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藏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传统文化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0）03—09—11
倘若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去考察，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固有的，也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经过反复的优胜劣汰，世代因袭，不断得以积淀下来的。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再加上自然及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等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这样，各个民族的文化便或多或少地呈现出独自的属性（或特征）。藏族文化亦不例外。有目共睹，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藏族文化形成了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征。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几年前曾做过初步探讨（注：拙作《论藏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载《青海民院学报》1991 年第3期。），但限于篇幅，有些方面尚未能涉及，现就此做进一步的考察，以作补遗，不妥之处，敬祈匡正。
藏族传统文化的开放性
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在审视藏族文化时，往往注重藏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因素，认为藏民族祖祖辈辈在青藏高原繁衍生息，这里地势高寒，沟壑纵横，高山重岭，绵绵不绝，再加上自给自足的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与外界的联系。久而久之，藏族文化便呈现出一种相对封闭、保守的态势。乍一看，这种分析具有一定道理。但是，倘若结合藏族发展史进行考察，则不难发现，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不全面的。众所周知，早在远古时代，藏族先民主要从事采集、狩猎。原始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外界发生太多的联系。之后，社会的发展实现了农牧业等分工，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将人们牢牢缚束在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之中很少与外界交往，更不用说进行交流了。然而，随着部落间相互兼并加剧，使一些弱小的部落逐渐被强大的部落所吞并，进而融入大部落之中，最终形成部落集团。勿庸置疑，部落组织的这一变化，不仅使其地域扩大，势力增强，成员增多，而且部落文化也不断丰富，其封闭、保守的特征随之有所弱化。尽管如此，原始部落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文化必然是一种具有封闭和保守特征的文化形态。
公元5世纪，随着吐蕃王朝的建立， 藏族与周围民族的联系日趋加强，再加上周围地区的文化（如中原文化、印度文化等）的强大吸引力，致使藏族文化的锁闭机制受到冲击。在频繁的交往中，藏民族曾从异族那里“拿”来了许多东西，经过反复筛选，认真吸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于是，吐蕃王朝时期藏族文化便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关于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大量的史实中得到印证。
据史料载，松赞干布继任赞普后，为了促进吐蕃王朝政治巩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进步，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尤其加强与外界的联系。曾派出吞米散布扎等16名吐蕃弟子赴印度等地系统学习语言学知识，这不仅对藏族语言文字的推广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也对藏族文化的记录、保存、流传和交流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注：按藏族传统说法，藏文系吞米散布扎所创。近年来，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早在松赞干布之前，西藏地区已有文字。