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化”理论与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产业结构论文,视角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3)04－0046－15
产业结构“后工业化”理论是以克拉克法则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结构理论的延伸。长期以来，这个理论体系强调，伴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重心存在着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继而向第三次产业转移的长期趋势。而二战后美欧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中第三次产业比重的不断提高甚至占据主导地位，使得这一理论似乎得到证实，并催生了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问世。由于“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鼓吹及服务业比重高的特征在发达国家较为突出，使得人们误以为第三次产业比重高是经济社会向发达阶段进步的表现，甚至以迈进“后工业社会”阶段为荣。
但是，传统产业结构理论本身有着理论逻辑上的非科学性。世界主要工业国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第三次产业比重的提高不仅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转入萧条，甚至引发波及全球的严重经济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服务经济过度膨胀，导致泡沫经济破灭，致使其经济出现长达20年的萧条。此次美国金融泡沫破灭，更因其严重的次贷危机给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实践无可争辩地证明，第三次产业比重的提高并非经济增长的伴生物，第三次产业主导的“后工业化”经济也非经济发达的象征；以第三次产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既非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不是我们能动选择结构调整的方向。但是，整个产业结构理论体系仍然处于西方理论的主导之下。如何从理论上进一步证伪西方的第三次产业主导经济的“后工业化”理论，利用史实说明服务业比重高并非经济发达的标志，并以数量研究的方法说明第二次产业是工业化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本文的研究动机。
一、理论综述
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滥觞于17世纪中期，并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而日渐深入。威廉·配第为重商主义现象所惑，最早提出了“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得多”这一论断，①但这种思想在其后来的著作《货币略论》中便消失了。②随后，亚当·斯密认识到商业繁荣的虚假性，提出了以重农主义为特征的、强调物质生产部门的主张。③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费夏重提配第的论断，并首次提出了三次产业划分方法。④考林·克拉克进而探讨了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共生现象：劳动人口从农业向制造业、进而从制造业向商业及服务业的移动，即著名的“配第—克拉克法则”。⑤这一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由西蒙·库兹涅茨加以精密化，以“比较劳动生产率”证明了克拉克法则在大多数国家的存在。⑥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产业结构出现显著的服务化倾向，使得克拉克法则进一步发展为后工业化理论。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是社会沿着技术或知识的轨道发展的必然结果。⑦与此同时，钱纳里的分析也证实，经济发达程度与产业结构服务化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⑧于是，产业结构的服务化便被认定为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
20世纪90年代，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诱发的严重萧条，使得人们开始反思克拉克法则的科学性。有学者通过对十余工业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统计分析，对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提出了批判。即产业结构演变不是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继起的，而是循环起伏的，第二次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工业化以来经济增长的根本推动力量，第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是从属于第二次产业的。因此，当前仍然是工业社会，而根本不存在后工业化社会。但是，这些观点虽然使用了长期统计分析的方法，但仍然缺乏数量分析上的深入探讨。⑨
与此同时，在研究方法方面，数量分析的方法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要的地位。理论分析的发起者配第，也是数量分析的鼻祖。此后的理论深化也都非常强调数据的长期分析，并逐步使用了数量分析的手法。库兹涅茨的研究对50余国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钱纳里等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的关系，考察了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对结构变动的影响，对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动态分析。赵儒煜的分析则侧重于经济增长率与产业结构比例之间的关系。这些分析方法和领域的进展都为此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实证研究的证伪
