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语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斯科论文,语义论文,学派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1960年代，在俄罗斯语言学界发生了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事件：以莫斯科国立多列士外国语师范学院机器翻译实验室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语言学研究集体，这个集体以构建多层级“意思
文本”的语言转换模式为目标。后来，这个集体被称之为莫斯科语义学派。“意思文本”模式模拟人的语言能力的两个重要方面：从“意思”到“文本”的编码能力和从“文本”到“意思”的解码能力。编码要解决的问题是，借助一系列规则，从数量众多的同义手段中筛选恰当手段，以准确地表达语义；解码面对的问题则是，借助另外一系列规则，排除文本的多义性，筛选合适的语义。编码与解码任务都要求有一套特殊的、精确的意义语言，即所谓的语义元语言。编码过程就是把语义元语言翻译成自然语言的过程；而解码过程则是将自然语言翻译成语义元语言的过程。
莫斯科语义学派自代表人物I.Mel' 
uk 1977年移居加拿大后，逐渐形成境外和境内两个既同又异的分支。境内分支以Ю.Апресян院士为代表，以自然语言集成描写（见本文第7节）为纲领，其研究目的是：(1)在大规模分析自然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建构理论语义学体系；(2)将这一理论体系贯彻到系统性（注：“系统性”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编纂集成描写词典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的核心概念是词典释义类别。一组词汇单位如果具有一个或若干个共同属性，这些属性制约着语句或语句片断的生成或解读，那么这组词汇单位必须用统一的模式在词典中加以描写，它们因而构成一种词典释义类别。按照诸多词典释义类别系统描写词汇单位的最终任务是揭示整体语言词汇的系统性。）词典的编纂实践中。自然语言集成描写的思想产生于多功能语言信息处理系统“阶段”（注：“阶段”——建立在“意思文本”模式基础上的英俄双向计算机酣译系统，由Ю.Апресян领导编制。）的编制过程中，是将“意思文本”模式计算机程序化的实际需要。以对象语为基础的语义元语言是研究理论语义学和编纂系统性词典的工具。本文将这一语义元语言称作义素分析语言，因为它与“义素分析”学者的语义元语言功能相同，也用于揭示语言单位的语义因素构成（Кобоэева2000:117）。莫斯科语义学派（以下指莫斯科语义学派境内分支）的义素分析语言以语素、语词、语法、语调等各种语言单位为分析对象，在词汇组成、诠释方法、分析目的等方面，较之其他语义学派的语义元语言，有一系列重要的区别特征。这些特征是本文介绍的主要内容。为阅读和叙述方便，本文以汉语为语料，分析单位只限于词汇单位。释文使用的元语言只是莫斯科语义学派俄语义素分析语言的汉语模拟。
2.义素分析语言的词汇单位组成
莫斯科语义学派用来进行义素分析的语言是通过缩略的对象语来表达和定义的一套统一的语义元语言。
这套语义元语言由对象语中意义和结构简单的词、词形和句型构成。其中的词汇单位表示语义单子和过渡语义因素。它们数量有限，比对象语的词汇总量少若干位数。一个语义单子或过渡语义因素，常常可能贯穿性质不同、数量众多的一系列语言单位，在语篇中保持一致的行为属性（Апресян 2005;Падучева 2000:45-8）。
所谓语义单子，指的是可以用对象语单个词汇单位表示的语义因素。它们只参与解读其他语言单位，自身不能进一步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其他语义单子解读。用义素分析语言解读语言单位不同于详解词典的释义，应遵循以简释繁、避免循环诠释的原则。一个词位要用两个或两个以上较之相对简单的语义因素诠释，如：应该P＝不能不P。循环诠释常见于详解词典，如“子女”和“孩子”循环诠释：子女——儿子和女儿，儿子——男孩子，女儿——女孩子，孩子——子女；“祝贺”与“道喜”循环诠释：祝贺——庆贺——道喜——祝贺（《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下简称《现汉》）。只能被循环诠释是鉴别语义单子的一个重要标准。不可解读和不可分解是语义因素的两种不同属性。按照能否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义单子诠释，词汇单位区分为可解读的与不可解读的两类。不可解读并不等于不可分解，绝大多数不可解读的词汇单位都不是浑然一体，而是由更加细微的语义因素构成的。这类语义因素被称之为语义“夸克”。语义“夸克”不能用对象语的单个词汇单位表示，只能以描写的方式或专门的语言学术语表示（Апресян 1994）。