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与学校在职人员比率关系的国际比较——兼论提高我国高校投入效益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率论文,在职人员论文,效益论文,生与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两个“转变”，其中之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与此相应，我国的高等教育也面临着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即从“耗费型”转为“效益型”。然而，有关各方对我国高校效益状况并未取得共识。因此，当务之急是搞清目前我国高校的运营究竟是不是粗放型？粗放的程度如何？粗放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些问题搞清了，那么实现“转变”也就好办多了；如果各方特别是决策部门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那么，“转变”就难以进行，效益也难以提高。
不过，效益是相对的，本文通过与其他国家高等学校的比较，来论定本国高校效益的高低。
衡量高校投入效益的指标很多，国际通常采用的有投入——产出（毕业生）之比；高校生均经费开支占人均GNP的百分比；高校毕业生生均培养费与人均GNP的百分比等外部测定指标，以及单位投入与学生成绩（或成绩提高量）之比；每一个教师承担的学生人数，即学生与教师之比；学生与非教学人员（或职员）之比；学生与整个教职工人数之比；教师工作量等内部测定指标。显而易见，只有综合运用外部指标与内部指标，才能更准确地测定和比较高校投入效益，但是，由于资料和篇幅所限，本文主要通过内部指标，特别是学生与学校各类在职人员的比率，对有关国家高校的效益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选择人员这一比率指标，不仅仅是因为有关资料较易获得，而且还因为它能较好地反映高校的投资效益；在教育质量大体相当的条件下，同类高校每个学生占用的在职人员越多，即学生与在职人员比率越低，表明每个学生耗用的人力、财力越多，效益越低；相反，比率越高，表明每个学生耗用的人力财力越少，效益越大。
国内的一些学者曾采用这一指标分析过我国高校的投入效益，但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各国统计口径不一样：有的国家将兼职教师包括在教师之内，有的没有包括；有的将兼职教师折算成全职教师，有的没有折算；有的申明其统计包括兼职教师，有的则没有申明；有的国家将非全日制学生折算成全日制学生，有的则未折算，等等。统计口径的不统一，大大影响了测定结果的准确性，从而严重损害了分析研究的科学性。
在国外，大多数国家的高校，除了专职教师之外，还有大量兼职教师。例如，在美国，高校兼职教师总人数占专职教师总人数的88.3%，即有10个专职教师便将近有9个兼职教师。兼职教师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利用业余时间作兼职教师；有的并无其他职业，兼职教师本身就是他目前的唯一职业；有的则委托他担任某一科目的教学工作，等等。总的看来，他们承担的教学职责与专职教师并无多大区别，他们实际上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教学工作量。显而易见，统计时如果不把兼职教师包括在内，仅仅计算专职教师，也必将大大夸大专职教师的工作量，增大学生与教师比率，从而增大投入效益。因此，只有将兼职教师折算成专职教师，才能获得较为准确的结果。同样，只有将非全日制学生折算成全日制学生，才能获得较为准确的学生与教师比率。
以前研究的另一不足之处是，往往集中于学生与教师的比例关系，而忽略了学生与非教学人员的比率关系。除了教学人员外，高校中还有行政管理人员、图书管理人员、实验人员、技术和相关人员、职员和秘书、技工、服务和维修人员等大量非教学人员，他们是高校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而且数量很大，在发达国家和高层次学校，甚至超过教学人员数。因此，在考察投入效益时，必须将他们也计算在内，否则，所得结论很难有多少科学价值。
以往的大多数研究或是集中于整个高等学校，或是集中于高校中的大学，分类研究不够。实际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性质和专业的高校，其学生与在职人员的比率是有很大差别的，笼而统之地考察，必将影响到研究的科学性。
本文试图努力克服以往研究的不足，以便为有关部门的教育决策提供较为科学的可信依据。
二、学生与学校各类人员比率关系的国际比较
本文选取的参照样本为美国、原苏联（现俄罗斯）、日本、联邦德国和英国。其中，除原苏联外，其他均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苏联（俄罗斯）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尽管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有很大差异，从而对高校运作产生某些不同影响，但是，由于高校有其自身的运作与发展规律，各个国家概莫能外，因而，我国与它们仍有可比性。可以从比较研究中获得有价值的东西，以资借鉴。
