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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188-(2000)01-0005-(05)
建国以来的50年，是社会主义事业在我国不断发展的50年，是党和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进行不断探索的50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20世纪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集中反映了50年来党和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但任何真理都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只是在不断地为我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并没有结束真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已有的认识为基础，继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不断探索和逐步深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就成为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永恒主题。
一、不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任何真理都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真理是人对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真理性的认识就能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相反，错误的认识、谬论就会使我们走向失败。同时，任何时代的任何认识，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都不可能只有真理性的一面，而没有任何错误的一面；即使是真理性的认识，也不可能是对客观事物的穷尽了的认识，只有绝对性的一面，而没有相对性的一面。真理是在逐步发展的，真理性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人们对它的认识是不可能一劳永逸的。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决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然而，马克思主义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它也并没有结束真理。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历史。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150年来从来没有哪一部著作像它这样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传世佳作，在它发表之后的几十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先后写过七篇序言，对其中的一些个别观点和论断作了必要的补充、修改和完善。恩格斯曾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然而他又强调指出，“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的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预定看法吗？你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2]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成为科学，这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理论是分不开的。他们不仅创立了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为它的丰富、完善和发展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列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句名言：真理是过程。他根据20世纪初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创立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自己所处时代的条件出发，曾经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有可能成功的科学论断。但是列宁并没有囿于这一观点，而是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甚至是不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新的判断。这表面上看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恰恰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前人的认识如此，对待自己的认识也如此。取得同国内外反动派武装斗争胜利之后的1921年春天，苏维埃新政权遇到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3]于是俄共（布）十大果断作出决定，实行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成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继列宁之后，从2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党和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进，逐步找到了一条从重工业开始、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苏联工业化道路是由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经济技术落后的俄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可能越过工业化，也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走过的道路去实现工业化。而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不能无视自己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外部条件。实践证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苏联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从根本上摆脱了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依赖，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也充满了坎坷和曲折，出现了许多问题，如：片面强调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中央集权过多，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等。这说明，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处在逐步深化认识和不断探索之中。社会主义社会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
继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二战以来，社会主义取得了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这同这些国家的党和人民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是分不开的。相反，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今天的被动局面，也是同一个时期以来普遍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僵化式理解、忽视甚至停止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继续探索密切相关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在自我扬弃中不断前进的；它的发展不能靠别的，只能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不断突破、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升华新的境界。
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5]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50年；然而，5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短小的瞬间。我国的社会主义至今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其间有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奋斗和不懈努力。因此，社会主义事业在我国，还只能说才刚刚开始，况且，50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曾经历过不少坎坷和挫折，即使目前，也还面临着许多矛盾、困难和问题。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有的认识和成绩，滋长任何骄傲自满情绪，而应继续探索和逐步深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
二、不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建国以来的50年，是社会主义事业在我国不断发展的50年，是党和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进行不断探索的50年，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50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的80年，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无数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驱，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然而都失败了。自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初结果。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的近8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已经被实践初步证明、并正在为新的实践所证明的关于中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邓小平理论。
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是来之极其不易的。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走了不少的弯路，吃了许多的苦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正确的思想路线同各种错倾向之间尖锐、复杂、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回顾我们党的历史，这些错误倾向有来自右的，也有来自“左”的，但“左”的错误是主要的。“左”的表现形式更为隐蔽，危害性更大。他们往往披着科学的外衣，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以假充真，混水摸鱼。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有他们才是马列主义，只有他们手中才掌握着真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了很长时间的统治地位，几乎使党和革命的力量丧失殆尽。经过遵义会议、延安整风，直到党的七大，才真正确立起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左”倾教条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给党和人民的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粉碎“四人帮”后，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我们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才真正确立起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些事实证明：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不断地结合，不断产生新的飞跃，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种与具体实际的不断结合中逐步得到发展的。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左”的东西根深蒂固，绝非一两次战役就可根除，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也还远远没有结束。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同时特殊性中也包含着普遍性。既没有离开普遍性的特殊性，也没有离开特殊性的普遍性。真理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此时、此地的真理不一定适用于彼时、彼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指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他们一再强调，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曾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7]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这个“的”。离开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空谈理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极其有害。“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8]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一再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0]
