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认同：在自我中寻找人的本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性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5)05-0013-08
近年来现代性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人们从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评论等角度提出了对观代性的理解。正如卢曼所言，“现代性”这个概念的流行表明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从经济层面转向了文化层面。事实上，人们更多地是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来指称观代社会的文化特征，如启蒙精神、理性主义、新教伦理等。而文化哲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文化的形而上学理论和元哲学体系，以及对现实文化问题的具体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反思“意识哲学”传统、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等特征使其特别适合于现代性研究。可以说文化哲学为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性问题也为文化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课题；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来从事现代性研究已经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
在过去大约六十年里，资本主义社会中培育发展了这样一种现代社会：社会大众得到了耐用的消费品和充分的私人空间，在劳动和生活中都装备了必要的机械设备，拥有各类媒介尽可能地与外界沟通和社交。尽管西方社会中仍有为数不多的人被排除在这种社会生活方式以外，但是其成就还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大众生活舒适——而在过去，这只能是一小部分人所享受的生活，或者是大众为少数人提供的服务罢了。
这种生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比前人的生活方式更富于个性化，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公民所了解。一家人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驾驶私家车到大商场采购大型、庞杂的生活必需品，在家中完成自己的工作，运用电子化媒体和网络与其他社会领域甚至世界各地保持联系和沟通。相对于自己的邻居和周围环境，现代社会中的家庭成员比绝大多数的前辈城市居民——更不用说住在农村的村民了，都更能够感到独立自由、自我满足。换言之，现代社会的家庭借助于现代化的交往手段随时可以与外面变化的世界保持广泛的联系，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开放式联系避开了直接交往的大众性，更加注重间接交往的私人性。作为对先前依赖社会生存的生活方式的背叛，这种独立自由、自我满足的现代生活方式一直为人所批判，但是批判者却很少把人们乐于享受独立自足的秉性与西方文明演化出来的社会认同联系起来分析。
衡量消费社会中人的价值，在于看其手中握有的支配权利的大小，这是个人价值实现的模式——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模式一直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中心内容。那么，这一理念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它与提高限制无止境的消费行为又有什么联系？
我认为，我们能够在我所称之为“现代认同”的这一概念中找到答案。17世纪以来，这一关于人类主体的新概念就不断浸润着人类的思想和感知，并引导人们对人的本性作出全新的理解。虽然，现在新的认同会在新的自然科学领域、个人利益至上主义的成长过程和过分感情用事等等很多事情中表现出来，但我们仍通过研究诸如宇宙哲学等科学的领域，不用费力就能够始终深刻把握真理之类的信条发生嬗变的深层含义。
17世纪之前，居统治地位的宇宙哲学认为宇宙存在着天意安排的秩序，我理解中的“天意”秩序，指的是一种只能用语义符号学方面的理论来解释和理解的，即已安排好了的保持自我理性状态的宇宙秩序。当代著名思想史家拉夫乔伊(Lovejoy)提出丰饶原则(principle of plenitude)，即在宇宙的秩序中，“所有的可能性”都能够化为现实，这一原则构成了前现代宇宙哲学的共同财富。这种原则表示，“所有的可能性”需要用封闭式秩序的背景概念来理解，即万物各司其责，自我运行，而且别无选择。当然，体系没有向全部的每一种可能性提供明白无误的理性答案，但它能够提供一种确定的全部可能性。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保持着清醒：万物进入各自的位置序列，恰如其分，分毫不差。
