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与胡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吴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五四年，举国开始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胡适在大陆的许多弟子与友人，或主动，或被迫投入了这一大潮，其中包括有些后来被学界尊为大师的人。但吴晗却始终没写批判文章。对于这事，吴晗的友人说法颇不一致。黄裳在为《吴晗全集》写序时认为：“说他是念旧情也可，说他未能划清界限也未尝不可。”但据吴晗好友夏鼐在纪念文章中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吴晗“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不过在政治觉悟提高后便‘反戈一击’了。”言谈之间，对故人“反戈一击”颇不以为然。不过，夏鼐没有说明吴晗在何时“反戈一击”的。另据与吴晗有同门之谊的罗尔纲回忆，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时，吴晗的夫人袁震曾当着吴晗的面对罗尔纲说：“你和吴晗都是给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吴晗当即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罗尔纲据此认为，吴晗“于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断交，划清界限”。连吴晗在内，四个人四种说法，让人颇有罗生门之感。
如今，吴晗本人业已成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与胡适的关系，折射出中国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复杂内涵。在这个问题上，吴晗自己的言论是最有说服力的。记忆心理学认为，当事者的回忆，总不由自主地进行筛选，过滤掉一部分自己不希望保存的东西，凸现出自己希望张扬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考察分析吴晗自述与胡适关系时的主要准则。
一九五○年，吴晗发表过一篇自传体的文章，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关于胡适，是这么说的：
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学期，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了八十元稿费。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欣赏。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刚巧有了这笔稿费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一九三一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还是由胡适之介绍，系主任蒋廷黻给我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两小时，每月得十五元的报酬。
吴晗一九二九年秋季升入中国公学大学部，胡适作为校长，给他上过《中国文化史》课。次年五月，胡适辞去校长之职，他与吴晗仅有两个学期的师生关系。当时，胡适已是名满天下的学界领袖，吴晗只是初入大学的及冠学子，前者的著作与教学都对后者起一种启蒙作用。一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与六月二十九日，吴晗在中国公学时给胡适写过两封信，前信请教有关法显《佛国记》的问题，后信则讨论曹雪芹生平与生卒，明显受到胡适佛教史研究与《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他在给胡适的第一信里说：“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应该说是他向胡适求教的肺腑之言。后信是在获悉胡适辞职北上仅月余后写的，信尾附笔道：“我下半年要转学到北平燕京大学去读历史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信，不知可以吗？”胡适是否代为介绍不得而知，但吴晗在胡适走后就要转学燕大，显然有追随北上的意味在。因而吴晗在一九五○年说，“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在念下去也无聊”，是真实的想法；而自称“糊里糊涂跑到北平”，则是言不由衷的讳饰之语，他已不想暴露当初北上的真实动机。但直到此时，吴晗还是承认胡适在学术上对他的重大影响，把胡适对他“很欣赏”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他在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思想时保持沉默，应该与这种回忆不无关系。黄裳说他对胡适“念旧情”，“未能划清界限”，都是言之有据的。由此看来，一九五二年吴晗对罗尔纲说的那番话，一方面固然有与胡适在政治上撇清的考虑在，另一方面，吴晗从抗战后期起明显左转，以至引来国民党方面“吴晗诺夫”的绰号，胡适也对人说过“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因政治观点上“君向潇湘我向秦”，吴晗从昆明回京后与胡适少有往还，也应不虚；但于胡适学术对自己的影响，并未一笔抹杀。故而罗尔纲说他在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划清界限，则未免过早。
一九五七年吴晗在其《自传》里再次述及与胡适的关系，一方面仍然保持着一九五○年的口径：“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胡适很赏识，介绍大东书局出版”；“插班进清华历史系二年级，没有钱上学吃饭，胡适介绍我找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但另一方面，在学术影响上，吴晗已经有意识地做自我批判，他回忆在三十年代在清华求学与任教的经历说：
