆费珍女士也已九十高龄，且与人交流不甚顺畅。所以本文只能以郁达夫1918年的日记及致孙荃夫人的明信片、信件为基础，尽量进行走访与调查，形成史料一束。 一 孙荃 我们真的要感谢孙荃夫人，她完整地保存了郁达夫历年给他的信件和明信片——以至于每一通信件，都和郁达夫日记里的记录相符合②。但遗憾的是，当年孙荃寄给郁达夫的信件，一通不曾被发现过。日本的拍卖市场上有没有不好下结论，但如果有，应该有郁达夫的研究者予以关注，而事实是笔者不曾听到过相关的信息；国内的市场上就更没信息了。笔者也就此问题与郁氏后人聊起过，他们认为，这些信佚遗失在日本的可能性大些。因为首先，如果郁达夫带回国内，最大的可能是在1922年7月，郁达夫结束留学生涯回国时，理应将所有细软打包回国。但那时郁达夫已是名动一时，他与女性的书信，应该是他的拥趸们乐于收藏的事物。如果带回了国内而在上海或者安庆、北京佚失，那现在的拍卖市场上总应该流出一两通来；其次，郁达夫的在日本的早年日记，倒是随身携带的——最后因种种机缘流落在富阳民间，后由郁氏长子天民先生收集保管。可见，郁达夫对日记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未婚妻给他的信件，这些信件，甚至很有可能在回国整理行囊时当作杂物进行了某些处理。 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说郁达夫对孙荃夫人缺乏爱意，因为包括现在我们看来十分重要的史料——比如说东京帝大期间创造社同人、在名古屋八高期间服部担风先生，以及大哥大嫂的来信，同样不知所终，这不得不说是郁达夫研究一个巨大的损失。 正因为缺乏孙荃的去信，很多她的活动无从考证。只能从郁达夫的日记及信件中，查询到孙荃活动的一些线索。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认为1918年对于孙荃来说可谓平淡如水。 花去她最多精力的，应该是学业上的进步。在当年郁达夫致孙荃的“戊午年第一书中”③，郁达夫就对未婚妻的诗加以赞赏： ……读到“年光九十去难留”句，更黯然魂销，盈盈泣下。际此风霜交逼(疑为“时”——笔者注)候，想人亦不得以儿女牵情笑我也。来诗大有进境，必别绪离愁，协力相攻，才能到此。古人云：莫怨离亭风笛苦，相思中有鲍昭文。相思之力，盖若是其巨也。诗中稍有不洽处，略为改削，重录之如左。 独在异乡为异客，风霜牢落有谁亲？ 纵然欲诉心中事，其奈阳关少故人。 年光九十去难留，怜尔杨花逐水流。 海上仙槎消息断，雪花满眼不胜愁。 原件中，几乎每句诗都打有意为好句的小圈，有几句几乎全句都打。不管如何，能让可以称为旧体诗方家的郁达夫“黯然魂销，盈盈泣下”，说明孙荃的诗文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比起“可以压倒前清秀才”的考语来，更高了一个境界。更让孙荃惊喜的是，在同一封信中，郁达夫技痒难忍，竟又和了四首： 诗录毕，觉技痒难藏，走笔为君裁一和句何如？ 谙尽天涯飘泊趣，寒灯永夜独相亲。 看来要在他乡老，落落中原几故人。 未有文章惊海内，更无奇策显双亲。 论才不让相如步，恨杀黄金解弄人。 十年海外苦羁留，不为无家更泪流。 鬼蜮乘轩公碌碌，杜陵诗句只牢愁。 何堪岁晏更羁留，寒上河冰水不流。 一曲阳关多少恨，梅花馆阁动清愁。 孙荃看到这样的回信，心情应该是愉悦的，不仅是因为自己学业上的进步，恐怕更大的欢愉在于未婚夫那样热烈的回应吧？在这一年的信件中，有多处关于郁达夫指导孙荃读书的记录，仅举数例如下： 2月1日信，推荐读清代诗人陈云伯的《雪中过红桥》、《空庭独立偶书所见》、《赠如意馆画士》三首，因为“陈碧城诗清新轻快，堪为女子师”； 3月4日信，推荐读《离骚》、唐宋人文赋，并建议多读四书五经，说“学不可一日荒”； 3月28日信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更多了：“……此后可取《元诗别裁集》中之七绝读之。再三熟读后，诗风当能一变也。(《元诗别裁集》，此书予曾交汝兄转达，不识亦入览否——原注)，《世说新语》，多作诗典故，文笔亦轻快，读之当有所得。若有不解处，可就汝兄问之。不耻下问，方能进步。