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共和国初期评弹创作模式研究(1949-195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弹论文,初期论文,人民共和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590(2016)01-0114-06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政府已经注意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必要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戏曲改革，194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华北)发表题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的社论，强调“旧剧必须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戏曲改革运动，作为传统曲艺形式之一的苏州评弹(包括苏州弹词、苏州评话，是一种流行于江浙沪地区的曲种，以下简称评弹)自然不能例外。政府对于评弹的改造，经历了一开始的“温吞水”式，到后来的疾风骤雨式。改造的内容不仅仅是艺术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演出内容。为了实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充分发挥“轻骑兵”的作用，当时通行的评弹创作模式包含这样几个方面：主题先行、题材至上；注重实践、深入生活；集体创作。 一、主题先行题材至上 所谓的主题先行，就是指新编或改编的评弹书目，要符合现有的政治概念、既成的革命理论，以及领导人的意图。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对评弹艺人的思想改造，“前进评弹艺员，深深的感觉到旧评弹内容的陈旧与腐败，十九都含有封建、迷信、神怪、诲淫及主题歪曲等等弊病”[1]。评弹界一方面对旧有书目的主题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在政治、革命主题中创作新的评弹作品。当然，领导人的意图也给评弹艺人以深刻反思。 评弹中的弹词(又称小书)，有说有唱，主题大多是“才子佳人相见欢，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如《珍珠塔》《三笑》等。评话(又称大书)，只说不唱，题材大多是战争、公案等，如《三国》《包公》等。在革命口号高歌的年代，这些传统书目的“毒素”暴露无遗。当时部分领导认为，“流行苏浙各地之评弹剧目，约共四十余种，因为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其内容差不多尽是宣扬封建思想的”[2]。以长篇弹词《三笑》为例。《三笑》最早的演出者可以上述到清嘉庆年间女艺人马秀英。这部书中有一个关子书，叫作“笃穷”，说的是祝枝山到杭州，与周文宾在大除夕出去写对联，偶然听到有一家两代孀妇痛苦，三岁遗孤索食。新中国成立后，有人认为“那一幅贫不聊生的插图，陪衬着邻人家的欢聚守岁的景象，的确哀动感人。像这种景象，很能勾起听客的同情之泪，编得确是成功”。这是贫富差距显著的例子，符合革命主题。但是有人认为，《三笑》这部书归根到底还是不属于革命主题作品，相反却是反动的。书中既写了穷苦人向老爷少爷们要银子，又写了穷苦人受惠后对老爷少爷们的歌颂，这是“麻醉群众，他仿佛告诉穷苦大众：‘你可以忍耐，自有善良慈悲的老爷少爷们来开恩的！’”“‘笃穷’这一回书的主题，是在群众听到周文宾、唐伯虎之类的荒唐淫乱的故事之后的一支空心汤圆。作者显然是在麻醉群众，这毒素是十分强烈的！”[3] 开始的时候，评弹作家、评弹艺人都认为，只要将旧书的修修改改就可以迎合新时代的革命要求。然而，评弹的改旧工作远非那么简单，它实际要比创新难得多。“旧书的中心主题，完全与现在环境不能配合。因此要改它就觉得改不胜改。好像一件绣花衣服，要改成人民装，无论如何改不好的。”这里，作者们也有艺术上的考虑，认为如果一味迎合时势，将旧书中已经定型的人物改得面目全非，势必“不是说书，而是教书了。不是使听众昏昏欲睡，就是逼听众抽签。”[4]既然旧书的主题是不符合现实需要的，旧书的修改又是比较困难的，索性就放弃旧书。然而放弃旧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新书的大量创编和合适的时机。 早在解放之初，评弹界有的同人已经感觉到过往所说唱的书目不能吸引新的听众，于是有人筹集重金聘请编书作家“专门负责添编富有时代意义的故事”，如《林冲》《陈圆圆》《太平天国》等，跳出了才子佳人圈子。[5]创新就要有好的题材，根据延安时代确定的题材范围应该包括：“(一)历史上人民革命斗争事迹；(二)历代汉族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三)揭露封建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及其压迫剥削人民的真相；(四)过去人民生活的情况；(五)其他富有反对封建迷信意义的历史故事。”1950年9月26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大陆书场约集了多位响档联合奏唱新书，这些新书都出自名家之手，可以说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新书大会师。