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1)01-26-06
张闻天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并担任过其他许多重要领导职务；1959年庐山会议后专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内现实问题的研究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一根本原理，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这一基本国情，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革命各个时期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独创见解，许多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张闻天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张闻天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1925年10月，张闻天受党的派遣赴苏联学习，到1931年2月回国，共有五年多。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27年9月毕业留校任教。1928年9月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这时除继续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外，还关注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张闻天后来研究中国要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形成的基础。
（一）建国前民主革命阶段的30、40年代，张闻天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革命根据地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
1.在3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闻天认为应该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央苏区经济
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苏区曾有过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当时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在掌握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撰写和起草了一些阐述根据地经济情况和经济政策的文章和文件。1933年4月写的，发表在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的两篇文章《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和《论苏维埃经济发展前途》（注：张闻天文集[M].第1卷，343-350.以下引自本文者不再注明出处.），针对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倾向，阐述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苏维埃经济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党的任务是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以争取胜利，同时巩固工农在经济上的联合，从经济上保证无产阶级领导，造成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因此，“发展我们苏区的经济是目前的中心任务。”文章列举了发展苏区经济的措施和办法，其中一条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他说：“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目前不但对于苏维埃政权不是可怕的，而且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
张闻天认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第一，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第二，当前苏维埃政府财力困难，没有足够资本发展国有大企业，经营大规模生产，利用私人资本是主要出路之一。第三，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社会关系”、“线索”、经济力量和经营经验，来发展生产，流通苏区和白区的贸易。
张闻天还提出发展苏区私人资本主义的一些带有政策性的意见：第一，采取种种办法来吸引和鼓励资本家投资，使投资的私人工商企业“有利可图，而不是亏本”。第二，对资本主义要加以必要限制。要限制过度剥削，改良工人生活。对资本家企业家实行工人监督，防止进行反革命活动。征收累进的工业税和商业税，并抽取部分利润，以增加苏维埃财政收入。第三，要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要同机械地执行《劳动法》等“左”的倾向作斗争。否则就会损害苏区私人企业主利益，引起企业倒闭，业主逃跑，工人失业，经济凋零。
2.40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认为抗日根据地应当允许农村资本主义发展，促进农村生产力提高
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赴陕北、晋西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于1942年1月28日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第13册.282.）1942年10月，张闻天根据晋西北农村实际情况，写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注：张闻天文集[M].第3卷，184-187.）一文，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党中央政策精神，阐述了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
张闻天在这篇生前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根据调查兴县的实际材料，得出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在农村，资本主义生产成分很微弱，封建生产成分还占优势。但农村已经分化，除少数富农、雇农外，大多数是中农、贫农，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壤。但广大干部并不懂得什么是新式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及它们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张闻天对什么是新式资本主义作了说明：与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同，它受到以下两个条件决定和制约：第一，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的关系；第二，凡可以操纵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均掌握在国家手中。可见，新式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受到制约和限制的资本主义。这是新式资本主义的内涵，也是它的特点。为什么要发展这种新式资本主义，张闻天讲了两点理由：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封建制度进步，可以使社会进步。例如在农村，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由富农雇用长工经营，可以集中使用土地，进行合理分工。富农和资本家有资本、土地和肥料，他们既经营农业、畜牧业，又经营工商业。这不仅提高了农产品产量，而且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其次，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这就为将来的社会主义打下基础。因此，张闻天提醒人们不要怕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不要怕晋西北资本家、富农多。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应该从它能够发展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来看才妥当。二不要怕工人、雇农受苦。资本主义发展了，工人生活是会改善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比中国小地主好得多。
张闻天此文中的“新式资本主义”概念实际上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的：一与新民主主义同义；二指新民主主义经济下的私人资本主义。毛泽东在1944年的一次讲话中也在与新民主主义同义上使用过“新资本主义”（注：见毛泽东文集[M].第3卷，110.）。后来，他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纠正了这个提法，认为“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注：毛泽东文集[M].第5卷，139.）。因为“新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没有指明在我国社会经济即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还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没有指明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决定作用。
3.40年代末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张闻天全面分析了东北的经济构成，认为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来发展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
1945年11月，张闻天来到东北，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和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等职。这些经历对他了解东北经济实际情况和作出理论概括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在这期间，张闻天论述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1948年9月15日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并上报中央的文件《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注：张闻天文集[M].第4卷，17-28.）中；此外在这前后的讲话和起草的文件中也包含有他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例如，在《提纲》以前，他于1946年11月为中共合江省委起草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注：张闻天文集[M].第3卷，328-333.）的决议，是全国各解放区中最早系统规定保护和发展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文件；在《提纲》以后，他于1949年7月代表辽宁省委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注：张闻天文集[M].第4卷，106-115.），阐述了中央关于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以及现阶段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张，并明确指出当前实际工作中发生的种种“左”的偏向。在这个时期，张闻天提出的重要观点有：