它们多出现在若干语义单子的叠合部位，如贯穿“存在、是、位于、认为、知道”等的“无界”语义因素（Апресян 2005）。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上述语义单子观与一些经典义素分析学者不同，后者把语义“夸克”纳入语义单子之中，如分解am得出的“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陈述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最小语义单位与其说是语言的词汇组成部分，不如说是为了便于描写语言单位间的意义关系而概括出来的语言理论构件(Katz 1981[1966];Bierwisch 1981[1970])。
对于语义单子的本体属性，语言学界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莫斯科语义学派认为，语义单子是特定民族的语言层面的结构单位。既然特定语言反映特定民族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那么不同语言的义位及其内容自然相互有别，各自都有独具特点的词汇语义系统，义素构成只能通过对比特定语言内部自身词汇单位关系的途径来确定（Апресян 1995Ⅱ：466-9;Ъулыгина，Ⅲмелев 1997:481-539;Rak 1998:210-23）。这就像在确定音位区别特征时，不宜将跨语际的音位特征强加给特定语言的音位系统一样，特定语言音位的区别特征只能通过与该语言中对立音位的比较来确定（Ъочкарев 2003:130）。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语义单子是超越民族的意识层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概念的结构单位。基本概念、基本概念结构单位的普遍性质是跨文化交际的前提。不管各民族的语言世界图景有多么悬殊的差异，但由于它们都建构在同一语义单子系统的基础上，因而彼此总是能够相互理解的。民族文化思维的差异只表现在这些单位的各种不同组合方式上(Wierzbicka 1999:16-28)。
莫斯科语义学派义素分析语言语义单子的表达符号取自对象语，不可避免地带有对象语的民族特点，因而这种元语言的解构对象只限于特定语言的世界图景，分析的直接对象是词汇、语法等语言事实。莫斯科语义学派以此而区别于研究方法近似的Wierzbicka和Арутюнова。前者用自己的跨语种语义元语言解读关键语词，以揭示语际民族文化因素差异；(Wierzbicka 2001)后者使用概念分析法，以特定民族文化概念内涵作为解读的直接对象（Арутюнова 1988,1998）。
表示语义单子的对象语词汇单位构成莫斯科语义学派义素分析语言的词汇基础。
过渡语义因素介于语义单子和作为解读对象的复杂语义单位之间，经过有限步骤的分析释义，可以化解为若干语义单子组成的结构，例如：继续P=不停止P，停止P＝开始不P，开始P＝在时刻t前不存在P，在t后存在P。“继续、停止、开始”都是过渡语义因素。依据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释义要求，词汇单位的解读要透明度高，避免繁冗，不必一步直达语义单子底层，而要遵循类似直接成分分析的方式，使释文由语义容量尽可能大的模块构成。过渡语义因素正是这种性质的语义模块。义素分析语言的词汇组成包括过渡语义因素，这与Lounbury(1956)的观点相近，语义单子连同过渡语义因素被 Lounbury统称为语义公因子（公因子≠最小公因子——张家骅注）。尽管“丈夫、母亲”仍然可以进一步解读，但“婆婆”一词用“丈夫的母亲”解释远比用语义单子的复杂结构解释明了得多。Goodenough (1956),Wierzbicka(1999:11-20)等主张用语义单子解读语言单位。Wierzbicka把她的语义元语言词汇单位严格限制在数十个普遍语义单子的范围之内，这种义素分析语言尽管有种种优点，但常常臃肿到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义素分析语言的统一性表现在，一个符号始终表示一个语义因素，一个语义因素始终用一个符号表示，完全排除自然语言符号的同义性和同音性。这个原则为不同语言单位的共同语义因素在分析释文中保持同一性提供了保障，是将语言单位意义的系统关系形式化的必需手段。试比较“给／告诉”与“遗失／忘记”两组动词的释文：
X给YZ=X使Y开始有Z（Z＝物质客体）。／X告诉YZ=X使Y开始有Z（Z＝信息客体）。
X遗失Z=X因疏忽而停止有Z（Z＝物质客体）。／X忘记Z=X因疏忽而停止有Z（Z＝信息客体）。
正是由于借助了相同语义成分使用相同元语言符号式的解读方式，“给”与“告诉”、“遗失”与“忘记”的部分同义关系，“给”与“遗失”、“告诉”与“忘记”的部分反义关系，才一目了然起来。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语言因为建构在对象语的基础之上，自身易于理解，无需进一步解读，所以较之建构在谓词演算逻辑式基础上的人工元语言有明显的优越性。后者的词汇体系和句法手段主要由抽象的逻辑符号构成，自身有再解读的问题，这无异于通过未知的、隐晦的语义式来解读已知的、明晰的自然语言单位。语义学如果不能借助简单自明的语言单位来解释复杂模糊的语言单位，那么它就会面对自己的理论与应用任务而显得苍白无力(Wierzbicka 1999:30)。
