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社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时期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3)02-0125-06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文革”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革”的支持与推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积淀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1](P501-502)
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注：“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个层次：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政治性组织；国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视、法庭等。）的政治价值指向严重偏转，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首先，“文革”时期，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了严重偏转——尽管他发动“文革”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2](P2)由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专制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林彪、江青集团窃取了很大一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在当时全能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江青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等政治文化与毛泽东的错误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各个方面。作为“文革”这场社会政治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疑和非议。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予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文革”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制。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治文化向下层大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这样，政治文化传输和流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切断，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另外，政治组织结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文革”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P316)在法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的法制意识。在“文革”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而“文革”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极度失落，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文革”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通过革命委员会协商指派的，这次大会丝毫不意味着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复。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践踏、取消。各项原有法律被废弃不用，代之以体现极少数人政治意志的“暂行条例”，如《公安六条》等。正常政治法律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别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受到法制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培养起民主法制意识。相反，《公安六条》之类简陋而扭曲的规定则强化了人们政治文化传统意识中对法律（主要是刑法）的敬畏恐惧感。
第三，政治实践紊乱无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变过程。首先，政治参与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不是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它借助个人崇拜发动，违背了民主的本义与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主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无法律政治制度制约的群众运动看似人人都参与了政治生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权利，其实这只能是浅层次的政治参与，根本不能体现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的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政府主义和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与对权力的希冀或嫉妒感以狂热的扭曲的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5](P82)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模糊性，而且是以毛泽东晚年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绝对化的消极作用。再次，在“文革”时期，政治领导人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持，鼓动起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林彪在各种公开场合带头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文革”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握、利用，成为发动文革、“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定冲击。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相反各非正规的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曲了大众政治文化。文革十年间，广播电台增加了12座，发射总功率也增长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P233)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他种种政治言论，压制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帮”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大权，极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4](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还有简短的“打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二是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7](P6、P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大街刷上瓦”，[8](P233)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各种肢解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辅导材料满天飞。这些都是制造个人崇拜，传播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三是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的照片、图像，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章达到空前狂热的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大的同化作用。四是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五是“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像符号于一体，是“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社会政治理论秩序”。[9]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0]以立新、文革、卫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文化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达能力，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仅仅再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1](P119-120)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就成为中国人的道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成为他自己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主体为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文革”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
首先，设置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文革”中学校的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12](P36、P38)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张春桥、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著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毛泽东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渗透着林彪政治阴谋的《毛主席语录》。与之相联系，毛泽东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想。丰富的毛泽东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专制政治体系与少数专制者特别是毛泽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13](P31)但“文革”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
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实践——搞阶级斗争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文革”这一特殊时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文革”发动标志之一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文革”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
再次，在“文革”中，教师被诬称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
总之，所有这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这种做法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专制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专制”。[14](P115)所以，可以断言，“文革”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五、家庭政治化作用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文革”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用极具特色。一般说来，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的。与此相反，文革时期的家庭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头脑，阶级情感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7](P39、P4)
综观“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向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反动集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和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文革”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和）。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收稿日期：200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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