笔者认为，后一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大一些。）。关于佛教最早传入吐蕃的年代问题，藏文史籍都一致认为在拉托多聂赞时期。传说赞普在王宫屋顶休息时，“百拜忏悔经”、“舍利宝塔”、“六字真言”以及“法教轨则”等从天而降。此说缺乏旁证，难以置信。但公元5世纪前后， 今西藏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得到加强，因此，佛教“神物”被佛教僧侣（或商人）带入吐蕃，则是有可能的。诚然，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地区，则是松赞干布以后的事情。据藏史载，松赞干布曾派遣许多弟子赴印度等地学法，迎请印度等地许多佛教高僧来藏宏法，并将一些佛教典籍译成藏文。据《贤者喜宴》等史书记载，当时在吞米散布扎、内地大天寿和尚、印度婆罗门香嘎及阿门黎古萨诺、克什米尔的达努、尼泊尔的希拉曼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宝集咒》、《宝箧经》、《月灯经》、《宝云经》、《不空羂索经》、《妙法莲花经》、《大悲白莲花经》等21部经典被译成藏文，这对佛教在藏区的早期传播产生较大影响。为了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松赞干布还先后从尼泊尔和长安分别迎娶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联姻不仅促进了吐蕃与上述两个地区政治、经济的交往，同时也使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许多异族文化因子相继传入藏区，从而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成公主进藏时，曾携带“诸种府库财帛”、“金镶书柜”、“书典三百又六卷”，“术数书三百卷”、“工艺六十法”、“百诊观六行术”、“四百又四医方”、“四部配剂术”、“各色绫罗衣料二万匹”、“诸种造食器皿”、“食谱”以及“芜菁种子”、“车舆”、“马、骡、骆驼”（注：刘立千、任乃强译《汉藏史鉴》。）等。松赞干布还曾向唐朝“请蚕种及造酒、碾绢、纸、玺之匠”（注：《旧唐书·吐蕃传》卷一九六。）。派“遣诸酋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从周围地区引进历算、法律、医药等方面的知识……。凡此种种表明，松赞干布时代，吐蕃社会及其文化明显地带有开放性特点。否则，不可能从周围地区“拿来”如此大量的异族文化。同时，吐蕃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不可能获得如此空前发展。
为了进一步发扬汉藏友谊，促进汉藏文化交流，唐中宗景龙四年，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联姻，揭开了汉藏关系史上又一光辉篇章。据《新唐书》载，金城公主进藏时，“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王悉从，给龟兹乐……”。（注：《新唐书》卷二一六上。）随之，唐朝的文物制度传入吐蕃，《算学七经圣典》、《八支》为重点的关于五曜、八卦、九宫等许多解法亦被译成藏文，尤其是公主携带的大批医药书籍由汉族医僧悟慎、藏族译师毕如扎耶等译成藏文，为藏医学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赤松德赞时期，还曾派桑希等亲赴长安请赐佛经。唐王将用金汁书写在瓷青纸上的一千部佛经赐给桑希，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赤松德赞时期，曾派人迎请寂护和莲花生大师等来藏传教，印度止迦玛希拉寺一切有部12名比丘为七觉士授戒。同时，还按照印度、吐蕃及汉地的风格建造桑耶寺，组织僧人开展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另外，还派阐臧热、桑希等30人的大型使团赴内地，从汉僧处学习“修行教诫”，并得到唐王所赐100秤汉纸。赤松德赞还从四面八方迎请9位名医（注：九名医：汉地的东松康瓦、和尚巴拉及杭弟巴达、大食的哈拉宪弟、印度的宪辛底噶巴、克什米尔的古雅巴拉、米古的僧朵维钦、多波的确玛肉孜、尼泊尔的达玛西拉。）在吐蕃境内行医，教授弟子，翻译医典，著书立说。之后的历代赞普（达玛都松赞除外）在宏扬佛教、翻译佛经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总之，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吐蕃与周围国家及地区的联系一直十分密切。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公元634年（贞观八年）至846年（会昌六年）的200年间，唐蕃互遣使臣的统计数据中窥见一斑。据《唐会要》、《吐蕃传》等载，当时双方遣使近200次，平均每年有1次，足见双方交往之频繁。不难想象，如此频繁的交往，必然导致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而使藏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进一步加强。
