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国共合作论文,两次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苏联利益、中国革命考虑，积极倡导和推动了两次国共合作。同是，由于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又有不同程度的右倾。共产国际对两次国共合作在指导思想上及中共对它态度上都有所差异。第一次主要是基于上述三方面考虑，基本上按照国际主义原则行事；中共对它的态度由分歧到言听计从。第二次，受制于苏联民族利己主义因素较大；中共对它的态度则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尊重、维护大局，又对其错误进行抵制与斗争。历史经验：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情况来办。
关键词 共产国际 国共合作
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关于共产国际与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关系的探讨已经比较深入。然而我们注意到，对共产国际与两次国共合作之间有何异同，特别是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指导思想和领导方式上的明显差异，这一重要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鉴于此，本文将对共产国际与两次国共合作的关系作一综合比较，在归纳共性的同时，着力分析其差异，并总结经验教训，以求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认识。
一、共产国际对两次国共合作建立的倡导和推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其他党派采取的是“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①]。经中共二大确定“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②]后，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最后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这一转变是在共产国际的精心指导和耐心帮助下实现的。
首先，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是共产国际支持中国革命、积极倡导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共制定有关国共合作策略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本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其中关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关于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对象、前途、任务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阐述，极大地提高了中共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其次，共产国际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和国共两党状况，发出一系列文件，提议国共合作，并坚持党内合作形式。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指示信，1923年又连续发出三个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在这些文件的直接指导下，1923年6月中共三大有关革命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标志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正式形成。
密切关注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也给了困境中的孙中山国民党以指点、帮助。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详细阐明了共产国际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首次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较完备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本原则。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
此外，共产国际代表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往来于国共两党之间，一面劝说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一面帮助孙中山国民党实现转变，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受孙中山委托，国际代表参与了国民党改组和一大的领导工作，并为一大起草宣言、章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章程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共产国际、苏联从政治、军事诸方面全力支援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权，促进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发展。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同样得益于共产国际的倡导、推动。在法西斯进攻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新形势下，共产国际逐渐改变了“左”倾关门主义策略，提出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这一转变直接影响和促进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正如胡乔木所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工作，是1931年到1934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在1935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直到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和帮助之下，党在8月1日发表了号召建立统一战线的宣言，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在12月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才满足了这个要求”[③]。1936年7月，共产国际又改变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同时并举”的口号，致电中共，指示应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中共据此并结合实际情况，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放弃反蒋口号，开始谋求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如果说中共由执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到实行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源于共产国际七大的策略转变，那么，中共放弃反蒋口号，进而提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则源于1936年夏天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这些指示促使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到更加完善的阶段。
作为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联系、沟通的桥梁、纽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也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由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电讯联系的中断，中共代表团先于正在领导红军长征的中共中央，开始策略转变。从1933年到1934年，代表团为中央起草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文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为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否定统下不统上的“左”倾政策提出了可贵意见。1935年夏，代表团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内容，标志着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的影响下，中共的统战政策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为中央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统战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对于两次国共合作既有指导思想的理论阐述，又有具体的文件指示，还有派驻代表或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贯彻，这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特点，是共产国际的主要历史功绩。
二、共产国际在指导两次国共合作中的右倾错误
共产国际指导中共进行国共合作的最大失误是对国民党及国共关系问题的认识上的右倾错误。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前，共产国际就对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及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过低，认为“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④]。这是日后统一战线中共产国际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国共合作建立后，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倾向一直影响着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共产国际适时地提出军事、武装问题，却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而取消中共独立的军事工作，完全失掉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由于对国民党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翼的反共活动缺乏警惕，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并且压制中共内部与之斗争的力量，主张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让步，以挽救南方的革命”[⑤]。面对蒋介石的反共分裂阴谋，一次次地退让，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采取灵活态度，善于利用各种条件，而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⑥]。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顾问的右倾指导直接影响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态度。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固然是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右派实行妥协退让政策的结果，追本溯源，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仍然过高地估计中共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指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成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来源。只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渐趋成熟的中共中央抵制了这一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才避免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大革命失败之复辙。在苏联依然将大量军需援助给蒋介石的情况下，中共记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不重视武装的教训，决不把红军和根据地交给国民党，积极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坚持正确的策略总方针和斗争原则，有效地克服了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打退了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坚持了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
