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另一种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就业问题论文,劳动力论文,农村劳动力论文,思路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发展中国家政府以经济快速增长作为施政中心，50、60和7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很快，但人口增长更为迅速，加上收入分配不平等，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大众贫困问题依然十分严峻。从70年代末开始，发展经济学开始对以往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战略进行反思，重新审视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国家遵循的偏重城市现代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的发展战略的适用性。
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走的是一条模仿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道路。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是：（1）国民收入稳定增长，并伴随增长利益在大多数人民中的公平分配；（2）农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稳定下降，城市现代部门特别是工业所占份额稳定增加，并伴随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大量向城市和工业迁移。主要根据西欧国家历史经验推出的刘易斯模型是这种发展战略的典型。刘易斯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依靠资本积累，工业部门的稳定扩张可导致更快的资本积累，工业部门进一步扩张，从经济的其余部分，特别是传统农业部门吸收更多的劳动力，直至实现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农业则演化为现代农业。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城市现代部门中并不存在刘易斯所假定的某种固定不变的工资，事实上城市工资一直不顾大量失业和半失业劳动力的存在而不断上涨，现代部门扩张不但没有减少城市失业，反而因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吸引更多的乡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城市失业。利润收入也并不是象刘易斯假定的那样有一个很高的储蓄和投资比率用于扩大该部门的生产和就业，而是大多数用于奢侈性、炫耀性消费，如私人资本家的穷奢极侈生活，政府兴建豪华的建筑、纪念馆等。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努力的失败使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识到，单纯依靠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扩张最多只能取得短期的经济增长，而不能有效解决发展问题，他们纷纷把注意力转向广大的农村和农业，强调农业和农村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学者集中研究了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问题，对该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是日本学者石川滋（Ishikawa）。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问题研究院的阿南·布斯（Anne Booth）和R.M.山德鲁（R.m.Sundrum）1985年发表的《农业对劳动的吸收》（Labour Absorption in Agriculture,Onford University Press,Naw York）一书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了初步总结。开展农业对劳动力吸收问题的研究意义重大，它既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和战略的新探索，又涉及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如农村劳动力就业、消除贫困等。这种研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大部分劳动力和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大问题。国内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文献很丰富，但一般都是着重研究这一转移过程及其意义、存在的问题，鲜有深入考察农业自身对劳动力的吸收机理的。即使在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远未成熟，主要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一些学者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为现实背景进行研究。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绝对贫困的基本特征是营养不良，这一方面归因于食物供给不足，为众多人口增加食物供给应该成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因为那些在食物需求方面满足程度最低的人们收入低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低收入又是由于穷人就业不充分或生产率低。消除普遍贫困是发展的重要目标。这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进口食物的选择，即吸收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用于非食物类初级产品生产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服务业，出口这些产品换取进口食品。第二个选择是在农业部门自身吸收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在国内增产食物。食物自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策目标，即使那些在其他商品方面积极从事国际贸易的国家也是如此。