构成莫斯科语义学派义素分析释文的语义因素在结构上是多层次的，除了语义单子和过渡语义因素的层次外，还有命题单位的层次。一个语言单位语义的直接结构成分，可能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义单子或过渡语义因素，而是由语义单子、过渡语义因素构成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命题单位，如X从Y来到Z=X在
时刻位于Y，X在
时刻位于Z，说话人位于Z；X忌妒Y P=X不（没）P,Y P,X希望Y不（没）P，希望自己P，因而X处于否定的情感状态（元语言释文中命题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见本文第4节）。在莫斯科语义学派义素分析语言的释文中，做直接成分的语义单子、过渡语义因素和命题单位，都可以被看作语言单位意义方面的构成义素。
3.义素分析释文的直接对象
莫斯科语义学派义素分析释文直接针对的不是孤立的词汇单位，而是置于特定题元框架结构中的词汇单位，如：X追赶Y（=X与Y向同一方向运动，他们之间的距离在缩短，X位于Y之后，Апресян 1995 Ⅰ：10）。
这个原则是莫斯科语义学派构建“意思文本”自动转换模式的任务决定的。构建“意思文本”模式要求扩大传统语义学的研究范围，将在“文本”中起纽带作用的抽象语词作为主要的义素分析对象（Апресян1967:8）。莫斯科语义学派因而与经典义素分析不同，后者的主要分析对象常常不是抽象语词，而是具体名词。
具体名词的构成义素集中显示在词汇系统成员的聚合关系中，这类词在句中多充当名项，指向世界，义素（特别是区别义素）的主要功能是帮助识别所指。经典义素分析通过纵向与上下位词和横向与同位词的比较，确定具体名词的属、种义素，以给出词典定义。这种分析方法对隶属于义素结构整齐对立的词汇语义场（如亲属、颜色、军阶等）的名词比较有效，但面对抽象词汇单位，则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抽象词汇的构成义素，有很多体现在词汇系统成员的组合关系中。这些词汇单位（如谓词）的客观意义由自身的概念语义和反映情景参与者的配价语义两个方面组成（Уфнмцева 1986:139）。行为的主体、客体、工具、手段、时间、地点以及这些因素的属性等意义，都可能是词义的有机构成。它们的分析释文因而离不开题元框架。
名词“车”（＝陆地上有轮子的交通工具（《现汉》第162页））可以通过与聚合关系中的上位、同位语词“运输工具、飞机、船、雪橇”等比较，确定其属、种义素和词典定义，但是，动词“教”（＝把知识或技能传给人（《现汉》第683页））的义素分析和词典定义却不能不在组合层面上引进情景的必要因素，试比较：обучмь X-a Y-y（教XY）＝按一定计划使X懂或会Y（Апресян1974:85）。
题元框架不同常常是词汇单位语义差别的标志。以同一客观情景为反映对象的词汇单位，题元角色不同，可能是不同的词，如：X买YZ（张三买李四一本书）／Y卖XZ（李四卖张三一本书）；或同一词的不同义位，如：Y跟X借
（李四向张三借一本书）／X
给YZ（张三借给李四一本书）。
《现汉》（第954页）通过“评价”定义“名声”：名声——在社会上流传的评价。把这两个词置入题元框架中，意义差别会显示出来：X在Y中的名声／Y对X的评价。
“死了丈夫的女人”在汉语里可以用“寡妇”和“遗孀”两个词表示，但它们的题元结构不同，意义因而有别。“遗孀”是关系名词，语义中包含关系配价，在表层结构中要有相应句法题元说明，试比较：
(1)张三是李四的遗孀。／*张三是遗孀。
“寡妇”是性质名词，语义中不包含关系配价，在表层结构中不用相应句法题元说明：
(2)张三是寡妇。／*张三是李四的寡妇。
在俄语里，“遗孀”的关系意义和“寡妇”的性质意义用同一词（вдова）的不同义位表示：
(3)АнНа—вдова.（安娜是寡妇。）／АнНа—вдова Ивана.（安娜是伊万的遗孀。）
“教师”和“老师”的意义差别也体现在题元结构上（陆俭明2000）。前者是性质名词，语义中不含有关系配价，不说：
(4)*张三是李四的教师。
后者在表示关系意义时，包含关系配价(5)；在表示性质意义时，不用相应题元说明(6)：
(5)张三是李四的老师。(6)张三是老师，在学校上班。
在《现汉》（第905页）中，“妈妈”被作为关系名词释义：妈妈——母亲——有子女的女子，是子女的母亲。其实，这个词在口语中有时也用来表示性质：
(7)她已经当妈妈了。
句中“妈妈”的意思仅是“有子女的女子”，不含有释义中的关系配价。其他很多表示亲属关系的名词也有“关系”和“性质”两种用法。