切不可怀疑窦而不思问人。汝亦曾读韩退之《师说》否？文公说此蔽甚力，我辈不宜再踏此辙也。荀子去圣人之道不远，其所说，多出入于孔孟之间，读之于人品上必有进益处。庄子文笔如秋日明霞，读之愈精，趣味亦愈深，然思想太高，恐非儿女子所能领悟。他年返国时，当于牡丹花下共汝读也。”这实在是在指导着孙荃的学习方向和学习方法：1.学做诗；2.不懂就问；3.文以载道；4.循序渐进。诚然，孙荃对郁达夫的才学是折服的，也明白自己作为事实意义上仅仅受过启蒙教育的乡间女子，跟上郁达夫的步伐，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哪怕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象自己这样知书达礼的女人已是凤毛麟角，更别说还能做出点旧体诗来。但未婚夫毕竟是郁达夫啊！书香之家，留洋学生，有差距是正常的，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但重要的是要缩小这个差距啊！于是孙荃更加自觉、更加奋勉地勤于读书，坚定地为了离郁达夫更近，朝着他指引的方向走去。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一年的秋冬季节，孙荃作为郁氏未婚妻，第二次走进了富阳县城满家弄的郁宅。《1917》曾说到，因郁家与孙家是多年的老亲，加上郁家在宵井还有些薄田，郁母常去收租，而去宵井的落脚点，常常是孙家，所以郁母是见过孙荃的，但祖母并未见过。1917年底，应郁达夫祖母多次要求，孙荃到访郁宅，喜得祖母合不拢嘴。“昨自东京归，接十二月六号书并写真一，知汝已至予家。祖母见汝，欣喜当异于寻常。老人暮景，得汝为之抚慰。”④从富阳风俗来说，未过门的媳妇是不能进夫家门的，去了一次已经算坏了规矩，怎么还能有第二次呢？查郁达夫1918年10月28日日记：“……回舍得母亲病报……遂作曼兄兰坡及母亲三书，告以若果母亲病重，予亦将抛去学业返舍云”，再查信件，果然得10月29日致孙荃信(见后文——笔者注)，信中说明了原委：因母亲病重，想请孙荃以未婚妻的身份到富阳郁宅侍奉二老。按理，这样的事情在乡间是骇人听闻的，哪有来过门的媳妇上门照料未来婆婆的道理！但是据郁氏后人说，那一天孙荃还真的来了，并且做得很好，郁母、祖母都异常满意，以至后来传出传闻：称郁母曾提出来要亲眼见一下未来儿媳妇的模样，她通过中介人捎信：“要她有空到城里来玩玩”，其实就是要亲自给儿子相亲，看看这位乡下姑娘够不够条件作郁家的小房媳妇。孙荃到了郁宅后，因为对了郁母的胃口，郁母还硬是把孙荃留下来住了一个晚上⑤——传闻的来源应该就是孙荃此次的上门侍奉。到底孙荃有没有留宿，侍奉了几天，没有确切资料可以证明，但应该时间不会太长，毕竟孙荃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且还是个未过门的媳妇，郁母想来也不会将她留太长时间。更何况，从日本到富阳，书信单趟就需十天左右时间，一来一回，等孙荃到得郁家，至少也得二十天左右，郁母的身体，说不定早康复了。 有必要再说一下孙荃的哥哥孙伊清(贻清)和侄儿孙树祺(又名关绪)。因为在1918年郁、孙的通信中，几乎每通信件，都提到树祺的名字，举例如下： 1918年2月20日致明信片：“……树祺住东京，相去七百里，虽不能日夕谋面，然有缓急，朝往夕即能达。虽隔蓬山，与同居无以异也……” 1918年4月26日致孙荃信：“……树祺与予相去六七百里，去冬别后，迄今未晤面者已四阅月。伊若暑假不归者，当偕伊及钱某赴海滨避暑也。同乡四人(予及王某钱某树祺)唯王某归计已决。予则今夏决不归。其余二人皆尚未定。然大半似亦不欲归者也。” 同年5月26日致孙荃信：“……树祺归，犹余三十金。因日本钱货，携归亦无所用。文已令伊寄来，暂存文处，待伊下半年来时，再拟返付也。今年夏本欲偕树祺同归，一则因身体未强，恐难耐三千里之跋涉。二则因富阳人菲薄不容人。布衣返里，未免为父老所笑……树祺此番归家后，若能静处山中，读书养性最妙，否则出来亦可。但不识伊旧时情性亦能改去否？若能改去，则来日方长，此后正有展足地步。否则虽得一出身亦无补也。