两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都有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程度不同的损失。共产国际的这一错误主要源于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缺乏深刻的、全面的了解，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缺乏正确的估计，加之革命形势瞬息万变，由一个万里之外的国际组织遥控指挥革命，难免会有很多误差。因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用“马克思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便成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
三、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指导思想和领导方式上的差异
两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倡导、推动；共产国际在对两次国共合作的指导中都犯有右倾错误。这是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作用的共同方面。共产国际的指导，在指导思想和领导方式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把发动和领导世界革命视为己任，把帮助和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苏共是共产国际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党，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在各国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共产国际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苏共在外交上的民族利己主义思想势必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与指导。通观共产国际对两次国共合作的指导，其出发点不外于世界革命大局、中国革命利益、苏联外交政策三方面考虑，但这三方面因素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比重有所不同：共产国际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主要是其发动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所驱，同时也是帮助中国革命的需要，苏俄的自身利益处于第三位考虑因素。由于列宁领导时的共产国际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为指导原则，这时期的苏俄外交基本上服务于共产国际的政策策略需要，并无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列宁在谈到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时说：“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⑦]。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世界革命正面临法西斯的进攻，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受到了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威胁。为减轻苏联的战争压力，共产国际极力倡导国共两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拖住日本，因而共产国际倡导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主要是以苏联的对外政策为考虑依据，其次是世界革命大局，再次是中国革命利益。在这一次序下，为了苏联的自身利益，共产国际有时甚至不惜以牺牲中国革命的利益为代价，具有明显的助长苏共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其政策制定基本上服务于苏联的内外政策。共产国际的重蒋轻共，即源于对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是援助蒋介石，而援蒋的目的是使其长期拖住日本。在斯大林看来，苏联“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这样，才能在德国进攻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而中共和中国工人阶级“还显得太孱弱”，故“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⑧]。这是共产国际帮助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主要意图。为了达到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战略目的，苏联政府竟与正在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败坏了社会主义苏联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苏德战争爆发后，围绕中共出兵保卫苏联问题引发的争论更清楚地反映了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不惜牺牲他国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方面表示支持苏联，准备援助苏联；另一方面又顾及当时的具体情况，作长远打算，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量力而行，不能为了保卫苏联而断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指出：中共援助苏联的具体办法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中共以中国抗战的胜利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避免了共产国际、苏联民族利己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式有个由高度集中、干预内政到逐步松动的转变过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除了通过会议、文件指示外，还派遣大批代表、顾问来华坐镇指挥；中共六大以后改为由中共派代表团驻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经由代表团指导中共；共产国际七大以后进而决定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
共产国际代表既是国际理论、指示的传播者、贯彻者，也是对中共的监督执行者。他们拥有“最广泛的权力”，也有程度不同的专制作风。国共合作的建立、大革命的开展凝结着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鲍罗廷、加伦等人的智慧和心血，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也同国际代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是全局的，贯穿始终的。
大革命的失败及随后在共产国际代表影响下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发生，促使共产国际和中共开始反思其中的深刻原因。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改变了领导方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代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方式，这比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越俎代疱、包办代替显然要民主一些。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既按国际意志执行过“左”倾路线，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立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⑨]。
鉴于国际形势的千变万化和各国党的逐渐成熟独立自主意识的提高，共产国际七大又作出了各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管理机构关系问题的决议，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今后应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务”[⑩]。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共产国际对中共仍有干预，但专制独断作风有所收敛，这就为中共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两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
在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时期中，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也经过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自从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正式开始。但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对这种关系很不适应，当时的中央书记陈独秀就曾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发生过冲突，冲突的主要原因是陈独秀不愿受制于共产国际，不习惯共产国际有凌驾于中共的权力。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体制与早期中共要求独立自主之间的矛盾。共产国际倡导的国共合作更引起了它与中共的一场激烈争论。陈独秀为此曾致信维经斯基，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对于党内合作形式表示“绝对不赞成”，并认为“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11)。但国共合作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党内合作在当时情况下也不失为一计良策，因而经过共产国际的说服、帮助，中共的认识有了提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由于共产国际的许多建议被证明为正确，由于幼年时期的中共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由于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纪律，其决议和指示不容中共不执行。这样，出于对共产国际的信任尊重，出于对国际纪律的服从，出于对苏俄革命胜利的向往，中共一般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以至后来将其教条化、神圣化。当中共与共产国际产生意见分歧时，往往放弃自己的主张，接受国际的意见。一切向国际求教，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由言听计从发展到独立自主。这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国际七大作出了不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的决定，专制独断作风较前有所改观；另一方面，经过十多年革命胜败利挫的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日益成熟的领导集体，已经自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经能够妥善处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既不是一切照搬，也不是全盘否定，而采取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态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措施，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既坚持了中国革命的利益原则，又维护了与共产国际的团结。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对共产国际的言听计从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独立自主，体现了中共的成长成熟。
共产国际指导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说明，中国革命曾经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但任何大党或国际组织都不能包揽他国事务，中国革命的胜利，依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依靠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一切工作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这是历史的结论。
注释：
① ②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册，第8、66、32页。
③转引自《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
⑤、⑥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130页。
⑦《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11页。
⑧[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5、36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十一册，第402页。
⑩转引自[苏]索波列夫等著《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第41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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