由于研究者所处时代和自身出发点所限，使得传统产业结构理论不能避免一定程度的历史局限性。配第最初的结论，不过是从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早期海上贸易发达所引出的推断，与工业社会的演变之间尚无紧密联系。斯密的结论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前期工业尚不发达而农业支撑作用薄弱。克拉克的视角有所扩大，取材从工业社会确立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还有对1940年代的考察。但这一考察周期只覆盖了完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令这种片段性的分析结果影响了其对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判断——工业部门先升后降、服务部门先降后升，而且都是一次波动。库茨涅兹的取材局限于20世纪60年代之前，此时第三次工业革命尚未充分显现出成果，故其在此与克拉克的考察期间并无大异。至于后来的“后工业化”理论群，则是将焦点放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经济走向危机和“经济服务化”倾向之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在此，我们通过尽量覆盖已有的三次产业革命期间的长期趋势分析，结合经济增长率前提，就能够发现传统理论的谬误所在。
1.产业结构长期趋势的重新考察
首先，我们通过对世界主要工业国产业结构长期演变过程的考察，在产业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上发现了与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不尽相同的结果。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我们从英国的长期产业结构演变趋势来考察，可以发现英国的产业结构长期趋势并非克拉克所描述的那样是由第一次产业为主向第二次产业为主再向第三次产业为主的继起式的。具体而言，第一次产业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仅在工业化初期有与第二次产业相对应的短期波动。对此，可以视为工业社会初期第二次产业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反映。第二次产业则非一次性地由低而高再低的过程，而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经历了一个大循环过程：其一为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其间包含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其峰值在19世纪20、30年代工业革命繁盛的阶段；其二，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其间包含第二次革命时期，其峰值在20世纪初叶；其三，为20世纪中叶至今，其间包含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其峰值在20世纪50—70年代之间。第三次产业的长期趋势也非一次性由高而低再高的过程，而是在数值上表现为两个大循环：其一，在早期与第一次产业相对应地出现短期波动之后，至20世纪中叶升至其峰值，这期间其波动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英国的第三次产业虽然在进入工业社会前已经较为发达，但仍然不能满足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需要，因而一直处于与第二次产业伴生的状态；其二，20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工业在世界的统治地位逐步丧失，第三次产业发展动力受到削弱，这种伴生现象终止了。此后英国第三次产业的波动形态主要体现为与第二次产业相对应的反向波动起伏。⑩
可见，英国的第二次产业与第三次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演进都不是一次循环的过程。这一点之所以与克拉克所描述的不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克拉克选取数据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30、40年代之间，其间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和完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但不能看到二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产业结构长期趋势的突变。这是其历史局限性所致。第二，在克拉克考察的数据期间的前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时工业部门的衰落并不明显。这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晚期，工业革命成果逐步传递到欧洲和美国，英国作为世界霸主，其工业部门的发展借全球工业发展之势而继续延续。因此，如果不结合第一次工业革命加以长期考察，很容易视之为一个发展周期，克拉克也正是因此，没有将其视为两个经济长周期。第三，克拉克强调长期趋势，因而忽视了其考察数据期间的产业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我们看到20世纪中叶以来第二次产业比重的再次提升之后，就自然关注到了其间的产业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
图1 英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11)
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在美、德、法、意、日等主要工业国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看到。所不同的，只是数据获取长度的不同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的长短不一而已。
美国因其经济发展早期受到英国的挟制而进入产业革命较晚，但其产业结构迄今为止的长期演进趋势仍然表现出了与英国极其相似的特征。首先，美国第一次产业的长期趋势是比重长期下降，早期也存在过与第二次产业相对应的起伏。其次，美国的第二次产业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大的循环：第一个循环，是19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中叶，以吸收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和推进第二次产业革命为动力，形成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高峰期，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产业比重的再度提升，则是战争经济的后果，而非经济长波因素所致；第二个循环，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作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要发源地，美国第二次产业再次由低而高，峰值区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第三次产业的长期趋势和英国一样不是一次性的由高而低再高的过程，在数值上表现为两个大循环：其一，是19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中叶，在早期与第二次产业伴生增长后于19世纪80年代出现峰值，而后一路下降，于20世纪20年代出现谷值，再升至20世纪30年代峰值，此后受战争经济影响而下落；其二，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第三次产业比重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降至谷底，而后一路上升至超过GDP 50％以上。可见，美国产业结构的长期演进趋势也以事实证伪了克拉克法则。(12)