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当今各国是较发达的，与此相应，其高等教育统计也最全面、系统和较为科学。例如，在统计教师时，既包括专职教师又包括兼职教师；既按专职教师测定，又按全职当量教师（即将兼职教师折算成全职教师后的教师总量）计算；兼职教师根据其工作量（或支付的薪金数）按一定比率折算成全职当量教师。在统计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时，也根据学生的实际授课时间将非全日制学生折算成全日制当量学生。由此，目前，美国统计通常按3个兼职教师折算成一个全职当量教师；2.77个非全日制学生折算成一个全日制当量学生。
表1 学生与专职教师之比率
（学生为全日制当量学生，下同）
整个高校四年制院校 二年制院校时间
美国 18.60:1 15.90:1 30.60:11989年
原苏联[1] 9.50:1- -80年代末
日本 -17.40:1 24.10:11991年
联邦德国
8.60:1
9.50:1
-80年代末
英国 - 8.15:1
-1991年
中国[2] 7.01:1- -1993年
注：[1]教师中未包括高校中专职科研人员。
[2]中国高校统计包括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并按美国标准将学生人数加以折算。
尽管各国兼职教师与非全日制学生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为了增加可比性，本文对涉及到的各国高校一律按美国标准加以折算。
表2 学生与全职当量教师之比率
整个高校 四年制院校二年制院校（大专）
美国
14.40:1 12.80:1
20.10:1
原苏联[1]
7.69:1 -
-
日本 - 14.5:1
15.8:1
联邦德国 8.60:1
9.50:1
-
英国
- 7.89:1
-
中国 7.01:1 - -
注：[1]教师中包括高校中的专职科研人员。
表3 学生与专职当量非教学人员之比率
Ⅱ 整个高校大学 大专
美国 7.79:16.41:133.3:1
日本
- 14.02:1
35.59:1
中国 4.43:1
- -
表4 学生与专职当量教职员工总数之比
整个高校大学 大专
美国 4.82:14.27:1
12.53:1
日本
-
7.14:1
10.98:1
中国 2.70:1 - -
美国和日本的资料比较齐全，上述各项测定指标均可获得相应信息。虽经多方努力，德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全国性的非教学人员的资料均未得到。因此，后两项测定指标空缺。然而，通过对它们的一些有代表性大学的样本调研，仍可了解其概况。例如，德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的各项测定结果如下：
学生／
学生／专职 学生／非学生／
专职教师当量教师
教学人员 教工总数
柏林自由大学14.37:111.94:1 4.72:13.38:1
柏林工业大学 7.28:1 6.22:110.74:13.94:1
又如，英国最著名的理工科院校帝国工学院和综合大学——卡迪夫大学的各项测定结果如下：
学生／
学生／专职 学生／非学生／
专职教师 当量教师教学人员 教工总数
帝国理工学员 4.86:1- 3.84:12.14:1
卡迪夫大学 11.49:1- 8.75:14.97:1
再如，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大学、莫斯科列宁师范大学和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各项指标测定结果如下：
学生／
学生／专职 学生／非学生／
专职教师当量教师 教学人员 教工总数
彼得堡大学
4.80:1 -
3.63:12.07:1
列宁师范大学 3.33:1 -
9.15:12.44:1
动力学院 2.00:1 -
2.50:11.10:1
考察分析上述各项测定指标可以发现：
①各国学生与学校在职人员的比率相差很大，总的看来，美国和日本较高，英国、德国居中，原苏联和中国最低，高低之间可能相差一倍或更多。
②不同层次高校学生与教师的比率不同，一般说来，二年制学院的比率超过大学和四年制院校。
③发达国家大学和高层次院校的学生与非教学人员之比率都低于学生与专职教学人员之比率，即每个学生占用的非教学人员超过教学人员；相反，大专院校每个学生占用的非教学人员低于教学人员，二者相差很大。
④仅就学生与教师比率来看，中国只稍低于英、德等国，但就学生与整个教职员工之比率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有所扩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高校非教学人员所占比重更高些。
⑤正在向市场经济超速过渡的俄罗斯，其各项比率指标不仅低于其他各国，而且低于原苏联。
三、影响学生与学校在职人员比率关系的因素分析
各国学生与高校在职人员的比率各不相同，有的还相差很大，其原因何在？考察表明，在某些国家如日本和原苏联，其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各类各层次学校教师定员标准，从而直接影响到学生与教师的比率。以日本为例，其大学教师主要是根据系科专业种类和学校规模定编定员的（见A表、B表）。
