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与卢见曾幕府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幕府论文,卢见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乾隆十九年(1754)，雅好经史的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慕名向学术素养深厚的惠栋发出入幕邀请。为传播扩大学术影响，同时也为寻求著述事业的有力资助者，惠栋欣然应聘作幕扬州。此后长达四年①的时间里，他在卢见曾幕府所提供的较为安定的工作环境中，专心编辑校勘古籍，传播汉学，嘉惠学人，对卢见曾及当时学术影响深刻。关于惠栋与卢见曾幕府此一专题，学术界尚缺乏深入研究，②本文拟作一探讨，以加深对清代文化进程的理解。
一 《雅雨堂丛书》等典籍的整理刊行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初为吴江生员，后改元和(今苏州)籍。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初五日，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二十二日。他出生于四世传经的经学世家，受其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治经的家学影响，尊信推崇汉儒经说。他一生研精覃思于汉儒《易》学，表彰并恪守汉代经师对儒家经典的章句训诂。主要著作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易微言》、《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左传补注》、《后汉书补注》、《红豆山房古文集》、《九曜斋笔记》、《松崖文钞》等。惠栋整理濒临失传的汉代经学，对于清儒治经风气的转移影响甚大，正如稍后著名学者钱大昕所说：“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③
卢见曾网罗饱学之士于幕府，这些学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帮助他刊刻《雅雨堂丛书》等一批经学著作。《雅雨堂丛书》全书始刻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竣工，虽以卢氏署名，实则选书、校勘、撰序等，均可见惠栋的辛劳。沈大成、戴震等幕宾亦参加了该丛书的编校，然而对于此丛书尽力最多者当首推惠栋。该丛书共包含有《郑氏周易》、《易释文》、《周易乾凿度》、《李氏易传》、《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郑司农集》、《高氏战国策》、《匡谬正俗》、《封氏闻见记》、《唐摭言》、《北梦琐言》、《文昌杂录》等十三种。“皆世间罕见之本，卷帙宏富，楮墨精好，洵足珍秘。”④阅读该丛书书目便可以看出，此套丛书主要为解经之作，以“汉、唐诸儒说经之书”⑤为著录主体，以表彰汉学经书为该丛书的核心。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该丛书有十一种古籍都由惠栋主持校订。“惠栋……公重其品，延之为校《乾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易》、《郑司农集》、《尚书大传》、《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封氏见闻记》、《唐摭言》、《文昌杂录》、《北梦琐言》、《感旧集》，辑《山左诗钞》诸书。”⑥并参加卢见曾补刻朱彝尊所著《经义考》的校勘工作。惠栋在卢见曾幕府中鼎力帮助幕主校勘大量古籍，可谓辛勤之极，功劳卓著。
惠栋宣扬汉易的为学宗旨，在《雅雨堂丛书》中对《易》学诸书的校勘理念上充分体现出来。乾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丛书》刊行，卢见曾在《刻郑氏周易序》中这样写道：
郑氏之学立于学官，自汉魏六朝，数百年来无异议者。唐贞观中，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易》用王辅嗣，《书》用孔子(疑作安——引者)国，而二经之郑义遂亡。今传者惟《三礼》、《毛诗》而已。然北宋时，郑《易》犹存《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载于《崇文总目》。故朱汉上震、晁嵩山说之俱引其说，至南宋而四篇亦佚。于是浚仪王厚斋应麟始裒群籍，为《郑氏易》一卷。前明胡孝辕震亨刊其书，附《李氏易传》之后。往余读《五经正义》所采郑《易》间及爻辰，初未知爻辰为何物。及考郑注《周礼·太师》，与韦宏嗣昭注《周(疑作国——引者)语》，乃律家合辰、乐家合声之法。盖乾坤十二爻，左右相错，《乾凿度》所云，间时而治六辰，故谓之爻辰也。汉儒说易，并有家法，其不苟作如此。⑦
卢氏所说与惠栋《易汉学》之所论如出一辙，而且他特别强调该书为惠栋整理，记曰：
第厚斋所集，尚有遗漏，吾友元和惠子定宇，世通古义，重加增辑，并益以汉上、嵩山之说，厘为三卷。今依孝辕之例，仍附于李传之后，用广其传于世。⑧
同样的道理在《刻李氏易传序》中亦有体现，卢见曾重申：
两汉传《易》者数十家，唯费氏为古文《易》，今所传之《易》乃费易也。费长翁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颇得圣人遗意，唐有《章句》四卷，惜已亡佚。其后荀慈明祖述费学，亦以十篇之义诠释经文。故当时兖豫言《易》者皆传荀氏学。九家亦以荀为主，虞仲翔注《易》，其说六爻升降之义，皆荀法也。二家之业为两汉最，故唐资州李氏撰《易传集解》共三十余家，荀、虞独多。先是王辅嗣《易》专尚黄老，谓卦中所取之象，皆假象也。韩康伯因之，《易》之大义始乖。六朝王氏之义与郑氏并行。自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易》用王氏，而两汉之学亡矣。今幸《李氏易传》尚存，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传，然板皆迷失，又多讹字。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为校正谬误，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郑氏《易》于后，以存古义。荀、虞逸象最多，故李氏序云，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晁公武谓李氏刊王存郑，此误解序义也。为辨而正之。乾隆丙子。⑨
卢见曾“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的观点，显然来自惠栋的《九经古义》。惠栋说：“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说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⑩
卢见曾刊刻汉代经师郑玄为之作注的《周易乾凿度》，亦为传播汉《易》，以其去圣未远，家法犹存，而不以其是纬书而薄之。
《周易乾凿度》二卷，其中多七十子大义，两汉诸儒皆宗之。京房之注大衍，亶诵之用甲寅元，陈宠之论三微，张衡之述九宫，许慎之称君人五号，又郑康成注易谓《易》一言而含三义，注礼谓三王郊用夏正，以易之帝乙为成汤，咸本《乾凿度》。一行言卦气之说，出孟氏章句，而不知《乾凿度》已言之。此皆易之大义也。或曰纬书非学者所尚，是不然。圣人作经，贤人纬之，经粹然至精，纬则有驳有醇。成哀之纬其辞驳，先秦之纬其辞醇。《乾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而为之注。唐李鼎祚作《易传》，是时纬候具在，独取《乾凿度》，非以其醇耶？此书前明刊本，流传而多缺误。兹得之嘉靖中吴郡钱君叔宝藏本，不失旧观，为梓而行之，以备汉学。(11)
