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_波普尔论文

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_波普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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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主义(Holism)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它们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由此受到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高度重视,但国内学术界对此罕见探讨,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如何对社会生活作出解释?这是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分岐的根本所在。个体主义认为,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只能依据该社会中个体的行为及其结果来进行。整体主义则强调,社会科学只能从“整体”的视角看待和解释社会生活。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笃守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和解释的整体原则,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则执着于社会生活的个体性和解释的个体原则。

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对立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勃兴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而逐渐明朗的,但其萌芽却可追溯到久远的古希腊。

个体主义与自然科学中的原子论方法有某种渊源关系。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曾经用“从部分说明整体”的方法来解释复杂的生命现象。他提出,生命从无生命物质中自然产生,起初出现动物和人的身体中的各个部分,如头、腿、臂和眼睛等,而后这些独立游荡的单元

(部分)因爱的吸引而结合成为现在意义上的生物(整体)。其后,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假说,认为一切都是由原子这一基元构成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由原子及其运动得到解释。这里隐含了个体主义方法论思想的雏形:整体能够而且只能从它的部分寻求解释而不是相反,部分自我运动着并且不依赖于整体,整体却依赖于部分且随其运动而相应变化。

在近代,原子论思想被广泛应用于力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学科,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中普遍采用并卓有成效的方法之一,促成了自然科学的勃兴。这一景象刺激了日渐衰微的社会科学。人们意识到,科学的发展通常是以研究方法的革新和进步为先导的,于是,有识之士纷纷将视角转向飞速发展的自然科学,尤其是那些硕果累累的学科如物理学,试图借此来革新和促进社会科学。典型的例子就是冯特时代的心理学变革,它是有意识地模仿物理学实验方法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效果显著的原子论方法成了社会科学中个体主义方法兴起的一个有力根据。个体主义者坚信,既然整体依赖于各个部分,对整体的解释依赖于对个体的解释,那么归根结底,个人是一切人文科学的对象。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便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解释社会的起源和性质。在他看来社会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它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出于利益的考虑而结合起来的结果;社会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成社会的个人的性质,他强调,人类集合体表现出来的每一种现象,都来源于人本身的某种性质,因此只有研究其组成部分——个人的性质,才能建立起关于社会的真正理论。

我们再来看看整体主义。一般认为,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是较早运用整体观点看待社会生活的一位代表人物。在谈到政治技巧的真正涵义时,柏拉图认为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管理。实际上,柏拉图的著名弟子亚里士多德也应当视作整体主义的一位思想先驱。他在分析语言文字之意义的过程中表露出的整体主义思想倾向是相当明晰的。在他看来,作为句子构成部分的词本身是有意义的,但是,语言中最基本的单元——词的构成部分却是没有独立意义的,它们只有在词这一整体中才具有意义。例如,耗子(mouse)一词是有意义的,但“欧斯”(ouse)这部分本身毫无意义。词(整体)的相互分开的音节(部分)是不具有独立意义的,这也就意味着部分只有依存于整体中才能获得并显示自身的意义,部分是依赖于整体的。

整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一种方法,其兴起同样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的鼓舞和刺激,而且是以生物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为先导的。生物学研究有机的整体,这种整体主义性质使之区别于其它自然科学。生物学中的整体主义的影响明显地突破了自身领域,启发了一大批社会现象的研究者,促使他们纷纷将视线投注于社会的整体性。

社会学的鼻祖奥古斯特·孔德是这种影响的典型的受益者,社会学的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生物学的启示。正是在生物学整体论性质的影响下,社会学特别强调社会的有机整体属;孔德对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划分明显地受到了生物学中把解剖学和生理学分开的影响。孔德发现,在物理学、化学等学科中盛行的原子主义方法并不适合于对社会的研究,“如果把社会分割为若干部分而分别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对社会的条件和社会运动进行科学的研究”①,在社会学中只有一种正确的途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途径,也就是“借助于整体的系统观察各个成分”②。孔德明确指出:“在研究非有机体的学科中,我们对成分的要比对各个成分组成的整体的了解清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从简装单事物出发,进而研究复杂事物。但要研究人和社会,就必须使用相反的方法。作为整体的人和社会更为我们所熟悉,因而也更适合于由此入手去进行研究。”③