前现代文明之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种潜在理性体系的物化体现，人们可以说，他们把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存在视作这种体系的外在表现。比如，按照柏拉图式的构想，我们把周围的存在看作是人的观念的具体体现，这些观念本身不是无序的集合，而是构成万物各司其责，各就其位的必要秩序。或者，我们可以引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符合一致”来描述它。国王在王国中，正如狮子在兽类、雄鹰在鸟类中享有统治权利。实际上，这种并行论让人感兴趣的并不是其类似性，它不是随意存在的，而是一种刻意的必需安排。万物之间的运行“狭缝”必须安排性地愈合完整，以便他们构成保持自我理智的秩序，从而从本质上实现自身价值。
那种具有类的、生态学秩序的现代概念，可以与一些也展示着类的联系的生态龛相比较。这些现代概念也趋于充实类的生态龛位置。目前，这种体系是一种互相依赖的、自我运行的整体。它的完整性就体现在它的自我运行的特点。按照它运行的原则，我们可以说它正在失去什么，或者说什么东西在生态龛中有具体的位置等等。一旦它成立，它就会在一定的范畴内满足自身的条件。如果生态龛中的某一个占据体消失了，别的什么东西就会来填补它的位置。实际上，这是因为体系的其他部分的运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照，我们看出，整个体系天然地拥有自己的运行特征——这是它在长期的演化中形成的。这里，如果人们要使用这一概念的话，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智能化行为”。当事物凝聚成一个互相依赖、自我运行的体系时，他们就具有了自主的智能行为。通过对比，前现代文明的宇宙观的确对整个宇宙体系的运行作出过解释，万物的运行体系先于体系的经验性的实体存在。这一体系就像观念下的秩序，或者如存在着的原型或者现存的模式那样保持理性和智能。
现在，这两种看法在深层次上体现着对自然的不同的看法。旧的看法认为，事物的本性是用例证加以说明的。每一种说明相对于整个宇宙秩序是明白易懂的。现代的看法则更倾向于证明事物的本性，它不再被看作是事物如此这般作用的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本性就根植于其中。
同时，思想的发展轨迹也有很大的变化。传统世界观认为，万物都有理性；但反对存在有所谓天意安排之秩序的现代人世界观，倾向于依照事物内在的必然性来理解发生的一切。所以，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这两种变化对于我们作为理性的人，去发现人的自我本性，并以此形成自我的观念是有作用的。我理解中的理性和我要说明的思维过程都存在于一种新的理念中。在后笛卡儿主义时代，我们渴望从万事万物的抽象中认识我们自己。在20世纪中，我们不再拥有笛卡儿主义者那样的信仰，愿把内心深处的灵魂和思想向外界敞开并作深刻的反省。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自我理解，清楚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反感、厌恶、希望和抱负等等。理解自己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内心在想什么。
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以至我们难以想象可以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还是来想象一下吧。要是我能够把自己视为较大的社会秩序中的一部分该多不容易。的确，如果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已经清楚明白到这种较大的社会秩序，那么我就能真正意识到我自己并理解我自己。当我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到我自己，并融入到全部秩序中时，我必须在理解我自己之前就能够确认自我的存在。如果剥夺了自我，以自己的方式自然地来认识自己，人们就会感到有些慌乱、迷惑，头脑里出现一片空白、茫然。
两种不同的自我理解方式各自有其不同的观念，现在我们就把这些观念综合起来分析。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我是一个自然人，我被一系列内在的动力、目标、欲望和抱负等欲望刻画出自我的特征。我知道，我到底是什么的谜底正在被揭开。如果我执著探求我的认同，认真地询问我是谁，那么，就只能在这里寻找答案。现代认同的起点就是内在自我的起点。
我想说明的是，对于前现代社会而言，我是较大的社会秩序的一个因子。对于自己而言，作为一个外部的即时的客观存在，我应该只是一个影子，一个空壳而已。我所在其中的秩序是一个外在的起点，并对回答我是谁之类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离开这一起点，我就无法令人信服地来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我在这里遇到了问题，我就会陷入一种不存在的失落之中——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我这里使用的“认同”概念，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这样理解：我的认同的定义就是确认为了充分地发挥我作为一个人的作用而必须如何交往的含义，特别是判断、区别和确认在一般意义上和对于我个人来说，哪些是值得做的和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说一事物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就是说没有它我可能不能辨别人类的特征是什么，我将不知道我处在什么位置，并失去鉴赏美丑、区分贵贱、把握成功与失败尺度等等的能力。我的认同能力有助于培养出现代认同的起点，其中判别事物的区别对于我而言意义重大。