随着达玛赞普被弑，吐蕃王朝因王室成员相互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藏族社会从此进入长达数百年的分裂时期。有人依据这一时期藏区社会动荡不安的特点，认为当时的藏族文化呈现出较强的锁闭机制。实际上这种认识欠妥。我们并不否认，分裂初期吐蕃王室后裔的相互攻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区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然而，到了中后期即地方政权割据局面形成后，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各地方政权首领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古格王朝时期，其首领意希沃曾从属民中选派21名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到克什米尔等地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学以及佛教密宗教诫等。在分裂时期，不少藏族学者曾长期在印度等地求学深造。这些学者学成返回后，翻译了大量的典籍，内容涉及宗教、文学、艺术、工艺、医药、天文历算等等。据统计，仅仁钦桑布一人翻译了17种经，33种论，108种怛特罗，还有一些医药、工艺方面的著作。另外，公元11世纪中叶，波斯阿拉伯军队入侵印度，并占领南部大部分地区。随着波斯教兴起，佛教受到排挤甚而打击。于是，佛教只好向周围地区渗透。许多僧侣经尼泊尔进入卫藏地区，从事传教和佛经翻译工作。分裂时期随着佛教在卫藏地区的再度宏传，涌现出大批的翻译大师。据《丹珠尔目录》，佛教后宏期共有157名翻译大师， 其中分裂时期就达122人之多。经过这些译师的不懈努力， 一大批佛教经典和其它方面的著作被译成藏文，在藏区流传，这不仅丰富了藏族文化内涵，而且也促进了藏族与异族的文化交流。以上事实表明，与吐蕃王朝相比，分裂时期藏族文化的锁闭机制尽管有所强化，但仍然具有较为鲜明的开放性特点。
分裂中后期，经过佛教僧侣的不懈努力，佛教在卫藏地区再度宏传，并形成了许多教派，诸如噶举派、萨迦派、噶当派等等。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各教派便与地方势力加强联系，从而形成了局部的政教合一政权。13世纪初，随着蒙古势力的不断扩张，卫藏地区的各地方势力集团为了寻找依靠，以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向蒙古王子表示归顺和建立依靠关系。1240年，蒙古多马达那波军进驻卫藏，结束了卫藏地区分裂割据的局面。1247年，萨迦贡噶坚参在凉州与阔端会晤，揭开了汉藏关系史上的崭新一页。不久，包括卫藏地区在内的整个藏区都被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下。之后，元朝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藏区的管理。这样，不仅使藏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也为藏民族与国内诸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从此，汉、蒙古等民族的文化源源不断地渗入藏区，对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注：参见拙作《再论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外来成份》，载《西北民院学报》1991年第4期。）。另外，12世纪以后，“藏印文化通道”虽然塞闭，但藏族文化与印度尤其是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南亚次大陆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雄敦译师等一大批佛教大师积极从事翻译事业，将《本生记·如意藤》、《诗镜论》等许多典籍译成藏文，进一步丰富了藏族文化的内涵。总之，元明两代，尤其是元代，藏族文化与国外民族文化的交流虽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藏族与国内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因此，藏族文化的锁闭机制尚未形成。