A. 根据系科种类确定的教师定员 （人）
系科种类学生定员 一个专业时 两个专业以上时每
教师定员个专业教师定员
文学类 320—60010 6
教育类 320—60010 6
法学类 400—80014 10
商学类 400—80014 10
理学类 200—40014 8
工学类 200—40014 8
农学类 200—40014 8
药学类 200—40014 8
家政类 200—40010 6
美术类 200—40010 6
音乐类 200—40010 6
体育类 200—40012 8
注：①上表的教师数是指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不包括助手；其中教授数原则上要达到教师总数的一半；
②学生数不满定员时，教师定员数的五分之一以内可以聘请兼职教师；
③学生数超过定员时，可根据超过定员数增加一定数量的教师编制；
④在同一系科内，兼有全日制和夜间部并使用同一设施的，可在上述教师定员数的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的教师编制。
医学类和齿学类的教师定员 （人）
系科种类 学生定员数 教师定员数
医学类 480 140
720 140
齿学类 480 85
720 99
960 113
B. 根据学校规模确定的教师定员（人）
学校规模（医学、齿学系科） 专任教师定员
480未满
6
4807
7208
（其他系科）
4007
800
12
1200
15
日本教育法对短大教师定员也有类似规定。在原苏联，政府更直接地规定了高校学生与教师的比率：全日制大学平均每10.7个大学生配备一名教师；夜校生20人，函授生50人，面授研究生部20人，函授研究生部15人配备一名教师。德国的高校建设委员会也为高校各类专业规定了指导性的教师配备标准。显而易见，这些国家，主要是根据各级各类学校和各科专业的性质任务（当然也考虑到教师的工作量），以确定教师定员标准，从而确定学生与教师比率。
在另一些国家，如美国和英国，中央政府或者地方（州）政府并没有明文规定各高校教师定编标准，各校通常根据在校生人数、教师工作量和开设课程以及所获经费数额而自行决定教师人数，从而确定学生与教师的比率。
无疑，在教师工作量或教师人数既定的情况下，学生越多，学生与教师比率越高；反之亦然。在经济稳定增长期间，高校经费的筹集困难不大，这一比率主要取决于在校生人数和教师工作量及所开设的课程数；在当今高校财政拮据的条件下，所筹集经费的数额直接影响到聘用教师的人数：经费充裕则多聘教师；经费不足则少聘教师，从而影响师生比率。
这些国家的高校，通常根据自身的性质、任务，对教学质量的考虑和要求，以及教育的传统和习惯确定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等项工作的工作量标准，从而影响师生比率。例如，研究型大学的教师除了承担教学任务外，还要承担大量科研任务；相反，二年制学院的教师基本上只承担教学任务而没有科研的职责，因而前者每个学生占用的教师人数多，而后者占用的教师人数少。又如，美国一些名牌私立大学经费相当充裕，但考虑到保持他们的高质量及其在大学中的学术地位，以便吸引更有才华的学子，这些大学招聘的教师往往相对多些，学生与教师比率较低。美国的耶鲁大学的学生与专职当量教师之比只有7.38:1，而全国大学的平均比率为12.8:1。再如，英国自中世纪起，大学便采用导师制，教师不仅要负责学生的教学、辅导，甚至还要负责他们的生活，因而每个学生占用的教师人数较多。许多老的大学至今仍保留这一传统制度，因此学生与教师比率比较低。
学校规模大小也和学生与在职人员的比率密切相关。学校规模过小，人力资源便得不到充分利用，就会降低学生与教师的比率；学校规模较大，就会充分的利用学校人力资源，产生规模效益，提高学生与教师比率。
专业类型对学生与在职人员比率亦有一定影响，总的趋势是：文科学生与在职人员之比率最高，理科次之，工科较低，医科最低（日本的情况很有代表性）。因此，一个国家高校的专业结构直接影响到学生与在职人员的比率。近年来，专家们对科技进步对学生与在职人员比率的影响十分关心，其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发展趋向不同的方面：科技进步提供了更先进的教学手段与设备（如广播视听），创立了新的教学方法，单位教师可以教授更多的学生，从而增加学生与在职教师比率；科技进步促进了专业特别是课程设置的调整，形成了许多新的交叉和边缘学科，增加了教师的需求，从而有可能降低学生与教师的比率；科技发展与俱之而来的社会进步，使包括教师在内的各类在职人员产生了享受更多闲暇的需求，同时，更新知识、提高素质的强烈需求也促使教师需要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就产生了雇佣更多的教师，减轻在职人员的负担，降低学生与教师比率的客观需要。体现着这些方面不同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影响着学生与在职人员的比率。
然而，教师和在职人员的实际工作量对师生比率关系的影响更直接、更普遍。尽管各个国家都在不同层次上规定了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标准，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实践中出入较大。各国教师实际工作量如下：
表5 不同类型和职称教师平均周教学工作量
授课时数