依照前述,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方法,队其的思想渊源外还得益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启示。但必须指出,它们不是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简单移植,它们的存在和分岐还根源于人们对社会的不同思考。

整体主义对社会和历史的反思主要从下述诸方面展开。

第一、对社会整体特性的确认。在整体主义者看来,社会集团决不能视作只是个人的集合体,社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某种其个体所不能包括和解释的独特性质,整体主义的这一论点受到下述社会现象的有力支持:如果某个集团失去了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成员,它依然能够轻易地保持其性质的完整无损;甚至可以设想,该集团的所有旧成员被其他成员依次替代,它仍可以保持其许多原有的性质。然而,如果构成该集团的现有成员不是逐次加入该集团,而是另外组成一个新集团,那么它将是一个性质迥异的集团。这类现象表明,的确有仅归属于整体本身的东西存在。整体主义的自信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对社会整体性的确认。孔德便是因此而强烈反对将以分析为基本特征的原子主义方法应用于社会学。也正如此,不少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学应该具有一个独特的主题:它只能去关注社会整体的特性,不应去纠缠其部分的特性,诸如个体的动机、价值、认知能力和技能的研究则理所当然地被归诸个体心理学等学科领域。法国著名社会学家E.涂尔干(Emile Durkheim)便如是观。他在《自杀论》中,反对将自杀现象归于心理病理学上的原因,认为自杀现象的真实起因是社会原因,它是“自杀潮流”(一般社会或集团的力量)的产物。

第二、探讨这种整体性的具体表现——人类的群体行为中的恒久性和规律性。从对社会现象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个社会尽管其成员变动不居却仍然具有稳定的结构,其中存在处于不同时间点上的不同的人们所担任的社会角色。例如,某个特定的足球队可以有人员的更换,但却保持它作为群体的同一性;它在长时间内保持着我们称作本质的东西。广而言之,不仅一个足球队的角色结构是这样,而且所有球队甚至所有群体的角色结构莫不如此。除了这种恒久性之外,从人们的活动中还产生出一种规律性。比如,犯罪学研究中往往发现,社会犯罪率通常呈现规律性变化,而这一变化肯定不会是所有犯罪个体的有意识的协调行为造成的,它是社会群体行为的结果。在这里,整体主义者获得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根据:社会个体通常受到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支配,即受到他所从属的群体的制约,这意味着个体行为不是完全自主的纯个体行为,甚至它自身都很难从个体本身得到完备的和科学的解释,对个体的解释有赖于对及其内部相关性的知识。再者,由群体行为导致了某种整体性结果,这也不是从构成的个体本身所能加以解释的。

第三、对社会的演进作历史性考察。涂尔干通过对社会劳动分工的考察一个重要结论:社会不可能产生于为追求最大幸福而相互交易的个人主义倾向中,相反,个体诞生于社会。R.阿隆(Raymond Aron)将此思想理解为“社会第一性,个人第二性”④,很准确地把握了涂尔干思想的要义。在涂尔干看来,历史上优先存在的社会是一种“机械关联”的社会,即建立在个人彼此相象(或者说个人于群体之中)基础上的社会;而后,才出现“有机关联”的社会,即建立在个人彼此分化基础上的社会,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从社会群体对个人的在历史上的这种优先地位,可以导出它在逻辑上的地位,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被涂尔干用来为其整体主义服务。依据涂尔干的思想,在解释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必须用群体状态去个人现象,而不是用个人现象去解释群体状态;人们只有立足于人全部社会才能弄清什么是人,他们怎样、他们为什么能够自由地“协调一致”等问题。这种社会先于个人的观点为涂尔干所终身恪守并成为他整个社会学的中心。

以上述考察和为基础,整体主义建构起其解释原则:整体的性质不能由其组成部分的性质得到完全的解释,整体的状态不能由其组成部分的状态得到完全的解释;群体的行为规律不能还原为个体的行为规律;个体不仅不能说明和解释整体,而且它自身还必须通过整体得到说明和解释。总之,整体是一切社会解释的出发点,在社会科学的解释中,整体优先于个体,社会优先于个人。对整体的这种偏好是一切方法论整体主义者的共同特征。