常用详解词典中谓词词条的释义，有许多事实上针对的就是标题谓词与必需变元组成的结构。以《现汉》为例，试比较：死——（生物）失去生命／X死＝X失去生命（X＝生物）；躲避——离开对自己不利的事物／X躲避Y=X离开Y（Y＝对X不利的事物）；坐落——建筑物位置处在（某处）／X坐落在 Y处＝X位置处在Y处（X＝建筑物）；砍——用刀斧猛力切人物体或将物体断开／用X砍Y＝用X猛力切入或将Y断开（X＝刀斧）；劈——用刀斧等砍或由纵面破开／用X劈＝用X砍或由纵面破开（X＝刀斧等）。
比较动词“劈”与“砍”的客体配价属性，我们可以发现，前者是“刚性物体”，后者则既可以是“刚性物体”，又可以是“柔性物体”：*劈肉／砍肉。因而，作为义素分析释文对象的题元框架，“用X劈”应与“用X砍Y”一样，不仅包括行为工具X，而且包括行为客体Y，以与后者在客体义素组成上相区别：用 X劈Y＝用X砍Y或由纵面破开Y（X＝刀斧等，Y＝刚性物体）。
连接词、介词、副词、语气词等用于表示事物、情景或句法单位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说话人对语句内容、客观现实或受话人的各种主观评价态度。它们被看作广义谓词，(Кобозева2000：120)更加应该与相关单位构成典型结构来充当释义的对象。如：尽管P，还是Q=P；所以应该不Q，Q（尽管放假了，还是在上课，Падучева 2004:47）；X已经P=X应该P；XP（孩子已经睡着了）。
4.义素分析释文的多维结构关系
按照经典义素分析的观点，组成词汇单位的若干义素，如同用表格罗列的音位区别特征那样，各自独立，彼此间只有属与种、常时与实时、现在与潜在等类别对立关系，一般没有结构制约关系，不组成有序的整体。Weinreieh(1981[1966]:50-176)已经对Katz和Fodor(1963)的类似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应把组成词汇单位的义素区分为无序和有序的两种类型。无序的义素组合呈束状，其成员可以随意变换位置：(a,b)=(b,a)；有序的义素组合呈确定结构状，其成员不能随意变换位置： (a,b)≠(b,a)。
与经典义素分析不同，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释文是用缩略、统一的对象语表达的元语言句，构成手段不仅是表示语义单子和过渡语义因素的对象语词汇单位，而且包括把词汇单位组织起来的对象语简单句法结构。其中的对象语词汇单位因此在逻辑属性上不是单一的，起码从结构功能角度可区分为开辟题元位的谓词和填充题元位的名项两种类型。
当词汇单位的义素分析释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命题单位构成时，命题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合取或析取的关系，几个命题单位经常各自在词汇单位语义结构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试比较副词“完全”与“只”的释文：
X完全P（失望了）＝(a)XP（失望了）；(b)说话人认为X不可能更加P（失望）。
X只P（学习）＝(a)XP（学习）；(b)X不做和P（学习）不同的事。
两个词汇单位都由(a)，(b)两个命题单位组成，仿佛都是合取的关系。根据否定合取（不(a+b)）等于析取否定（不a或者不b）、双重否定等于肯定（不不P=P）的逻辑规则，释义的否定式应为：
X不完全P（失望）＝(a)X不P（失望）；或者(b)说话人认为X有可能更加P（失望）。
X不只P（学习）＝(a)X不P（学习）；或者(b)X做和P（学习）不同的事。
“完全”的否定式释义与词义相符，(a)与(b)之间确实是逻辑上的合取关系。但“只”的否定式释义与词义不符，(a)与(b)之间不是逻辑上的合取关系。“X不只P”的意思实际是：(a)X P（学习）；(b)X （也）做和P（学习）不同的事（Апресян 1974:82）。
Апресян(2004:XLIX)认为，词汇单位的语义结构具有多维的性质。总体而言，它们的元语言释文由五种成分构成：陈说(assertion)、预设（注：莫斯科语义学派在形成初期就将“预设”／“陈说”的对立运用到词义分析中来。Жодковский(1964)指出，对词汇单位的否定并不导致全部词义的否定，如：X帮助Y做Z=(a)Y努力做Z，(b)X把自己的力加入到Y的力中；“X不帮助Y做Z”否定的只是(b)，不包括(a)。）、情态框架、观察框架和动因。但这些成分都不是必需的。
同样的(a)和(b)两个义素，由于它们扮演的预设与陈说的角色不同，常常构成两个不同的词汇单位。这两个单位可能是两个不同的词、一个词的两个不同义位，也可能是一个义位的两个言语变体。“希望”的语义结构中主要有两个命题单位：(a)X认为P是好的；(b)X认为P是可能的。但是在下面两个句子里，(a-b)两个命题的交际角色却不相同：
(8)我对成功抱有希望。(9)我对这次会见抱有希望。
在例(8)中，语义成分(b)充当陈说，(a)是预设，句子的意思是“我认为成功是可能的”。例(9)里的两个语义成分调换了位置，(a)转而充当陈说，(b)退居预设的地位，句子的意思是“我认为这次会见有好的结果”。(a-b)两个语义成分的交际功能转换可以通过例(8-9)的否定来证实。
(10)我对成功不抱希望。(11)我对这次会见不抱希望。
