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后期论文,国外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人类学研究自1940年肇始至今，已取得长足的进展，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政治人类学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其研究主题、理论和方法都呈现出多样化和不断更新的特点，并引起了其他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的重视；政治人类学研究从欧美国家扩展到世界各主要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开设这门课程的院校与日俱增。20世纪后期，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学学科本体的发展，作为分支学科的政治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摆脱了以往专注于传统社会的局限性，不仅传统村落和社区的政治组织，而且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社会与其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等等都成为政治人类学关注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出现了三个主要趋向：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对全球的影响，重视弱势的边缘群体研究以及关注当代国际性政治问题。
一、强调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传统的人类学集中研究被隔离、静止不前、具有均质性和封闭的部落社会，将它们视为完全自主自立的文化群体。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学的学科传统。由于受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过去的殖民地社会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人类学所研究的传统社会被整合到新的国家体系中，而且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自身原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在这些国家内部，由于实施西方的制度以及发展现代化，国家的权威被不断强化，并且浸透到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结果导致一方面部落、族群和民族间的纷争不断，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和国家政府间的冲突日益加剧。面对这一系列新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政治人类学逐渐将目光转向这些发展中国家部落群体的政治整合和政治分化的研究，以考察处在现代国家情境下的部落社会和
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此过程中，政治人类学家注意到一个现实，即传统人类学所研究的几乎所有地域社会，如今都已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而且大都集中在所谓“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以友好合作的名义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技术体系引入这些发展中国家，结果导致后者内部出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混乱，包括社会政治冲突、文化断裂和新的社会阶层化等，其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受到挑战。此一现实促使政治人类学家开始反思，重新思考他们以前考察这些传统社会时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在于在研究中没有看到殖民者权力的存在，尤其是没有考虑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本质；他们和殖民者一样，曾经对土著文化持有极其错误的看法。
认识到过去人类学研究的局限性及其失误，给政治人类学带来了生机。70～8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研究者一方面纠正以往的错误，重新进行合理的诠释，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广泛考察了资本主义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渗透。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因为其历史研究的深度而在诸多的理论阐释中独树一帜，影响力甚巨。针对其他研究者主要采取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从资本主义的定义出发，解析资本主义在不同时间、地点的发展程度，或只是集中研究某个时间点上资本主义体系的转变过程这类重大缺陷，沃勒斯坦强调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历史体系，从其发展历史和具体现实中去加以考察。他的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1974、1980、1989)即是以这一思想为指导，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最初形成于16世纪的欧洲，其主要标志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在西欧的形成。之前的封建帝国主要依靠军事力量，迫使其附属国纳税和进贡，从经济上压榨它们，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则通过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形成之后，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加快了向全球的地理扩张和经济掠夺。在此过程中，逐渐以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经济区域。处在这个体系核心的是那些业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而那些为核心国家和地区提供初级产品和农产品的国家则处在体系的边缘。最早的边缘地区是东欧，然后是美洲广大地区。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还有一个半边缘地区，如当代的阿根廷、巴西、南非和韩国等，它们兼具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特征。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殖民体系已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从而完成了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形成了单一的世界性经济体系，但世界政治体系却是多极化的。在世界各个地区，政权高度分化，各自都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并且相互间竞争激烈。其结果是，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地区出现了弱国，强国之间的竞争形成了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如17世纪中期的荷兰、 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中期的美国，而弱国对强国的不满则形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反帝国运动”和“反体系运动”。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展，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由西欧核心区国家所创造的“特殊文明”逐渐被普适化，使得处在边缘区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完全接受不情愿，拒绝接受又难以发展，由此导致了世界性的文明冲突。