当然，这些现代认同的起点从来没有充分地得到大家界定，人们只是不断地试图说明和解释它。但在哪里能够找到它，我们有着一致的感觉。我认为，对于现代人而言，认同的起点就在人的自身中——而在前现代社会中，却认为在人的自身之外。我所称的现代认同，就是指认同的现代理解方式，总而言之，就是指人们在自我这里来寻找答案。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这就是指自我理解的一般路径。
当然，这是两种相当抽象的观念的思维模式，他们提供了整个家庭成员彼此之间自我理解的大概景象。但是，我认为这些观念变动，即家庭成员中的某个的观念到另一个人不同观念的不断转变，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中，特别是17世纪的历史中是时有发生的。正是这些人的自我经验中的群体性观念转变，才在我在前文中倡导的宇宙哲学革命性变动中得到了反映、部分说明甚至是有力推动。
这种认同的变动发展包括了自我理解和自我体验方面的基本类型的变化。比如，它促使我们形成了如何过上一种正确的或者说成功的人生方面的理解态度。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现代人的成功的人生指的是一个人实现了体现着其本性的那些重要人生意义、人生目标和人生欲望。“价值实现”是我们在交谈中经常提到的很平常的字眼，但在没有形成现代认同的岁月里，人生的意义就是指一个人取得了极其辉煌的伟大成就，成功地获得显赫地位。
这决没有体现出无我的观念，而是曲解了的现代自我观点。体验人性的满足欲甚至极端利己主义的自私感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方面，这可以视作内在自我实现的欲望；另一方面，它源于要在万物的秩序中确立自我位置的理念。在这种秩序中牢固地充分地占据一个位置，以图过上殷实的生活，其基础就在于确立和认同这种秩序。所以，一个人也许会认为，根据自身的社会地位过上体面的社会生活，才能说取得了人生的成功；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意味着坠入了社会的底层。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对每天平静而愉悦的生活之向往是一种饥渴之人对于食物、贫病之辈对于温馨生活的那种渴望。
很明显，与前一种人生满足感相比，后一种人的人生目标也同样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因此，前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模式中极为重要的组织部分仍旧是血缘性的多姆斯式传统，不管身为贵族还是普通农民莫不如此。他们竭力维持血缘家族的繁衍生息、香火日盛，保护家族财产不受侵犯，固守家族领地免遭侵占。当时，人们只对自己血统出身给予认同，并以广泛的形式加以维护，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以期实现人生的目标。如果一个人有效地实现了这些目标，并成为大家效仿的楷模，那么人们认为其人生是成功并有价值的。为此，一个人为着这个人生目标必须全力以赴地、不计小节、自私自利地搞个人奋斗。这一点在贵族生活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为了争夺土地、追名逐利、独揽社会资源，他们你争我斗、互相倾轧。
我们现在仍没有摆脱这种生活模式，这也许源自人内在的终身欲望。我们由此可以理解，譬如说，成为一个模范式父亲或者成功的将军，诸如此类的满足感。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这种时尚模式的基本情况，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人们得到忠告要重新解释这种人生的满足感。我很高兴能够成为这样一位模范式的父亲，因为这是我的志向所在。这就是我的“生活意义”，或者我也许甚至把它当作天下所有人的人生目标。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不一而同，但又在不断地否定、超越旧有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从当代妇女的解放运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妇女解放包括对先前把妇女定位于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反叛行为。家庭主妇就是忙碌于家中、满足于家庭温馨的角色。在自我意识理念的名义下，这种生活方式受到了人们的批判。新的理念要求每一个妇女以自己的身份做自己的事情，展示自己的才能，而不是仅仅创造别人也一样能做的外部环境。现在，在反叛这种旧有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妇女解放运动拓展了现代性的潮流。但是这种潮流自身只是温情十足的核心家庭在早期现代性理念的影响下，对前现代家庭模式的一点反映。