返家后乞与汝兄善谕之……” 同年7月24日致孙荃信：“……树祺欲来，可于补考期以前来(阳历八月中)。目下居家，可取考试时所用各书观之。此番留学生全体返国，九月补考者必多。树祺若能列席，定有及第，可勿虑也……” 同年9月17日致孙荃信：“接树祺第一信，谓在长崎失去百元，正在惊骇，又接伊来信云，此番补考，仍不欲与试，惧落第也。特为应试来，仍不列席，不识伊究竟是何居心。文恨相去路赊，不能驰赴督促。然事到如此，言亦无益矣。文年轻德薄，有负所托，愧甚恨甚。还乞汝时以正道规之。否则树祺将来，恐不可救矣……” 孙伊清为满清秀才，虽其貌不扬却满腹经纶，诗文俱佳还有一手高明的医术，很得乡里人称道。郁达夫似乎对他特别尊敬，对他的旧体诗功底甚至带着某种程度的佩服——他曾交待孙荃，学习中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尽管请教大哥。而且，两人还有诗词往来，郁达夫曾有“近作四律”请这位前清秀才“斧证”⑥；再说，伊清又是孙荃夫人十分敬重的大哥。因此，郁达夫在伊清公子孙树祺的身上倒着实花了不少心思。不仅亲自为树祺的学业联系奔波，据说还曾为他找枪手替考以谋得一纸文凭。为了查清树祺在长崎“失去百元”一事的真假，郁达夫还特意询问了与树祺同渡日本的老乡：“……文已为问究。据伊同船者言，事诚非诬，若然伊开销谅已不给矣！此信到后，还乞为设法汇寄方佳……⑦”，郁达夫对树祺的关心由此可见一斑。 据郁氏后人讲，树祺去国留学前，已经是浪荡公子一个，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孙伊清为了儿子的前途，不得已要求郁达夫带上他离家赴日，一来可让宝贝儿子换个环境，二来也希望郁达夫的勤奋与才情能影响一下他——这就似乎有了将儿子托付给有达夫的意思了。然而孙树祺确实太不争气，郁达夫长子天民先生说过一句话在郁家广为流传：我这表兄，到日本什么都没学会，就是见识了几个日本女人，再就是带了一身的杨梅疮回来⑧。事实果真如此，树祺到了日本后，书不读，课不上，吃喝玩乐倒样样没有拉下。天天想着的就是怎么样编织谎言求得家里多寄点洋钱来才好。郁达夫其实是尽心尽力地对待树祺，这一点从他与孙荃的书信来往中很可以得出结论，但树祺偏偏不领这个情。此后事情的发展非但违背了孙伊清的初衷，树祺挥霍了孙家不少的钱财，一事无成不说，还对郁达夫有了不小的怨气，而且把孙荃夫人也捎带上了——据郁氏后人讲，树祺此后与富阳郁家走得很是不近，特别是孙伊清去世后，便几乎断绝了一切来往。经笔者实地走访了解，树祺在1920年前后回到宵井，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日本，而是在宵井凭借孙家的财富舒舒服服过上了“光绪老爷”的日子。此后，他也曾结婚生子，并且在解放战争时期出任过“伪保长”。等到富阳解放，祖上留给他的钱富也余下不多了，竟然在阶级成分评定中成了“中农”！由于出身好，又留过洋见过大世面，在新政权中还被委以重任，当过村里的民兵队长。“文革”期间病重，据说是肺病，最后吐血身亡，结束了碌碌无为的“老爷”的一生，也算是乱世当中一个传奇的结局了。 二 郁达夫 1918年，是郁达夫转入文科的第二个年头。资历老了，学业轻了，课余时间多了，除了经济依旧拮据以外，郁达夫别无羁绊。于是，潜伏在郁达夫血液中的古代士大夫风情，加上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渐开放的社会风气、大量西方文学作品阅读后对灵魂的触动，一骨脑儿在郁达夫身上发作了。而那一年日本的春光似乎格外明媚，郁达夫的游踪，也渐渐脱离了爱知县的范围，深入了日本腹地。 1918年3月9日，郁达夫趁学校“春假”，开始了日本久负盛名的观光胜地“志势间”之游，并留下十首旧体诗。据他3月28日致书孙荃信： 此番游汤山温泉，得诗十首，有一首已抄寄，兹更择其易解者若干首录之如下： 宿汤山温泉夜间猛雨 百道飞泉水急流，千章花木惹清愁。 离人一夜何曾睡，山雨山风共入楼。 花落千年魂不返，东风何事更哀鸣。 明朝尚有西征路，乞借天公二日晴。 过漕浦天忽放晴 昨夜松仙庵里宿，今朝漕浦岸边行。 彼苍似亦憐吟客，开放南天半角晴。 原注：松仙庵乃汤山温泉旅舍也。 