乾隆十九年三月至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惠栋在卢见曾幕中，还与沈大成等幕宾精心校雠，参加卢见曾补刻朱彝尊所著《经义考》未刻部分的校勘工作。
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1629-1709)著《经义考》300卷，全书上起两汉，下迄清初，以存、佚、阙、未见四门，通考历代诸儒说经书目，自《御注》、《敕撰》始，至《自序》终，分类共30种。每书先列撰者姓氏、书名、卷数，次列题注，标明存、佚、阙、未见，再列原书序、跋、诸儒论断及著者爵里，最后则附以朱氏考证按语。该书是朱彝尊晚年萃其一生穷经所得，考镜源流，梳理历代说经书目之作。康熙三十八年(1699)草稿粗就，陈廷敬、毛奇龄等序之，以次付刻。朱氏曾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进呈该书，受到清圣祖褒奖。有朱氏此书，历代诸儒经学著作，存亡可考，文献足征。此书在经学史和目录学史上都是一大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康熙三十八年由于朱氏财力有限，该书仅刻了《易》、《书》、《诗》、《礼》、《乐》等部分，凡167卷。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著者故世，尚有《宣讲》、《立学》、《家学》、《自序》四类草稿，余下部分待刊。朱氏殁后，扬州爱好藏书、刻书，好古博雅的大盐商马曰琯尝欲捐资刻印，因故未果。卢见曾乾隆十八年(1753)再任两淮盐运使，乾隆十九年三月于朱氏后人手中得具遗稿(12)，集资补刻，并延聘一时名儒惠栋、沈大成、陈章、江昱等校订，历时年余，终于在乾隆二十年七月补刻130卷成书。卢见曾撰序云：
秀水朱竹垞先生经学大儒，著《经义考》三百卷。依宋十三经之例，益以《大戴》凡十四，为类一十有五。淮南已刻其半，《春秋》以下七经暨《逸经》、《毖纬》尚有十三类缺焉未覩，余窃病之。乾隆癸酉(乾隆十八年)，余以转运再至淮南。明年三月始得未刻之本于先生之孙稻孙，乃与同志授之梓而为之序曰，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没，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故二经、十翼之分合，朱子谓郑风为淫奔，蔡氏谓商周不改月时，胡氏康侯谓圣人以天自处，好古之士不能无疑……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谭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是则余区区刊是书之志也，刻成，俾以弁诸首。(13)
卢见曾感叹《经义考》卷帙浩繁，校勘十分艰难，为表彰参与者的功绩，在该书题记中曰：“《经义考》全书告成，余既为之序，又编总目二卷……已刻一百六十七卷，其《宣讲》、《立学》、《家学》、《自序》三卷本缺，今补刻一百三十卷，卷帙浩繁，校对不易，从事诸君子各题名于每卷之后，而博征载籍，以正字画之讹者，钱塘陈授衣章、仪征江宾谷昱也。刻既成而核校之者，元和惠定宇栋、华亭沈学子大成也。其商略考订，兼综其事则祁门马嶰谷曰琯，半查曰璐云。乾隆乙亥七月望后三日德州卢见曾载识。”(14)
惠栋不但认真参加该书的校审工作，还与卢见曾唱为同调地特别说：
汉人传经有家法，当时备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故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后人拨弃汉学，薄训诂而不为，即《尔雅》亦不尽信。其说经也，往往多凭私臆，经学由兹而晦。篇中义理胜而家法亡一语，道破前人之陋，为之称快。末幅言通经之法，真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士人苟奉此说为圭臬，则经学明而人才盛，人人尽通达国体，岂止变学究为秀才耶。惠定宇。(15)
卢见曾自乾隆二年(1737)就有刊刻王士禛《感旧集》的心愿，终于乾隆十六年(1751)在京城黄叔琳家得《感旧集》稿本，此后加以刻印，此书的刊行，其间同样渗透着惠栋的心血。关于此书的刊刻，王昶撰《感旧集跋》就明确记录“请惠定宇、沈学子两君子助之。”(16)《扬州画舫录》也称卢见曾请惠栋在扬州的旧雨亭修此书，“旧雨亭本卢雅雨所建，延惠徵君栋纂修渔洋山人《感旧集》之地也。亭中花草有三绝，一架古藤，一亩老桂，一墙薜荔。”(17)
惠栋还参与卢见曾所编纂的《山左诗钞》的校订工作。清初诗坛，尤其是顺治、康熙年间，山东诗人创作极为活跃，涌现出一大批诗人，如王士禛、宋琬、赵执信、高珩、田雯、赵进美等，他们虽然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却没有一部专门地域性的诗歌总集给予著录。正如卢见曾所说：“百余年来未有专选，渔洋《感旧集》遍及海内之知交故旧，而于山左或缺略未备，先生尝以为憾，今距先生之殁又四十余年矣。”(18)他更为感慨的是，“近刊渔洋《感旧集》为之补传，每叹遗文散失，姓名无征，吾乡文献及今不为搜辑，再更数十年零落澌灭尽矣，此后死者所大惧也。”卢见曾为保存山东乡邦文献，决定编选《国朝山左诗钞》，“窃不自揆，属同里宋蒙泉弼、平原董曲江元度及诸同人遍搜昭代之诗，上自名公巨卿，下及隐逸方外，莫不毕载。厘为六十卷，每人各附小传，具列乡里出处，间缀名流评骘，备一代之诗史，以昭我圣朝风雅之盛在。”(19)用保存山东诗歌文献的方式，显示清代诗歌繁荣。这项工作始于乾隆十八年(20)仲春，成于乾隆二十三年仲秋，历时五载，选山东籍诗人620余家，得诗5900余首，总计60卷。卢见曾主要聘请宋弼、董元度担任整理的主要工作。对于这项编纂山东诗人诗集的大工程，惠栋也参加校订。“《山左诗钞》，卢雅雨先生主之……其间参订若纪晓岚、惠定宇、王兰泉、严冬友诸先生，皆天下闻人。又借书于黄昆圃、马秋玉两先生，阅五年而成书，宜为巨观，非后来所能及。”(21)
二 传播汉学的重要学术平台
在乾隆初叶汉学发轫之际，扬州卢见曾幕府是一个传播汉学的重要学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足以与惠栋齐名的幕宾，当首推沈大成。
沈大成(1700-1771)，字嵩峰，一字学子，晚号沃田居士，江苏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为人忠厚，精通经史，擅诗文，著有《学福斋诗文集》。“晚游维扬，客运使卢公见曾官廨。”(22)沈大成于乾隆十九年入卢见曾幕府，惠栋云：“甲戌(乾隆十九年)之岁，余馆德水卢使君斋，讲授之暇，篝灯撰著。每涉疑义，思索未通，恨无素心晨夕。一日，使君以诗文数册示余，余读之惊，然未及询作者何人也。久之，典谒引客入，相见，则余故人，云间沈君学子，向所视数册，皆出君手。”(23)在卢见曾的引见下，两位故人又相见了。惠沈二人早在乾隆八年(1743)，就已相识。沈大成诗云：“忆昔岁癸亥(乾隆八年)，余时客吴门。始叩红豆斋，老树上参天。诗画塞墙壁，几榻罗丹铅。怱怱便别去，未几相讨论。”(24)只是那次相聚时间短暂，有许多学术问题未及展开讨论。
这一次在卢见曾幕府中共同工作期间，惠栋非常高兴，他将学术上的疑难问题请教于沈大成，沈大成一一为惠栋解答。“余喜甚，叩所疑者，学子一一晰之，余闻之愈惊。既而促膝话旧，知君归自武林，道吴而至广陵。广陵诗社诸君，闻声争交欢。使君既得君如左右手，社中诗老颇以失君为怅，而余则说经论文，亹亹甚乐。”(25)
沈大成回忆与惠栋同在卢见曾幕府中的时光说：“旷隔逾数稔，寝馈恒惓惓。淮南卢使君(调雅雨都转)，缁衣礼名贤。萍踪偶邂逅，握手申前欢。兄居屋东上，余止舍西偏。因得共晨夕，相与典坟。”(26)两人从此同居一院内，一住东房，一住西房。沈大成称自己受益良多：“生平憎俗学，于古性亦敦。自奉我兄教，日闻所未闻。益知扫枝叶，渐能窥根原。尽启箧中藏，阐发超后先……不才抑何幸，积载从周旋。”(27)
沈大成盛赞惠栋所著《周易述》：“兄犹爱治易，汉学绝复传。所著《周易述》，五纬昭星躔。足令辅嗣诎，顿使荀虞尊。”(28)