德国产业结构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和英美同样的情形：第一次产业长期下降，第二次产业以20世纪中叶为界分为两大循环，第三次产业也同样以20世纪中叶为界分为两大循环。所不同的是，在第一个循环中，第三次产业比重的变化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德国第三次产业比重在19世纪中叶并不像英美两国那样占据主要地位，它只是高于第二次产业，而低于第一次产业，这说明德国的第三次产业在工业化第一个长周期之初并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因而它随着第二次产业的发展而出现了长期的伴生性增长，直到1910年以后德国第二次产业出现快速增长，其第三次产业比重才开始明显下降，并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因第二次产业的衰落而开始上升，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峰值。(13)
图2 美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14)
意大利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国家，但早期工业化进展缓慢。从我们的统计区间来看，其产业结构长期演进趋势仍然不是克拉克法则所描述的那种一次性循环过程。具体而言，其第一次产业比重是长期下降的，其间在1945年前后出现的比重突长，应该视为第二、三次产业受战争严重破坏的特例现象。第二次产业在统计期间至少经历了以1945年为界的两个大的循环。同样，第三次产业也可以视为至少经历了以1945年为界的两个大的循环。尽管1900年前是否应该归入上一个循环，因统计数据的缺失而不能判定，但已有的事实已足以证明，克拉克法则的描述并不准确。(15)
日本产业结构演进的长期趋势印证了上述分析。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工业化以来，日本的第一次产业呈现长期下降趋势，其间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比重提升，应视为战争对第二、三次产业破坏严重的表现。日本的第二、三次产业也经历了以1945年为界的两次循环。其中，日本的第二次产业在1945年前的第一次循环中一直表现为比重上升态势。但是，应该看到，这一态势与二战后的工业增长并不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这种态势的形成是因为日本为了发动战争实行战争经济体制，强制性地扩大工业生产所致，是一种病态的经济现象。另一方面，二战结束时，日本的第二次产业已经衰败。尽管1945年度数据缺失，使得我们没有直接的依据，但从日本经济恢复时期1950年、1955年的统计结果可以推知，1945年第二次产业比重应该更低。加之，如前所述，世界主要工业国都在1945年后开始了新一轮的长期循环。(16)所以，日本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存在两个大的长周期，可以证伪克拉克法则的一周期论，也是毋庸置疑的。
综上所述，克拉克法则所描述的产业结构长期趋势因其考察期间的历史局限性而并不准确。迄今为止，主要工业国的产业结构演进趋势表明：第一次产业比重在总体上是长期下降的；但是，第二次产业却大多存在两个至三个由低而高再低的循环；相对应的，第三次产业也存在两个至三个由高而低再高的循环。
2.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
我们进一步考察世界主要工业国以及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发现其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上也反映着与传统产业结构理论的主张完全不同的机制。
美国既是后来居上的代表，也是盛衰循环的典型。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通过第二次产业的高速增长带来的，而“服务化”、“后工业化”不仅不是其增长的伴生现象，相反是其走向衰退甚至陷入长期经济不振时期的主要特征。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大循环，以1921—1929年年均增长6％为高峰期。在这个阶段，第二次产业比重从1918年的27.9％升至1929年的29.4％，而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则下降至25.9％。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大循环，以1933年至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年均增长5％为高峰期。在这个阶段，第二次产业比重从1933年的25.9％升至1965年的36.2％，最高峰时达到1955年的39.1％。美国步入所谓“后工业化”后，经济增长率在1970年代平均为2.9％，在80年代平均为1.0％。(19)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牵引下再度出现了经济繁荣，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第二次产业停止了长期以来的下降趋势，并有小幅提高，由此遏制了第三次产业比重的上升(见图2)。2000年以后，IT经济带来的繁荣开始走向衰退，第二次产业比重急速下落，第三次产业比重迅速上升。2009年，在“次贷危机”的打击下，美国第二次产业比重降至20％，第三次产业比重上升到79％。由此表明，经济的服务化或第三次产业比重的提升，并非经济增长的伴生现象，而是经济衰退的表征；反之，经济的繁荣往往是在第二次产业快速发展带来比重提升的期间实现的。
日本之所以实现了跳跃性发展，主要动力也表现为第二次产业的两次高涨。第一次以1905—1920年间为高峰期，其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第二次产业比重从1905年的21.1％升至1930年的31.6％；第三次产业则从46％一度下落至1920年的40.17％；第二次以1955—1970年为高峰期，其间GNP年增长率达到平均9.7％，制造业则高达13％—24％，第二次产业比重从1955年的23.5％升至1970年的40％。(20)(见图5)。这一过程也验证了美国经济增长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第二次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图5 日本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21)