郁达夫3月间从志势归来，好象意犹未尽，趁着春假未满，4月初，他又整装出行。这一次，向西去了京都的岚山，然后去了岐阜县的养老山。这两处名胜，郁达夫游后都与孙荃作了分享。其一是4月3日致孙荃明信片，上面只抄录了《携某某登岚山》一诗；另一是同日明信片，内容为：“昨夜来此为养生计也。今朝冒雨游银阁寺，沙山水沼景颇幽也。此写真乃银阁寺中购得者，颇愿与汝共赏之。”其三为同年4月26日信：“此番春假予游西京养老各处，遇奇人奇事颇多。欲为君详说，又苦无暇日。当待他年返国时，再与作酒后谈也。”由此可见，郁达夫真的愿意与孙荃分享自己的喜悦。 1918年4月26日郁达夫致孙荃的信十分重要(全信见后文)，因为郁达夫曾在一封信劝过孙荃“应该保存”所写诗词，“来住诗词书函，异日年老，亦可发表”。⑨该信中，郁达夫不仅答应为孙荃诗稿“制小序一篇”，还将其诗稿命名为“夕阳楼诗稿”。这里，耐人寻味的是郁达夫以“夕阳楼”来命名孙荃的诗稿。1921年5月，他曾发表过一篇《夕阳楼日记》，可见夕阳楼是他和孙荃共用的楼名。那么夕阳楼究竟存不存在呢？1936年1月16日他在散文《记风雨茅庐》中说到有人劝他再造一间门楼的时候，他说：“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我了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个空角上，我实在也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阳楼。”可惜，郁达夫的这一梦想究竟没有实现，一座塔样的夕阳楼自始至终没有造起来，永远成为他“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 顺便说说孙荃夫人的诗稿。她好像并不欲将自己的诗作传示外人，也许始终没有保留的诗作的打算，因此至今没有发现这本诗稿。如今只能从郁达夫的日记和家书中查检到她写于1917至1920年的诗19首，应该只是孙荃诗作的小部分，其他的都已佚失。郁达夫让她保留“来往诗词书函”的要求，她只完成了一半：把郁达夫的都保留下来了。 纵观郁达夫1918年的日记与致孙荃书信，诉说相思之情的文字占了较大篇福，摘录几则以佐证： 2月1日致孙荃信：“……接日历十二月十二日书，知汝正为我驰情。红粉怜才，英雄多难。我两人真世之伤心人也……” 2月20日明信片：“新春烟景，忆煞江南，千尺红尘，何时拂去。还望饭后茶余，时通尺牍，慰我羁愁。” 9月17日致孙荃信：“去年此日，正相见于山中。对景怀人，文亦颇难自遣。落落游踪，不识何日，方能还乡安住？文人命薄，秋思颇苦也！奉寄一律，闲时可咏玩之。 芳草何时恨却休，王孙乞食尚飘流。 去年今日曾相见，红粉青衫两欲愁。 我久计穷朱亥市，君应望断绿珠楼。 生前谅已无欢会，好作刍粮地下谋。” 12月14日致孙荃信：“……此梦中情事也，离奇错乱，颇不易解。然不须问梦意如何，故人之入梦，即可以作相思之证。予盖无一日不思汝也！……久不与汝书者，并非忘汝，乃校中试事烦多，无暇作此也。汝其谅之，谅之谅之，予固无一刻忘汝也。 考试于今日毕，年假中既不能西归，又不能上东京与树祺一叙，盖放假后尚有若干论文未做。公案未了，断不敢营私事也。此间日本人皆归故里矣，寂寥客舍，只剩予一人。夜静更深，予又不得不思去岁与汝相见时情状。嗟嗟，予固不幸，汝亦为予累矣，宥之宥之……” 这些语句，一个在外游子思念亲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如果不是将孙荃引为红颜知己，不是在心里搭就灵魂交流的平台，是很难想象的。此外，那还是白话文没有普及的年代，用这样相对含蓄的表达，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情真意切，尺度较大了。但现在来看，反而要比“想死”“爱死”的表白，来得更清香和幽远些。 三 雪儿 郁达夫与雪儿的故事与本文看起来没有直接的关系，可以另文再说。但笔者认为，这些事就发生在1917年底至1918年底之间，是该年在郁达夫身上发生的大事。