《四库全书总目》中《周易述》提要云：“栋独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29)
惠栋与沈大成均有志于经学，惠栋将沈大成视为同志相赏者，在汉学上的相互扶持者，两人在卢见曾幕府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前已述及两人一同编校《雅雨堂丛书》、核校朱彝尊《经义考》。惠栋为沈大成的《学福斋集》亲撰序文，并将他们的学术探研记录其中：
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此儒林之业也。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学，年大来兼涉猎于艺术，反复研求于古与今之际，颇有省悟，积成卷帙。而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四十年未睹一人。最后得吾友云间沈君学子，大喜过望……沈君与余，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沈君邃于经史，又旁通九宫、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故搜择融洽而无所不贯。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吾于沈君见之矣。沈君诗古文，咸可传世行远，世多知之。兹不论，论其学云。东吴同学弟惠栋书于芜城寓斋。(30)
惠栋深知一代学术思潮的传播与兴盛要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仁加入，对于能有沈大成这样的学术大家更是难能可贵了。
惠栋、沈大成积极传播汉学，在卢见曾幕府中对于青年后学才俊影响深远，比如戴震、王昶等。戴震(1724-1777)，字东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宁人，清代乾隆年间大儒。乾隆四十年(1775)，清高宗特命其与会试中式者一同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是将清代汉学推向高峰的汉学大师，他不仅是考据学家，也是著名思想家。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与惠栋在卢见曾幕府结识交往，惠栋对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有重大的推进作用。
这一年冬，三十五岁的戴震离开北京南下扬州，受聘于卢见曾幕府。戴震经卢见曾的介绍，结识了一代经学大师惠栋。惠栋此时正在卢见曾幕府中校书，当时戴震三十五岁正值壮年，惠栋已六十岁(第二年惠栋即在苏州家中病逝)。戴震云：“强梧赤奋若之岁(即乾隆二十二年)，余始得交于华亭沈沃田先生。既而同处一室者，更裘葛。”(31)前已述及惠栋与沈大成在卢见曾幕中，一住“屋东上”，一住“舍西偏”，戴震与沈大成同住，住“舍西偏”之屋。其实惠栋对于戴震是早有耳闻，“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32)戴震此次在卢见曾的幕府中与惠栋深入交往了数月，二人遂成忘年交。当时有人称此二人“交相推重”(33)。在朝夕相处中，戴震不仅阅读了惠栋的著作，还和惠栋一起切磋治学的方法，在学术上进行了交流，惠栋不断对戴震讲述自己的经学思想。潜移默化间，惠栋的学术观点对戴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惠栋推崇汉学，戴震受到惠栋影响而推崇郑玄学说，批评宋明经学为“凿空”之学。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戴震说：
有言者曰：“宋儒兴而汉注亡”，余甚不谓然。方汉置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先师皆起建元之间，厥后郑氏卓然为儒宗。众家之书亡于永嘉，师传不绝独郑氏。及唐承江左《义疏》，《书》用梅赜所进古文，《易》用辅嗣、康伯二经，涉前儒之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而郑之《三礼》、《诗笺》仅存。后儒浅陋，不足知其贯穿群经以立言，又苦义疏繁芜，于是竞相凿空。(34)
戴震在此批评宋明经学的弊病为“凿空”后，沿着惠栋训诂治经的学术路径，对郑学的理解做出解释：“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歧为异端者，振其稿而更之，然后知古人之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35)戴震还说：“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疾乎凿空以为经也。”(36)
惠栋对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有直接的作用，钱穆先生对此评价道：“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且认为惠栋尊崇汉学鄙视宋学的态度，对戴震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钱穆先生指出，戴震后期的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37)
惠栋故世后，戴震曾于乾隆三十年(1765)亲自去苏州缅怀惠栋，并作《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以资纪念。他对惠氏之学推崇备至，云：“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明年，则闻先生又殁于家。今徒拜观先生遗像，曰《授经图》者。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薶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38)
戴震本人在这篇文章中对于与惠栋相见以后，其论学所受影响，作了详细阐述：
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有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训故，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训故非以明理义，而训故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39)
可以看出戴震在这篇文章中，继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弘扬惠栋学术，进而提出了“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
而在与惠栋相识之前的戴震是不反对理学的，在乾隆二十年(1755)的《与姚孝廉姬传书》中，他曾指出：“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书不克尽言，言不克尽意……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技肄歧者也。”(40)在此他认为汉儒郑玄与宋儒程、朱等人的著作都是“得失中判”，不分高下。而戴震与惠栋相见相交后，他却只承认汉儒经师的训故，明确地批评那种“空凭胸臆”、“凿空”得义理的做法，甚至认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很显然这是他在义理观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其结论像钱穆先生所总结的，“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即曰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是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之证也。”(41)他又说：“惠主求古，戴主求是，并非异趣。”(42)但戴震毕竟后出更加精进。汪中说：“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书》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43)梁启超说：“清代汉学，阎、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44)也是此意。
