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贝托#183;埃科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访谈录论文,恩贝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玫瑰之名》的白痴问题及其回答
《玫瑰之名》已经出版了八年，被译成二十二种文字。在每个国家，你取四份日报、 五份周刊、三个电视频道和七个电台，先用加法再用乘法，你将会发现1980年以来人们 要求采访我的次数……在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我成功地逃避了这些要求，而且只有在 极端的情况下我才会对这种使人堕落的活动让步：请计算一下我和《读书》犯下了什么 样的大罪。不过我告诉你们：我曾经和小说的德文译者一起，在几天时间之后，对单调 的圆桌会议、雷同的问题不断出现的座谈感到了厌倦。很快地，我们列了一张表，上面 有十二个关于《玫瑰之名》的愚蠢的问题，每一个对应同样愚蠢的回答。对了，上面第 十二个问题是这样的：“人们问你的关于《玫瑰之名》的问题中最愚蠢的一个是什么问 题?”回答：“就是你问的这个。”(爆发一阵嘲笑声)好吧，既然我是不错的玩家，我 再给你们举两个类似的例子。比如：“《玫瑰之名》中哪个人物最像您自己?”回答： “那些副词。”又比如：“您正在写另外一本小说吗?”回答：“不，因为我的时间都 用在回答一些愚蠢的问题上了。”再比如：“为什么用《玫瑰之名》做书名呢?”回答 ：“因为皮诺切诺已经被用过了。”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会根据所在的不同国家作出不 同的回答。在纽约，我会宣布只有我的精神分析家在场才能回答问题；在德国要求我的 律师在场，在魔幻三角里昂-都灵-布拉格则要求我的祛魔师在场!
电话及其同内心生活的联系
我现在一半的工作时间还是用来对付《玫瑰之名》：各种问题、讨论会、报告会、书 籍、各种请求。我也同样程度上失去了专心于人们所谓的内心生活的自由。我对内心生 活的定义?处在一个没有电话的地方。根据有没有可能连上电话，我建立了新的世界地 理。在这个意义上，书店成为我最好的去处：从一家到另一家，淘书既是一种出游，又 摆脱了人之间的联系。
理论、教师和文学
既是“思想家”，又从事文学创作的情况并不少见。我认识很多的教育界人士，或者 是形式逻辑的专家，或者是东罗马帝国史的专家，他们都写过优秀的诗歌或小说，虽然 不是每一回都能成功。他们的理论专著和文学作品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这个问题 因为二十世纪的一个特殊情况而更难回答，那就是存在一种以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 穆齐尔(Musil)为代表的哲思文学。他们的小说也是对世界的演义与诠释。我们越来越 苛求文学取代哲学，甚至有大学好像从自由的创造性中脱离出来，固步自封。在古代， 情况不一样。比如说，在柏拉图的作品里，一方面有哲学的争论，另一方面却又完全混 有神话和虚构的故事。我认为，在极其多样化的笔头活动之间存在有很深的、有时是秘 密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说我作为大学教授、小说家和记者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 。
中世纪的正确用途
在意大利，我这一代人曾经反对克罗齐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或者逻辑 严密的新实证主义是他们摆脱这种唯心传统的手段。对于我，这种手段是中世纪。我的 学位论文是关于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d'Aquin)作品中的美学问题的，这 是一个挑战，因为克罗齐已经在他的《美学史》中清算了十八世纪以前发生的一切。尽 管一些专家，比如法国的基尔松(Gilson)的努力，但是对大众来说，中世纪是一幅阴郁 的蒙昧主义图画。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回到了正路，已经开始重新发掘这个失落世界的 财富。
媒体里的末日论
1954年，在我发表关于圣·托马斯的论文的前两个月，一个比赛给了我为米兰电视台 工作的机会。我进了意大利电视台。由于不大知道该让我干什么工作，他们就把我从一 个部门派到另一个部门。没有重要的事情让我做，我得以有时间从内部观察新生的电视 业。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是做一位栏目主管的助手。他曾经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在一家 小出版公司的帮助下介绍了布莱希特或乔伊斯的作品，他还组织过舒恩伯格、韦伯、斯 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会。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有时会遇到这些伟大作者中的一些人。晚上 ，我到摄影棚的后台去，然后大家和漂亮的女演员一起出去喝点东西、跳跳舞。还想要 什么更好的呢?可以肯定的是，当我后来对大众通信理论发生兴趣时，这一段经历对我 大有帮助。我可以确认几乎所有来自法兰克福学校的媒体末日论的理论家们都没有从内 部看过传媒机器。我呢，因为有机会在意大利电视台获得这么一段经历，所以，在我这 一代知识分子中，能够最早建立连接点，能够深入了解情况而不是一触即离地分析媒体 ，试图在不排斥批评的情况下与媒体和解，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清楚地记得，德国的一 位哲学家在一篇文章中说，一天他进入电视摄影棚，在五个不同的屏幕上看见了同一幅 画面，差点儿发疯。这种分成块的画面对他来说简直是对同一性的破坏!对于在摄影棚 工作的人来说，在五个屏幕上看到同一画面就像看到五册一样的书一样普通。这不是一 出戏。媒体没有丝毫的魔性。
电视训练的效果
一些知识分子是两面派，一方面看不起媒体，对它指指点点，另一方面，当他自己被 人轻视时利用媒体为自己辩解。这种对媒体的蔑视是基于对通信新方式的运转的不理解 。也有人恶意地不承认由此而来的获得丰富手段的可能性。当我在电视台时，一位优秀 记者给我们上过基础课，让我们做一种很有效的练习：他给我们三分钟没有播音的电视 新闻画面，再给我们新闻社与之相应的报道，然后让我们编写播音文本，播音时间为三 分钟到两分钟，然后四十五秒，最后到二十秒。也就是说，为同样的画面，我们每次写 同样的东西，但是一次比一次短。这种以抓住新闻的精髓为目的的训练，我总想把它运 用到大学教学中去，这是多么好的一门思维训练课!