两个句子的否定对象显然不同。例(10)否定的成分是(b)：X不认为P是可能的，因而(b)是陈说，例(10)的语义焦点；成分(a)并没有被否定，是句子的预设部分，X仍然认为P是好的。例(11)的情况则不同，(a)是被否定的语义成分：X不认为P会带来好的结果；至于成分(b)，则作为预设退居背景的地位，不是否定的语义对象（3алиэняк 1992:96）。
词义中的预设成分虽然较之陈说处于次要的、背景的地位，但对于特定义位，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构成义素。特定预设义素的隐、现往往是同一词的不同义位形成的原因。动词“怀疑”有两个义位：(a)猜测某人做了坏事：我怀疑他剽窃；(b)猜测：我怀疑他今天来不了。“怀疑”用于义位a)的释义包含两个主要的成分：(1)X认为P是不好的；(2)X认为P是可能的。其中(1)是预设，(2)是陈说。“我不怀疑他剽窃”的意思只是“我不认为他剽窃是可能的”，但“我认为剽窃不好”这层意思并没有因句子被否定而改变。(b)的释义则只包含“X认为P是可能的”，较(a)少了“X认为P是不好的”预设成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怀疑”用于义位(b)时，其后的小句宾语可以带中立的、甚至是肯定的评价意义：大家怀疑这好事又是他做的（注：例句引自《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李忆民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514页。）。
情态框架是包含在词汇语义结构中的说话人对所指事物或对受话人的主观评价成分。词汇单位可能不含有情态框架成分，含有情态框架成分，或只有情态框架成分。试比较“脸、面庞和嘴脸”的释文：脸＝人的头前部；／面庞＝人的头前部，说话人对其持肯定的评价态度；／嘴脸＝人的头前部，说话人对其持否定的评价态度。
有些词汇单位虽然也稳定地含有引发人们否定或肯定评价的义素，如“敌人、病毒、吝啬、慷慨”等，但这些义素只包含在陈说成分里，反映的是事物自身的属性，而不是说话者个人的主观评价，因而不属于情态框架的内容。
在俄语中，以主观评价后缀为构词标志的派生名词，在生产词表示可计数事物时，都有指小意义，如домик相当于“小房子”；在生产词表示不可计数事物或唯一事物时，没有指小意义，如модочко солныщко不相当于“小牛奶、小太阳”。后一类派生名词被说话人经常用来表达对受话人的肯定情感态度，借以拉近与受话人的距离：Вэвесьте мне колбаски＝请给我称一点儿香肠，我对您是有好感的。
很多副词和语气词主要或仅含有情态框架成分，试比较：
(12)他才买了四只茶杯。 (13)他整整买了四只茶杯。
两个语句反映的是同一客观现实片断，区别仅在于用“才”和“整整”表达的说话人的数量评价：例 (12)＝“他买了四只茶杯，说话人认为这太少”；例(13)＝“他买了四只茶杯，说话人认为这太多。”
词汇语义结构中的观察框架成分是带有指示(deixis)性质的意义成分，表示观察者相对于情景事物的空间位置。观察者是一种隐性句法题元，不能通过从属于动词的名词性成分表达，但却是许多词汇单位不可或缺的义素成分。试比较方位词“前面”在例(14-15)中的释义差别：
(14)镜子前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位于镜子被使用的一侧。
(15)树墩前面有一棵蘑菇＝蘑菇位于树墩和观察者之间。
例(14)中的“镜子”是人造物品，多有正反面(Fillmore 1969)，“前面”与其搭配时的意义中不包含观察框架义素。例(15)中的“树墩”是自然物体，通常没有正反面之分，“前面”与其搭配时，意义中包含着观察者及其相对位置的义素成分。
动因是言语行为动词语义结构的组成部分，指出主体实施言语行为的原因。“请求P”的动因是“主体想要P发生”，而“要求P”则是“主体认为信息受体应该P”。
5.词汇单位语义聚合关系的义素分析
词汇同义关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问题，曾有各种角度不同的定义方式。同义的语词，从概念意义的角度着眼，是这一层面全部或大部分意义重合的语言单位；从组合意义的角度着眼，它们在同一上下文中可以相互替换而不改变语句的命题内容；在语用意义的层面上，是语义相同、相近，但语体、修辞标记不同的语言手段；在指物意义的层面上，它们可以被看作特定上下文中有共指关系的一组摹状词（Новиков 1982:222-4）。Апресян(2004:XLVI)从义素组成和义素结构角度来确定词汇单位的同义关系。他指出，首先，所谓在意义上全部或大部分重合，这个标准是缺少可操作性的。确定词汇单位全部或大部分重合的前提是，要把它们解读至语义单子的底层。词汇单位只在全部语义单子重合或重合的语义单子数量大于它们的区别语义单子总和时，才有可能构成同义的关系。其次，仅仅把语义单子的重合数量作为同义关系的鉴定标准是不够的。如上所述，词汇单位的义素组成并不是简单的罗列关系，而是特定的结构关系。重合义素在释文中的下列结构属性是形成同义关系的补充条件：