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断地创造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达到自我实现并成为世人效仿的楷模；但向现代认同的转变意味着我们不能把这些生活方式视为永恒。而对于早期的认同来说，它除了终极永恒就别无选择。
现在，成为人们效仿的被美化了的生活意义已经紧紧地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生活模式已经不只是与我本人有关，而是涉及到全体大众。结果，社会以此模式运转，全体大众以此模式生存共处。在普遍秩序中，社会中的人与大家互相联系、不可分离。同时，意识到这种模式包括着确认它，即包括共同的大众的确认。如果我们的社会树立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秩序为榜样，那么，它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共同的遵守。
所以，只有能够确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才能够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生活方式中的位置——它处于社会的公共领域里。作为社会里的同一标识，遵守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所赋予的规则已经成为社会责任，而由不得个人随意取舍。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无形中维护着人人赖以生存其中的社会秩序，并把它视为社会的公共秩序。所以，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前现代社会对大众的社会控制令人难以置信，私人性个人生活的缺乏程度也令人惊讶。不管是谁，也无论婚否，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被无所不及、无处不在的家族势力如此严密有序地主宰着。乡村社会对其每一个成员的生活实施着超乎寻常的监控，诸如在公共场合以公共群体的形式对私人起哄闹事、喧嚣呐喊、冷嘲热讽等等的事件，都反映出这种监控程度。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法国过去的乡村习俗，如果丈夫打了妻子，或者做了妻子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被告之妻子通奸等等，那么，他就会受到人们非难——原因大概在于他居然忍受了正常家长制秩序下的反常事物。以上所列种种事件已超出丈夫和妻子两人私事的范围，因为遵守公众秩序成为制约每个成员的乡规习俗。同时更具意义的是，在公众冷嘲热讽中迫使人丢脸做不起人，这种经历让人恐惧万分、难以忍受、饱受屈辱。在公共场合让人受辱，其作用十分突出，因为无论受辱事件发生与否，都已成为大家关注的公共事情。每个人的生活都展现在大家面前，因此受辱或者逃避等行为在公众中影响很大。任何人都没有物质的或者精神的空间来容纳自己独立的个人生活世界，也不可能找到姻亲基础上的舆论支持。
随着现代认同观念的兴起，这种紧张的社会公众生活不再时兴。人们抛弃了旧有的集体控制性生活方式，而以原子家庭生活方式获得私人性。因为现代认同的认识主体正在寻求价值实现。总而言之，他将在自身中找到自我。这需要独立的私人性，当然，并不是要求个人独处，而是要求在广泛的共同志趣中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正是通过共同的志趣，我们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找到自我。而且，这种生活不能受制于全体社会频繁不断的审查和裁判，也不能依赖于某个固有模式的结构来运行，更不能受到人为的妨碍和压制。现代人必须处于自觉自为的自主程度才能找到自我，而这种自主程度归根到底需要独立的私人性。
这样，现代认同的增长同时就在削弱社区操纵、集体生活和宗族形式的控制等等传统社会中最为典型的势力。按照新的观念审视这些前现代社会的人们，他们无疑被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私人性和人在社会秩序中必不可少的地位。现代社会的主体迟早会认识到，他们那千篇一律的生活节奏令人乏味而烦恼。在这样的社区和宗族生活中，整个社会群体按照行动原则循规蹈矩、协调一致：劳作、收获和休息；斋戒、禁忌和喜庆；哀伤和祝福等等。
但是，随着现代认同观念的发展和每个人在寻找自我的努力，这使得传统的循规蹈矩、协调一致难以维持下去。相反，对于自我形成的生活节奏和自我竭力确立的个人情感和志向来说，维持传统的循规蹈矩、协调一致的努力已经变成了外在的威胁。这一方面，旨在发现自我的现代文学充满了关于青少年的描述。他们抛弃了繁文缛节般的宗教式的社会程序，同时又克服内心世界的分裂状态，从而找到了自我。这样，宗教仪式般的传统社会开始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眩目光环，反使人厌烦唾弃。延绵生息的传统家庭礼教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令人不安的是，这场现代认同的社会转变是否还将进一步发展，最终像瓦解长期存在的前现代社会那样会摧毁稳定的原子家庭。