选课也只选中国史方面的，受陈寅恪影响很大。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虽然和他们的往来并不多，读他们的文章却很多，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胡适和陈寅恪的考据，顾颉刚的疑古，都在我这时期的著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虽然因为和另一些人接触，在文章中出现了一些经济基础社会背景的话，遭到他们的斥责，但是他们仍然很看重我，以为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如他们所期望的资产阶级的学者。
虽然不得不承认“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受胡适、陈寅恪与顾颉刚的影响，但“深刻的烙印”等用语不再有自炫的成分，明显有逃离倾向。与此同时，不但在人际关系上声明“和他们的往来并不多”(是否如此，下文分解)，而且强调在学术观念上与胡适等人的分道扬镳，以至“遭到他们的斥责”云云。夏鼐所说吴晗一九四九年后“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大致持续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前，当然，其间已有从暗自肯定到有意疏远的重大转变。尽管如此，对胡适的学术给自己的影响，吴晗尚未全面否认。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吴晗再次提到胡适，是一九六二年七月与《北京日报》记者关于研究历史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吴晗从自己学历史谈起，一再强调“我是自学的，过去自学，现在自学，没有跟过任何老师。这话说来不大合理，我上过小学、中学、大学，为什么还要说没跟过老师？”关于大学，他这样说：
又到上海中国公学念了一年。这时(一九二九年)我写了一篇《西汉的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到八十元稿费。拿到这笔钱后，我就于一九三○年跑到北京来考大学。……后来清华大学破例收我作插班生，我进了史学系二年级。
行迹编年依旧，但胡适、陈寅恪、顾颉刚与蒋廷黻等对这段经历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却做了虚化处理。谈话另一处尽管还提及他们，口吻却与此前大相径庭：
当时史学系主任是蒋廷黻，一个十足的洋奴，他上课用洋文，连对老婆讲话也用洋文，中文不通，不能写。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适改了发表，因为不通。
我跟陈寅恪先生还学了三年，听他讲隋唐史。他研究得很细，如唐代李姓考，也没有学到什么。
三十年代，我进清华大学读书时，教师中没有一个人研究明史，全国也没有人研究。明史知识，我是靠自学得来的。
胡适之做过我教师，没给过我什么。我没有从蒋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识。我之有些知识，主要靠自学。
作为一个经过大学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吴晗当然深知大学主要靠自学，但名师的点拨开悟在其间却起到关键作用，而这种指点主要是在方法上，未必一定要在明史之类的具体知识上。这段强调自学的谈话，意在否认与胡适等人的学术渊源。对清华园里有“教授的教授”之称的陈寅恪，以吴晗的学养不会掂不出其学术分量。他在一九五七年《自传》中虽欲保持距离，尚且承认陈寅恪的考据给他的著作“留下深刻的烙印”，但到这年却说从他那里“也没有学到什么”；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不言而喻。当然，后一说法，与大跃进时代郭沫若号召历史系大学生超过陈寅恪，以及主流史学不认可陈氏史学观念也是息息相关的。
还是围绕着与胡适的关系，从吴晗的书信来梳理两个问题：其一，在私人关系上是否“往来并不多”；其二，在学术关系上是否“没给过什么”。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吴晗的学术天分在中国公学的一年里就引起了胡适的关注，故而在一九三一年给吴晗的第一封回信劈头就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这一年的师生关系对吴晗走上史学之路至为关键。但吴晗北上转学燕京大学的愿望落空，这是因为他在中国公学的英文成绩为C，便由顾颉刚推挽暂入燕大做图书馆员。次年，吴晗报考北大与清华的二年级插班生，第一志愿显然冲着在北大任文学院长的胡适去的。考试过后，吴晗去见胡适，其时他因备考早就辞了燕大图书馆的工作，还把弟弟接来北平报考辅仁大学附中，经济上捉襟见肘，陷入困顿。这次会见，吴晗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致梁志冰信中有所披露：“犹记月前往适之师时，渠时适知生窘状，曾询生以需钱用否，如欲钱用，彼言时即手取钱袋欲以相授，生当时谢绝。”八月发榜，吴晗终因数学零分而与心仪的北大失之交臂，却被清华大学录取。这一结果，吴晗自称“恰如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喻”，其原因首先当然是胡适在北大，其次“盖因在清大校内谋事极为不易”，而他则必须通过工读自筹与弟弟两人在京求学的全部费用，故而他自称“遂处于极端为难进退狼狈之地位”。进退两难之际，吴晗又去找胡适，胡适“劝他决定入学”，并慨然允诺给予帮助。胡适没有食言，八月十九日他亲自致函清华代校长翁文灏与教务长张子高：
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中，有一个吴春晗(按：吴晗原名)，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到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封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
与此同时，胡适也应给清华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打过招呼，蒋给胡适的函件直呼大哥，关系更近。对这次求助，吴晗在八月二十七日致梁志冰信中说：
前日往见适之先生，云已耑函清大校长翁文灏、文学院长冯友兰及史学主任蒋廷黻诸先生，并生所撰之《胡应麟年谱》送交清大，嘱为生在清大觅一位置，已得答复，允为在史学系找一工作，名义为助教或其他未定，工作为整理大内档案，报酬至少为维持生活云云。适之师又恐生钱不够用，另借四十元为入学后购书之费，并嘱安心入学，一切事渠又设法，盛意深情令生愧怍无地。