然而，明末尤其是清初以来，随着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再加上政教合一制度的日趋完备，藏传佛教在藏区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于是，不少人终日迷恋于酥油灯前，桑烟之中，而对社会的发展漠不关心，至于与外界的联系，似乎更无暇顾及。久而久之，使藏区社会的锁闭机制不断强化，藏族文化便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这在清朝中、后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严重阻碍了藏区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20世纪中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藏族人民彻底摆脱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翻身做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发展民族文化，促进社会进步，便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这使藏族文化的发展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一直认真贯彻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提倡各民族团结互助，和睦相处。鼓励各民族平等交往，互通有无，有力促进了藏民族与国内兄弟民族间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上的广泛接触和交流；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国内兄弟民族无私援助和广大藏族人民的不懈努力，藏区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交通通讯设施得到根本改善，这为藏民族了解世界，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提供了便利；近2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观念发生深刻变革，开始认识到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社会要进步，民族要繁荣，文化要发展，就必须大力加强与外界的联系，虚心向他人学习，掌握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否则，将被时代所抛弃。这种思想认识的突变，显然为藏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来，藏族文化呈现出全面开放的态势。国内外大量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藏区，被藏民族所接受，有力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全面进步。
综上所述，从藏族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除吐蕃王朝末期至分裂初期、清代至民国时期，其余各个时期藏文化与中外民族文化交流一直持续不断，因此，从整体上说，藏族文化呈现出开放态势，至少开放的力度要比锁闭的力度大一些，时间长一些，范围也广一些。诚然，藏区地域辽阔，各个地区发展情况并不一致。因此，不同时期内不同地区在开放的力度、范围等方面亦不尽相等。但因此否认藏族文化具有开放性特征，则是不对的，同时也有悖于藏族文化发展的历史。
藏族传统文化的地域性
大凡人，都具有社会属性。同时，任何人都将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与自然界发生联系，因此，他还具有自然属性。自古以来，人们既通过各种途径使自己与一定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同时又利用一切方式积极改造客观环境，使之为自身的发展服务。人类与环境之间的这种依赖关系致使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文化也不可避免地与环境形成密切联系。一方面，任何文化都将依存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一旦离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等，文化将发生变异；另一方面，特定的环境又往往影响乃至制约文化的发展。也正是文化与环境的这种联系使它自身具备了鲜明的个性——地域性特征。
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文化在形成与发展中和藏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社会环境形成密切联系，从而成为在藏区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形成并得以发展起来的独特文化形态。我们不难想象，倘若离开藏区独特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那么，藏族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至少不会保持现在的样子。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在考察藏族文化时，决不能忽视其地域性特征。否则，很难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藏族文化。