从负面的影响来看，现代认同消融了前现代社会；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现代认同实现了人的自我本性的目标。但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为什么现代认同采取了这种情感式的实现方式，特别是在家庭中使人的情感得到了实现。感情成为重要因素，因为人的欲望和志向必须在感情中变得清晰明确。现代认同并不关乎能否与宇宙哲学的秩序相匹配，而在乎能否回应我内心的需要和欲望。能否实现这些最终关乎我个人的情感生活，这是构成幸福生活的关键因素——幸福生活就是根据情感上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现代认同与家庭生活的现代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背景联系，看到原子家庭从庞杂的社会中退却，看到家庭成员对情感和亲情的关注和交往。自我的现代观念既指趋向于独立的私人性，又指高度关注人的本性中对欲望和志向的价值实现程度。一个人一旦用这种观念看待世界，那么家庭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处于生活中的中心位置。因为，对于人性而言，看到每个人内心追求的人生目标和欲望得到实现，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所以，要明确我们内心的人生目标，在情感上感受到它们，在生活中实现它们，就成为幸福生活的核心内容。这种生活需要独立的私人性，即个人生活不再被外在的庞杂组织和生活方式支配驱使，每个人都能在自身中就找到了人的本性。
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每个人可以在完全意义上的家庭生活中拥有充分的独立的私人性，这可以看作是现代观念的最后成果。无论是丈夫和妻子、伴侣和情人，还是父亲和母亲，这都是他们自我实现的核心内容。家庭是下一代被抚养长大的场所，他们反过来会意识到并追求自己的价值实现方式，包括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结婚生子、繁衍后代等等。最为理想的是，当代社会的家庭不仅要拥有条件享受不受妨碍的、自发真实的现实生活，还要具备各种措施保证孩子们能够在长大成人中认识“自我”。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家庭生活和价值实现的现代观念的背后是什么内容，消费社会的本质究竟在何处。在某些方面，这是现代认同的最高形式，是与现代认同并行发展的认识主体的新感知。但是，它能否能提升道德的约束力量，以此限制传统意义上无止境消费的享乐思想呢？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来研究一下源自现代认同观念的道德良知之转变和道德志向的确定含义。正如我们了解到的本性特征那样，现代社会的认识主体必须在自我的本性中，也即在自身内部找到自己的全部生活意义。一个人不可能在他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宇宙秩序中找到生活的终极目的。当然，在认同的现代转变的初始阶段，大家集中关注的是上帝，而不是人本身。因为反对传统宇宙学的冲击浪潮最初来自对上帝的认知态度。上帝统治一切的观念总是难以与起源于希腊的关于社会存在等级制度的观念相融合，后者认为宇宙的秩序似乎是独立于上帝的意志之外。中世纪的唯名论观点已经表达出对基督教思想的焦虑倾向。诸如布鲁诺等具有相当程度异教徒观点的思想家所倡导的关于宇宙的新思想，更加强烈地唤醒了这一觉悟。在很大程度上，清教徒之间特别是加尔文主义者这种对于万能上帝的怀疑意识，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但同时，在天主教会中间，关于认识主体和现代科学概念也逐渐传播开来。在思想界，人们谈论着诸如梅森之类的僧侣，也议论着笛卡儿等等的思想家。
人们过去习惯于套着上帝的光环，用机械论的观点来看待宇宙。结果，人们变得内向起来。然而，我们的人生目的无须再到宇宙的秩序中去寻找，而是在上帝赋予我们的生活中去寻找；或者说，在我们自己的本性中去寻找。但是，假如不需要什么事先设想的话，按照机械论者关于宇宙的观点，上帝既然创造了我们，至少其一部分目的可以通过测验人的本性的方式为人们所认识。
所以，宗教改革的神学动机终止了人们对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探求欲望。作为一个自然人，现代社会的认识主体要在其自我中把握自己生活的目的。把以上两者巧妙地协调起来的成功人物是洛克，他是一个具有现代基督精神的思想家。他认为，我们是上帝精湛艺术才华的产物，所以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我们人类的天然思想倾向反映了上帝的“旨意”：通过劳动的方式得以生活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这一结论体现的就是现代社会主体所必需的自主权利。他不是庞大神学宇宙秩序中的一部分，而是自己认定生活的全部意义。也许人类的自我认定是上帝旨意的反映，但他是在召唤中去实践这一“旨意”。这样，与任何社会的秩序相联系，或者与假定的自然社会秩序相联系，人是生而自由的。假如人类采取了一种社会秩序来生活，那么，它必须是合法的。
17世纪形成的关于国家本质的精辟思想就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国家并不是人类生存的最佳选择方式，相反，上帝赋予人类结成社团的自主权利。但是，社会环境是一种生活目的，就如人类在自我中发现并培育的全部目的一样。社会基于人们的一致认同才能产生。人的最基本功能在于探索上帝赋予人内心的生活目的即意义所在。在这一基本功能的作用下，人才能作为个体各行其事，以此为初始条件才能产生国家本质的理念。