第一，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五种经济成分都应该加以发展。《提纲》全面分析了东北全部解放后的社会经济构成，依次阐述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秋林式经济的性质、地位和发展趋向及其相互关系后得出结论是：“一般说来，所有上述的六种经济成分（后来刘少奇修改时舍去不占重要地位的秋林式经济成为五种经济成份——引者注），现在都应该加以发展，但在发展中，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阶级路线，这条路线应该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紧紧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改造小商品经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式。张闻天在1933年分析江西苏区经济发展前途时，就把当时还没有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范畴提了出来。在1948年的《提纲》中则指出，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它的具体形式有出租制、加工制、定货制和代卖制等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些条件从生产与交换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他进一步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国家从需要出发来利用资本主义并把私人资本置于国家管理与监督之下，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有机的一部分。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式”。“应该有意识地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范畴，有意识地加以提倡、组织与扶助，特别在开始时，应给以优越的有利条件”。“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有利的方向”。张闻天特别强调，在利用资本主义时，尤其是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形式。
第三，把必需要发展的私人资本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早在1946年1月，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的文件就提出：“为繁荣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承认，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并提出公营资本和私营资本两个相对应的概念，主张公营资本应当从全局出发，调节私人资本的活动，补助私人资本的不足与缺陷，使之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相符合。（注：张闻天文集[M].第3卷，328-329.）在1948年的《提纲》中进一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东北经济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利用它，鼓励它发展，使它成为国营经济的一个“帮手”。他说，由于当前国营经济力量有限，合作经济不发展，战争和人民的需要，贸易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与必要的。凡是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的发展在生产与交换上都有其建设的与积极的意义。“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就是把必需要发展的私人资本，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与此同时，张闻天还以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作为标准提出不同政策：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要使之有利可图，都能生存与发展；否则就要使之无利可图，迫其转业。这也是鼓励与限制、联合与斗争的标准。
第四，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给私人资本一定活动地盘和照顾，纠正“左”的偏差。全东北解放后，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开始表现出停滞和萧条的状态，面临困难和歧路。张闻天提出，为了使私人资本循着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铺设的轨道前进，国家在经济建设计划中给私人资本指出一定的活动地盘，在原料和市场方面给以一定的照顾，并在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劳动政策、运输政策、借贷政策等方面给以一定的有利条件。同时，检讨过去执行政策情况，纠正一切“左”的偏差极有必要。张闻天指出当时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的偏差是：(1)侵犯正当私人工商业，损害私人资本家利益；在公私合办企业内，只顾公方利益，不顾私方利益。(2)发生片面工人福利观点，损害劳资两利原则。(3)为了税收，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过分的干涉和限制，甚至有“杀鸡取卵”的思想和表现。张闻天认为，坚决贯彻中央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非常必要，特别是要克服党内“‘左’比右好”的思想。
（二）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60年代初，张闻天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克服当时经济困难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
庐山会议后被罢了官的张闻天，从1960年11月起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那时，我国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和消灭了资本主义、小生产之后，又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一系列指示后，在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同时，农村集市贸易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1962年4-6月，张闻天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三省一市的20个县市的城镇进行调查研究后，针对当时集市贸易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给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注：张闻天文集[M].第4卷，429-437.）。张闻天自己说他的意见同中央现行办法差距不大，实际上他的意见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一个大胆建议。这个建议的核心，就是要进一步开放市场，要“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逐渐建立“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机制。
《意见》对当时集市贸易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叙述，表明他对我国当时实行的经济调节机制是不满意的。关于这个问题，他讲了以下几点：(1)集市上进行贸易的商品品种和数量都少，国家管理太严、限制太死，使农民不能自由出卖自己的农副产品，买进所需物资。由于人为限制过多，助长了市场物价上涨，投机倒把现象增多。(2)在农副产品方面，国家禁止上市的一类物资和完成派购任务以前上市的二类物资，实际上已经进入自由市场；完全禁止一类物资上市，而国家收购价格又偏低，使粮农损失很多，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不利于增加粮食生产。(3)在工业品方面，国家为了平抑物价或维持原定价格，致使不少轻工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和职工生活，自动提价的较多；国家用高价出卖的商品品种正在增加，刺激了物价上涨，造成城市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引起他们不满。(4)参加集市贸易的成员增多，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城市中失业人员和下放职工及其家属和学生都参加了进来，这对活跃集市贸易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使投机倒把行为增多，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所发展等；同时，合作商店、夫妻店和专业小商小贩也重新活跃起来；再就是资本主义成分有生长趋势。(5)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也逐渐参加进集市贸易，开始起一定领导和调节作用。根据以上情况和问题，张闻天提出一个基本看法：集市贸易市场有扩大成为地区性市场，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活动中心的趋势，它要求突破妨碍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的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这是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
张闻天针对这种趋势提出以下具体建议：第一，扩大市场范围。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使集镇贸易超出本地区范围，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关系。从而使集市贸易既成为本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参加集市贸易的人员，除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外，应该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还应该容许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参加买卖活动。张闻天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一个有各种经济成分参加的跨地区的大市场。第二，增加上市交易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压缩农民义务交售农产品的数量和品种。农民在完成征购派购的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包括一、二类物资在内的农副产品的权利。这样做，对农民和国家都有利。国家对城镇居民必要商品继续实行按低价定量供应的同时，所有商品（包括工业品）都可以一律按较高市场价格或特高价格在市场上出售。这样做既满足了城乡人民需要，又可以回笼货币。第三，改进市场管理。不要采取简单行政措施将市场管死，而要采取经济措施加以引导和利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积极活动，用“文明经商”的本领同私商竞赛（当时讳言竞争）。第四，由价值规律调节价格。要善于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国家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主动，不要僵化被动。一种商品的价格只要有利于产供销三个方面，就可以认为适当。
张闻天认为，按照这些意见去做，既可以克服当时管理太严、限制太死的僵化的市场和价格机制的弊端，又可以消除“自由市场”和“自由价格”的消极影响，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机制过渡。显然，建立有领导、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是张闻天追求的理想目标。