当天演出书目有《太平天国》《林冲》《陈圆圆》《九侏衣》《红娘子》《李闯王》。 除了在旧时代中选择新题材外，还要从新时代里选择新题材。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等，这些也成了评弹界关注的焦点。新书在政治上是过关的，但“写爱国主义为主题的作品，在戏曲界还刚在开始，在艺术性方面，当然就不能很精密、完整，有的还不免有些粗糙和零乱。这是有待于努力改进的。”[6]陈云事后也认为：“二类书……大抵是根据古典小说和当时流行的传统戏曲改编的，一般讲，反动、迷信、黄色的毒素较少。但是，评弹的传统说表艺术也运用得较少。三类书，指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编的。这类书目，思想性一般比较强，但艺术上比较粗糙。”[7](P1) 破旧、创新都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而领导人的意图也正是评弹艺人行动的依据。领导人的意图除了正面引导、暗示之外，还通过反面批评让艺人们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以《武训传》为例。1951年5月19日，毛泽东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同时还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8](P343) 电影《武训传》原创于1944年，主题是歌颂武训“行乞兴学”的义举。毛泽东在这次批示后，又多次提及对《武训传》及武训本人的批评与否定。对于这样的义举题材进行否定，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评弹艺人们。评话名家唐耿良(1921-2009)晚年回忆：“我去看过这部影片，觉得电影拍得很好，因此对于为什么要进行全国批判，感到很不理解……《武训传》尚且要批判停演……今后该怎么办呢？”[9](P69)很快，社会上的这一股极“左”思潮波及评弹领域。评话名家沈笑梅(1905-1970)在上海东方电台播讲评话《乾隆下江南》，当时的人们认为“只有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是正面的英雄人物，皇帝是地主阶级的头子。而乾隆是异族入侵的皇帝，是双重的反动分子，怎么可以肯定他？”当时有七十多名工人联名向电台提出批评，要求停说此书。[9](70-71)到了此时，敏锐的评弹艺人们深感再也不能说传统老书了，于是刘天韵、唐耿良、周云瑞、谢毓菁、蒋月泉、王柏荫、张鉴庭、张鉴国、陈希安等九艺人联名发表《为搞好新评弹而坚决斗争》的“斩尾巴”宣言，一方面痛陈自己过去说的都是“充满封建毒素的老书”，另一方面又表示“今后我们为纠正错误、站稳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起见，我们九个人自今天起坚决不再说唱充满封建毒素的《落金扇》《三笑》《三国志》《顾鼎臣》《十美图》《玉蜻蜓》《珍珠塔》等老书，克服一切困难，坚决为搞好新评弹而斗争。”[10] 我们认为，在对待传统旧书问题上，当时一味的“斩尾巴”是不正确的，毕竟传统旧书也有很多精华部分。陈云事后就曾强调指出：“传统书的毒素多，但精华也不少。如果不整理，精华部分也就不会被广大听众特别是新的一代接受。精华部分如果失传了，很可惜。”[7](P1)然而，主题先行、题材至上，是解放初期评弹创作模式的重中之重。虽然政治性、思想性较强，但通过具体实践之后，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使得评弹的演出成了说教，不能吸引听众。为了能更好实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领导上决定评弹的创作一定要深入到生活中去，注重实践的锻炼，这样才能在群众中吸取养料，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 二、注重实践、深入生活 1951年11月20日，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即上海评弹团)成立。当时上海市文联组织了“上海文艺界参加治淮工作队”，评弹团全体成员与话剧、沪剧、淮剧、越剧、滑稽等艺术门类的编、导、演一道共80余人前往安徽淮河工地。在这样的实践锻炼中，一来可以提高艺人的思想觉悟，二来可以积累丰富的创作经验。 待到参加治淮工作归来，“文艺界治淮工作队副队长吴宗锡同志向大家报告了参加治淮工作的经过和体会。他先向大家指出参加治淮工作前同志们心里存在的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实际斗争中，当大家看到了祖国的伟大和劳动人民的勇敢、勤劳的优秀本质后，思想上的提高，使大家无形中克服了这些不必要的不正确的想法。同样的，因为认识上的提高，使大家也克服了生活上的问题。这次参加治淮的文艺工作者中有人刚刚戒除了不良嗜好，有的人是毫无劳动热情，碗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但在劳动人民为祖国建设事业忘我的工作热情中得到了教育。最后他告诉大家劳动人民是真挚的、可亲的，是最容易接近的。许多工作同志亲身的体会证明了这一点。”[11]具体而言，部分艺人思想转变情况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