不过,整体主义固然持之有故,但个体主义也未必言之无理。个体主义着重从技术和政治两个方面力陈整体主义的弊端。

第一、方法论整体主义根本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当代著名哲学家、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重要倡导者波普尔(Karl Poper)指出:“整体主义者……企图用不可能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社会”⑤。在他看来,整体主义把整体看作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并将这种整体(即总体)作为科学研究所要把握的对象,实际上将自己逼进了死胡同。因为“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事物,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事实上,甚至最小的整体都不能这样来描述,因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选择的。”⑥甘佩尔兹(H.Gomperz)曾经谈到过,世界中的一小部分,例如一只紧张地拍动其翅膀的麻雀可以被描述为如下不相同的命题,而每一个命题都符合这一现象的一个特殊方面:“这只鸟正在飞!”——“一只麻雀跑了”——“看,这有一个动物!”——“有某个东西正在这里动!”——“能量正在这里转换!”——“这不属永动的情况。”——“这个可怜的东西受惊了!”个体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说,任何描述都是针对事物的某一个方面的,是选择性描述,它不可能达到对整体的描述,所以,上述意义的整体决不是任何活动的对象,不论是科学的活动还是其他的活动。波普尔认为,描述和活动的选择性彻底地摧毁了方法论整体主义者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解释社会的奢望,宣告了整体主义方法的破产。

第二、指责整体主义有一个极其危险的弱点:它强调从整体上去控制和改造社会生活很容易导致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对群体命运的推崇,往往使那些自封的命运使臣能够凭借这一幌子肆意践踏弱者的权利。法西斯主义的肆虐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有说服力的例证。个体主义者,如波普尔,力证个体主义方法可以避免这种危险。因为它不奢望彻底地和完全地控制和改造社会,它决不会为了实现所谓“总体的”“终极的”社会理想蓝图”而大搞极权主义和压制批评,不会以群体命运的名誉践踏个人自由,相反,它倡导用渐进的方法去改善社会生活即逐步地、零星的和脚踏实地地对社会加以改良。按波普尔的说法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为“乌托邦工程”和“渐进工程”的对立,前者是危险和不切实际的,则是稳妥的和切合实际的。

既然整体主义在技术上具有不可操作性、在政治上专制危险性,那么与之相对对立的个体主义则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这就是波普尔和其他个体主义者所歆竭力要引出的结论。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提出:“社会理论的任务是要仔细用描述性性的或唯名主义的词语建立和分析社会学模式,这就是说依据每个人以及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情况来建立和分析社会学模式。”⑦与整体主义对整体、结构的倚重不同,方法论个体主义注重每个个人及其态度、期望、关系诸如此类,强调从个体层次上去描述和分析社会生活这是其方法论上的基本特征。按个体主义的见解,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涉及该现象的个体动因的情境,比照有关个体行为的规律和理论加以描述、分析和解释。特别是解释个体行为时,不需要考虑什么来自社会整体的制约,只须考虑个体的动机、信念、生理状态及其所处环境的各种生物学的、化学的以及物理学的因素。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K.Hempel)曾经有针对性地指出,方法论个体主义实质上隐含着还原论的观点:社会科学的特殊概念和规律(在广泛的意义上包括集团心理心理学、经济行为理论等)可还原为个体心理学、生理学、化学和物理学。个体主义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还原论与整体主义关于社会科学及其研究对象社会生活本身具有独特性的理论相对抗。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对立主要从这样两个层面展开:其一,社会整体是否具有独特的、不可分解的整体性质?这是两种方法论对立的本体论基础;其二,对社会整体性质的把握是否依赖于对个体的解释?这是两者对立的认识论基础。究其实质,两者的对立是围绕着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相互关系展开的。

前面我们阐明了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严重分岐,但我们的兴趣不止于此,还要进一步追问: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真是水火难容吗?或许其中隐含着一条彼此相互贯通和统一的桥梁?