其他发达国家第二次产业快速发展(表现为比重提高)与经济快速增长、第三次产业比重提升与经济衰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二战后表现得更加显著。英国的第二次产业比重从1953年的46％一路下降为1993年的32％；而同期第三次产业从49％升为66％；经济增长率从1951—1965年间年均增长2.7％降为1966—1980年间年均增长2.1％，1971—1980年间年均增长1.8％，甚至在1992年度为－9.9％。(22)联邦德国在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仅次于日本，而第二次产业在1950—1973年间年均增长7％。(23)意大利在1951—1960年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达到8.8％，1961—1970年间降为7.2％，1971—1980年间为3.5％，1980—1990年间为1.9％。1980年之后第二次产业的比重下降，与整个经济增长率滑坡之间表现出了极为紧密的关系。(24)(参见图1、图3、图4)法国在二战后第二次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之后则处于比重下降态势。相对应的，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急剧下落。(24)参见图6。
图6 法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25)
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比利时国民生产总值20世纪5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2.14％；20世纪60年代增长速度年均达4.18％；20世纪70年代增长速度降为3.16％。相对应的，1987年其工业产值比1950年增长了1.93倍，年均增长3％。其中，1960—197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5％；但1974—1975年经济危机以后工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1981年只比1973年增长了4.7％，年均增长仅为0.7％。(26)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在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显著。韩国等国在战后以第二次产业为重心推行了以进口替代、出口替代为内容的工业化战略，使经济获得较快发展。这些国家的历程也说明第二次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第二次产业迅速增长的推动下，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与同时期服务化国家经济的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6—198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7.84％，1981—1985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0.72％，1986—199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7.9％，1991—1995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1.8％，1995—200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0.29％，2000—2005年均年均增长率为13.26％，2005—20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6.57％。在此期间，第一次产业在1978—1980年间比重从28.37％升至30.40％，此后一路下降，2009年再降至10.33％；第二次产业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比重，在1978—1980年间从48.63％一度微升至49.04％，1990年降至43.65％，1995年增至48.80％，2000年再增至50.2％，此后微降至2010年的46.24％；第三次产业在1978—1980年间比重从23.00％降到20.56％，而后一路攀升至2009年的43.43％。(28)可见，尽管中国与美日等国发达程度相去甚远，但同处于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之中，因而也会表现出第二次产业直接带动经济增长、第二次产业的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特征。特别是1985年以后，随着中国第三次产业偏低的产业结构失衡现象得到初步解决，第二次产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表现得非常显著。总之，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产业结构的长期演进趋势并非传统产业结构理论所描述的一次性波动起伏的过程，而是多次波动起伏的过程。而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往往是第二次产业发展较快的时期，也是第三次产业发展相对缓慢的时期；而经济发展较慢或者萧条的时期，恰是第二次产业发展缓慢，比重下降而第三次产业比重上升到时期。
三、传统理论的前提批判
传统产业结构理论之所以得出了第三次产业占主导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结论，一方面是其研究区间的历史局限性所致，如克拉克法则是仅根据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数据推断出来的，如果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研究就不难发现产业结构中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波动不是继起的而是循环起伏的。另一方面，其理论前提的谬误，使得其结论也失去了科学性。
传统产业结构理论前提通常有三个方面：即经济发展前提、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关于三个产业的划分标准。其中，传统产业结构理论前提的谬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发展前提的虚设性；其二，是由劳动力指标变动来分析国民收入增长过程的逻辑错误。
对此，我们提出了经济发展应以经济增长率为尺度、产业结构考察从劳动力指标变为GDP指标、产业结构划分采取国际公认统计标准、应以国际产业结构为前提的四个理论前提。
第一，关于经济发展的界定，是传统产业结构理论的主要前提。而在克拉克看来，经济发展就可以等同于时序。克拉克理论的展开就是以若干经济在时间推移中的变化为依据。这种时间系列意味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在此是指不断提高的国民收入。这种时序本质的经济发展观，使得克拉克法则成为与时间同在的绝对真理。对此，库兹涅茨认识到了克拉克单纯的“时间序列”的局限性，将其转变为直接的“经济增长”概念。即“在不存在人均产品的明显减少即人均产品一定或增加的情况下产生的人口的持续增加”。同时，“人口与人均产品双方的增加缺一不可”。而“所谓持续增加，指不会因短期的变动而消失的大幅度提高”。这一界定尽管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在现实中仍然不能摆脱其时序性的绝对真理化趋向。根据联合国官方统计，在有统计数据的近200年，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实现了人均产品一定或增加情况下的人口持续增加。(31)也就是说，在现实中，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仍然等同于时间序列。理所当然的，经库兹涅茨进一步证明了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也就具有了绝对真理的色彩。而众所周知，由于世界的无限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根本没有绝对真理存在。这种以时间序列为前提的绝对意义上的结论，在本质上必然是荒谬的。而且，从传统产业结构理论逻辑而言，由于其选择了这种时间序列的理论前提，使得其理论视角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短期甚至长期的波动过程，忽视了探讨这种波动形成的内在机制，而单纯以产业结构在某个历史时期的长期趋势就得出了第三次产业占主导是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结论，做出了“后工业社会”已经到来的判断。可见，其结论是不科学的。