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出于对国际市场的不信任和不情愿在这样至关重要的消费品方面依赖国际市场，更常见的原因则是缺乏能够提供稳定的食物供给的有效内部市场系统，交通运输和市场基础设施脆弱。对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是在国内生产能满足全部需求的食物还是从国外进口一部分更加合算？赫克歇尔—俄林国际贸易理论通常认为这是由各国相对要素禀赋决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制于巨大的人口压力，而一些发达国家则拥有相对充裕的土地，因此由发达国家生产食物似乎是合理的。但是，一个国家具备生产食物的比较利益与否不能仅取决于它的地一人比率，也取决于农业部门的资本投入数量和技术进步，一国的比较利益不是长时间不变的，而是可以被未来的投资和技术进步改变的。有些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前景看好的自然资源，如石油，这类国家可以使用资本和其他要素，尽可能充分地开发这些资源用于出口，以进口粮食。有些国家已经取得较高水平的工业化，可以出口制成品，充分开发人力资源，进口食物也有一些比较利益。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最大的和人口最稠密的发展中国家，食物进口可能依赖经济作物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为了这个目的它们集中大量投资和研究努力于这些作物，而不是用于生产国内消费的食物。但是它们的国际贸易条件日益恶化，投资和技术进步促进生产率提高，由此带来的好处却由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下跌而丧失，受益的是外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而且即使经济作物出口增加也不一定能保证增加穷人收入，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农业欠发达和更为传统的地区。替代的办法现在是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许多东南亚、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近年这类出口已经有很大增长。但是近几十年来亚洲国家劳动力队伍增长如此迅速，以致即使这些国家取得象日本或韩国在60年代一样的制成品出口增长成绩，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绝对数在几十年内也不会减少。
我们必须考虑一种战略，通过在农业中更密集地使用劳动力，增加国内食物生产。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潜力很大，每公顷土地产出和每个农业工人的产出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距，人口稠密的国家如日本，单位面积或单位劳动力产量大大超过同样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和科研努力做得很不够，特别是在生产食物的部门更是如此。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有很大潜力，一方面通过利用新技术可以增加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在乡村存在大量尚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它们的低生产率体现为低收入和低营养水平。如果穷人能更有效率地在农业中就业，他们将生产更多的产品，取得更多的收入。强调农业对劳动的吸收当然不是主张在经济的其他部门可以忽略增加生产性就业的各种机会。但是，大部分亚洲地区在既定的劳动队伍规模及其增长率前提下，认为所有现存的未被利用的劳动力都能被吸收进非农岗位是不现实的。
阿南·布斯和R.M.山德鲁考察了工农业产品供给和需求因素对劳动力队伍中农业份额的影响。他们认为，对应于R[，α]/R[，b]ε[，α]/ε[，b]有λa[1]λa。其中R[，α]代表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R[，b]代表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ε[，α]、ε[，b]分别是农产品和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λ[，a]代表期初农业劳动力份额，λ[，a][1]代表经济发展一段时期后的农业劳动力份额。一般来说，ε[，α]＜1＜ε[，b]，因此只要R[，α]/R[，b]＞ε[，α]＜ε[，b]，则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而不必以R[，α]＞R[，b]为必要条件。人口压力和农业劳动密集度之间存在某种关系：（1）耕作的劳动密集度越高导致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也越高；（2）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越高导致人口密度越大。在农业社会早期，人口增长伴随着土地开垦面积的增加，在个别地方开垦面积增加甚至快于人口增长，地—人比率上升。在发展晚期，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而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却下降，于是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地—人比率也上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介于两者之间的发展阶段，可供开垦的土地有限，地—人比率随着人口增长而下降，人口密度和耕作的劳动密集度存在一致现象。我国农业目前也处于这一阶段。
在农业生产函数中有三个主要投入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土地是有限的，这在亚洲大多数地方表现得更为明显。三种要素相互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性，但不能无限替代。古典经济学家由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得出的悲观结论背后就隐含着这一事实，忽视甚至否定农业自身存在吸收劳动力潜力的人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递减。生物物理条件对农业劳动使用程度也有重要影响，制约着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但是，在其他条件既定时劳动力边际产品曲线保持较高水平，直至这些条件被充分利用，曲线才急剧跌至接近于零的水平。在任何地区的生物物理条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由人力无法控制的降水量等因素单独决定的。