沃勒斯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人类学家，但他的世界体系论对包括政治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冲击。传统政治人类学将注意力集中于范围比较狭小的部落、民族或文化区域，同时态地将它们限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加以考察。这种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狭隘性，使得政治人类学研究带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忽视了所研究对象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受沃勒斯坦的影响，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沃尔夫(E.Wolf)强调，政治人类学必须用历史的和世界的观点去看待所研究的传统社会。换言之，只有把这些社会放在全球体系中，考虑殖民主义的扩张对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政治人类学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在《欧洲和没有历史的民族》(1987)一书中，沃尔夫参照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描绘出三种生产方式：亲属制的、纳贡性的和资本主义的。他认为，在 1400年以前，在我们今天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亲属制的生产方式最为普遍。此后，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和重商主义的传播，在广大的原住民地区，亲属制的生产方式大都转变为纳贡性的生产方式，它们的社会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政治人类学领域，强调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影响的，还有明兹(S.Mintz)、沃尔斯利(P.Worsley)和高夫(K.Gough)等人，他们都从不同角度提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征服、剥削非西方的传统社会，并把它们纳入受西方世界支配、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世界体系(Mintz,1985；Worsley,1985)。由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对经济的因素尤其重视，但同时却把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因素忽视了。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均未能考虑传统社会内部的特殊因素和具体历史，对人类学能否真正认识它们持怀疑态度。其实，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影响了全球每一个角落，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尽管如此，他们的努力向政治人类学提出了重大挑战，即如何改变过去封闭式的田野调查的研究传统，而在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视野中探讨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有序运作及其变迁。
二、重视弱势的边缘群体研究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影响，导致传统社会中成员之间在文化、政治经济利益。族群认同等方面的异质性日益增强。这种影响在以下两个层面有突出的反映：(1)由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经济恶化，工农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世代固守土地的农民被迫离开穷乡僻壤，到陌生的城市去谋求发展空间，成为在社会、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劳动力和贫民阶层，从而造成了新的阶级分化；(2)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在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使她们身负双重身份与地位的重压，既要承担繁琐的家务，又要为父权制下的家庭提供额外的经济收入，从而巩固和加深了传统的性别差异。随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断分化，性别之间的关系愈益成为一种新的阶级间的权力之争。由于这些重大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妇女、农民、城市贫民以及其他贫困和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亦渐成为政治人类学关注的对象。
政治人类学家对农民、城市贫民等弱势的边缘化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他们如何操作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如语言、宗教、艺术等，以抵抗国家的权威和资本主义的外来势力。因为这种抵抗代表了民众与国家之间、官方与非官方之间在权力与文化方面的冲突，以及外来政治经济势力与地方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所以说这种研究取向与60年代开始的对于传统社会与国家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在国家政治权力中更多地考虑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外来影响，而以往对小型均质的部落和族群的关注也转向了对范围更广泛的跨区域性边际群体的重视。政治人类学在研究取向上的这种微妙变化，与世界体系论的重大影响显然是分不开的。
以前的观点普遍认为，权力是属于国家的，处在社会下层的人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消极顺从，要么暴力反抗。斯考特(J.Scott)、斯卡尔尼克(P.Skalnik)、彼得森(G.Petersen)等政治人类学家的研究则表明，虽然国家拥有垄断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但弱势的下层群体也可以采取某些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斯考特把这种非暴力的抵抗称作“弱者的武器”。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76)、《弱者的武器》(1985)和《统治与抵抗的技艺》(1990)等三部相关著作中，斯考特考察了下层群体反抗权力的方式，其对象从马来西亚一个名叫沙地卡(Sedaka)村落的农民扩展到所有的受制群体，即“一切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人们，包括极权社会中的知识分子(Scott,1990,p.19)。他关注的不仅仅是受制群体的日常抵抗行为，如不合作、耍赖、阳奉阴违、小偷小摸、纵火、装疯卖傻、流言蜚语等等，而且是其背后所隐含的“反抗、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统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斯卡尔尼克、彼得森等人的研究揭示出，在殖民统治下，弱势的下层群体会巧妙地运用传统文化发展出新的生存策略，既削弱殖民主义所施加的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自主性(Skalnik,1989)。虽然这些策略只是一些雕虫小技，不足以使社会发生结构性的变迁，从而给弱势群体带来真正的权力，但它们可以或多或少地改变受制者的社会处境。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被统治者甚至可以因此而获得相当的权力。他们把国家社会等级中最底层的这些人们的反抗也视作一种权力，称之为“人民的权力”。通过这一系列研究，斯考特等人建立起一套下层群体抵抗理论。对政治人类学而言，此种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但揭示了被边缘化的社会弱者的生存处境，以期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关注，而且启发我们在对诸如权力一类的政治人类学基本概念下定义时，必须进行全面考察，充分考虑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否则就可能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对女性群体的研究，是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名义下进行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并不专注于政治问题研究，而是重点考察女性在社会中相对于男性的权利。研究者是一批女性人类学家，其中著名的有罗莎多(M.Z.Rosaldo)、奥特纳(S.Ortner)、摩根(S.Morgen)和里柯克(E.Leacock)等人。她们运用比较文化的比较方法，联系生产方式、财产所有制和物资分配方式等因素，探讨两性在社会地位、角色和权利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原因。通过这些女性人类学家的努力，传统人类学的许多相关假设都产生了动摇。首先，“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男人充当狩猎者，而女人充当采集者”的传统观念受到挑战；其次，性别不平等的生物学基础受到质疑；第三，对“地位”(status)、“男性主导”(male dominance)等概念的深入研究表明，它们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而必须联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来理解(Lewellen,1992,p.129)。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研究目的不是探讨“如何改变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以便恰当地反映女性的角色和经验”，而是探讨“如何改造世界，以结束并超越女性的从属状态和不平等待遇”(Rosaldo and Lamphere,1974)。她们为了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和权威，向男性的主导地位发起了挑战和抵抗。社会性别冲突已不再是简单的文化问题，而是文化合法性的霸权之争，是政治问题研究的又一个新的领域。