由于胡适的推荐，吴晗在到清华报到时受到特别的待遇，这也有他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致梁志冰信为证：“九日晨晤教务长张子高先生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俱以胡师曾函托关照，对生甚为青目。关于工读事蒋氏已定于下周开教务会议时以史学系名义通过此，不过手续关系，其实毫无问题。”由于胡适的关系，其工读事一路绿灯，不过履行手续而已。胡适鼎力相助他入学清华，并顺利解决工读手续。如此亲密的关系，恐怕绝非如其后来所说的与胡适“往来并不多”。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吴晗在入学次日致信梁志冰说：“清大环境之佳为国内第一，水木清华软红不起，自幸得此仙境，此生差为不虚。三年内已定耑攻明史，秦汉史则以积习已深，暇中犹复不能忘情，然已降作附庸。”由此可见，吴晗当时的史学兴趣主要在秦汉与明代两段，他此前撰写《西汉的经济状况》与已着手做的《胡应麟年谱》，都不过是初入史学之门的尝试而已，其立志治明史，当在入学清华以后。这一决定，固然与其本人学术旨趣有关，但与胡适关系极大。据胡适在吴晗入学三天后致信说：“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这与其说是蒋廷黻的劝告，还不如说是胡适为吴晗在设计今后的学术方向。就在九月十二日的信里，胡适说明了之所以让吴晗专治明史的理由：
秦汉时代材料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这是胡适在深思熟虑后以一个学术前辈对史学后进的中肯指示。不仅如此，胡适在这封信中还答复了吴晗的问学，共有五项，更是对吴晗治明史的直接指导：
你问的几项，大致可以解答如下：
(1)应先细细点读《明史》；同时先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传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号、籍贯、谥法，随笔记出，列一表备查，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读文集中之碑传，亦须用此法。
(2)满洲未入关以前的历史，有人专门研究；可先看孟森(心史)《清开国史》(商务)一类的书。你此时暂不必关心，此是另一专门之学。谢国桢君有此时期史料考，已由北平图书馆。(孟心史现在北大。)
(3)已读得一代全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
(4)劄记最有用。逐条必须注明卷册页数，引用时可以复检。许多好“专题研究”皆是劄记的结果。
(5)明代个人记载尚少，但如“倭寇”问题，西洋通商问题，南洋问题，耶苏会教士东来问题，皆有日本及西洋著述可资参考。蒋廷黻先生必能指导你，我是全外行。
对照吴晗一九六二年那番谈话，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吴晗进清华时，明史绝非如他所说“全国也没有人研究”，胡适提到的孟森就是大家。其二，从胡适推重蒋廷黻在明代中外关系史方面“必能指导你”，蒋氏史学也绝不如吴晗后来所鄙夷的那么糟糕，他当时在中国近代外交史方面已有独具识见的论文发表，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虽然成书在其后七年，也不能说他“中文不通”，更不能说“没有从蒋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识”。
再来说胡适，无愧名师大家，对吴晗治明史的指导要言不烦，开示到位。他不仅从大处指点吴晗，甚至连论文中对历史人物“不宜多用表字”等细节都逐一指出。
而吴晗既经点拨，豁然开朗。他一周后给胡适的信里就坦承从胡适那里获得的启示与教益：
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在上星期已托人买来了崇文本的《明史》，逐日点读，另外做了几千张卡片装了几只匣子，分为(1)人名(2)书名(3)纪事三种，按类填定，比较复杂的就写上札记簿，准备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
吴晗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给胡适信中又说：“这半年来读《明史》发生了无数的问题，其中最叫人疑心的一个是胡惟庸事件。”这也证明他后来撰著《胡惟庸党案考》，是遵循胡适“细细点读《明史》”的产物。
总之，吴晗专志于明史，在史学方向与治史方法上，多得胡适设计与指教。胡适爱才若渴，几乎逢人说项，当时的吴晗对此是感铭在心的，这也有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给胡适的信为证：
从(罗)尔纲兄处得到先生勉谕的话，非常感激，同时又惭恨自己过去的不长进。我不敢向先生说一些“道谢”的浮文，只是时时刻刻警戒着自己，使他日不致辜负先生的期望和好意。
据苏双碧的《吴晗传》说，一九三四年《清华年刊》登出了吴晗的毕业照，上有吴晗题字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之先生语。”真切表明胡适对他学术宗旨与治学方法的深刻影响，而吴晗也显然以此为荣的。两相对照，吴晗在一九六二年谈话中一再强调在学术上胡适对自己“没给过什么”，显然是欺心之论。
吴晗自述与胡适的关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对自己与胡适在学术与人事的双重关系上从未否认过。一九五○年，他在与胡适的人际关系上开始有意识的遮蔽，其中包括他向罗尔纲强调与胡适中止私人往来的表白。在学术关系上，吴晗虽仍承认胡适的影响，但已转向了自我批判。他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里说：“由于受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成绩了。”实际上，吴晗在明史上最好的成绩，且不论《朱元璋传》，仍是《胡惟庸党案考》与《明成祖生母考》那些深受胡适影响的考据论文。较之一九五○年，吴晗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的《自传》在人际关系上采取有意疏离的态度，在学术关系上，虽然还不得不承认胡适的影响，却已明确采取批判的态度，开始了夏鼐所说的“反戈一击”。至于到一九六二年，吴晗就完全罔顾事实，在学术关系上也矢口否认了胡适的重大影响。
一九四九年以后，吴晗对昔日导师从违心之论到欺心之论，与他对当时领袖从输心之语到输忠之语，两者在强度上都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态势，而最终定格在一九六二年的那番谈话中。在那篇谈话中，吴晗再次提到毛泽东对他的《朱元璋传》“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也就在这年，江青向毛泽东建议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场悲剧正在酝酿之中。历史也真够吊诡的。
为吴晗逝世四十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