几十年来，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和风险，战胜各种困难，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继续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找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事业成功的真谛。东欧、苏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剧变、解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拒绝这个“结合”，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无限生机和活力。因此，东欧、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教条主义的失败。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常说常新的永恒话题。当前我们正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强调这个问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是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的最优理论。然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理论也只是在不断地为我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并没有穷尽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进行不断的探索，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具体实际的新结合，不断产生新的历史性飞跃，不断形成新的伟大理论成果。正如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的那样：“理论是否联系实际，不仅是一个学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11]“学习理论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13]“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14]
三、不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是改革攻坚阶段的基本任务
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许多十分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和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自然成为当前我们工作中的燃眉之急；但我们也决不能因此而陷入事务主义，忽视甚至放松进一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而应努力实现解决当前问题与继续探索规律的协调和统一。这些矛盾和问题说明我们还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要看到，这些矛盾和问题之所以比较集中地表现出来，说明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某些普遍性的内在联系。如果孤立地解决其中的某一个问题，稍不留意，就很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局，轻则引出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重则导致改革前功尽弃，事业一败涂地。东欧、苏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解体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并避免在以后的工作中出现新的、更多、更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靠我们更好地驾驭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因此，不断探索和逐步深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就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攻坚阶段的一项基本任务，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观察、分析和处理一切实际问题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正如列宁所说：“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15]最近一个时期中央反复强调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就在这里。这里的“主义”、“思想”和“理论”实际上都指的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性、规律性东西。
那么什么是规律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规律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规律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认识规律，顺应规律，利用规律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但不能改变规律，创造规律，或消灭规律，否则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去年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特大洪水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人们认识规律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但只有获得规律性认识才能指导实践。没有以正确的规律性认识为指导的实践，就不可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马克思主义历来十分重视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就曾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6]列宁也曾评论说：“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17]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18]
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呢？
当然，要认识规律，就必须对十分丰富的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9]但实际上，不同的人去认识规律，得出的结论却不大一样，甚至会截然相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说明，规律问题还不仅仅是个对十分丰富的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然后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问题；而实质上又是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说它是个方法论的问题，这是因为：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就必须站在战略的、全局的高度看问题，必须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看问题。也就是说，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去分析和研究问题，才能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问题的要害和实质。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规律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个全局问题、战略问题和实质问题。古人之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说它是个世界观的问题，这是因为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问题。如果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没有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没有民族忧患意识，甚至还要从“小圈子”或小家庭出发去想问题，怎么会有创新意识？怎么会站在全局、战略的高度看问题？怎么会深入生活实际，下功夫、吃苦头去思考问题？又怎么可能得到实质性、规律性的东西？因此，规律问题实质上也是个政治问题，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这也正是“三讲”教育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当前我们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短期行为、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以及就经济论经济、就业务谈业务的庸俗的事务主义，说到底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能不能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是我们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列宁早就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发展生产的任务。”[20]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强调，政治是“灵魂”，是“生命线”；要实行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与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他还特别提醒全党，“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21]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也一再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22]要“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23]最近一个时期，江泽民同志则进一步明确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
面对50年来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绩，我们一定要百倍地加以珍惜，同时又不能产生自满心理；面对目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我们也一定要敢于深刻地剖析自己，同时又不能产生悲观情绪。要看到，这些困难和问题，相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这个大道理，还只能算是小道理。大道理是管小道理的，小道理一定要服从大道理。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站在全局的、战略的、政治的高度看问题，勇于并善于不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在我们面前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和问题。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一定会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21世纪。
收稿日期：1999-10-20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邓小平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