为准确反映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提出以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波动幅度的相对量指标经济增长率为界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主要理由有如下两点：其一，如上所述，世界各国事实上均处于长期经济增长过程的基本事实，使用绝对量指标的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反映出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必须依靠经济增长率来判断一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其二，由于二战后世界各国相继采用凯恩斯理论来调控经济发展，新的技术进步在单个产业领域不断出现，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长期增长而短期萧条、总体增长而结构性萧条的特征。判断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处于增长状态，只能通过经济增长率的国际比较。
第二，克拉克法则使用劳动力指标，来考察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各产业分布的变化。但这种视角与其考察经济发展的国民收入指标之间却是自相矛盾的。其一，经济增长的显性指标是GDP(国民生产总值)或NI(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则不能充分体现其与GDP或NI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因为，人均国民收入与各个产业的劳动力收入并不相等，各个产业之间的劳动力价格的不均衡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从各产业的劳动力比例角度出发看其与GDP或NI的关系，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其二，根据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时间可以成为劳动产品价值或价格的衡量指数。但是，即便在劳动时间既定的情况下，就业人数的多寡也不能成为衡量一个产业部门创造价值的标准。这是因为，就业人数并非劳动的全部，在第一次产业的劳动工具、第二次产业的机器设备、第三次产业的设备设施都是劳动的物化形态，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价值无法通过劳动力人数体现。其三，即便在劳动力人数既定的前提下，合理的分工也可以带来劳动效率的提高，从而带来各个产业在创造价值总量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能简单地依靠劳动力数量的统计来体现。
为此，我们提出从GDP指标来考察各个产业在经济增长或者说在GDP增加过程中的比例变化，以准确把握各个产业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程度的强弱、所居地位的主次、影响方向的正反，由此可以总结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制。
第三，关于产业结构的划分标准，最初是由费夏首倡的、以一个部门的消费需求弹性为标准的产业结构划分方法。在此基础上，克拉克、库兹涅茨(32)都进行了相关分类。这些分类与本研究分类的主要差别在于交通运输通讯、水煤气等公共事业到底属于第二次产业还是第三次产业的问题。
本文基本采用中国及美国国家统计标准划分三次产业。具体而言：第一次产业包括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及狩猎业；(33)第二次产业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34)第三次产业包括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金融业、不动产业、个人、企业、家庭服务及专业性服务和政府服务。
传统产业结构理论与本研究的产业划分的差别，并不影响我们研究的科学性和对传统理论的可验证性。第一，我们采取的分类方法，是现行的国际公认的分类方法，符合经济统计的国际惯例。第二，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第二次产业对GDP增长有着积极的正相关关系，而我们的第二次产业统计标准并没有比前人扩大，相反采取了在GDP绝对值上通常低于前人的分类方法。这使得我们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第四，应该在宏观上以国际产业结构为理论背景。迄今为止，所有研究者均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研究。这是数据资料限制的结果，本文也不能克服这种局限而进行跨国产业结构研究，而只能期于后来。但是，不容否认的是，由于二战后开放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世界上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波动已经不能与其经济增长构成独立封闭的因果关系了。这是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其所参与的国际经济循环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各国产业结构将共同构成一个大的超国家的“共同体式”产业结构，这个大的产业结构将在整体上以物质生产部门(在工业社会就是以第二次产业为主)的发展来推动其构成成员国家的经济发展。由于各国产业只是整个世界产业的局部或组成部分，因而一些国家的产业可能表现为以第二次产业为中心，有的国家可能以第一次产业为中心，而有的国家则以第三次产业为中心。这种发展倾向可以解释，尽管一些国家依靠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经济波动主要受非物质生产部门影响，但是，仍然不排除其经济增长是由物质生产部门来决定的可能。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诸如美国之类开放度较高、对世界经济依存较大的国家尤为重要。