无庸置疑，一般说来，教师教学工作量越大，单位学生占用的教师人数越少，即学生与教师比率越低。从表5可见，各国高校教师教学工作量差别很大，这必然直接影响到学生与教师的比率。
然而，教师工作量的多少并不是随意决定的，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它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直接结果。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条件下，所有职工的工作量（或劳动生产率）是与收入直接挂钩的，如果高校教师的工作量超过他们所得收入，他们便会向其他行业流动；如果高校教师的工作量低于他们所得收入，其他职业的人员便向高校流动；高校教师承担现有工作量而保持队伍的相对稳定，表明他们与其他行业和部门的同一类别人员的工作量取得了大致平衡。因而，教师工作量是整个社会同类人员工作量的标征，或者说，整个社会同类人员的工作量决定了学校教师的工作量。各国高校教师工作量的不同，反映了各国同类人员工作量的差异。
由上可见，无论哪一个国家其高校学生与在职人员的比率是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有的直接些，有的间接些；有的程度大些，有的小些；而且其影响的方面也并不一致。
人们通常认为，人均国民收入增加，或者说教育经费充裕，学生与教师比率就可能下降。
我们的考察显示，就一个国家而言，其国民收入或经济状况对学生与在职人员的比率确实有一定影响。然而，如果把眼光放大些，从跨国比较看，人均国民收入似乎与这一比率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例如，人均国民收入名列世界前茅的美国和日本，其学生与在职人员的比率都远远高于人均国民收入低得多的原苏联和中国。本文作者对20多个国家六十年代以来高校学生与在职人员比率的历史考察亦表明，尽管大多数发达国家，例如美、日、德在这期间经济实力，即人均国民收入有较大增长，但高校学生与教师比率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也很轻微；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巴西等尽管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大为提高，但因高校教师人数的增长跟不上学生人数的增长，因而学生与在职人员的比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这一横向和纵向比较表明，一个国家学生与在职人员比率的总体水平与其人均国民收入高低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取决于该国的政策决断。而这一切，归根结底由与其学校的类型、层次、性质、任务、专业结构、规模、质量要求、工作量标准、学生和教师增长速度，以及办学的传统与习惯，等等，息息相关。
四、提高我国高校学生与学校在职人员比率的若干政策选择
七十年代以前，各国教育决策者和专家们对高校学生与教师比率很少关心，只是按惯例操作而已，八十年代后，随着各国整个经济长期不振，教育经费短缺日趋严重，人们才逐渐关心起这一问题，并从投入——产出效益的角度加以探讨。
诚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学生与教师比率的高低来判断其高校投入效益的高低。例如，我们不能贸然认定高校学生与教师比率高于德国的美国，其高校投入效益就一定比德国高。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测定效益的指标，特别是产出的质量、产出的社会经济效果等等。但是，就同一层次、类别、性质的高校而言，就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而言，这一指标还是测定其效益高低的重要尺度。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学生与在职人员比率一直很低，即单位学生占用较多教师，这是我国整个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高校学生与在职人员的比率，即高校投入效益也在提高。例如，1987年至1993年，我国高校学生与专职教师之比以及学生与专职教职员工之比分别从5.39:1和2.38:1提高为7.01:1和2.70:1。然而，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同类型和同层次的高校相比，我们的学生与在职人员之比仍显得低些，有继续提高的余地。考虑到高校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提出如下若干提高这一比率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
1.国家制定法规或条例，为不同层次、性质、任务和专业的高校确定不同的定编标准，各校必须严格遵照执行。研究型大学即承担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的大学，其学生与当量专职教师之比应保持在6:1～7:1；普通四年制院校应保持在8:1～10:1；大专应保持在20:1。上述三类高校的学生与整个在职人员之比，应分别保持在3.5:1～4:1；6:1～7:1；15:1～16:1。各国经验表明，尽管我们正向市场经济过渡，但采取法律的手段强制实施人员定编标准仍是必要的。对违反规定者，各级政府应停止支付超编人员的所有费用。