自主行事构成道德生活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辨别能力——即认同人的本性在内心召唤自己的能力，而无需任何想象和假设。同样，对于现代自然主义而言，神学方面还有先例。社会大众的生活受到了神的净化，这一观念通过宗教改革，在反对天主教观点的激烈争议中得到了强化（天主教观点认为，大众的一般价值实现，特别是家庭生活的价值实现，存在着特别神圣的生活方式）。这种观点被视为传统神圣观念的化身，也是宗教改革所反对的偶像崇拜。从根本上说，这种观念与人民大众的自主意识相左。其实，包括婚姻在内的普通生活是为上帝所赞许的——只要这种生活充满了谦卑、感激和崇敬的精神。生活在满足一般世俗需要的合法化社会中，我们必须明白这些需要是些什么内容：神安排在内心中并以此达到神的目的之需要，即人类繁衍和生息之需要。我反对偶像崇拜心理，包括给予这些需要以特殊意义的光环——如过去僧侣传统中的禁止性交之类的清规戒律，好像这些光环有神圣的权力并与神同在。宗教改革使大众生活得到了合法化并世俗化，脱却了原先的魔幻般神圣光环。我必须说明，这是通过内在于自我实现以达到现代认同的必经之路。而且，当代关于家庭亲情的观念，一定程度上起源于清教徒对婚姻的神圣崇敬之举。
着重探讨生活意义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实现个人需要的一般生活的概念，向人们描述了一种甚至是难以理解的观念——它不是情感冲动下的举动，相反，它需要的是我们的生活应具有必要的意义和远见。为此，我们必须与那些有不良行为的人作斗争，以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一旦从宗教神圣的光环和热衷于参与宗教事务的活动中发现神灵赐予我们的生活之需要和生命之欲望，我们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过上普遍意义上的生活。这种净化了的生活是包括纪律和远见方面的一种精神生活。如果以这种方式融入世界，那么可以断言，人就达到了精神上的理想境界。
我想说明的是，按照自己本性实现个人价值的现代理念，大致起源于宗教意识，并与宗教意识十分接近。与人的本性的要求相一致的事物并非来自它自身，这是一种成就的表现，需要自我控制和对事物的鉴别力。因此，人生价值的实现展示了人杰出的本性——毕竟人是理性的动物。一个人必须能够领悟人的本性，也即摆脱了不经思考就依附于不良社会秩序的干扰和负面影响。我必须能够抛弃因为好色、虚伪和贪婪等引起的虚荣心和培根所不齿的“无聊的胡思乱想”。人类容易受累于秩序和等级制度等等虚荣的、看起来神圣但却错误的观念，也容易迷恋魔术般的欺诈花招甚至是迷信、江湖行骗等恶习。这些都需要勇气、意志和接受教育来鉴别出人之本性。
因此，真正令人感到满足的人类生活不是实现个人自身的冲动之愿望，而是锻炼自身的理性和提高自我理性的全部实践。如果我能够分辨并确信什么是人的高尚追求，什么是很有价值的事物，那么，这种依据人之本性的生活就达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它根源于人的本性，形成于人的本性之始，展示于现代社会的全部生活之中。作为一种美好生活的概念，现代认同就这样横空出世了。所以，人的当务之际是要确信，生活的全部目的完全源于自身的本性。
所以，这里展示出来的人性的优点就在于它具有认识和遵循人的本性的特征，而不是依靠人的暂时冲动来决定一切。关于生活中的人类的本性是什么，已经不是那种与动物吃饱喝足相提并论的欲望，而是依赖理性认识世界并按规律行事的能力。正是这种理智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起作用（而以前则是敬畏神的崇拜精神）：即对欲望的理性认同，理性基础上的价值实现，以及在完成这两者时的自我控制和调节。后者的理性就是我们所称之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对于许多的理论家来说，这是理性自身的同义词。
当我们考察现代启蒙自然主义的一些变种时，对于人性的优点即理性和自我控制而非欲望的实现的论证似乎很费力气。这是因为，自然主义者曾经对人类生活作过具体的描述，但没有对人性的优点作过任何概念性的阐述。比如，实用主义者声称，解决包括人生满足欲望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指标就是幸福生活。而我认为，这种相当僵化的观念必须随着人们对人生价值实现的描述的变化而变化。过分强调人的优越性是不被普遍接受的。正如人们对理性所采取的注重实用主义态度那样，现实中已经十分普遍的是人们将理性作为人类的精华加以崇敬、颂扬，并竭尽全力加以宣传和利用。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他有能力冷静地分析、估价人生的幸福程度；而实现人生的价值则是那些沉迷于形而上学和崇尚迷信的信徒们所不可能做到的。理性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是德性的代名词，而事实上，这种判断在他们的哲学观念中从来没有把理性作为充分理解自我的方法和手段。
自我控制和对周围环境的控制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使我们有能力实现自身的欲望。但是自我控制对于另一种形式的理性也很重要，实事求是地研究人的本性，而不是用宇宙秩序下的幻觉来研究它，就能够发现我们周围的事物都是潜在地为我们实现目的而准备的原材料。他们凭借在理性秩序中的现有位置，不再是在自身内部展现其目的——他们与目的的关联只能构成我们的目的。新的现代自然主义向世人宣传着工具理性，导致它轻而易举地成为全部理性的代名词。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的本性问题上采取工具主义倾向比其结果更为重要的理由。工具理性自身是重要的，因为它从那些运用工具理性的强有力的作用中证明了人性的自主性和自由。