戴震以敏锐的目光，察觉汉学开始显露出的泥古弊端，因而指出，“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45)戴震认为，文字训诂好比是“渡江河”的“舟楫”，“登高”的“阶梯”，它本身只是一种手段，“闻道”则是最终目的。故训只是达到义理的一种手段而已。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十五岁时，他在给弟子段玉裁的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46)
戴震在服膺惠栋的由文字训诂以明义理的主张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考据与义理学相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他不墨守惠栋创立的汉学成规，治学力求达到“十分之见”的境界。陈祖武先生对此评价道：从惠学到戴学，有继承，也有发展。戴学之继承惠学者，为训诂治经的传统。这一传统导源于清初顾炎武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47)，至惠栋而门墙确立。戴震一脉相承，遂成为乾嘉学派为学的不二法门。离开文字训诂，乾嘉学派将失去依托。故吴、皖分野说虽注意到惠、戴为学的差异，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这就不尽合乎历史实际了。然而，戴学毕竟发展了惠学，它并不以诸经训诂自限，而只是以之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含的义理，通经以明道。(48)高翔先生亦认为：“清代汉学发展的高峰是戴震……从惠学到戴学，实际上表明汉学从兴起到高潮，从崛起到成熟的过程。当时考据风气盛行一时，士人谈经言理，以小学相尚，很难以吴、皖二派概括所有考据学者。另外，惠栋一门(所谓吴派)与戴震一门(所谓皖派)，并不对立而是互为师友，治学虽各有偏重，但在基本学术途径上是一致的。”(49)戴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发展了惠学，以训诂为手段，探究义理，通经以明道。同时期的学者王昶客观评价了戴震学术贡献，他说：“本朝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50)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一号兰泉、又号琴德。江苏青浦(上海青浦县朱家角镇)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因对经史考据学风的表彰和诗词古文素养造诣而“炳著当代”(51)，一生勤于著述，著作甚丰，有《春融堂集》、《湖海诗传》、《金石萃编》、《琴画楼词》、《续词综》、《天下书院志》、《征缅纪闻》等50余种。在清代与朱筠齐名，有“北朱南王”之称。
他早年就已深受惠栋的学术启迪，是惠氏通经信古之学的忠实传播者。“余弱冠游诸公间，因得问业于先生。”(52)“肄业紫阳书院，时从惠征君定宇游，于是潜心经术，讲求训故之学。”(53)王昶有诗赞惠栋曰：“少日笺诗矜奥博(定宇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中年经术更纷纶。仲翔易学康成礼，只有先生是替人。”(54)
乾隆二十一二年间，王昶与惠栋同客于卢见曾幕府，两人同为幕宾。“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聘先生(注：指王昶)课其子及孙。”(55)
王昶于此，时常请教于惠栋。“日者在广陵常侍履綦，得备闻绪论为幸。至所谕祢字当作祧字，窃按《公羊传》隐元年秋七月注，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疏祢示旁尔言虽可入庙，是神示，犹自最近于已故曰祢。又《诗》邶风‘饮饯于祢’，《毛传》云祢地名，《释文》云祢乃礼反，《韩诗》作坭音，同。《玉篇》云年礼反，父庙也。《广韵》云祖祢亦姓，出平原，魏有弥衡，亦作祢，奴礼切。又尧庙碑，祖祢所出，《隶释》云祢即祢字，历考诸书无谓作祧。读者惟《说文》无此字，仅见于徐铉新附字中，故《陈澔集》注云：读作祧字，然徐铉新附字注云祢，古文
亦不作祧也。先生博学多闻，古训是式，必更有所据，惟幸垂示焉不宣。”(56)
惠栋撰写《易汉学》，六易其稿，直至乾隆二十二年终于定稿，他在卢见曾幕府中将手稿定本授予王昶。王昶深受感动地记曰：“汉学废久矣，《易》滋甚。王氏应麟集郑君之遗未得其解，自后毋论已。定宇世传经术，于注疏尤深，所考《易汉学》分茅设蕝……定宇采掇排次，稿凡五六易。丁丑与余客扬州，始定此本。此本命小胥录其副，以是授余，盖其所手书者。”(57)惠栋对王昶的信任可见一斑。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惠栋病逝后，王昶撰墓志铭以示祭奠，曰：
于《易》理尤精，著《易汉学》七卷，《周易述》二十卷，凡郑君之爻辰、虞翻之纳甲、荀谞之升降、京房之世应、飞伏暨六日、七分世轨之说，悉为疏通证明，由李氏之集解以及其余，而汉代《易》学灿然……丙子、丁丑，先生与予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先生所著。尝与华亭沈上舍大成手抄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学之根柢，莫余为详。(58)
他还作诗怀念惠栋：
淅淅承檐飘，冉冉缘堦上。曙寒人语稀，烟萝散微响。虚馆偕良知，凭襟遂元赏。稍忻清言舒，弥使离忱长。故人不在兹，江湖屡延想。颇闻漳滨卧，尚乏剡谿访。仿佛穷巷深，闲扉掩榛莽。萧晨讽道书，樵苏罕远往。延佇澄辉遥，无由慰悽惘。征鸿下层云，疏梅澹幽幌。庶几溯微波，缄情托吴榜。(59)
王昶为惠栋的《周易述》作跋曰：
易综天人，广大无不包。儒者据其一德，往往演之而合。然自七十子殁，山东大师各得所传以教，故汉易多孔氏之遗，京氏房、郑氏康成、虞氏翻、荀氏爽，其尤著者。独亡佚已久，其略仅存于李氏易解，而采摭不备，彼此互见。且所撰索隐又亡，读者罕能通其术。我友惠定宇先生，研群经义疏，以逮魏晋六朝之书，有涉于易者，旁通而曲证之，作为《易述》，而京郑诸家之法复明。杀青渐久，朽螙刓缺滋甚，周子锡瓒鳩工修补，于是是书复完可诵。定宇又有《易汉学》，盖易之纲领，不读《汉学》，不知《易述》所以作，周子将梓以冠于书首，学者由是而服习焉。微言大义，左右逢源，不复有断港绝潢之叹已。(60)
由此可见王昶已深得惠栋之学。王昶十分佩服惠栋的汉学造诣，故青年时代起就以惠栋阐扬的汉代郑玄学说为追求，曾经以“郑学斋”为书室名。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戴震在京应顺天乡试时，为以“郑学斋”为书斋室名的王昶撰文：“王兰泉舍人为余言，始为诸生时，有校书之室名曰郑学斋，而属余记之。今之知学者，说经能骎骎进于汉，进于郑康成氏，海内盖数人为先倡，舍人其一也。”(61)
王昶治经深受惠栋影响，“治经与惠栋同，深汉儒之学，诗、礼宗毛、郑，易学荀、虞。”(62)并认为惠栋的学术主张影响十分深远，“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惠栋)发之。”(63)