米老鼠和马塞尔·普鲁斯特比较
从六十年代起出现了一种批评，认为在传媒时代不再有文化价值的等级，界限趋于模 糊。谬论。我认为，对米老鼠的仔细分析有利于理解为什么普鲁斯特比较复杂。
尽管媒体过度地把各种观点的争鸣戏剧化，可能使大学变质。这还是可能的。对此必 须小心防范。不过我认为，从本质上讲，媒体不可能在大学研究这个基本角色上越俎代 庖。媒体的力量在于提前发出信息，而对于批评、解释，总是要迟到二十年。如果一位 天体物理学家在黑洞理论上有惊人的发现，媒体只能用已有的黑洞理论的术语来讲述这 一发现，它没有时间修正自己的语言，观众对此也没有准备好。在这方面，大学充当了 二十年回忆的储蓄之所：需要这么一段时间来让新的黑洞理论媒体化。
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最近几年，媒体才开始留意到我们处在图像文明里。早在二 十几年前，以麦克卢汉(McLuhan)为首的社会科学家们就揭示了这一点。媒体甚至是在 图像文明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谈论这的：计算机的胜利其实将建立字母的文明，计算机将 逐渐把图像屏幕改变为字母屏幕。
计算机的精神性
我用软件进行写作已有五年了。计算机是有精神力量的机器：有史以来，人们第一次 大致能够以思维的高速书写而不用担心有错误。多亏了这种允许人把想法倾泻在纸上的 计算机，人们将最终实现超现实的自动书写。计算机有超级正确性，即无限正确，取消 了文本的中间阶段(这将改变文献学家们的注释工作)。计算机会迁移书写整体，也就是 像语言学证明的一样，句法的英语化。那么什么是计算机对书写、文学、哲学的深层次 影响呢?现在为时过早，暂时还无法知道。
符号学和脱衣舞
符号学(或符号理论，两个词之间没有细微的差别)，是建立在人的一种双重性上的： 一方面是使人联系过去的记忆，另一方面是向前投射、展望未来的能力。人是一种能够 留心不在场的事物的生物。我可以谈论已去世的母亲、明天要做的事情，或者我从没有 去过的廷巴克图。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可以无视真正在场的而注意不在场的。不 在场的，就是“符号”。也就是说，有一种手段，不只是语言，通过这种手段人们可以 超越直接经验的限制。符号学的意图就是在于研究这种反射到不在场的人与物的活动。 为了实现这种前后左右、空间、时间上的反射，人们可以使用一切。对符号学的最基本 的定义，就是对人的这种把一切化为符号的活动的重视。语言当然是很突出的符号系统 。但是，一片云，它的形态能告知我们是有暴风雨、雨还是天气晴朗，从这个范围讲， 它也可以简单地被译为一个符号。这就是为什么罗兰·巴特说符号学家就是一个走在街 上，在别人看到物体的地方看到符号的人。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穿衣服时从右往左扣 纽扣或从左往右扣，这首先是裁缝的事情。对于符号学家，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对立。 不过我要强调符号学家并不总是在研究符号学，正如脱衣舞女并不总是在做爱。虽说在 院校里符号学是一门新学科，实际上，在西方传统中，这是一项至少有二千年历史的古 老的研究活动。我们也要知道这门学科是在前进中不断修正对象的学科之一：所有对广 告语的符号学分析都最终改变了广告人的工作方式。
讽刺是一种美学