二、张闻天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
1.张闻天在党内很早就论述了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40年代以后则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框架内创造性地发挥了这一思想
张闻天在我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坚定地、始终如一地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我国革命服务。早在30年代初，当党的六大决议继续视民族资产阶级为敌人、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泛滥并主张没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时候，张闻天在1933年就提出并较详细地阐述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苏区经济的问题。他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并阐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这一重要思想的最高层领导人之一。当时张闻天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因为它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其必要性，首先因为它有助于发展当时落后困难的苏区经济，其次还因为它有助于造成社会主义发展前途。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苏区经济实际相结合而得出的正确思想。这一基本观点的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内具有突破性意义。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1940年前后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也要有一定发展和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概念之后，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此后就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框架内进一步研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他在1942年写的《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其主旨是说农村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富农经济，可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农村生产力提高。就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试图把他的新式资本主义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统一起来，认为现在要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注：张闻天文集[M].第3卷，186.）。
到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张闻天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的《提纲》中运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全面具体地分析了当时东北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他的这些分析得到党中央的重视，并被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所吸收，特别是，张闻天在这个《提纲》中第一次提出的，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要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五种经济成分都应该发展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开创性，并被刘少奇所吸收和发挥，而且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来源之一。
张闻天在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上一直注意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左”的倾向。在我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他都提出要防止对私人工商业、富农的各种“左”的偏向，例如政府对私人企业限制、干涉过多，税负过重，工人的片面福利观点等等不符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而损害私方、资方利益的倾向。同时他还特别提醒人们要注意克服“‘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张闻天的这些深刻见解具有警示意义。
2.张闻天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在我们党内具有首创意义，并被毛泽东、刘少奇所吸收
张闻天是我们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最早提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范畴的。从现已公开的文献看，张闻天早在1933年4月写的文章中，就首次提到国家资本主义概念；1948年7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注：张闻天东北文选[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185.）中，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第二种形式做了分析；两个月以后又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的《提纲》中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作了规范分析，要求人们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范畴，刘少奇最早是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接受陈伯达的建议首次提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但未作分析，并认为这个名词不通俗（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52-53.）。毛泽东最早是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第一次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纳入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之中，但也未作分析。
张闻天也是我们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最早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作出比较详细分析的领导人。他在1948年9月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的《提纲》中，首次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形式的含义、性质、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全面分析。张闻天的《提纲》报到中央后，刘少奇修改这个《提纲》时，对其中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未作任何修改，表明他同意张闻天的分析。在这以后的几个月中，刘少奇在几次报告、讲话（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97.）中，也讲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其分析与张闻天的分析基本相同。毛泽东到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在1953年下半年，在许多场合（注：毛泽东文集[M]第6卷，282、285-290、291-293.）也讲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其提法和表述比张闻天、刘少奇讲的更规范更科学。
3.张闻天的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社会主义经济的见解，把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层次、新高度
到60年代初，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资本主义经济被消灭作为伟大历史性胜利已成定论，被罢官的张闻天不可能再直接谈论什么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使他对利用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运用，自觉和不自觉地转向另一个层次，即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个积极成果——市场调节机制上来。问题很清楚，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完善的市场体系，以价值规律为主导的市场调节机制，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积极成果。我们过去在理论上也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需要市场，价值规律有重大作用。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它们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创造的并留下的一个积极成果，殊不知我们承认、运用它们，就是利用、吸取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闻天在60年代初写的《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意见》，其内容和要求远远超过和大大突破对集市贸易的意见，实际上是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具体说就是统一的计划市场和计划价格）的弊端，提出进一步开放市场和价格，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极具创见的建议。前面已经提到，张闻天《意见》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要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要逐步建立起有领导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当然，用我们今天的认识来审视张闻天的建议，他的看法可能还不够深刻，意见可能还不很彻底，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跳出当时计划经济的框架。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能够提出这个建议，表明他对我国经济生活的深刻洞察力，是极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在我们党内实不多见。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足以证明他的意见是多么难得，多么珍贵。张闻天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探索者。
收稿日期：200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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