而且这一年也正好是郁、孙二人的热恋期(姑且这么说吧，理由是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该年二人的通信为1917至1927年之间最多的一年)，考察郁达夫与雪儿的这段感情，对研究郁达夫的爱情观、生活观及思想状态不无裨益。 郁达夫与雪儿交往经过的确切记载，以前仅见于郁达夫《自述诗十八首》最后一首的原注中：“……(二十二岁，即1917年)夏还乡……冬遇某氏于东京。二十三岁与某氏居西浦。四月，与之别；六月，复与之居天神东；九月又与之离。……”《郁达夫诗词抄》编者诗后注：“某氏系指一个名叫‘雪儿’的日本妇女，后在东京被人卖作娼妇。”诚然，作者的记叙应该是确切的，《诗抄》的编者也是有了确定的史料而作此诗注的。但郁达夫二十二岁时正在名古屋八高学习，怎么还能在东京与“某氏”相遇呢？笔者带着这样的疑问查阅了郁达夫1917年日记，据载，他于10月29日患伤寒病入住于名古屋附近的爱知医院，12月9日出院，在20日的日记中记有：“晨至东京，昨夜本拟宿静冈，因不能安眠，卒于十二时乘车来东京……”令人惋惜的是，郁达夫在20日以后的日记中，并没有他与“某氏”相遇的记录，这对于今天我们考查雪儿的确切身份、他俩相交的前期情况来讲，不啻是个很大的遗憾。 另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则来源于郁达夫当年的好友、同学钱潮的回忆录，1918年初夏，为了取回郁达夫替他代领的毕业证，钱潮先生到郁的宿舍去，“没想到他与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子住在一起，使我大吃一惊。达夫见到我，欣喜万分。拉着我问这问那，还热情地留我住了一晚。他并坦率地告诉我，与他同居的这位女孩子以前嫁过人，前夫是个军人。不过，我发现这个女子脾气很坏，那时他俩的关系已经很紧张，果不多久，他们就分手了”。⑩从这段回忆文学中可以确证郁达夫在八高期间确实与一日本女子同居，而且从时间上来判断，正好与郁达夫自述诗原注中“六月复与之居天神东”相吻合。因此可以肯定钱潮先生笔下的这位妇女正是郁达夫原注中的“某氏”，而这位“妇人”是否就是雪儿则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 查郁达夫1918年6月至1919年7月的日记中，有多处地方提到了雪儿这个人物，特别在1918年7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夜月明，夜膳后与钱某坐檐下作什谈，因告以雪儿身世事，并告以将弃之云云。”有了这样的第一手资料，再与钱潮老先生的记载相对照，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郁达夫在1918年7月，确实与雪儿有着同居的关系。 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郁达夫与雪儿的大致交往过程应该是这样的：1917年冬，大病初愈的郁达夫为帮助同乡孙树祺在东京安居事，于12月20日与孙某一起从名古屋到达东京，安顿好同乡后，他还顺便领取了自己下个月的生活费，在此期间，偶然与一名叫雪儿的妇女相识。并且在东京他们就开始了非同一般的交往。不久，郁达夫从东京回到名古屋继续学业，居住在离学校不远的西浦。没有多久，雪儿也随之来到名古屋，与郁达夫在他的西浦寓所开始了同居生活，直到四月份，因为种种原因两人分手(具体的原因，因缺少可信的史料无法确定，但据笔者推测，有两种可能。一、属于经济上的，因为郁达夫随后将寓所迁往租金更为便宜的天神东；二、郁达夫这时就已经感到雪儿的脾气不好，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情人。——笔者注)，以上的过程，可以视为郁达夫与雪儿第一阶段的交往。 1918年6月，郁达夫再一次来到东京，在那儿与雪儿继续了他们亲密的关系，据6月11日日记：“昨夜又会雪儿，一日功夫复归乌有。”6月15日：“夜往见雪儿，月明如水，归已十二时……”6月20日：“夜雪儿冒雨来，即宿之于榻下，以汤饼饷之。”