(1)重合的义素组合必须在释文结构中占据陈说的位置。例如，动词“劝说”（X劝说Y做Z或同意做Z=X用理由充足的话力求使Y做Z或同意做Z）与“说服”（X说服Y做Z或同意做Z=X用理由充足的话力求使Y做Z或同意做Z，Y做了Z或同意了做Z）虽然有多数义素重合，但重合的部分在“说服”的释文结构中，只占据预设的位置。否定“说服”时，被随之否定的只是“Y做了Z或同意了做Z”，不包括“X用理由充足的话力求使Y做Z或同意做Z”：X没说服Y做Z或同意做Z=X用理由充足的话力求使Y做Z或同意做z，但Y没做z或没同意做Z，因而“劝说”与“说服”不构成同义关系。
(2)重合的部分必须包含共同的属概念因素。“骄傲、夸耀、炫示”虽然有大部分语义因素重合，但并不因此而构成同义的关系，因为它们表示的现象分属于情感、言语和动作的不同类别，义素分析释文的重合部分缺少同一属概念贯穿。
(3)如果在两个语言单位的义素分析释文中，共同的属概念名称在句法结构上从属于另外某个主导义素，那么这个主导义素亦应在它们的释文中重合。例如，“得到”（X得到Y=X开始有Y）与“取得”（X取得Y=x使自己开始有Y）尽管重合语义单子很多，但在后者的义素分析释文中，前者的意思在结构上从属于“使”，因而不构成同义关系（注：在《现汉》（第1129，283页）中，“取得”和“得到”分别解释为：取得——得到；得到——事物为自己所有。）。
反义词通常按照它们的意义对立性质，区分为极限反义词、互补反义词和向量反义词。极限反义词表示同一性质的正反两个极限，它们与表示各种过渡级次的词构成多元的级次对立。互补反义词表达两个对立的种概念，二者的语义之和覆盖它们的上位词的全部义域。向量反义词表示方向彼此相反的行为和属性（Апресян 1995 Ⅰ：288-301）。从义素分析释义入手，把反义词概括为以下五种类别，在义素的组成与结构的微观层面上描写类别差异：
(1)“P／不P”类：遵守X＝按X的规定行事／违反X＝不按X的规定行事。湿＝含有水分／干＝不含有水分。在反义词：的释文中，置于“不”后的是反义词：的全部释文。
(2)“P／P不（没）”类：进X里去＝开始处于X里／从X里出来＝开始不处于X里。得到X＝开始有X／失去X＝开始没有X。释文中“不（没）”之后是初始反义词的部分释文。
(3)“使P出现／使P消失”类：装车＝使车载的状态出现／卸车＝使车载的状态消失。扣（衣服）＝使用扣子把（衣服）边连接起来的结果出现／解（衣服）＝使用扣子把（衣服）边连接起来的结果消失。
事实上“使P出现／使P消失”与“P/P不（没）”是一回事：“使车载的状态出现”的意思就是“使车载的状态开始存在”，“使车载的状态消失”的意思就是“使车载的状态开始不存在”。
(4)“大于标准／小于标准”类：快＝速度大于标准／慢＝速度小于标准。远＝距离大于标准／近＝距离小于标准。
(5)“好／坏”类：X高兴＝X认为发生的事情对自己是好事情，因而处于肯定的情感状态／X难过＝X认为发生的事情对自己是坏事情，因而处于否定的情感状态。X称赞Y=X认为Y的行为或属性是好的，因而说出自己对Y的满意／X指责Y=X认为Y的行为或属性是坏的，因而说出自己对Y的不满。
多义词义位派生的主要方式是以喻体和本体的联想关系为共同基础的隐喻和转喻，二者既是认知过程中借助已有概念形成新概念的重要手段，又是交际过程中通过已有义位形成新义位的重要方式。通过义素分析释文不难发现，多义词的派生义位还常常可能是理据义位的义素结构变化或数量增减造成的。以“怕”的4个义位：(1)害怕，畏惧：老鼠～猫；(2)禁受不住：瓷器～摔；(3)担心：他～你不知道，要我告诉你一声；(4)估计：这个瓜～有十几斤吧）为例（《现汉》第1015页），它们的义素分析释文分别是：
X
Y=X认为，有可能的Y对他是不利的，因而处于否定的情感状态。
X
Y=Y对于X是不利的。
X
Y=X认为，对他不利的Y是有可能的，因而处于否定的情感状态。
X
Y=X认为，Y是有可能的。
“”与“”的释文义素组成相同，但结构不同。两条释文都包括“对他不利的”和“有可能的”，但在“”的释文结构中，“有可能的”是预设，“对他不利的”是陈说；反之，在“”的释文结构中，“对他不利的”是预设，“有可能的”是陈说。可见“”是通过改变“”的义素结构而派生出来的。“”的理据义位是“”，通过删除后者语义结构中的“有可能的”和“处于否定的情感状态”而派生。“”的理据义位则是“”，较之后者减少了语义结构中的“对他不利的”和“处于否定的情感状态”，由此而派生出来。派生义位“”和“”比它们的理据义位“”和“”在组合上要受到较大的限制。“”的语义配价X多表示非生命体；“”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情态，语义配价X只限于“我”。它们较完整的释义应该是：
XY=Y对X不利（X多为非生命体）。
XY=X认为Y有可能（X＝我）。
除了以上四个义位，动词“怕”还有一个意义变体值得注意。这个变体以“”为理据，通过增加义素（“由于Y”）而产生：
X
Y=X认为，对他不利的某事件由于Y而是有可能的，因而处于否定的情感状态。
“”与“”的不同在于，后者的从属动词表示X担心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本身，只用非自主行为动词，可附着时态助词“
