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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直觉偏好与认知失误的存在，常常使人们在复杂系统中不能进行有效的决策。
缺陷一 防御机制
人们在感知外界信息时总带有某种既定的偏好，每当这种偏好与事实发生冲突时，内心就会产生“防御机制”（亦即人们常说的“抵触情绪”），以保护自身的权威和尊严不受侵犯。防御机制的存在使人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甚至干脆忽略或否认事实。
缺陷二 过分简化
人们感知外界信息的另一个特征是，在接受新信息时，常常只注意特定事件而非着眼于全局，进行单向思维而忽略反馈作用。人们对于非线性增长的事物也不敏感，总是习惯于从原因到结果的“一步到位”，没有考虑复杂系统中存在的多循环、多状态等动态特征。
缺陷三 盲目乐观
虽然人们的认知范围和能力不断增加，但是情感需求和直觉因素常常凌驾于理性之上。事实上，人是一种非常依赖于直觉判断的动物，以致常常会放弃使用现成的科学方法，听从情感和直觉的指挥。在潜意识的支配下，人们对自己的主观判断是十分自信的，想当然地认为“好”的结果比“不好”的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
缺陷四 归因错误
人们常常会犯心理学中所称的“基本归因错误”。尽管人们在评价他人的行为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错误不是或不完全是由个人引起的，但他们仍然倾向于低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高估个人因素的影响。例如，当销售业绩下滑时，销售经理很可能认为是销售人员的个人问题（如才干、懒惰）而不是外界条件（如市场萧条、产品质量问题、销售岗位不合理）造成的，因此将试图寻找和雇佣更好的人才来提高绩效，而不是根据市场情况改进产品或对原有销售岗位进行重新设计，使得普通员工就能够胜任。
缺陷五 排斥反常
人们在筛选信息时常常带有“偏见”。在潜意识的驱使下，他们不自觉地偏爱那些能够证实自己想法的信息，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期望之外的“反常”现象。例如，很多人笃信“上帝”、“灵媒”等神秘事件的存在，正是为了在现实之外寻找符合自己期望的载体。这种希望求证的心态，使人们对具有挑战性的“反常”信息视而不见，甚至连科学家们也不例外。居里夫妇由于固守前人的研究成果，把中子解释为中性的γ射线，并不顾及解释上的矛盾，白白错失了发现中子的机会。
缺陷六 有限理性
即使人们能够避免上述主观缺陷，有意识地对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还是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事实上，人们无法确知系统中所有变量的取值及其概率、时滞长短和反馈次数，因此只能根据已有经验对未来进行预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曾提出“有限理性”假说，以解释那些“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虽然他的理论在今天引起了经济学家的质疑，但是由人类决策交互作用而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却依然不能通过已有的经济优化理论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有限理性”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缺陷七 行动风险
人们的行动通常不可逆转，并且伴随一定的风险。因此，维持现状的心理常常战胜学习的愿望。行动还可能在时间上延误或在意义上歪曲决策者的初衷，使他们无法从反馈中获得真实有效的信息，从而对学习成果进行准确而完整的评价。例如，在某些经营周期长的行业里（如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周期为7—8年），人们根据当年市场状况做出的决策很少具有参考价值，因为评价这些决策的反馈信息要到多年之后才可以得到，而那时的市场状况早已今非昔比。
缺陷八 行为干涉
人们的行动还会对原有的复杂系统产生影响，改变系统内其他个体的特征或个体之间的关系。因此，人们在决策阶段就要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他们介入系统能够获得的信息是否值得实施这项行动。如果人们的目的在于获取系统中的原始信息，就应该尽可能维持现状，采取那些对系统干涉作用尽可能小的行动。管理大师沙因提出的“过程咨询”就是一种对系统影响很小的个体行动。咨询人员以学习者而非专家身份进入系统，他们会经常提醒自己保持一种“无知”和开放的心态，充分融入系统并与之保持和谐的互动，从而真正了解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人们的目的在于对原有系统进行改进，就应该在决策阶段充分考虑行动对系统造成的影响，做好承担风险的心理准备。
针对上述不利于人们进行有效决策的缺陷，我们提出8种学习策略来帮助决策者增强系统思考的能力。
策略一 建立安全感