美国就是这种国家的一个范例。从工业化之初至今，美国的第三次产业一直高于第二次产业和第一次产业。在统计上可以说，美国一直是一个以第三次产业为主体的经济体。但是，由于美国一直较为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因其服务业比重高就认定其是“后工业社会”。倘若如此，美国工业化之初就已是服务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后工业社会”了。同时，不能简单地判断美国的经济增长是第三产业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事实上，我们通过后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在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中第二次产业还是发挥着决定作用的。这说明，美国经济不仅受海外的第二次产业增长的影响，而且更直接地受本国第二次产业波动的影响。加之二战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其第二次产业的荣衰自然会影响经济联系紧密的相关国家进而波及全球及其自身。对此，我们承认美国受海外物质生产部门的影响，但仍然不能跳出统计数据的局限，因此设定这种海外影响为一个既定值而仅作为一个参考，不放入本文的数量分析框架之中。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刚刚走入世界经济体系不久，主要参与国际合作的方式是进出口贸易，受世界经济影响的途径更多的是物质产品的进出口问题。因此，研究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反映中国自身GDP生产部门的相关统计数据就足以进行数量分析。
四、新的假说
如前所述，为纠正传统产业结构理论的谬误，我们认为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应该拥有如下四个前提：第一，经济发展应以经济增长率为尺度；第二，产业结构考察从劳动力指标变为GDP指标；第三，产业结构划分采取国际公认统计标准；第四，以国际产业结构为前提。
根据上述关于世界主要工业国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案例分析结果，我们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第一，产业结构的长期趋势不是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再向第三次产业迭次为主的一次性演进过程，而是在第一次产业比重长期下降的同时，第二次产业比重则呈现多次由低到高再低的循环发展过程，第三次产业也呈现出多次由高到低再高的循环发展过程。这些产业结构长期演进的趋势特征已经由世界各国长期发展历程所证明。
第二，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一个经济体进入工业化之后，第二次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反映在长期增长过程中，第二次产业比重上升和保持较高水平的时期，往往就是经济增长加速或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时期。而第三次产业则恰恰相反，其比重上升或保持较高水平的时期，往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经济陷入萧条甚至危机的时期。事实上，我们注意到第二次产业的长期波动周期，往往与工业革命的周期相重叠。这说明，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第二次产业快速发展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第三次产业恰恰相反。对此，我们将利用数量分析的方法给予汪明。
第三，基于国际产业结构的理论背景和上述推断，在当前仍然是第二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历史阶段，则可断定当前仍然处于工业社会之中。即使美国的第三次产业比重较高，也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其经济增长靠第二次产业拉动的机理，只能说明美国的第三次产业只是在依附于第二次产业的整个产业体系中处于相对高端的优越位置而已，并非已经超越了工业社会的所谓“后工业社会”。
五、新假说的实证分析——以中美两国为例
由于资料获取的限制，我们无法获取具有数据完整性和连续性的样本数据以展开面板分析，在此仅以中美两国为案例进行简单的数量分析，以考察产业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内在关系，佐证上文提到的三个假说。
1.产业贡献率
由此，美国三次产业贡献率和中国三次产业贡献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长期波动趋势如图9、图10所示。其中，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自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经济从战争状态初步恢复过来走入正轨之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基本上与第二次产业贡献率保持了同步性。而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产业的贡献率都表现出了与经济增长率波动的相关特征。由此可见，两国第二次产业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由此，也可进一步从经验判断上说明，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第二次产业。
2.经济增长率与产业贡献率的相关关系
由此证明，美国的GDP增长率和第二次产业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与第一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呈负相关关系。换言之，尽管美国在产业结构比重的绝对值上是第三次产业占据优势地位，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主要来自第二次产业。即在美国，第二次产业具有明显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第一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刚好相反。
其次，我们再考察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内在联系。根据1978—2006年中国历史数据，以当年价格计算出的第一产业(CR11)、第二产业(CR12)、第三产业(CR13)的产业贡献率以及GDP增长率(GDPRATE1)。根据上述计算方法，通过相关分析考察变量间的相互变化的关联关系，分别计算GDP增长率(GDPRATE1)与第一产业贡献率(CR11)、第二产业贡献率(CR12)、第三产业贡献率(CR13)的相关系数如下：
即中国的GDP增长率和第二次产业也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与第一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的数据分析结果亦可证明我们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说。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第三次产业长期滞后，制约了经济发展。因而，在中国，第三次产业的增长对第二次产业的发展也不无积极的促进作用，故而其对经济增长的副作用要比美国小得多。