笔者认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对峙的产生,根源于对社会现象中整体和个体关系的误解。个体主义以个体排斥整体,以个体解释否定整体解释;整体主义以整体消融个体,以整体解释取消个体解释。这种对立,表现出两者共有的错误见解:整体和个体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故整体解释和个体解释也相互排斥和对立。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对于上述误解提出了批评。她指出“常人以一种社会和个体之间必然对立的方式在思考”,“实际上,社会和个体两者不是对抗的东西”⑧,因为社会从来就不是一种能和组成它的个体分开的实体。就文化(作为整体现象)和个体的关系而言,正确的解决方式不是强调文化和个体间的对抗,而是应强调二者的互补。应该看到,一方面,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他生活的原始材料。每一个男女的每一种个人兴趣都是由他所处的文明丰厚的传统积淀所培养的。另一方面,文明的任何成分却归要结底都是个体的贡献。没有那一种文化能够抹煞掉组成该文化的那些个人的性情上的种种差别。用本尼迪克特的话说,“这种关系紧密到了不特别考虑文化模式和个人心理的关系就不能讨论那些模式本身的地步。”⑨本尼迪克特的见解对我们认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不足颇有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都无法完全驳倒对方,这从其论辩过程即可略见一斑。整体主义者举例说,一辆装配完毕的随时可妄动的汽车与以零件方式堆放在搁架的上的汽车,有着极其明显的不同;再从社会学上看,一支装备精良且组织有序的部队和一支同样装备却组织无序的部队之间的区别也是有目共睹的。同样的零部件由于结合方式的差别而成为两个性质相去甚远的整体,这难道不意味从属于整体本身而非其任何部分的“整体的”或结构的性质确实存在吗?个体主义对此很难否认,只能避实就虚地抓住问题的另一面回敬道:如果我们拆除一辆汽车,所能得到的却只是该汽车的各个部件,决不会得到额外的神秘莫测的“整体性质”。整体主义者同样否认不了这一点。这就是说,个体主义无法否认整体性质的存在,而整体主义也难以否认整体性质对个体(部分)的某种依赖性。

于是,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不得不在相互攻讦的同时悄然向对方靠近了一步。例如波普尔,尽管他再三指责整体主义,甚至认为“整体主义的思想方法绝不代表思想发展的高水平或新阶段,而是前科学时期的特征”⑩,但他对整体主义的批评集中在它对整体的下述界定: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特别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联系的总和。他费尽笔墨地去证明这种整体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却又不得不承认整体主义的“整体”另有含义:一个事物的某些特殊或方面使该事物表现为一个有机的结构而非“纯粹的堆积”。他甚至承认此意义上的整体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实际上也成了心理学中格式塔学派的研究对象。结果,波普尔只好指责“在近代的整体主义著作中,‘整体’这个词的用法极其含混。”(11)发人深思的是,波普尔意识到孤立地看待个体或部分的困难,向整体主义滑了一步。他声明,“原子主义的”或“个体主义”方法并不妨碍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与其他所有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他甚至认为,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他代表一种极其典型的结合,即把民主一个人主义的和集体-民族主义的因素结合起来。”(12)重要的是,波普尔对这种结合表示了一程度的赞赏。与此同时,整体主义也在悄然向个体主义靠近。它在强调整体性质有别于个体性质的同时,不再无罪地否认整体性质对个体在一定程度上的依赖性。例如,高喊“个体是不存在的”这一口号的极端整体主义者涂尔干,后来也不无退让地承认:当社会事实,尤其是道德规范,继续独立于个体而存在时,只有在转变为个体的内在意识之后才能有效地指导和控制个人行为。其言下之意是,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既超越我们之上,又存在于我们之中”(13)。这实际上承认了研究个体的必要性,洞开了与方法论个体主义汇合的方便之门。

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潜在合流倾向,已为某些西方社会科学家所意识。当代美国学者阿兰·莱恩(Alan Ryan)指出:从根本上说,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的争论,不过是关于原则上应该研究戏剧还是研究其部分的争论,而它们实际上是同一活动的两个方面。因此,最终发现整体主义和术义不象预料的那般尖锐对立,而是较为一致的话,并不会令人惊讶不已。