“防御惯性”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如果能够增强心理安全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正常平稳的心态，不因承认自身的某些缺陷就怀疑和否定自己，将有效地提高人们接受挑战和开放心态的能力。培养心理安全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经常倾听“内心的声音”并对自身的缺陷进行积极、深入的反思，对于培养自知自觉和心理安全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领导印度实现独立自治的“圣雄”甘地，在青年时代非常腼腆和羞涩。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参加了当地的素食协会，然而每次聚会发言时，总感觉自己“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怎样表达意见”。好几次他克服羞涩和怯场的尝试都以尴尬结束。甘地反思了自己的这一“缺点”并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天生的羞涩和讲话犹豫固然时常闹笑话，但又何尝不是一个优点呢？“它的最大好处是使我讲话简练，并使我长期以来养成了一种约束自己思想的好习惯”，“我会衡量自己的话该不该说，以怎样的方式说出来”；而且，“这种习惯使我节约了不少时间，而且避免了很多差错。”这样想法并不是阿Q精神；相反，甘地从实践经验中得知， 沉默是信奉真理的人进行精神考验的一种方式。正是通过不断地面对自身的“缺陷”并与内心进行深入的对话，甘地逐渐培养起成熟和坚强的品质，他的心理安全感和承受力也达到了近乎“无欲则刚”的境界。
策略二 重视细节
欧美流行着一句谚语“细节即魔鬼”，充分说明了细节的重要性。做好一个细节意味着增加一份经验，赢得一份信任；持续地做好每一个细节，则可以成为圣贤之人了。重视细节还意味着容忍复杂系统中的不确定性、时滞性、模糊性，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最满意的决策。如果系统具有正反馈效应，最初的细微扰动将被逐渐放大，从而导致强烈的路径依赖和系统输出方面的巨大偏差。如果不对初始阶段的偶然现象进行严格的把关，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的后果。
美国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训练自己恪守细节上堪称典范。富兰克林平时很少去公共礼堂做礼拜，为了弥补因此耽误的教化课程，他亲自设计了一个提高道德的艰苦计划，根据自己对道德教化的理解制定了一份含有13个条目的道德准则（如：节制、沉默、秩序等），并且认为，最好不要幻想同时执行所有的准则，这样做往往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应该每次只抓住其中一条去实施；当掌握这一条时，再继续实施另一条，直到把13条全部掌握为止。富兰克林还设计了一个小册子，把每个阶段的实施情况记录在案，并根据小册子上反映的情况及时进行反思和改进，同时摘录有关道德和智慧的格言来警醒自己。通过遵守这种严格的计划和制度，富兰克林逐渐发现了自身存在的过失，同时也欣喜地看到这些过失正在日益减少。
策略三 体验挫折
如果说实践是获取真知的试金石，那么挫折就是唤醒自满者的警钟。人们从主观上很难评价自己是否过于自信，只有在复杂系统中不断地尝试，通过成功与失败——甚至是有意的失败——来学习如何做出正确的决策。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盛世转为衰落，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曾国藩以一名儒生的身份创建湘军，并依靠这股武装力量平定了持续时间长达十四年、波及范围达十八省的太平天国运动。然而曾国藩亲自带兵打的胜仗屈指可数，败绩却如同家常便饭，曾国藩羞愧难当，屡次跳水自尽未遂。曾国藩可谓是屡战屡败，然而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上却写着“屡败屡战”，其中既有羞愤难当、情不得已的因素，但也蕴含了战胜自我，忍辱负重，“打掉牙和血吞”的信念。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假如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策略四 移情换位
克服归因错误的关键在于增强“移情”的能力。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发展出作为家庭、小型团体或大型组织的成员角色；在不同的群体中，一个人需要考虑不同人的想法和利益，表现出的不同的角色行为，这些想法和行为将逐渐影响他的个性。当这种潜移默化的成长经验发展成一个主动、积极的适应过程，即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迅速进入他人的情感世界并分享其观念和看法，根据不同的情景“呈现”出不同的“自我”状态，那么他对于人际关系的洞察和把握能力将大为提高，进而增加决策的有效性。然而，不论“移情”能力达到何种高度，一个人也需要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和判断标准，分清主客观之间的差别，不致把自己过分陷入他人的情境中而无法自拔。
印度“圣雄”甘地堪称移情大师。作为在海外争取印度人权利的领袖，甘地在南非的一些城市已是小有名气，当地白种人得知甘地又回来的消息时，竭尽威胁恫吓之能事，阻碍甘地所乘的船只靠岸，甚至在甘地登陆后对他进行了暴力攻击。事后，甘地放弃控告那些殴打他的人，他说：“处罚是没有用的，那些殴打我的人是因为听信了谣言，以为我在印度散布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论诽谤了他们才闹事的。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会为自己的冒失而感到懊悔。如果有人应该为这件事受到责备，那倒是政府当局，因为他们本来可以恰当地引导人民不受谣言的蒙蔽。”当甘地的这番话发表在报纸上时，当地反响非常强烈，很多白种人都公开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因为这件事甘地和他的事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许和支持。