一般说来，藏族文化的地域性有双重内涵，一是藏族内部不同地域间文化上的差异；一是藏族与其他民族间文化间的差异。关于前一种差异，近年来不少研究成果都作了详尽的论述，故此不赘。这里仅就后一种差异所表现出的地域性特征作一些分析。
（一）风俗习惯
有目共睹，长期以来，藏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对藏民族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习俗文化。
（1）服饰 从总体上看， 藏族服饰一方面表现出藏民族对美的追求，同时也反映出对藏区独特环境（主要指气候条件）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适应性。例如，藏族喜穿皮质的藏袍和藏靴。而藏袍和藏靴则显然是藏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游牧生产方式的产物。因为藏族是青藏高原的土著民族，自古以来便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地势高、气候冷，而藏袍的保暖性能很强，适应高寒地区的气候特点。同时，藏袍宽大，衣长过体，夜间可解开腰带，和衣而眠，亦与藏区游牧生活和生产相适应。藏靴一般用牛皮缝制，既经济实惠，结实耐用，同时又具有较好的保暖性，深受牧区群众的欢迎。藏族不论男女，都十分注重仪表修饰，经常佩带各种装饰品，其中不少装饰品与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直接相关联。例如藏族妇女腰间除佩带针线包等外，还常常挂有“喔斯儿”（即奶钩）。“喔斯儿”多为银质，形似铁锚，上面刻有海螺、莲花等图案，并镶嵌玛瑙等珍宝，不仅是一件十分精美的装饰品，同时又具有使用价值，即妇女在挤牛奶时用以挂勾奶桶，防止牛奶泼洒。在牧业区，为了便于食肉，藏族大都佩带腰刀。腰刀通常用银子镶嵌，并雕刻各种花纹，十分精致。
（2）饮食 藏族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其它的民族， 而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饮食习惯。牛羊肉是藏族（尤其是牧业区藏族）的重要食物。牛羊肉既可以煮食，也可以做成包子，或灌入肠内食用。牛羊肉味道鲜类，营养丰富，长期食用，对增强人们的抗寒能力有很好的效果。在牧业区，糌粑一日不可或缺。且糌粑制作简单，食用方便，适合游牧生活。另外，藏族喜饮奶茶、酥油茶、达拉汁、酸奶等。所有这些亦与藏族传统饮食结构相适应。众所周知，藏族（尤其是牧业区藏族）多食牛羊肉、酥油、曲拉等，油脂成份高，不易消化。而茶水、酸奶等则具有帮助消化之功效。
（3）居住 帐篷是牧业区藏族的主要居室， 通常用黑牦牛织成的褐子缝制，由于吸收光热性能好，因而具有较强的保暖性，适宜在高寒地带使用。另外，帐篷还具有便于支拆、驮运的特点，适应游牧生活的需要。帐篷中央为“塔夸”（即灶），即可做饭，又能取暖，一举两得。大部分牧区缺少林木、煤矿等，因此，人们就地取材，将牛、羊粪晒（风）干，用以做饭取暖，从而解决了缺乏燃料的问题。帐篷内无床，人们铺垫毛毡、皮张等，席地而坐（卧）。凡此种种表明，藏族许多居住习俗完全是在藏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游牧生产方式影响下形成的，具有浓郁的地域特点。
（4）婚丧 藏族婚俗文化中亦保留着许多具有地域特点的东西。 例如，在牧业区，女儿出嫁，家长必须准备嫁妆。除藏袍、装饰品等外，不少地区还陪送马、牛或羊等。出嫁时，通常举行留“阿央”仪式，以防止带走家中的福泽。甘青地区不少人家将婚宴安排在羊圈里，以示不忘先祖生活，期盼畜牧业发展。婚礼宴席上，除奶茶、手抓肉、酒等，尚制作一些特色食品，用以款待宾客。在婚礼祝词中，不时流露出对家乡的赞美之情，祝愿六畜兴旺，新人幸福。所有这些显然都与畜牧业生产和游牧生活息息相关。就藏族丧葬而言，葬式众多。但大部分地区则实行天葬（即鹰葬）。很显然，天葬是一种与藏区自然环境密切联系的葬式。因为大部分藏区缺乏燃料，不宜火葬。而土葬又破坏草原生态，再加上藏区地势高寒，大部分时间地表处于冻封状态，土葬难以实施。因此，只有天葬既符合藏区鹰鹫较多这一实际，又与藏族宗教信仰相一致，从而成为牧业区藏族的理想葬式。
（二）藏医藏药
藏医药学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早在公元前6世纪，藏族先民就懂得“有毒就有药”的道理。 公元4世纪时，人们已掌握“调节饮食治病、融酥治伤止血、 酒糟敷疗伤”的方法。公元7世纪后，藏医药学逐步形成， 并涌现出宇妥·元丹贡波等许多名医，创作出《四部医典》等一大批医药学典籍，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在长达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藏医药学不仅具有完整的医学体系、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且这些特色往往与藏区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以及藏族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