”：怕感冒／怕感冒了，怕翻车／怕翻了车，怕割手／怕割了手；而前者的从属动词表示的不是X担心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本身，而是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因而可用自主行为动词，不能附着时态助词“”：怕吃药／*怕吃了药，怕坐飞机／*怕坐了飞机，怕登高／*怕登了高，*怕登高了。
归纳以上分析，动词“怕”的义位、意义变体结构见图1：
图1 “怕”的义位、意义变体结构
6.词汇单位语义组合规则的义素分析
莫斯科语义学派分析词汇单位微观结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揭示它们在语篇中的语义组合规则 （意义相互作用规则）。使用义素分析方法，在微观层面揭示语词的意义相互作用规则，这方面有很多先例，典型的如语义一致规则。两个词汇单位正确组合的条件是，它们除了各自的区别义素
外，还要至少有一个共同的义素(
)，以充当联系的手段：
。当构成搭配关系的两个词汇单位的义素处于矛盾状态时，其中之一要通过改变自己，与对方求得一致，如“走”原本包括“移动、徒步”的义素，但是在“钟不走了”里，“走”失去了“徒步”的义素，借此与“钟”保持语义一致关系(Rak 1972)。语义一致关系通常是概念义素和联想义素的一致关系。“雕塑家的手”之所以可说，是因为有“肢体”这一共同义素将两个名词联系起来。这个共同义素在主导词“手”的语义结构中，处于概念意义的层面，而在从属词“雕塑家”的语义结构中，则处于联想意义的层面（Степанова，Шрамм 1980）。
Апресян(1974:85)指出，在语词言语组合的系列中，不仅存在相同义素要重复出现的规则，而且还存在将重复义素删除的规则。当一个下位词汇单位Y和它的上位词汇单位X搭配时，因为Y=P+X（其中P＝种义素，X＝属义素），所以Y+X=P+X+X，其中的一个X按照规则应该删除，于是P+X+X=P+X=Y。例如，因为“红”＝“P＋颜色”，所以“红＋颜色”＝“P＋颜色＋颜色”＝“红”：红颜色的纸＝红纸。正是按照这个删除规则，快步走＝快走，院子里长着一棵海棠树＝院子里长着一棵海棠，坐吉普车＝坐吉普。
删除规则还适用于义素呈包容析取关系的词汇单位。词的有些义位常常包含并列的两个义素a和 b，二者以包容析取的方式体现在组合系列中，或者体现a，或者体现b，或者体现a同时b。例如，“熄灭”用于“停止发光或者燃烧”时，可以出现在三类句子中：
(16)灯熄灭了。(17)劈柴熄灭了。(18)壁炉里的劈柴和街上的霓虹灯都熄灭了。
用于例(16)时，要删除“燃烧”，用于例(17)时，要删除“发光”。a,b两个义素可以正常地同时体现在例(18)中，这表明它们同属一个义位。不同于包容析取关系的是排斥析取关系：a,b两个义素在组合系列中，或者体现a，或者体现b，只在要达到双关的修辞目的时，才同时既体现a，又体现b：
(19)山上的枫叶和山下的酒店都火红起来。
例(19)表明，“火红”的“颜色”与“兴旺”两个语义因素分属于不同的义位，因而不呈包容析取关系，没有义素删除的问题。
通过义素分析观察语词搭配时可以发现，词汇单位的语义指向，常常不是与其在句法上直接联系的整个词汇单位，而是这个词汇单位的某个义素或义素组合。例如，“书”的词典释义是“装订成册的著作”（《现汉》第1261页），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部分，在“一本薄薄的书”中，形容词指向释义的形式部分，而“一本有趣的书”中的形容词则指向释义的内容部分（Рахилина2000:56）。
动词完成体一般都包含“开始”的义素，其意义可归纳为“某种状态开始”或“某种活动开始”。在具体语句的组合系列里，完成体受上下文因素的制约，被凸显出来的可能是语义结构中的“开始”成分 （例20），也可能是随后呈现的“状态”或“活动”成分（例21）：
(20)一大清早，他就穿了件皮夹克，提起箱子，走了。
(21)今天，人家都穿着大衣，他却只穿了一件皮夹克。
“穿了”可释义为“穿着衣服的状态开始”。例(20)的时间短语“一大清早”说明释文中的“开始”成分，表示穿上皮夹克的时间。例(21)的时间短语“今天”说明释文中“穿着衣服的状态”成分，表示的则是穿着皮夹克的时间。
短语“一篇好评语”可以表示：(a)给予成果以肯定评价，如：他写了一篇好评语，当然，这本书再好的评语也当之无愧；(b)给予评语写作本身以肯定的评价，如：他写了一篇非常好的评语，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这本书确实不值得一读。歧义产生的原因透过“评语”一词的义素分析释文清楚地显现出来：X对Y的评语＝X写的对Y加以评价的话。形容词“好”说明的对象可以是“评语”语义结构中的“评价”义素，这时短语“一篇好评语”用于意义(a)；也可以是语义结构中的义素“写”，这时短语用于意义(b) （Апресян 1995Ⅱ：475）。
词汇单位的语义指向，在很多情况下，只是被说明词汇单位结构中的陈说义素。以动词“问”为例，其语义结构包括五个部分：X问Y有关P的事＝“(a)X不知道P；(b)X想要知道P；(c)X认为Y知道 P；(d)X说了某些话，目的是使Y向他说P；(e)X这样说是因为要知道P。”其中(a-c)属预设，(d)为陈说，(e)则是动因。因为如果否定“问”，被否定的只是(d)、而不是(a-c)。用来说明“问”的语词，只有指向(d)的核心义素时，语义上才是正确的，试比较：