策略五 集思广益
人们常常忽视反常现象，原因在于这些现象没能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和重视。或者说，人们很容易满足于他们已经得到的“满意解”，而不再继续搜索“最优解”的必要。那么，如何判断已有的“满意解”究竟是不是“最优解”呢？首先，寻找出与问题相关的每一种可能情况，这一点可以通过广泛咨询其他人的意见来弥补自己在认知上的“盲点”。其次，对每一种情况都给予足够的判断和选择，不因为直觉的“先见”而重此轻彼，这一点可以通过多方辩论的形式来实现。安排不同的团队分别代表不同的立场，每个团队都要最大可能地挖掘出其观点的合理性及风险，并对其它团队的观点进行评价。
策略六 蒙混过关
即使人们按照经济学家提出的优化模型进行决策，仍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何况人们在现实中很少自发地采用这些理性的决策模型，而更多地依靠经验和直觉进行判断和选择。既然在现有的条件下不可能找出最优解，人们转而重视另一种著名的决策变革理论，即“蒙混过关的科学”。该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微小的调整、逐步的反馈、遇到失败时及时的回归、在边缘进行局部的尝试和创新，来实现渐进式的进步。在复杂系统（尤其是在以人类行为交互作用为特征的社会系统）中进行决策时，蒙混过关常常是一种最可靠、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即“摸着石头过河”，主张人们坚持实践探索的原则，一切经过试验，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一种工作方法的比喻，既倡导敢闯敢干，也要大胆心细，改革措施要先试验，后推广，目的在于找到正确的方向、路子和形式。
策略七 顺水推舟
人们在复杂系统中实施行动后，常常得不到预期的反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对全局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问题涉及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评估，对事态的走向进行动态的分析和判断，并客观地衡量自己在复杂系统中的决策能力和影响范围。如果问题涉及的风险超出了自己可以管理的范围，那么可以采取“谨慎”的保守立场；相反，如果可以对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就需要根据问题的性质、所涉及的多方力量、事态的发展趋向进行合理、周密的规划，适时适当地参与其中，推波助澜，实现水到渠成的效果。
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权运动中，当时的总统约翰逊采取的行动集中地体现了顺水推舟的策略。1965年3月7日，在阿拉巴马州塞尔马市，要求给予黑人投票权的游行队伍遭到当地政府的武装镇压，当冲突和流血场面通过电视媒体在全国播出时，美国人民怀着震惊而愤慨的心情强烈要求总统对事件做出表态。深谙政治谋略和领导艺术的约翰逊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并没有仓促应战，而是在对危机涉及的风险和总统的影响能力做出一番审慎的评估之后，继续保持低调姿态，把问题的焦点和决策的权力交给此次事件的当事人——人权运动的发起者、阿拉巴马州州长、国会和美国民众——来承担，自己则通过与这些当事人的私下会晤以及暗中保护运动领袖来间接地控制事态的发展。最后，当美国民众要求给予黑人平等投票权的呼声足以迫使议会出台相应的法案时，约翰逊顺水推舟地发表了支持上述立场的讲演，促成了此次运动的胜利成果——投票权法案——在1965年8月6日的顺利出台。约翰逊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扮演了一个裁判而不是球员的角色，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灵活运用手中的权力，趋利避害，使得自己的立场与现实状况保持协调一致。
策略八 未雨绸缪
在复杂系统中，仅仅关注可见的、直接的信息是不够的，还要充分考虑到在复杂系统中实施行为后引发的一系列干涉或衍生作用。有经验的决策者会提前进入“第二轮”决策，即实施“第一轮”决策后对已发生变化的系统进行的二次决策。在充分考虑了行为可能引发的连锁效应后，他们会在一开始就调整“第一轮”决策，并制定相应的“第二轮”决策。例如，为了防止企业合伙人在获得收入后发生关于利润分配方案的争议，必须在白手起家之前就制定一份有关利润分配的合同，以便对人们未来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如果复杂系统中的反馈作用很强，那么只进行“第二轮”决策也不够，还必须考虑“第三轮”甚至以后更多轮的决策。在现实中，许多人都止于“第二轮”决策，而那些偶尔获得成功、或者屡次获得成功的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直觉和经验，比如他们会怀疑“免费的午餐”、“无功受禄”、奇迹、轻易解决某个难题等现象的存在，因此不会轻易地掉入生活的陷阱，对现象背后的东西保持警觉并发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