（1）藏医理论 藏医药学的理论基础是三因五源说。藏医认为，三因（即隆、赤巴、培根）是维护人体机能正常进行的因素，同时又是损害身体、引发疾病的原因。例如，赤巴紊乱，引发热症；培根紊乱，产生寒症；隆在身体上下及内外各处运行，因而既能伴生热症，又能伴生寒症。在藏医理论中，五源（即土、水、火、风、空）是形成身体的重要因素。五源不全，难以受孕，更无法发育成长。另外，五源还决定药物的性味功能。认为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注：六味即酸、甘、苦、辣、咸、涩。八性即重、润、凉、钝、轻、糙、热、锐。十七放即柔、重、温、润、稳、寒、钝、凉、稀、干、燥、热、轻、锐、糙、动、软。）均与五源直接相关。且药性及效能不同，治疗的疾病亦不同。诸如，水性药主治赤巴病，土性药主治隆病，火性药主治培根病；热效能的药只能医治寒症，寒效能的药只能医治热症等等。总之，三因五源说贯穿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中，它构成藏医学的基础理论，与西医甚至中医理论有很大区别。
（2）疾病治疗 藏医在治疗疾病时， 并不像现代医学那样专用单一，而是采用内外兼治、饮食起居辅治的综合疗法（俗称“食行药术四疗法）。对于各种疾病，总是通过饮食疗法、起居疗法、药物疗法和外治疗法，对症下药，以取得最佳疗效。关于藏医“食行药术四疗法”，我们可以通过对隆病、赤巴病、培根病的具体治疗的介绍中了解其大致内容，并从中看出它与藏区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等的密切联系。
当患隆病后，在饮食上应多食马肉、驴肉、旱獭肉，经年干内及陈酥油等。饮用刚挤出的热奶、防风及黄精粉末配制的糌粑酒，搀入骨头汤过滤的酒等；居住方面要求光线暗，且应温暖；服用三骨营养汤以及二十味阿魏散、五根药酥等；外治法用药捻子烟薰风窍和痛点等。当患赤巴病后，饮食上食用黄牛奶及山羊奶的乳酪、新鲜酥油、山羊肉、犏牛犊肉、青稞面稀粥等。饮用无盐的糌粑稀糊、自雪山和石山流下的凉水等；起居上应多在凉爽的地方休息或缓慢活动，忌晒太阳、烤火；热症可服用二十六味藏茵陈丸等，寒症可用寒北紫堇、沙棘等配制的散剂冲服；外治可采用排汗或用雪山、石山流下的凉水冲洗全身。当患培根病后，饮食方面要注意食用绵羊肉、野牦牛肉及食肉动物的肉、干旱地方所产陈粮磨制的热糌粑团等。衣着要暖和，多晒太阳、烤火；药剂主要有“安乐平治散”，“石榴广益散”等；外治法可采用艾灸胃窍或培根窍等。（注：参见毛继祖主编《藏医基础理论》，第88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3）方剂 方剂是治疗疾病的关键。当疾病被确认后， 如果对症下药，病人会很快痊愈。否则，不仅不能医治疾病，甚至还贻误治疗机会。按传统划分法，藏医方剂有两大类（即和解剂和清利剂），计15种。其中散剂用量较大，品种较多，使用最为普遍。散剂不仅服用方便（既可以煎服，又可以冲服），吸收快，而且适应雪域高原的自然环境和游牧生活。另外，藏药方剂中还有一种独特的剂型即药酥。配制方法：将配方中需煎汁的药物用水煎煮，反复过滤除渣，加入适量牛奶搅拌，治疗热病用黄牛、山羊、牦牛奶的新鲜酥油配制；治疗寒病用犏牛、绵羊奶的新鲜酥油配制后，继续用文火煎熬，使酥油与牛奶融合，加入其它药粉、白糖、蜂蜜等搅拌均匀，即可服用。
（4）药物种类 以生态划分，藏药共有13类，它们是珍宝类、 石类、土类、汁液精华类、树类、湿生草类、旱生草类、盐碱类、动物类、作物类、水类、火类、加工炮制膏汁类等。在上述类别中，草类藏药品种最多，且许多草类藏药（如红景天、雪莲花、藏回香、藏黄连、獐牙菜、塞北矮紫堇等）是青藏高原的特产。另外，藏医中草药使用频繁，不仅与草药便于采集、药效较好、价格便宜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青藏高原具有十分丰富的草本植物资源息息相关。在藏药中，动物类藏药亦十分丰富，且许多动物的全身器官及血液乃至粪便都可以入药。在入药的动物中，绝大多数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诸如藏羚羊、野牦牛、牦牛、野驴、藏雪鸡、秃鹫、麝、岩羊、盘羊等。与草类、动物类药物相比，珍宝类、盐碱类、树类、作物类、水类等并不丰富，这亦与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有一定联系。因为历史上藏区矿产资源开发力度不大，森林资源不丰富。所以，珍宝药物和树类药物相对贫乏；藏区大部分地区从事畜牧业生产，种植业很少，因而作物类药物品种不多；藏区地处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既不沿江，又不临海，再加上气候干寒，故而水资源不丰富，这样，藏药中水类药物亦较少。
除以上所述，藏医药在其它方面亦保留着许多独自的特色。例如，在医用季节的划分上，藏医将一年分为前春、后春、夏、秋、前冬、后冬等6个季节，这显然与藏区冬春季节漫长， 而夏秋季节短暂的实际相一致；藏族世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他们的起居饮食、体质等具有独自的特点。因此，藏医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一旦与自然环境等和合失调，起居饮食与时令相违，便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另外，藏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及治疗与时令有密切联系。隆病多发生在夏季、日暮和黎明；赤巴病多发生在秋季、中午和午夜；培根病多发生在春季、初夜和上午。因此，治疗疾病必须讲究时令，适时对治，才能收到药到病除的效果。