结论
传统产业结构理论之所以得出了第三次产业占主导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结论，既是其研究区间的历史局限性所致，也是其理论前提的谬误使然。为此，我们提出以经济增长率指标取代其虚拟化的经济增长前提，从GDP的产业结构出发，以国际产业结构的存在为理论背景来考察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首先，我们通过经验数据的分析可以初步推断，产业结构的长期演进趋势不是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再向第三次产业迭次为主的一次过程，而是在第一次产业比重长期下降的同时，第二次产业比重则呈现多次由低到高再低的循环发展过程，第三次产业也呈现多次由高到低再高的循环发展过程。而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第二次产业快速发展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第三次产业恰恰相反。换言之，一个经济体进入工业化之后，第二次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次，我们选择世界最大经济体并声称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美国和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为案例，建立了简洁的模型，进行更加准确的数量分析。分析结果证明，美国的GDP增长率和第二次产业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与第一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呈负相关关系。在美国，第二次产业具有明显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第一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刚好相反。可见，尽管美国在产业结构比重的绝对值上是第三次产业占据优势地位，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主要来自第二次产业。对中国的数据分析也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
最后，从现实看，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实体经济衰退的结果，也证明了依靠第三次产业特别是虚拟经济来追求经济增长是本末倒置、贻害无穷的。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表现。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二次产业日益衰退，实体经济增长缓慢，以第二次产业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为基础的重化工业技术体系已经老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发起了IT革命，但IT技术只是实现了重化工业技术的精密化、网络化和快捷化，并不改变重化工业技术本身的老化状态，而IT革命所带来的信息机械、信息服务的繁荣也只维持了10年。进入21世纪后，美国第二次产业更加低落，整个经济动力匮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为此，美国金融大亨们利用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制造金融泡沫以刺激有效需求的扩大，并提前实现了大量需求。但由于实体经济仍然增长乏力，所创造的财富增长不能解决金融泡沫的虚拟部分，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
理论研究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都充分证明，当前仍然是第二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历史阶段，仍然处于工业社会之中。即使是美国的第三次产业比重较高，也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其经济增长靠第二次产业拉动的机理，相反只能说明美国的第三次产业只是在依附于第二次产业的整个产业体系中处于相对高端的优越位置而已，并不是已经超越了工业社会的所谓“后工业社会”。这也是在同等的世界经济条件下，已经步入所谓“后工业社会”的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低于尚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以及其他仍在重点发展工业的新兴经济体诸国的根本原因。在当前世界各国大力推进技术变革之际，我们更应看清第二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决定作用，加速推进产业技术变革，迎接新一轮产业革命对第二次产业快速增长作用周期的到来，而不应为传统产业结构理论错误的“后工业社会”观点所惑，醉心于向第三次产业的重心转移，坐失快速增长的良机。
本论文参考了赵儒煜作为教育部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赴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William Petty，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k,Routledge/Thoemmes Press,1992,pp.4-8.
②正如马克思所说，配第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③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London:The Modern Library Edition,1776.
④Fisher A.G.B.,"Capital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Economic Journal,Sept.1933; "Production,Primary,Secondary,and Tertiary," Economic Record,June,1939.
⑤Colin Clark,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London:Macmillan,3rd Edition,1957,pp.490-512.
⑥Simon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Structure and Spread,New Hay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pp.86-159.
⑦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1973,pp.112-119.
⑧Hollis Chenery,Sherman Robinson,Moshe Syrquin,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84-118.