6月22日，郁达夫回到名古屋，准备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7月8日，雪儿自东京到名古屋，并且当日便与郁达夫去看了位于天神东的空房，准备一起搬迁过来。当日的日记记有：“午后雪儿忽来，即与之入天神东之空屋内，拟于十五日将书卷迁至此处来也。”事实上，他们在13日就开始了搬家的行动。13日的日记上有“午前搬物至午后始毕，人倦极。夜入市令肉铺每七日送肉二次来，自明日始，更赴电灯会社付前月迄今之电灯钱，又打电话至门前町电灯会社，令明日来新舍装置电灯”的记载，足可以证明这二位当时确想日夜厮守在一起的年青人于7月14日搬入他们的新“家”。 但是这种浪漫的感情经历并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在迁居到天神东后没过几天，一条越来越深的裂缝就在他们之中毫无掩饰地蔓延开来，并且来势凶猛。从郁达夫7月16日至9月初的日记中，有多次与雪儿争执、吵闹的记载，其中有一次大吵的记载中，还有钱潮先生的身影：“午前钱潮来，午膳后雪儿大作狂态，予决与之离……”另如“昨夜又与雪儿争，终夜不得安眠，贱民不能以仁爱相待，行当弃之”的记载，亦有多处。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了，两人之间的矛盾，表面看来自然是雪儿的坏脾气，但是真正的原因，恐怕是气质、学识以至于思维习惯之间的差异吧。这种差异，注定了郁达夫与雪儿只可能是短时间的相遇，而不可能产生两颗心灵上的火花；也注定了他们日后分手的必然。 四 书信 1918年1月8日至12月24日，郁达夫共有信14通、明信片11通致孙荃，兹先将各信时间录之如下： (一)、信件 1.1918年1月22日 2.1918年2月1日 3.1918年3月3日 4.1918年3月4日 5.1918年3月28日 6.1918年4月26日 7.1918年5月26日 8.1918年7月13日 9.1918年7月24日 10.1918年8月2日 11.1918年9月17日 12.1918年10月17日 13.1918年10月29日 14.1918年12月24日 二、明信片 1.1918年2月11日 2.1918年2月20日 3.1918年3月8日 4.1918年4月3日 5.1918年4月3日 6.1918年4月8日 7.1918年4月20日 8.1918年5月5日 9.1918年5月16日 10.1918年6月28日 11.1918年8月16日 到目前为止，上述各信均无完整公开发表。经过笔者与书信保存者的沟通与交流，现征得同意，将断篇已收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郁达夫全集·第六卷》的第2通(2月1日)、第5通(3月28日)、第6通(《全集》注为3月16日，其实应为阴历3月16日，阳历4月26日)以及两通明信片全文发表。 信件第2通：1918年2月1日 戊午年第一书(阳历二月壹日金曜旧历十二月二十日，夜八时四十五分着笔，十时十分书成——原注) 病后久欲作书，以气力未凝，旧状未复故，执笔而复止者，至再至三。接旧历十二月十二日书，知汝正为我驰情。红粉怜才，英雄多难。我两人真世之伤心人也。富阳尚用旧历，除夕去今犹十日有余。此间则爆竹声残，已入新年二月。对景怀人，肝肠欲断。读到“年光九十去难留”句，更黯然魂销，盈盈泣下。际此风霜交逼(时)候，想人亦不得以几女牵情笑我也。来诗大有进境，必别绪离愁，协力相攻，才能到此。古人云：莫怨离亭风笛苦，相思中有鲍昭文。相思之力，盖若是其巨也。诗中稍有不洽处，略为改削，重录之如左。 独在异乡为异客，风霜牢落有谁亲？ 纵然欲诉心中事，其奈阳关少故人。 年光九十去难留，怜尔杨花逐水流。 海上仙槎消息断，雪花满眼不胜愁。 诗录毕，觉技痒难藏，走笔为君裁一和句何如？ 谙尽天涯飘泊趣，寒灯永夜独相亲。 看来要在他乡老，落落中原几故人。 未有文章惊海内，更无奇策显双亲。 论才不让相如步，恨杀黄金解弄人。 十年海外苦羁留，不为无家更泪流。 鬼蜮乘轩公碌碌，杜陵诗句只牢愁。 何堪岁晏更羁留，塞上河冰水不流。 一曲阳关多少恨，梅花馆阁动清愁。 陈碧城绝句(陈碧城诗清新轻快，堪为女子师。是以录之。——原注) 雪中过红桥 陈云伯 碧城 玲珑玉树冷栖鸦，多少红楼隔水涯， 一路画帘寒不卷，隔墙香自白梅花。 