2.与上述规定相应，国家应规定不同类型大学教师的工作量标准。研究型大学专职教师的周授课不应低于6课时，普通四年制院校不应低于8课时，大专院校不应低于12课时。对不同专业的教师可以做出相应的规定。
3.逐步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在有条件的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逐步取消由本科毕业生甚至专科毕业生充任专职助教一职，改由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兼任。这一方面可以压缩人员编制数额，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管理得好，会提高教学科研质量。
4.增聘兼职教师。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许多高校为了减少经费开支，尽量压缩专职教学或非教学人员，而增聘兼职人员。目前，美国和日本高校兼职教师分别占专职教师的89%和75%。为了既节省开支，压缩专职人员，又不影响高校教学科研质量，我国高校的兼职教师占专职教师总数的20%—30%可能较为适宜。与此同时，应规定兼职教师折算为专职教师的适当比率（比如说2.5或3折算1个），国家确定的学生与教师比率应将兼职教师的折合数（即当量）包括在内。
5.应根据国家的实际需要，进一步扩大专科学校，这样既可调整高校结构，又可压缩整个高校的学生与在职人员的比率。美国和日本的整个高校的学生与教师比率较高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它们适应高教大众化的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学院和大专教育。
6.根据国家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努力扩大高等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一方面可以满足成人不断增长的学习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另方面可以收到人力投入少而产出效益高的成效。英国的开放大学和泰国的开放大学在这方面都提供了极好的经验。例如，近年来，泰国的开放大学发展很快，其学生占全国学生总数的75%，因管理较好，质量较高，大大提高了办学效益，全国高校的学生与教师之比高达20:1。
7.适当扩大学校规模。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普通大学学生人数在5000人以上，专科学校学生在2000人以上，投入—产出效益较高；低于这一规模的将浪费人力、物力资源，损害效益。我国高校规模普遍较小，可通过调整学校布局和结构，扩大原有学校规模、联合办学等手段，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提高规模效益。
8.压缩非教学人员的比重。从本文的表1至表4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主要不在于专职教学人员，而在于非教学人员所占比重过大。从1987年到1993年，我国高校学生与教师的比率下降了26%，而学生与非教学人员的比率仅下降16%。即这些年来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教学人员比率的下降而不是非教学人员的下降上。众所周知，我国非教学人员所占比重过大的症结是高校办社会，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高校的服务社会化，将服务机构与学校脱钩；学校所办产业，其人员亦不应包含在学校编制之内。另外，在调整校内机构，压缩一般办事人员的同时，应为学校的正、副校长、院长和系所主要负责人配备专职秘书，减轻领导人员的琐碎行政事务，提高办事效率。
9.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学校教师的工作量或学生与教师的比率是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的。通过种种政策、措施，教师的工作量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超出社会同类人员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这种超出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或者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滞后状态，那么，高校的较高投入产出就无法维持下去。因此，应按国家的战略部署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两个“转变”，并把提高高校投入效益作为实现这种转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