⑨赵儒煜：《产业结构理论与实践——对“克拉克法则”和“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质疑》，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第24－36页；赵儒煜：《工业社会反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41页；赵儒煜：《关于产业结构理论问题的思考》，《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
⑩(11)1975年前数据来源为B.米歇尔编《麦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欧洲篇〈1750—1975〉》，中村宏译(日文版)，原书房，1986年，第818、826、836、841、845、856页。1980年以后数据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Step=12&id=4&CNO=2。
(12)产业结构数据：1869—1937年数据源于美国商务部编《美国历史统计》第1卷，斋藤等译，原书房，1987年，第240页。1940—1975年数据源于B.米歇尔编：《麦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II——南北美洲·大洋洲篇》，斋藤等译，原书房，1985年，第911、918页。1980—2000年数据源于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http://www.bea.doc.gov)。2000年以后产业结构及增长率数据均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Step=12&id=4&CNO=2。
(13)1975年前数据源于B.米歇尔编《麦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欧洲篇〈1750—1975〉》，第817、821、829、840、843、849页。1980—1995年数据源于日本银行《国际比较统计》(日文版)，日本银行国际局，1997年，第35－36页。另：1950—1990年间数据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数据。2000年以后数据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Step=12&id=4&CNO=2。
(14)1869—1937年数据源于美国商务部编《美国历史统计》第一卷，斋藤等译，原书房，1987年，第240页。1940—1975年数据源于B.米歇尔编《麦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Ⅲ——南北美洲·大洋洲篇》，斋藤等译，原书房，1985年，第911、918页。1980—2000年数据源于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http://www.bea.doc.gov).经济增长率数据：1869—1910年，根据B.米歇尔编《麦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Ⅲ——南北美洲·大洋洲篇》算出(对上一年度，1929年价格)。1910—1913年，1929—1937年分别为各自期间平均值，1940—1970年为对上一年度比值，源于B.米歇尔编《麦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II——南北美洲·大洋洲篇》，第227页。1975年为对上一年度比值，源于B.米歇尔编《麦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II——南北美洲·大洋洲篇》，第897页。1980—2000年数据源于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http://www.bea.doc.gov)。2000年以后产业结构及增长率数据均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Step=12&id=4&CNO=2。
(15)(18)1975年前数据源于B.米歇尔编《麦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欧洲篇〈1750—1975〉》，第817、823、831、840、844、852页。1980—1995年数据源于日本银行《国际比较统计》第35－36页。2000年以后数据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
.worldbank.org/ddp/home.do? Step=12&id=4&CNO=2。
(16)见前日本数据注。
(17)1975年前数据源于B.米歇尔编《麦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欧洲篇〈1750—1975〉》，第817、821、829、840、843、849页。1980—1995年数据源于日本银行《国际比较统计》(日文版)，日本银行国际局，1997年，第35－36页。另：1950—1990年间数据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数据。2000年以后数据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Step=12&id=4&CNO=2。
(19)见前美国数据注。
(20)见前日本数据注。
(21)产业结构数据：1975年前数据源于B.米歇尔编《麦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I——日本·亚洲·非洲篇》(日文版)，北村甫译，第738、739、745页。1980—1990年数据源于日本经济企划厅编《国民经济计算年报》(日文版)，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1997年。1995—2000年数据源于日本经济企划厅网站数据库。经济增长率数据：1985—1940年根据大川一司等编《长期经济统计》算出。1945—1970年数据源于B.米歇尔编《麦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I——日本·亚洲·非洲篇》，第728、732页。1980—1990年数据源于日本经济企划厅编《国民经济计算年报》。1995—2000年数据源于日本经济企划厅网站数据库。2005年以后数据源于2000年以后数据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Step=12&id=4&CNO=2。
(22)见前英国数据注。
(23)见前德国数据注。
(24)见前意大利数据注。
(25)(26)1975年前数据源于B.米歇尔编《麦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欧洲篇〈1750—1975〉》，第821、829、842、849页。1980—1995年数据源于日本银行《国际比较统计》。2000年以后数据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Step=12&id=4&CNO=2。
(27)见前日本数据注。
(28)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及世界银行数据算出。
(29)数据来源：1990年前数据源于日本银行《国际比较统计》，1995年。1995年后数据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 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Step=12&id=4&CNO=2。
(30)数据来源：2000年前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后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 Step=12&id=4&CNO=2。
(31)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等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59、76、112、134、149、157页。
(32)库兹涅茨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部门。
(33)狩猎业是美国1998年以后出现的统计项目。
(34)在美国经济统计科目中，水电煤气等产业是在1997年前属于第三次产业，1998年后转入第二次产业。
(35)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网站。
(36)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