空庭独立偶书所见 秋阴如梦紫苔肥，雨后新凉试夹衣， 坠叶无声帘不卷，斜风满院白蛾飞。 赠如意馆画士 大纛高牙十万师，征西诸将捷书迟。 凌烟有阁无人上，闲煞丹青笔一枝。 (大纛，旗也——原注) 信件第5通：1918年4月26日 二月廿一廿八两书已到，勿念。此番春假予游西京养老各处，遇奇人奇事颇多。欲为君详说，又苦无暇日。当待他年返国时，再与作酒后谈也。 日来天气转温，单衣一袭，已足防寒。然晨夕犹留冬意，北风吹处，尚未免起栗。所谓海岛中天气无常者盖谓此。 树祺与予相去六七百里，去冬别后，迄今未晤面者已四阅月。伊若暑假不归者，当偕伊及钱某赴海滨避暑也。 同乡四人(予及王某钱某树祺)唯王某归计已决。予则今夏决不归。其余二人皆尚未定。然大半似亦不欲归者也。 去年病，不赴学校者半载。近因去暑假不远，欲稍致力于温读。是以自晨迄暮，竟不能偷半刻闲。数月来不与汝书者，尽亦为此。 阴历三月十四日午后三时书 前日书就后犹未发，今日又有半日闲，请再为君书之。予近读《离骚》经，愈读而觉趣愈深。不知汝兄处亦有此书否，若有，请读之。能熟诵再三，当自有所得也。 汝久不作诗矣。近来亦常读唐诗耶？去夏予曾手选古今人七言绝句一卷付汝，汝已诵熟耶？予已为汝改诗若干首，下次书来，乞寄数张抄清诗稿来，当为汝制小序一篇。夸示同人。若有能文者，当为汝乞题序也。抄时用玄书纸亦可，土纸亦可。格式如左 夕阳楼诗稿 富春兰坡孙荃著 [低二格(题目)] 菊影穿簾月上阑，怀人千里梦难安。金风摇落梧桐老，一夜深闺翠袖寒。 抄就后可先请汝兄为看一遍，若有抄错处，即宜改正。否则寄到日本后，又须寄回也。今日雨，人闷极。书竟后，开窗四望，则黑云已垂及檐际矣。 十六日午后六时 信件第6通：1918年3月28日 三月十六日所发书已到。附寄之绝句四章，亦已为改正寄上，可详阅之。汝诗已佳，然苦读诗不多，故平仄时有错置处。此后可取《元诗别裁集》中之七绝读之。再三熟读后，诗风当能一变也。(《元诗别裁集》，此书予曾交汝兄转达，不识亦入览否——原注)世说新语，多作诗典故，文笔亦轻快，读之当有所得。若有不解处，可就汝兄问之。不耻下问，方能进步。切不可怀疑窦而不思问人。汝亦曾读韩退之师说否？文公说此蔽甚力，我辈不宜再踏此辙也。荀予去圣人之道不远，其所说，多出入于孔孟之间。读之于人品上必有进益处。庄子文笔如秋日明霞，读之愈精，趣味亦愈深。然思想太高，恐非儿女子所能领悟。他年返国时，当于牡丹花下共汝读也。 东京近又有谣言流布，谓日人将并吞中国。事或有之，然一般留学生虽竭力争执，国家大事，亦未必即能挽救。所以予不但不赞成返国，更欲较前一倍加功于学业。用谋他年反正之计。树祺处已有信往，劝勿归国矣。 此番游汤山温泉，得诗十首，有一首已抄寄，兹更择其易解者若干首录之如下： 宿汤山温泉夜间猛雨 百道飞泉水急流，千章花木惹清愁。 离人一夜何曾睡，山雨山风共入楼。 花落千年魂不返，东风何事更哀鸣。 明朝尚有西征路，乞借天公二日晴。 过漕浦天忽放晴 昨夜松仙庵里宿，今朝漕浦岸边行。 彼苍似亦憐吟客，开放南天半角晴。 原注：松仙庵乃汤山温泉旅舍也。 登日和山山下游女如云口占一绝 伊势湾头水拍天，日和山下女如泉。 嬉春我学扬州杜，题尽西川十万笺。 三月廿八日 明信片第5通： 中华民国浙富阳西城外裕号转交宵井庙 孙荃君 收 日本京都郁文 阳四月三日 昨夜来此为养生计也。今朝冒雨游银阁寺，沙山水沼景颇幽也。此写真乃银阁寺中购得者，颇愿与汝共赏之。 明信片第10通： 中华民国浙江富阳城西 裕号米栈转宵井庙孙汇泰号交 孙兰坡君收 日本名古屋八高前洋服商水谷留次郎方 郁文 阳六月二十八日 邻钟已敲十一下，予尚在电灯下看书史也。校内于阳历七月二日起举行期试，考毕当在七月十日左右。考毕后，欲稍事著述，是以不欲西归，谅之恕之。树祺近状若何？若欲东来，九月初(阳历)即有补考，目下不可不稍加功夫，可善导之。留学生闹事已镇静如常，可勿为予忧虑也。梅子黄时，雨日日不晴，今晚忽见明月，诚异事也。厉气蒸人，切宜自爱，有暇即请赐复。 