笔者认为,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统一不仅可能,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中已成为现实。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整体-个体主义”的。它将整体解释和个体解释相互补正,超越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简单对立,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统一。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以辩证的双向度诠释了关系代替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片面的单向度解释或还原关系。如前所述,整体主义将个体消融于整体,个体主义将整体还原为个体,从两个极端歪曲了整体与个体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其基本的涵义是,社会整体是由个人组成的,是由个人的相互活动和关系构成的整体,故整体对个体有一定依赖性,对它的解释不能撇开个体。但个人也不是离群索居的孤独客,它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一员,受到种种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关系)的制约,故个体对整体也有一定的依赖性,对它的解释不能撇开整体。强调整体(社会)的个体(个人)在本体论上的相互依赖性和认识论上的诠释互补性,是马克思主义“整体-个体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准则之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整体——个体主义”特征还体现在它的社会历史规律理论中。个体主义者通常否认社会历史独特的性质和规律,主张将社会历史规律还原为生物学规律、物理学规律等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强调从个体的动机、行为及其后果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之相反,整体主义者一般相信群体命运的存在,但往往由此否决了个体的作用,容易导致宿命论。他们都不能科学地提示社会历史规律。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实现了社会历史规律和人的主体能动性有机统一,克服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在此问题上的弊端,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他们的理论后继者,都始终断言社会历史规律是内在必然性,换言之,是在社会整体内部各个个人的相互活动中形成和发挥作用的。马克思说过:“‘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4)这就表明,在他眼中,历史不具有神秘的与其社会个体不相干的性质和规律,历史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可以在其个体的相互活动中寻求解释。必须明确,任何个体的活动都不足以形成社会历史的总体规律,它是所有相关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以特定方式联系的个体作为整体起作用的结果。因此,任何个体解释都不足以科学解释历史总体规律,整体解释和个体解释必须相互补充和合理统一。

此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个体主义”特征还体现在它强调分析和综合方法的对立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决不仅仅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加以认识,它的任务是从事物或现象总体中,分出构成该事物或现象的基础和本质的东西,即把事物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分析决不等同于个体主义者眼中的简单还原。同样,综合固然是在把整体分解为各因素的基础上,再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思维活动但它决不是把各部分或各组成因素机械地拼命,而是在思维中把对象的各个本质的方面按其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成统一整体。综合离不开分析,分析离不开综合。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主在处理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的个体性关系中的科学性,正是由这种分析和综合辩证统一的方法来加以保证的。

依照上述,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中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倾向,各有弊端,而两者的扬弃性统一“整体-个体主义”才是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方法。以此作为基点。反思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文学理论、文学艺术等领域造成广泛影响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或许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这一思潮。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在对传统主义的批判中,摧毁了其独断、专制和封闭的思想锁链,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可惜后现代主义这一功绩的获取是以自身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作为代价的。从方法论上讲,后现代主义的失误恰好在于违反了“整体-个体主义”原则,重蹈了个体主义方法之覆辙。

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I.Hassan曾经说,后现代是“个人的黄金时代”,一语道破了后现代主义的天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个人既没有历史使命,也没有道德责任和政治义务,它不受社会整体之约束,悠闲地实现和享用生活。而且,个体经验和人们的生活永远是个别的、杂乱的、不协调的、否定的,因此人不可能达到对事物总体本质即“总体同一性”的认识,一切建立总体认识和理论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后现代主义在否定这种空间上的社会整体性的同时,也否定了时间上的社会整体性,它们不重历史,也不重未来,只重现实本身,整条历史的锁链被它们截为互不联系的片断。

正由于对个体的过分崇尚,导致了系统的断裂、整体的粉碎,从而使后现代主义走向极端。它在政治上反对独裁、主张民主宽容的时候,因否认个体之间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倒向了无政府主义;它在文化上主张文化多元论时,又因对文化的价值和知识真理标准的放逐而失之于相对主义。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因有其合理之处,但它绝对不是什么的理论开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之花结出的不饱满的果实。以‘整体-个体主义’为特征的思潮将是后现代主义的合理走向。

注释:

①②③刘易斯·A·科瑟《科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会1990年版,第9页。

④R·阿隆《社会主要思潮》 ,上海译文出版社会1988年版,第347页。

⑤⑥⑦⑩(11)(12)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会 1987年版,第62、61、108、59、60、118页。

⑧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32、231、233页。

(13)涂尔干《社会学和哲学》,纽约自由出版社会 1953处版 ,第5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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