大量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社会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会对相似的生物物理条件作出十分不同的反应。很成功地在农业中密集使用劳动力的社会并不一定必须拥有有利的土壤和降水条件，它们使用人类的才智，借助各种各样的社区公共工程去克服不利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的限制。这从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大大少于印度，但农业更密集地使用了劳动力，并取得了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在土地数量很难增加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农业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克服生物物理条件的制约，推迟农业劳动边际产品骤然下降，才能保证农业更多地吸收劳动力。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稀缺的，而且由于种种原因绝大部分被用于工业部门的扩张，传统农业很少得到资本投入，甚至在长时间内成为资本净流出部门。由外界提供的资本积累及相伴随的技术变革往往以节省劳动为特征，也不利于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但是，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完全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即在农业内部进行，既不大量需要外来投资，又可以使用大量劳动力。传统农业资本积累最典型的形式是土地，今天的耕地既是大自然的产物，也同样是劳动的产物，离不开人类的开垦、修梯田、筑堤防洪、灌溉和排涝等等活动。经济林木、牲畜等都是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传统农业中存在大量廉价或不计报酬的家庭劳动力，资本形成主要通过密集使用劳动力。现代部门吸收劳动力的容量十分有限，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农民家庭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在小块土地上尽可能增加劳动投入，直至劳动边际产出接近于零。传统农业内部的资本形成还可以以社区公共工程形式出现，这方面各国情况差异很大。中国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亚洲国家农村盛行社区原则（Community Principle），集体行动的交易费用较低，公共工程可以通过大量使用劳动力得以建造，并能良好运转，但在南亚地区，种姓制度导致不同阶层之间共同利益的大量丧失，因而在没有外在强制条件下很难成功兴建、管理公共工程。中国农业一贯重视利用农闲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开展多种经营，客观上也起到这种积累资本的效果。
上述农业部门内部发生的资本积累可以称为“农民技术”（Peasant technique），与之相对应，在工厂条件下工业部门生产的现代农业资本叫作“机械化技术”（mechnization technique）。根据机械化技术对劳动和土地使用的不同效果，可以分为三类：使用劳动—节约土地型、节约劳动—节约土地型、节约劳动—使用土地型。机械化技术取代原来的农民技术导致为了生产同一产品必须使用更多的劳动和更少的土地，我们称这类机械化技术为使用劳动—节约土地型；余此类推。很显然，人口稠密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应该尽可能多地采用使用劳动—节约土地型技术，慎重采用节约劳动—节约土地型技术，避开节约劳动—使用土地型技术。这就要求人口稠密的亚洲发展中国家选用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开发的现代农业技术时应十分慎重，对后两类技术应加以改造，使之接近使用劳动—节约土地型。我国农业现在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过渡阶段，根据我国农业资源禀赋状况探索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模式十分必要。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应该尽量采用使用劳动—节约土地型技术，如农田基本建设中的修筑梯田，农业生产中的利用地膜复盖和暖棚生产等，以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避开耕地稀缺的限制。
农业生产规模和农业劳动力使用的密集度有很大关系。在很小的区域内，农业气候条件是一样的，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应该归因于生产规模的不同。研究该问题的先驱者（Sen,1962）根据印度的资料发现了一个一般趋势：每公顷劳动投入和产出随着农场土地规模扩大而下降。后来的众多研究者根据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资料验证了这一结论。不仅仅农户家庭劳动投入具有这个一般趋势，雇佣劳动投入也随着农场土地规模的扩大而呈递减趋势。对农业劳动投入和农场土地规模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许多作者给出了若干不同的解释，Chattopadhyay and Rudra认为小规模农场更密集地使用农业劳动力既有允许它们这样做的因素，又有迫使它们这样做的压力。允许它们更密集地使用劳动投入的因素包括土地质量、种植模式和廉价的家庭劳动力。迫使它们这样做的压力中最重要的是维持生存的需要。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依靠一小块土地为生，而没有其他收入和就业渠道，只有更密集地使用家庭劳动力，直至边际产出为零，以取得最大化的土地总产出。家庭劳动力被广泛用于土壤改良、作物种植、施肥、田间管理等活动，土地高度开发，质量不断提高，以致出现小农场土地质量、单位面积产量优于大农场的现象。雇佣劳动投入总量随着农场土地规模扩大而增加，农业作业高度非标准化、非程序化，监督管理等交易费用增加很快，大农场只好尽量压缩雇佣劳动的使用。这在传统农业部门虽然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机械化农业技术的普及，土地规模较大的农场逐渐取得优势，单位面积产量达到甚至超过小农场的产出水平，这是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必然现象。