（三）宗教信仰
藏族基本上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长期以来，宗教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以致于一些人认为“不了解宗教，就无法了解藏族”。此话虽有些武断，但也不无道理。藏族宗教除原始宗教——苯教外，尚有佛教。佛教虽然是一种外来宗教，但在传入藏区尤其是形成藏传佛教之后，便成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宗教。至于苯教，其地域特色则更是显而易见。
（1）神灵崇拜 不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 神灵始终是藏区善男信女所崇拜的偶像。考察藏族神灵家族，十分庞大。历史上，每个地区乃至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灵。在藏区庞大的神灵系统中，有三类神灵受到普遍重视。一是活佛，一是地方神，一是家神。
所谓活佛，是指已经修行成佛的人，在圆寂后为了继续完成普渡众生的善缘，再度转世，以人的肉体为显身。一句话，就是活着的佛。13世纪，噶玛噶举黑帽系首创活佛转世制度后，藏传佛教各派系都纷纷仿效，实行活佛转世，一时间藏区便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的活佛及活佛系统。在藏传佛教活佛系统中，活佛被划分为不同等级。达赖、班禅是藏传佛教的领袖，等级最高；其次是地区性活佛，即在某一地区产生较大影响的活佛（如内蒙的哲卜尊丹巴、甘青地区的嘉木样协巴等）；再次是各寺院的活佛（如佑宁寺的松布活佛、广惠寺的敏珠尔活佛等等）。长期以来，活佛在藏族社会生活中产生深刻影响。不论是农业区，还是牧业区，凡家中遇到重大事情，请活佛（或僧人）诵经祈祷，甚至连婚期、亡人出殡的时辰以及葬式等都请活佛选定；遇到草山纠纷乃至家族械斗等，亦由活佛出面调解；藏区发生雪灾等自然灾害，要请活佛诵经禳解；部落内发生杀人、偷盗等重大案件，且一时难以确认凶手或盗贼，也要由活佛裁定，等等。总之，历史上活佛在藏族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藏族社会的特殊阶层。
地方神是某一地区的保护神。历史上，藏区被划分为三大方言区即卫藏、康巴、安多。每个方言区又分为若干小的区域。不论是三大方言区，还是小的区域，一般都有自己的神灵，行使着保护属民的职责。大多数地区，地方神灵往往以山神的面目出现。这与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藏族世代在青藏高原繁衍生息。这里山峰众多，沟壑纵横。为了达到安居乐业，免遭妖魔的侵袭，人们往往将居住在这些山峰上的神灵供奉为地方保护神，且每逢吉日或重要节庆，人们成群结队，前往祭祀，或煨桑点灯，或放飞风马，或插置神箭，或放生神牛（羊）。总之通过各种形式娱乐神灵，祈求安康。
家神是保护某一家庭的神灵。藏区家家都有自己的神灵，并设置专门的神龛等，予以供奉。不论是平时，还是逢年过节，都供献祭品，煨桑，点灯，早晚叩拜，十分虔诚。
（2）宗教活动及祭品 宗教活动是信教徒向神佛供施， 祈求神灵保佑的行为。藏族宗教活动不仅种类众多，且仪式繁杂。下面我们择取几种予以介绍。
点灯 在藏区大大小小的寺院殿堂前，长年累月油灯不熄。在民间，每天早晚尤其是逢年过节，都要在佛像（龛）前点燃油灯。牧业区用酥油燃料，农业区则用植物油。点灯燃料的选择显然与人们传统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因为牧区盛产酥油，而农业区缺少酥油，只好用青油代替。
献酥油花 相传，酥油花制作始发于唐代。唐文成公主进藏与松赞干布联姻时，曾从长安携带释迦牟尼像。藏族为了表达敬意，向佛像献酥油塑制的花束。之后，酥油花便在藏区流传开来。过去，西藏、青海等地的许多寺院都塑制酥油花，供奉于佛像前，有的还举办专门的酥油花会。用酥油塑制花束，这是藏民族的一大创造，同时也是藏区畜牧业生产的直接产物，具有浓郁的地域特点。
煨桑 煨桑是人们向神佛供施的一种方式。藏区各寺院终日桑烟缭绕，至于民间，每逢吉日良辰，或重大事情，亦要煨桑祈神。煨桑的原料有柏枝、酥油、炒面、曲拉等。这是因为藏区不少地区都有柏树，柏枝自然不缺乏，至于炒面、酥油等则是牧民的日常主食。一些农业区，由于缺少酥油、炒面，多使用青油、面粉。
抛朵玛 在藏区，不论大型的宗教祭祀仪式上，还是民间僧侣诵经时，都制作朵玛，祭神施鬼。朵玛是一种用糌粑团捏制的宗教祭祀品，形状大小各异。在宗教活动中，抛朵玛旨在驱除魔障，祈求神灵加持，达到世人安康，六畜兴旺，万事如意的目的。
（四）文学艺术
藏族文学艺术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千百年来，藏族文学艺术在创作中亦或多或少受到藏族审美观念以及藏区独特的生存环境、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从而呈现出浓郁的地域性特征。