在女性主义人类学内部，又发展出两个主要流派。一派受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和格尔茨(C.Geertz)的影响，集中研究性别的文化构成，其代表人物为罗莎多和奥特纳；另一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考察性别分化的历史发展，其代表人物有里柯克、萨克斯(K.Sacks)和盖莉(C.Gaily)等。前者从家户活动与公共活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来解释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例如奥特纳认为，女性以其突出的生物和性功能而代表自然，而男性则以其广泛的社会活动来代表文化；女性的活动倾向于个人，而男性的活动倾向于群体，由此导致了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Ortner,1974)。后者试图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性别差异的社会历史根源。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研究了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在导致性别不平等中所扮演的角色，揭示出性别在社会权力关系的组合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中与阶级、种族和族群意识等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Etienne and Leacock,1980)。尽管两派的研究都带有一定的偏颇，但她们的努力无疑是朝正确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
三、关注当代国际性政治问题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时期的结束，维系数十年之久的世界政治格局被打破，被压抑已久的民族问题通过封疆裂土、独立建国、领土争端和权利要求等形式释放出来，形成了20世纪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民族主义浪潮源起前苏东地区，之后迅速向西欧、北美乃至全球蔓延，其结果不仅造成前苏东地区的国家发生裂变，而且使得民族分离主义和种族冲突成为世界范围内诸多地区或国家之间的焦点政治问题，如波黑地区的种族清洗、卢旺达不同部族间的屠杀、俄罗斯与车臣问的战争、南美白人政府与印第安人原著民之间的冲突、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升级等等。包括民族主义问题在内的民族政治研究遂成为民族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普遍关注的热点。政治人类学者试图从文化的层面探讨种族对抗产生和形成的深层机制，希冀借此对解决世界性的种族问题有所裨益。他们所持的基本信念是，种族危机不是简单的阶级冲突或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副产品，而是不同种族文化间相互误解的结果，宗教信仰的差异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换言之，不同种族群体的存在本身并不是造成社会冲突的原因，文化位移和种族间的误解才是真正的根源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民族政治学者在民族主义问题及其相关的民族政治问题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包括对20世纪世界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研究、民族主义概念的研究、民族主义表现形式的分类研究、中国传统的和现实的民族主义思潮研究、极端民族主义研究、民族分离主义研究、民族分立主义研究，以及相关的民族自决权、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和跨界民族研究等等。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并形成了许多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标志着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界直接进入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徐迅的《民族主义》、余建华的《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和郝时远的《帝国主义与巴尔干“火药桶”》、《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等，都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导致世界上新增加了20多个小国，且有继续增加之势。世界政治活动区域的划分与重组，促使政治人类学家对政治共同体的性质和基础、政治隶属关系和政治认同等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思考。在此之前，盖尔纳(E.Gellner)和安德森(B.Anderson)的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盖尔纳声称，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必须是一致的(Gellner,1983,p.11)，但如今正是这种一致性引发出一系列问题。安德森则认为，一个国家乃是由许多异质因素组合而成的，包括人口的诸多民族成分、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人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取向、阶级与分层、宗教信仰差异等等。就此而言，一个民族国家乃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人们利用文化来构筑界限，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通过广泛利用各种象征要素，如重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建造民族纪念物，制定全国性节日，甚至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运动会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被整合成一个享有共同文化的想象共同体(Anderson,1983)。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那么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国家分裂问题又该如何作解释？这正是政治人类学者们急欲寻找答案的问题。
全球化对于主导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带来的影响，是20世纪末政治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又一重大问题。由于技术和经济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政治人类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背景。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像欧盟这样超国家的制度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来自不同政治文化和不同传统的代表们走到一起，共同制订一项或多项涉及跨文化关系、跨国家组织的总体发展规划。这一新的跨国性政治组织的出现，促使政治人类学家对由此引发的若干问题进行探索。譬如，麦克唐纳(M.McDonald)等人研究了在跨国性组织中，不同的认同、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管理传统之间所存在的长期性冲突会产生何种影响(McDonald,1996)；扎布斯基(S.E.Zabusky)研究了如何在更广泛的科层制框架内建立合作形式的问题(Zabusky,1995)；阿伯勒(M.Abeles)研究了非领土化所产生的政治象征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权力实施领域的若干大小变化等等。
以上几个方面的疏略介绍尚不足以概括20世纪后期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实际上，现代工业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小规模、非正式的政治团体的运行机制，信息化时代政治仪式和政治象征所出现的新变化等，都是这一时期政治人类学关注的对象。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学学科本体的发展，政治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已经摆脱了它原先专注于传统社会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类学者将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即使在研究地域性政治活动时，也是把它放到更大的时空背景下去观察和思考。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这种趋势表明，在学科不断分化与整合的大背景下，政治人类学仍大有用武之地，它能够顺应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研究时代的新问题，经历新的发展。政治人类学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运作及其变迁，并对世界和平秩序的恢复与重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然，政治人类学在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的情境下，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更科学地界定其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范式，进而完善其理论与方法论体系，以适应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尚有待于政治人类学家的进一步思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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