既然传统农业农场土地规模与单位面积劳动投入和产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那么农场规模结构或分布状况就会对劳动吸收、土地总产出有很大影响。如果小规模农场比重大，占有的土地总量多，那么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就比较强，农业总产出也比较大；相反，大农场所占比重大，拥有更多的土地总量，就会限制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和土地总产出的增加。亚洲带有均分土地色彩的土地改革意义即在于此。
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新一轮农业制度创新，许多人主张实现农地规模经营。但如果不同时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结果必然是土地总产出的下降，农业实现现代化则会排斥出大量劳动力。因此，在农村经济发展较成熟地区，农民大量从事非农产业，可以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对于广大中西部农村来说，农民依然以务农为生，非农产业不发达，吸纳农业劳动力容量十分有限，就不宜实行农地规模经营，否则要么导致农业总产出的下降，要么造成大批农民失业。这两种后果都不是我们所希望出现的，也都不是我们的经济、社会能够承受的。
市场机制与农业对劳动力吸收之间有密切关系。传统农业本身就存在雇工，在东南亚、南亚更普遍，随着农村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育，还会有更多的农民成为雇工。对农产品的需求除了农业劳动者自身以外，还有出口、城市部门两个需求来源，也都不同程度地需要借助市场机制来实现。新古典市场均衡理论运用于农村市场的分析证明是不成功的，使用非均衡经济学分析方法则更为有效。在发展中国家，工资被许多种因素维持在不低于维持生存的水平，农产品价格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都不具备充分的弹性，实现不了市场均衡。传统农业部门内部的市场分为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两大块，在两个市场上都存在过量供给，交易量由有效需求决定。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有一个非均衡，由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决定的实际就业量少于现存的劳动供给；另一方面，在产品市场上也存在一个非均衡，由对食品的有效需求决定的实际产量少于即使在现行技术条件下土地也能够生产的最大化产出。这两个非均衡条件彼此相关，因为对食品的较低有效需求起因于穷人较小的购买力，这至少是因为农村劳动力普遍失业和就业不充分。对劳动力较低的需求水平则因为产品市场的脆弱和从土地中获得最大化产出的失败，由此形成一个低水平非均衡陷阱。增加产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劳动和土地（改良土地质量的可能性存在）都是现存的，但由于需求不足未被充分利用，生产者不愿生产更多是因为在现有的就业水平上对食物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个低水平非均衡陷阱可以依靠扩大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收来打破。发展中国家出于对城市的偏袒，控制食物价格的做法不可取，政府应该努力于减轻大多数人口的贫困程度，确保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都有合适的营养，尽可能有效利用所有现存投入实现产出最大化。政府应该设法扩大就业，并使食物价格在现行工资水平下能够为充分就业者负担得起，设法稳定农业投入品和产出品之间的比价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部门成长迅速，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农业劳动者在全国劳动力队伍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70.5%降为1994年的54.3%，但是农业从业人员绝对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由1978年的28，313万人增加为1994年的33，386万人。据测算，我国非农产业每年净吸纳农村劳动力600万人，但农村劳动力每年新增加700多万。经济增长会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但二者并非同步，一般来说经济增长3%以上才能带来就业机会1%的增长。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居世界前列，难以再有大的提高，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就业机会增加速度不会有大的提高。中国国有企业尚有3000万富余人员，城镇有500万失业者。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决定了我国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非农产业和城市每年能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的新就业机会有限，无法满足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需要。因此，大量农村劳动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要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农业如何更有效地吸收这些劳动力，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十分重要。当然，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是暂时的，是在工业等现代部门不发达，不能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的低层次经济发展阶段的替代办法，并且是为包括工业在内的现代部门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的可行战略，一旦经济发展进入更高层次，工业等现代部门有了充分发展，能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就要居于越来越次要的地位。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使传统农业趋于解体，农民务农机会成本接近于零的情况越来越少，农户行为也在变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温饱。如何从动态上构造农业有效吸收劳动力的新机制，正确处理农业就业与非农就业的复杂关系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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