（1）文学 不论是藏族作家文学，还是藏族民间文学， 都是藏民族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来的。因此，它必然集中反映藏族社会生活，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纵观藏族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许多作品都真实地描写了主人公如何与严酷的自然环境（诸如严寒、风雪等）作斗争的艰难历程，表现出藏族人民不畏艰难、勇于进取的顽强精神和乐于奉献、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格，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在藏族传记文学中，主人公大多是宗教人物，且作品的主旨往往是如何宏扬佛法、教化民众等，这显然是藏区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再加上过去藏族文化（主要是文字）及教育大权被藏传佛教寺院及僧侣垄断的结果。在民间文学作品中，以反映动物生活的作品占很大比例。究其原因，一方面青藏高原动物种类及数量众多，给人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藏民族在政教合一统治下，饱受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繁重的经济盘剥，但又慑于宗教和世俗头人的势力而不敢起来反抗，只得忍辱负重，利用动物间的情感纠葛来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另外，不论是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大部分作品散发出浓郁的宗教气息。这亦与藏族全民信教，且宗教在人们社会生活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实际密切相关。我们不难想象，倘若藏族的宗教观念相对淡化一些，那么，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也就不会散发出如此浓郁的宗教气息来。
（2）艺术 藏族艺术形式众多，琳琅满目。 它们集中体现了藏民族对艺术的追求，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浏览藏族艺术长廊，雕刻艺术最具特色。不仅寺院建筑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佛龛、佛塔、佛像等精雕细琢，古朴雅致，而且在藏区各地都有许多嘛呢堆。每一块石板上都刻有佛像、六字真言等，不少寺院周围还筑有大型的石经墙，上面镌刻着大量的经文，蔚为壮观；不论是寺院，还是在民间，有许多精美的骨刻工艺，等等。藏画是藏民族奉献给世界绘画宝库中的一颗璀灿的明珠。藏族绘画形式众多。主要有壁画、唐卡、木版画等。其中唐卡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绘画形式，它一般在布面或羊皮上绘制，小的只有尺许，大的则数米乃至数十米不等。藏画多采用从矿物或植物中提炼出的颜料，有时还用金、银等金属作颜料。不仅色泽鲜艳，而且不易褪色。藏画的题材十分广泛，除宗教内容，尚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民间传说以及建筑风景画、装饰性图案。千百年来，藏族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藏族建筑艺术的发展，但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藏族建筑以寺院建筑为主。藏区各地都建有许多寺院，不少寺院还形成一定规模。在建筑风格上，由于藏区地处青藏高原，群山连绵，再加上气候多变、寒冷，因此，寺院大都修建在背风向阳的山沟，且依山而建。整个建筑高低相配，错落有致，浑然一体，态势庄严。寺院建筑大多采用与内地歇山式结构形成鲜明对比的平顶式，很显然这与藏区高寒干燥、少雨多风的气候有一定联系。建筑物的墙体用砖石结构，并筑有鞭蔴墙饰，既减少墙体的重量，又美观大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大多数寺院建筑都注重色彩对比，从而增强了寺院的神秘感。
以上我们从风俗习惯、藏医藏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四个方面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作了介绍和分析。必须指出，藏族传统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几个方面。在其它领域（如语言文字、印刷、音乐、歌舞以及哲学、美学等）亦或多或少保留着青藏高原的地域特点。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赘述。
*收稿日期：2000—07—07；修回日期：2000—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