正是在惠栋的影响推动下，才有更多学者们加入到研究汉学的队伍中，可以说乾嘉大家中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等人均直接受到他的影响，他的弟子江声、余萧客、王昶等人深受沐浴，且惠及再传弟子江藩、顾广圻、阮元等人。
三 卢见曾对惠栋的倾力扶助
卢见曾认为幕主与幕宾之间要相互敬重，在《芍药》一诗中，他曾以并蒂而开的两朵芍药花来形容主客关系：“花开对向面西东，主客筵分缱绻同。”(64)正是这种尊重，使得卢见曾和惠栋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卢见曾不仅聘请惠栋等人助其校刻书籍，还不时邀上这些文人雅士，结伴出游，欣赏美景放松心情。夏日观荷赋诗便是他们的一种轻松活动项目。扬州江园是观赏荷花的好景点。“荷浦熏风，在虹桥东岸，一名江园……园门在虹桥东，竹树夹道，竹中筑小屋，称为水亭，亭外清华堂、青琅玕馆。”(65)“江园门与西园门衡字相望。内开竹径，临水筑曲尺洞房，额曰银塘春晓。园丁于此为茶肆，呼曰江园水亭，其下多白鵞。清华堂临水，荇藻生足下。”(66)在王昶与陶元藻的诗歌中都有惠栋的身影出现。王昶的《卢运使雅雨见曾招同张补山庚、陈愣山撰、朱稼翁稻孙、金寿门农、张渔川四科、王载阳藻、沈学子大成、陈绶衣章、董曲江元度及惠定宇、江宾谷诸君泛舟红桥集江氏林亭观荷分得外字三十八韵》一诗载于《春融堂集》卷六《述庵集》，作者已注明此集为丁丑(乾隆二十二年)、戊寅(乾隆二十三年)年作品。该首诗题中明确记有惠定宇，而定宇是惠栋的字。虹桥又名红桥。而惠栋在乾隆二十三年春就已离开卢见曾的扬州幕府，所以可以断定此诗是乾隆二十二年的作品。另外陶元藻作有《五月十八日同宫方伯尔劝、卢运使见曾、罗太史暹春、鞠太史逊行、周分司宣猷、王舍人昶、马孝廉荣祖暨文学陈章、陈皋、金农、沈大成、惠定宇、王篙高、严长明、方和、查祖香、释复显等六十二人会于江园观荷各赋五古一首分得菊字》一诗。(67)卢见曾在掌两淮盐运使之际，提倡风雅，延揽胜流，“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酬咏，一时文宴盛于江南。”(68)
卢见曾与惠栋两人关系十分融洽，除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外，卢见曾还时常将自己的一些文章交给惠栋评论。例如惠栋评卢见曾的《〈周易孔义集说〉序》云：“以《十翼》解说二篇之义者，西汉费直、东汉荀爽。今所传之《易》乃费氏本，而其说不传。唯荀氏九家注犹存，颇得圣人之旨。虞翻论《易》斥诸家为俗儒，独推荀氏。先生潜心于易学有年，而其论与费、荀同，真卓识也。邵子先天原本老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来。先生据干令升注驳之，此皆发前人所未发者。”(69)评《〈马相如遗稿〉序》曰：“叙生死离合处笔墨不多，令读者无限感慨先生笃于气谊，故字字从真情发露，文章简贵，妙在能留。惠定宇”(70)。评《〈李啸村三体诗〉序》曰：“通篇以穷字贯，文情往复，掩抑多姿，以视庐陵梅都官诗序，冰寒于水矣。”(71)评《〈张榆村平山诗草〉序》曰：“序诗而不专主于诗，若即若离，作者实得诗人妙悟之旨。”(72)《重修天津府儒学碑记》后有评论：“先生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其在津门奏课之余，修理学官(疑作宫——引者)，创立书院，以身为士子表率，所以扬历而鼓舞之者，虽文翁之化蜀郡，何武之治扬州，不是过也。碑记简洁，不支不曼，后之莅是土者，读是文可以窥见先生之文章政绩云。”(73)《重修天津府武庙碑记》后惠栋则云：“以发扬蹈厉归到主敬工夫，直是看得义理透彻，使洛闽诸儒，见之当亦首肯。”(74)如此等等，不再列举。
卢见曾赞赏惠栋之学，对其著作传世同样很重视，并大力阐扬。惠栋生前在卢见曾幕府中，卢氏帮助惠栋刊刻了《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一书。而惠栋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周易述》，则是在他去世的当年，由卢见曾付梓得以存世的。
惠栋喜好王士禛诗，因而为其诗集详尽注释，撰《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一书。“搜采博洽，贯穿掌故，亦为世所传。”(75)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渔洋山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他著述丰富，撰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话》、《池北偶谈》、《居易录》等，其著述以诗为最精妙，主神韵，诗句明丽博雅，高华浑厚。乾隆年间，有些人不喜好王士禛的诗歌，惠栋则认为，“近来不喜渔洋诗者，皆天分过高之人。及观其自作诗，于渔洋之秘，则概乎未之有闻也。诗，小伎耳，犹如此，以此知学问之难。”(76)又推崇曰：“渔洋诗能尽窥古人之秘，择善而从，故当时有集大成之目。”(77)在笺释时，惠栋非常严谨，广泛搜集王士禛的著作，其《凡例》云：“山人生平著作等身，余所见者，共八十余种，别著于录。其未见者十之一耳……每有遗文逸什与诗辞相发明者，必全录之，以备阙略。又诸集中诗句间有异同暨原注未备者，一并采入。”(78)而且他充分利用自家丰富藏书资源，务求第一手资料，“撰《训纂》时，每见异书，珍其僻秘，往往避习见之本，而津逮焉。集中所采书目共数百余种，不敢一字拾人牙后慧也。”(79)
惠栋所著《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一书，卢见曾一见奇之，颇为推崇，称赞曰：“与元之注苏，并峙千古。”(80)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在卢氏幕府内，卢见曾欣然为惠栋所著《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作序，并慷慨出资，为惠栋刊刻。“吾友东吴惠子定宇，出所撰《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一书示余，且乞余叙。余发函读之，喟然叹曰：此数千百年注诗家绝无而仅有之书也！”(81)王士禛“其为诗渔猎百氏，含咀《六经》，引用如钟鼎科斗、山经水注，旁及琳宫凡宇之书，靡不津逮。而又性勤汲引，唱和遍朝野，凡布衣风雅之士，诗中必一见之。昔少陵诗号诗史，而渔洋诗为一代文人总汇，故是诗极难。”尽管王士禛之诗难注，惠栋还是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努力后注成该书。“惠子之祖砚溪先生，为渔洋辛未所取士，而尊人半农学士，又亲炙渔洋之门。两世渊源，渐渍浃洽，而惠子又用功深，历岁久，是书一出，而渔洋之诗无不了然于心口之间。又别注《年谱》，凡渔洋生平出处与其师友脉络，无不昭揭如日星。宜吾师黄北平夫子激赏以为渔洋毛、郑，良不诬也。昔东坡诗有施氏元之注，放翁作序云，与范公商榷，后二十五六年，元之之子武子出此书，于东坡之诗，庶无可憾。夫以范陆二公绝识精诣，几三十年不敢措笔，而独服膺是书，其必有以。余读惠子之注，叹其与元之注苏，并峙千古，读者当必有取于余言。又有补遗一编，余为刻之，并黄北平夫子传一通，例得牵连书。乾隆丁丑八月。”(82)惠栋此书的出版，对于后人了解学习王士禛的诗作与生平学行是十分有益的。
《周易述》是惠栋呕心沥血所作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可以称为其一生治易的结晶之作，旨在发挥汉易精华，是乾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易学著述。该书采用自注自疏的写作体裁，钱大昕曰：“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83)
其实，入卢见曾幕府之前，惠栋早在乾隆十四年就开始了该著作的撰写，原定计划撰写四十卷。惠栋之子记曰：