继处在白纸死胡同里的现代先锋派文学之后，出现了一种以讽刺为主要特点的后现代 文学。它认为你可以允许自己做一切，包括回到最古典的浪漫情节，只要对此保持一种 讽刺的距离。一个近乎悲剧的问题是，从本质上讲，讽刺是贵族作派。在故意陈述与存 在相反的意见的人，及他的能够判断这种有意的虚构的对话者之间，讽刺假设了一种复 杂的关系。讽刺构建了知识分子阶层。假设我在大学给一百名我很了解的听众讲课，我 可以采用讽刺。在一千人面前，讽刺就有可能不被理解。那么当你发表的高雅的讽刺性 小说触及成千上万的人时，这小说就有了阅读上的问题。有时我会遇到一些《玫瑰之名 》的读者非常天真地向我打听关于我曾经提到过的已经消失的手稿的消息。可见，后现 代文学是建立在固有的暧昧之上的，有可能被不同水平的人阅读，甚至出乎作者的意料 。依我之见，必须愿意做游戏。就是这样，意大利电视台的主持人伦佐·阿尔波罗做的 讽刺搞笑节目受到专家学者与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最近伦佐·阿尔波罗戏说女人的身 体在世界上被各种各样地开发利用。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把一位漂亮的女孩子请到台上 。评论界赞扬这种巧妙的讥讽，而广大观众借此机会欣赏到了漂亮的臀部。我也很乐意 看到这。
虚构是作品生命的需要
虚构的功用是人的生活必需的：人要生产、编造故事。先锋的挑战在于破坏以乔伊斯 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为榜样的情节。但是这种破坏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一下子，情 节被媒体分担。在一段时间之后，先锋自身也会体会到重新管理和控制情节的作品需要 。这是自然逻辑。
阻止人读书的诡计
我写了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图书馆》来揭露意大利公共图书馆的现状，他们简直就 是建来毁坏书籍的。我还想揭露那些阻止人们获得通往书籍之路的阴谋和把戏。理想的 图书馆是美国大学里的开架借书图书馆。人们到图书馆去不是为了找一本自己懂得的书 ，而是为了在自己要找的书的边上发现可能更重要的书。要想有这种图书馆，必须担当 被偷盗的风险。这样，图书馆才能真正成为发现之地和教育的工具。
从来不读的书
我记住了一些从没读过的书，忘记了一些曾经读过好几回的书。有时，我会在书架上 发现一本十年来一直想读、却没时间读的书。我把它拿下来、读它，发现我已经熟知它 的内容!这就是书的魔法。十年里，你已经读过这本书的有关文章。但取下这本书、打 开它，这个动作逐渐产生了渗透作用。对于成堆的、费解的复印件，这决不会发生。在 我的书架上，隔几年书的分类就会变动。差不多每三年我的书就会以另一种方式集中起 来，因为我要写另一本书了。一本在美学类放了有二十年的书可能被放进侦探小说里。 这是因为角度的变化和很大的不定性。我不采用那种精确的分类方法。对一个拥有平均 数以上藏书的人，人们总是问：“你全读过了吗?”有不同的回答方式。我的一位朋友 总是回答：“哦!还有好多没读过呢!”习惯上，我回答：“当然没有!否则，我干吗把 它们放在书架上?书架上的书就是应该读的。”
火
为了《玫瑰之名》里的图书馆，我研究了所有露天的古典迷宫。我需要一个室内迷宫 ，可是有一个通风问题。考虑到最后的火灾，我在墙上开了几个小窗户——利于通风。 这座图书馆妨碍流通。所以这不是一座理想的图书馆，而是消极的空想。这是今天图书 馆的写照。一位本笃会修士责怪我把厨房设在底楼。然而在那时有一个取暖的问题。比 如，人们把稻草铺在地上。所以这不会很失真。不管怎么说，我没必要上一堂本笃会修 士的烹饪课。只有在写完《玫瑰之名》之后我才发现在很多书里都有失火的图书馆。我 生在意大利的亚历山得里亚，我有很响亮的理由不能忘怀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神话。当然 还有别的原因。所以我总是被火纠缠着。我怕办公室失火，当我旅行时当心家里会发生 火灾。到了晚年我发现从三岁到十八岁我一直住在我们市消防指挥官的楼下。从童年到 青少年，每天夜里我都听到汽车鸣着警报来接中尉指挥官到火灾现场。在中世纪，所有 东西都被火烧过：城堡、农场、教堂、图书馆。《玫瑰之名》的草稿的最早的一位读者 说：“火灾的场面太长了，必须删节。”我拒绝了。图书馆的火灾，这是话语割断和记 忆衰竭的主题。但是我想，对于我们的后代，这将被灯火管制和电脑记忆消除的神话所 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