(22)他低声问我在和谁交谈。(23)*他完全问我在和谁交谈。
(24)*他非常问我在和谁交谈。(25)*他一向问我在和谁交谈。
例(22)正确，因为“低声”的语义指向陈说(d)，可以与(d)的核心义素组成意义正确的搭配：低声说。例(23-25)不正确，因为其中的“完全、非常、一向”不能和“说”搭配，尽管它们在语义上完全有资格分别和预设成分(a-c)中的核心义素组合：完全不知道；非常想要知道；一向认为（Апресян 1999）。
当名词用于指物意义、充当题元成分时，形容词定语指向的常常不是名词语义中的陈说义素，而是预设。试比较：
(26)你是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了。(27)教室里来了一位老教师。
名词“教师”包括(a)“人”；(b)“成年”；(c)“以教书为业”等义素。其中(a-b)两个是预设，(c)则是陈说。在例(26)中“教师”充当谓词，用于概念意义，形容词“老”限定的只是该词的陈说部分。而在例 (27)中，“教师”充当主词，用于指物意义，形容词“老”限定的则是“教师”的(a-b)两个预设。因此，例 (26)可以用于有多年教龄、但年纪并不很大的人。例(27)则只用于指上了年纪的人（Арутюнова 1976:326-57）。
7.义素分析与自然语言集成描写
自然语言集成描写是莫斯科语义学派语义研究的一个指导原则。词汇单位的语义特征必然这样或那样地反映在它们的语法特征上，就像心理状态必然反映在生理状态上一样（Апресян 1967:24）。这里的语法特征是就广义而言，包括词汇单位用于语篇中时，在构词、词法、句法、交际结构、语序、语调等各方面的行为特征。根据自然语言集成描写的原则，词汇单位的义素分析内容要与它们的非常规语法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莫斯科语义学派区别于其他语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词汇单位依据义素分析释文中特定层次的共同义素，常常可以集结为有共同语法属性的类别。例如，义素分析释文陈说位包含“知道／认为”成分的“知道、晓得、猜到”／“认为、以为、觉得”等，就分属于在句法上有一系列对立特征的不同类别的命题态度谓词（Апресян 2004:389-96；Дмитровская 2003）。
“知道”谓词在句中通常充当述位(rheme)，表示新给信息，带逻辑重音，因而可与从属命题调换位置：
(28)我知道他要来。／他要来我知道。
可以支配间接疑问句：
(29)我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否定副词“不”只说明命题态度谓词本身，不跨越命题态度谓词说明从属命题的谓词：
(30)我不知道他能来。≠我知道他不能来。
可以用代词性宾语替换从属命题：
(31)我知道他来。／我知道这件事。
“认为”谓词在句中通常充当主位(theme)，表示已给信息，不带逻辑重音，因而不能与从属命题调换位置：
(32)我认为他要来。／*他要来我认为。
不能支配间接疑问句：
(33)*我认为他什么时候来。
否定副词“不”可以跨越命题态度谓词说明从属命题的谓词：
(34)我不认为他能来。＝我认为他不能来。
替代从属命题只用代词性状语“这样”：
(35)我认为他能来。／我这样认为。
语法因素也可能反过来影响语义因素，试比较：
(36)a.这个房间小。／b.这个房间小。
例(36a)中的“小”居主位，是已给信息，不带逻辑重音，表示房间的面积符合说话人的选择标准，例(36b)的“小”居述位，是新给信息，带逻辑重音，表示房间面积不符合说话人的选择标准。但这个交际结构制约语用意义的规则主要适用于度量形容词，如“大／小、快／慢、长／短、高／低”等，这种语义类别的形容词在义素分析释文中，都包含“大于／小于”的义素（见本文第5节）。
自然语言集成描写揭示的规律，可能是同一语义类别数量众多的词汇单位共有的，也可能是个别词汇单位特有的。前一种信息应纳入语法规则之中，后一种信息则应收入系统性词典的词条中来 （Апресян 2005）。
8.结语
莫斯科语义学派不仅仅停留在使用义素分析语言诠释理论语义学的个别例证上，而是将其推广到全面描写俄语世界图景、编纂系统性词典的实践工作中。这方面的代表成果是Апресян(2004)主编的《新俄语同义词解析词典》（Новый обьяснителъный словаръ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эыка）。这部词典遵循自然语言集成描写的原则，每个词条都相当于一篇关于标题词汇单位的独立的学术论文。词典涉及的词汇单位达一万一千余个。全部同义词列共同语义成分的释文，一律采用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语言。词条中有关同义词汇单位在聚合与组合层面上的语义、语法、语用等各方面的属性描写，都建构在义素分析释文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