先子研精覃思于汉儒《易》学，凡阅四十余年，于乾隆己巳始著《周易述》一书，手定为四十卷。(84)
只是由于生活的艰辛，写作时断时续。进入卢见曾幕府后，生活安定，于是惠栋在“讲授之暇，篝灯撰著”(85)，倾力于自己学术专著《周易述》的撰写。乾隆二十一年，年届六十的惠栋，先后撰成《周易述》中的《明堂大道录》、《禘说》，还有《易微言》、《易例》的部分，《易大义》的《中庸注》，以及《周易》本经的上经全部和下经局部。他原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全书，但就在《周易述》即将撰成之际，乾隆二十三年春，由于病势加剧，惠栋辞幕拖着沉重的病体返回故里，并因病于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758年6月27日)溘然长逝于苏州家中，年仅六十二岁。临终前夕，他抱着无限遗憾的心情，痛心地告诉他的两个儿子承绪、承萼：“余之精力尽于此书，平时穿穴群经，贯串周秦汉诸子之说，因得继绝表微，于圣人作《易》本旨，庶乎有合。独以天不假年，未能卒业为憾。今已脱稿者，惟《明堂大道录》及《禘说》两种耳。《下经》尚缺十有四卦，与《序卦传》、《杂卦传》俱未脱稿，而《易微言》采辑十有七八，《易大义》止有《中庸》一种，《易例》则粗有端绪。然皆随笔记录，为未成之书，知音者希，真赏殆绝。”并叮嘱他们：“录而藏之，毋致迷失。”(86)两人“泣而识之，不敢失坠。居庐时，收拾遗书，亟录副本，间有涂抹点窜，不能辨识者，为搜所引原书，覆加考订，编辑成帙。”(87)惠栋认为王弼所注《周易》，不但使经传篇章紊乱无序，且多以今人俗字改易古字，王弼无疑是导致汉《易》消亡的罪人。因此他力图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在《周易述》一书中，对当时通行本《周易》经、传部分内容进行大量校改。惠栋之书专宗虞翻，参以郑玄、荀爽之学，发挥汉儒之学，融会其义，自为注而自疏之。江藩称赞曰：“盖《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岂非千秋复旦哉！”(88)乾嘉之际，汉学研究之所以蔚然成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惠栋易学思想的带动与影响。所以钱穆先生称惠栋之学为“急进”，为“趋新”，为“先走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89)
卢见曾服膺惠栋之学，于惠栋去世后的三个月后，即当年八月下旬，亲自为《周易述》作序而梓之，曰：
今世谭《易》者，亡虑数百家，即已登梨枣者，亦且以十数，然皆不越乎晦庵之说，及伊川说而止。而昆山徐氏刻《九经解》，旁及南宋诸子，紫壧张氏及项平甫诸家，间有云《子夏易传》，要亦子虚亡是之言耳。而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魏《易》者王辅嗣也，晋《易》者韩康伯也，唐《易》者孔冲远也。魏晋崇老氏，即以之说《易》。唐弃汉学而祖王、韩，于是二千年之《易》学皆以老氏乱之。汉《易》推荀慈明、虞仲翔，其说略见于资州李鼎祚《集传》，并散见于《六经》、周秦诸书中。至宋而有程子、朱子，程第举理之大要，朱子有意复古而作《本义》。及近日黄梨洲、毛大可，虽尝习李《传》，而于荀、虞二家之学，称说多讹。使当日三君得汉经师授受，不过三日，已了大义。惜也三君不生于东汉之末也。今此编专以荀、虞作主，而参以郑康成、宋仲子、干令升、九家诸说。盖以汉犹近古，从荀、虞以上溯朱子之源，而下祛王、韩异说之汨经者，其意岂不壮哉！盖先生经学得之半农先生士奇，半农得之砚溪先生周惕，砚溪得之朴庵先生有声，历世讲求，始得家法，亦云艰矣。先生六十后，力疾撰著，自云三年后便可卒业。孰意垂成疾革，未成书而殁。今第如其卷数刊刻之，不敢有加焉，惧续貂也。先生年仅六十有二，余与先生周旋四年，为本其意而叙之如此。乾隆戊寅八月下浣，德州卢见曾书。(90)
乾隆二十四年秋，卢见曾为惠栋刊刻的《周易述》成书20卷。
会两淮运使卢公，以书来征先子著作，将为梓行，以惠学者。今年夏，《周易述》二十卷先已刻竣，盖距先子之殁已逾小祥矣，悲夫！遗书具存，手泽未沫，剪劣如不肖，敢谓能读父书。惟是趋庭之际，窃有所闻，缮写校雠，庶几其职。且幸先子未竟之业，得遇赏音，流传问世，绍往绪而开来学，其在斯乎！书既校毕，爰述遗命，而具志其始末如此。己卯秋日，男承绪、承萼谨识。(91)
卢见曾对于已故惠栋此部著作的刊行十分精心负责。他多次请惠栋之子惠承绪、承萼校雠该书。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方完成《周易述》全书的校刊梓行。此书于乾隆二十四年刻成20卷，卢见曾邮寄书稿请惠承绪、承萼作校雠。乾隆二十五年(1760)续刻《易微言》2卷，卢见曾邀请惠承绪亲至幕府中校对勘误，凡两年。而第三次校核则是在乾隆二十七年，由惠承绪承担。
是书运使卢公刻于寒江官舍，既成未印行。壬午(注：乾隆二十七年)秋，公悬车旋里，以书板见归。笃终之义，古人所难。先是己卯(注：乾隆二十四年)岁刻成二十卷，公邮寄校雠，承绪与弟汉光承萼分任其役，逾年续刻《易微言》二卷，邀承绪至署对勘，且以文字之役见委，凡两寒暑。今板既携归，复事校阅，而汉光弟下世已届三载矣。抚卷黯然，不能无雁行折翼之痛云。承绪又识。(92)
我们可以说，为使惠栋《周易述》问世流传，绍往绪而开来学，发扬光大其《易》学思想，卢见曾已竭尽全力。如果没有他及时刊刻该书，这一著述就有可能流失。对于保存惠栋这一主张汉学的学脉卢见曾贡献卓越。
惠栋以其一生的学术实践，完成了崇尚汉学，朴实的考证经史的学风建设。他少承家学，早年随父宦游，而后努力于经学制科，试图进入仕途但屡受挫折，可是他没有沮丧，而是振作精神，转向学术的深入研究上来，中年时即已著名一时，晚年专心经术，融汉宋之学为朴学，特别是他在卢见曾幕府中的岁月，因为生活安定，而更加促使他有条件专心于易学等领域的深入探研，是其一生中学术上的黄金时期。这里同时也是其向众多学人传播其学术思想的大好场所，戴震、王昶等学者受其学术影响深厚。而卢见曾幕府之所以能够刻印诸如《雅雨堂丛书》等著作，也与惠栋等人的高深学术素质及努力帮助是分不开的。惠栋堪称兴复古学的杰出先行者，他在卢见曾幕府中与学者们以古学相策励，不但启迪后学，还开发了幕主卢见曾的汉学意识，学者们相互沟通，促成了经史古学的复兴和发皇，乃有日后汉学之风行四方。卢见曾则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其幕府中为惠栋等人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与传播媒介，亦为倡导经史，兴复古学之有功之人。他扶持惠栋等汉学家，从而带动了大批学者潜心经术，汉学研究成为一种学术风尚。卢见曾幕府对于乾嘉学派的兴起，扬州地域学术的繁兴有助推作用。
本文写作承蒙匿名审稿专家宝贵意见的教正，谨此致谢！
注释：
①卢见曾云：“余与先生周旋四年，为本其意而叙之如此……德州卢见曾书。”参见卢见曾《〈周易述〉序》，惠栋《周易述》卷首，德州卢氏雅雨堂刻单行本，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按：该篇序文在卢见曾《雅雨堂文集》(清道光二十年清雅堂刻本)中未予收录。
②关于惠栋研究，学术界多从其《易学》、《尚书》学及思想史等角度探研，主要相关著作有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李开：《惠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在书中仅列出惠栋曾在卢见曾幕府中工作一事；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郑朝晖：《述者微言——惠栋易学的“逻辑化”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所涉论文主要有陈祖武：《惠栋》，《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9卷，本卷主编张捷夫，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孙剑秋：《惠栋〈易〉学著作、特色及其贡献述评》，《“国立”台北师范学院学报》第16卷第1期，1992年；漆永祥：《惠栋易学著述考》，《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黄爱平：《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刘墨：《惠栋与汉学》，《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陈修亮：《试论惠栋〈周易述〉的治易特色》，《周易研究》2005年第1期；曹江红：《卢见曾与乾嘉学派》，《炎黄文化研究》第2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专门从惠栋与卢见曾幕府角度研究者尚少。