五 结语 本文只是从郁达夫与孙荃1918的通信、郁达夫1918日记入手，着眼于郁、孙的关系及相关事宜作了整理，其实离真正的“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不管怎样，第一手的材料总是进行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的基石，没有基石，再高深、系统的理论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就像早几年学术界所公断，孙荃之与郁达夫，就像朱安之与鲁迅、张琼华之与郭沫若，完全是“掀起红头盖，才识真面目”的旧式婚姻。甚至有人以此为据，认为郁达夫就是旧式婚姻的巨大受害者，从而纷纷为郁达夫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樊篱而击节叫好。现在看来，这些看法不说极端，未免也有失公允。郁达夫如果心里不允许这门婚姻，断不会与孙荃有如此多的书信往来，也断不会将“夕阳楼”作为一个与孙荃共同的梦想横亘在心里那么多年，更不会写信让孙荃这个未过门的媳妇忍受世俗的讥讽到郁宅侍奉老人。上述各点，不是臆想，更不是猜测，而是确实存在的史实。笔者认为，读者与研究家据以上所述事实，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此外，刚才谈到“有失公允”，其实这个有失公允，不仅仅是对孙荃，对郁达夫也是这样。人的感情总是具有多样性的，特别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郁达夫，受到传统、东洋、西方三种不同文化的冲击，其所思所想，难免复杂。准确把握郁达夫的爱情观、婚姻观甚至人生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本文提到郁达夫与雪儿的关系，就很令人费解。他的日记里有好几处有同一天“发兰坡、雪儿书”的记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致孙荃的信或明信片中不乏充满感情的表述，但给雪儿的信是怎么样写的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无论如何，郁达夫一边与未婚妻频繁地书信往来，一边与雪儿交往甚至同居总是事实。如果研究郁达夫，对一些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那么，学术语境中的郁达夫也是不真实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因此对郁达夫也是有失公允的。 事实上，笔者只是想让这些史料尽量客观地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面前，希望能对郁达夫研究有所贡献。 ①郁峻峰：《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7》，《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 ②郁达夫日记中，记录着大多数收信、复信情况，比如说1919年6月29日日记：……十一时后欲入睡，见残月皎洁，遂出至田塍小步。烟雾迷离，颇似篷岛仙居。回舍后作兰坡雪儿两书告以试期将近，拟试毕后稍事著作云云……。查书信原件，果然有6月28日明信片，说：“……考毕后，欲稍事著述，是以不欲西归，谅之恕之……梅子黄时，雨日日不晴，今晚忽见明月，诚异事也……” ③信中原注：戊午年第一书，阳历二月壹日金曜旧历十二月二十日，夜八时四十五分着笔，十时十分书成。 ④郁达夫致孙荃明信片，1917年12月30日。 ⑤蒋增福：《郁达夫家族及其女性》，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页。 ⑥参见拙著《说郁达夫与孙荃的1917》。 ⑦江南一带梅毒的俗称。 ⑧引自有达夫1918年10月2日致孙伊清信。 ⑨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 ⑩钱潮：《我与郁达夫同学》，《回忆郁达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