正如培根那句著名的话所说，“摆脱迷信和骗术来观察人的本性，这一对人的本性的自我控制的结果比我们得到的正确结论更为重要”。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对人的本性的工具主义的态度就是务实地除却幻想的态度。这种倾向性态度在产生善的过程中，赋予了人的本性内在的工具性价值。这里，我们又一次地产生怀疑——因为现代自然主义的自我表象禁止我们用这些语言来交谈，甚至包括提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指出自然主义者的怪异特征，如关注他们对理性、科学态度的肯定态度和他们对于对手的才能评价、过分轻易地相信神话的哄骗等方面的反应，那么很显然，他们那刚愎自用式的满足表明，人只是宇宙中毫无意义、机械无情的一架机器而已。因此，通过实现自我价值的质朴生活和探索精神，密切联系现实世界并注重实效，一个人就可以成为生活的主人。
但是，一个人的能力体现即社会实效，不是仅仅看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身欲望，而且也要看其精神上的满足程度和对于现实世界的生活倾向正确与否——它是一种标志性的成果体现。奇怪的是，我们发现这是另一种早期宗教精神的延续。马克斯·韦伯主张，清教徒在世俗的成功中留下了民主选举的遗产。我认为确实如此——尽管我会循着这一与韦伯大不相同的思路。因为清教徒呼吁要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世界，这种理性努力的倾向具有更高的价值，而且是杰出的务实行为。一个人努力工作取得的成就是正确思想引导的必然成果。对那些敬神者而言，还有什么能够比得到上帝赐予奖赏更大的荣耀呢？这种社会繁荣与神祉之间的联系在美国立国之初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我认为，依据人之本性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是一种世俗的转变，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社会功效，一定程度上仍延续着宗教的理念与意识。因为，现代自然主义者十分重视这种务实精神世界的自身变化，比以往更注重人的幸福和人的自由。在这种世界观的引导下，人之本性的工具化倾向的确是存在的，在争取个人幸福和实现社会繁荣方面也卓有成效，是相当理性和理智的化身。所以，早期作为善的象征的宗教信仰水到渠成地引导着美国的世俗转变，衡量善的主要标志就是人生的成功。
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对社会财富积蓄实施道德上的强化限制的历史背景了。现代人通过生产性的劳动积聚财富，而劳动是纪律约束和自我控制—即面向世界的工具主义倾向的纪律约束的结果。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也实现了作为自觉的理性人的自身价值。这样，我们从精神上证明了自己，而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我们这里又一次用“精神”的概念，旨在明白地指出我们不仅把它事实上认同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和欲望，而且也当作我们生活中内在的价值体现）。
按照柏拉图的观念，无止境地积累财富的生活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种生活代表着一种奴化的、刻意追求纯物质的价值取向，而根本无视我们所推崇的赋予道德和精神的价值取向。这仅仅是人的物欲的表现，比方说，美味的水果，它有价值是因为人们品尝时享受到了感官的愉快。然而，思考真善美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它独立于人们的感官享受之外。无止境积累财富的做法，乃是物欲横飞的结果。长此以往，人就会丧失其贵为万物之精灵的内在本性，就会迷失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向。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追求着善行，这是一种内在于人自身的美德。如果我们称之为精神文明，那么那种卡里克利斯式的生活就是不正当的。因为，他一味贪图物质享受，已经完全迷失精神文明的方向。而要避免这种不幸，就须摆脱物质享受对人的控制。
［本文译自查尔斯·泰勒的论文《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该文的主要部分曾以“增长、合法性和现代认同”为题，于1981年7月发表在《实践》（第111-125页）上；后此文收录入查尔斯·泰勒的哲学、政治学论文集2中，此论文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文译自1995年印刷版的该论文集的第248-288页（译文有删减）。另外，本文分别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社团组织研究”的支持和第35届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资助。在本文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导师高丙中教授的悉心指导，查尔斯·泰勒先生本人也慷慨给予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深表谢忱——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