③[清]钱大昕撰，陈文和点校：《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惠先生栋传》，《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22页。
④[清]法式善著，涂雨公点校：《陶庐杂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2月1版，1997年12月湖北第3次印刷，第127页。
⑤[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八《新刻大戴礼跋》，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500册，第118页。亦见[清]戴震撰，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七，附录二卢文弨：《新刻大戴礼跋庚辰》，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77页。
⑥[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卷一○《虹桥录上·惠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30页。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云：“延元和惠栋为校阅所收旧籍，备刻《雅雨堂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41页。
⑦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一《刻郑氏周易序》，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52页。
⑧《雅雨堂文集》卷一《刻郑氏周易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52页。
⑨《雅雨堂文集》卷一《刻李氏易传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51页。
⑩《九经古义》卷首《九经古义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62页。
(11)《雅雨堂文集》卷一《刻周易乾凿度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52页。
(12)按：据《经义考》后序记：“甲戌，德州卢公重掌江南鹾政。稻孙谒公邗上，公一见即询及《经义考》，因具陈颠末，公为叹息者久之。遂首捐清俸为同志倡，还以其事属诸马君，君由是与令弟半查尽发二酉之藏。偕钱塘陈君授衣、仪征江君宾谷、元和惠君定宇、华亭沈君学子相为参校。而稻孙仍率次子昌凉、长孙休承暨从孙壻同里金蓉共襄厥事，既逾年而剞劂乃竣，计一百三十卷，合前所刻一百六十七卷成完书……乾隆二十年岁次乙亥六月朔孙稻孙谨识。”[清]朱彝尊：《经义考》卷首[清]朱稻孙：《经义考》后序，《四部备要》(经部)第12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3)[清]朱彝尊：《经义考》卷首卢见曾：《经义考序》，《四部备要》(经部)第12册，第5页。亦见《雅雨堂文集》卷一《经义考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49页。
(14)朱彝尊：《经义考》卷首卢见曾《经义考》题记，《四部备要》(经部)第12册，第17页。
(15)《雅雨堂文集》卷一《经义考序》后惠栋评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50页。
(16)[清]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四《感旧集跋》，塾南书舍藏版，嘉庆十二年(1807)。
(17)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卷一五，第349页。
(18)《雅雨堂文集》卷二《山左诗钞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66页。
(19)《雅雨堂文集》卷二《山左诗钞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66页。
(20)《雅雨堂文集》卷四《征选山左诗钞启》，该文末有“乾隆癸酉春谨启”，《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99页。按：乾隆癸酉，即乾隆十八年(1753)；乾隆戊寅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
(21)[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80册，第565—566页。
(22)[清]钱仪吉纂录：《碑传集》卷一四一《文学下之下》，[清]汪大经：《沈先生大成行状》，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14册，台北，明文书局影印版，1985年，第46页。
(23)《松崖文钞》卷二《秋灯夜读图序》，《聚学轩丛书》本。
(24)[清]沈大成：《学福斋诗集》卷三三《亡友惠征君授经图四十六韵》，《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第413页。
(25)《松崖文钞》卷二《秋灯夜读图序》，《聚学轩丛书》本。
(26)沈大成：《学福斋诗集》卷三三《亡友惠征君授经图四十六韵》，《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第413页。
(27)《学福斋诗集》卷三三《亡友惠征君授经图四十六韵》，《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第413页。
(28)《学福斋诗集》卷三三《亡友惠征君授经图四十六韵》，《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第413页。
(29)[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页。
(30)沈大成：《学福斋集》卷首惠栋《学福斋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第1—2页。亦见《松崖文钞》卷二《学福斋集序》，《聚学轩丛书》本。
(31)[清]戴震著，杨应芹编：《东原文集(增编)》卷一一《沈学子文集序》，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79页。
(32)《东原文集(增编)》卷一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第285页。
(33)戴震著，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附录，[清]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2页。“元和惠先生三世传经，其学信而好古，于虞之《易》、郑孔之《礼》、何休之《春秋》、旁搜广摭，发明古义。东原见于扬州，交相推重也。”
(34)《东原文集(增编)》卷一一《郑学斋记》，第301页。
(35)《东原文集(增编)》卷一一《郑学斋记》，第302页。
(36)《东原文集(增编)》卷一○《古经解钩沉序》，第249—250页。
(3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8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3、355页。
(38)《东原文集(增编)》卷一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第285页。
(39)《东原文集(增编)》卷一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第285—286页。
(40)《东原文集(增编)》卷九《与姚孝廉姬传书(乙亥)》，第242页。
(4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8章，第356页。
(4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8章，第356页。
(43)[清]淩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三五《汪容甫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50页。
(4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45)《东原文集(增编)》卷三《与王内翰凤鸣书(乙亥)》，第74页。
(46)《东原文集(增编)》，《与段茂堂等十一札(第九札)》，第411页。
(47)[清]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版，第73页。
(48)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6—167页。
(49)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9—240页。
(50)王昶：《春融堂集》卷五五《戴东原先生墓志铭》。
(51)[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四《王兰泉先生》，《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1页。
(52)王昶：《春融堂集》卷五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又《春融堂集》附录[清]严荣、瑞唐编《述庵先生年谱》“(乾隆)十三年戊辰二十五岁，五月见惠定宇秀才栋”。
(53)《汉学师承记》卷四《王兰泉先生》，第64页。
(54)《春融堂集》卷五《履二斋集·元和惠征君定宇》甲戌。
(55)《汉学师承记》卷四《王兰泉先生》，第65页。
(56)《春融堂集》卷三○《与惠定宇书》。
(57)《春融堂集》卷四三《〈易汉学〉跋》。
(58)《春融堂集》卷五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
(59)《春融堂集》卷六《述庵集·同沈学子对雪有怀惠定宇》丁丑戊寅。
(60)《春融堂集》卷四三《惠氏〈周易述〉跋》。
(61)戴震著，杨应芹编：《东原文集(增编)》卷一一《郑学斋记》，第301页。
(62)[清]阮元：《揅经室集》上册，二集卷三《诰授光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24页。
(63)《春融堂集》卷五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
(64)《雅雨堂诗集》卷下《芍药》，《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45页。
(65)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卷一二《桥东录》，第268页。
(66)《扬州画舫录》卷一二《桥东录》，第269页。
(67)[清]陶元藻：《泊鸥山房集》卷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41册，第662页。
(68)《扬州画舫录》卷一○《红桥录上》，第228页。
(69)《雅雨堂文集》卷一《〈周易孔义集说〉序》后惠栋评，《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51页。
(70)《雅雨堂文集》卷二《〈马相如遗稿〉序》后惠栋评，《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70页。
(71)《雅雨堂文集》卷二《〈李啸村三体诗〉序》后惠栋评，《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71页。
(72)《雅雨堂文集》卷二《〈张榆村平山诗草〉序》后惠栋评，《续修四库全书》集1423册，第473—474页。
(73)《雅雨堂文集》卷三《重修天津府儒学碑记》后惠栋评，《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89页。
(74)《雅雨堂文集》卷三《重修天津府武庙碑记》后惠栋评，《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89页。
(75)《春融堂集》卷五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
(76)《九曜斋笔记》卷二《渔洋诗》，《聚学轩丛书》本。
(77)《九曜斋笔记》卷二《渔洋诗》，《聚学轩丛书》本。
(78)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卷首《凡例》，《四部备要》(集部)第85册，上海，中华书局据红豆斋原刻本校刊，第5页。
(79)《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卷首《凡例》，《四部备要》(集部)第85册，第5页。
(80)《雅雨堂文集》卷二《〈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67页。
(81)《雅雨堂文集》卷二《〈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67页。
(82)《雅雨堂文集》卷二《〈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67页。
(83)钱大昕著，陈文和辑：《潜研堂文集补编》不分卷《与王德甫书一》，[清]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先生全集》第10册，第28页。
(84)《周易述》卷首惠承绪《〈周易述〉序》。
(85)《松崖文钞》卷二《秋灯夜读图序》，《聚学轩丛书》本。
(86)《周易述》卷首惠承绪《〈周易述〉序》。
(87)《周易述》卷首惠承绪《〈周易述〉序》。
(88)江藩：《汉学师承记》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易》，第163页。
(89)《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54页。
(90)《周易述》卷首卢见曾《〈周易述〉序》。
(91)《周易述》卷首惠承绪《〈周易述〉序》。
(92)《周易述》卷末惠承绪《〈周易述〉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