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群论文,的诗论文,诗歌论文,记忆论文,马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吉狄马加①叙述个人经验与记忆的声音里，总会渐渐地升起一种深远的旋律，仿佛由千百个声音交织而成，而诗人的独白只是偶尔占有一席之地。诗人的声音也并不因此消失在背景中，他充当了招魂与对话者，成为一个族群声音显现的媒介。吉狄马加的这部诗集中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生活史，人物志，风物志，以及把世俗生活与古老的世系及其精神传统联系起来的神话与传说。而这一切，又以个人经验的在场而变得真切，它也表明了一种古老的彝族文化在当下更复杂境域中绵延的力量。以谣曲、传说的话语形式叙述，也就是以彝族文化原型来叙述人们的生活，是吉狄马加诗歌的独特魅力所在，在他的诗篇中，对世界的个人感知与民族的象征图式相互交织，个人的话语与共同体语言深深共鸣，个人的观点与族群的视阈彼此融合。在个人经验的叙述中绘制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轨迹，在个人记忆的抒发中撰写了一个民族的传记。阅读与阐释吉狄马加的诗，意味着对诗人个人情感抒写的倾听，对彝族民族志的阅读，以及对一种当代文化批评实践的关注。
一 身份的认知
对少数族群来说，身份的唤醒丝毫不意味着局外人的异国情调或任何浪漫趣味，在近代历史中，它是在殖民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相似情境之下一种抗争的起点。独特的历史传统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复杂关系最先唤醒民族诗人的自我意识，并唤起自我定义、自我表征的迫切愿望。少数族群和一切弱势群体都面临着被他人所叙述、所定义的境遇，少数族群的自传性叙述是一种自我定义的行为，以纠正他人压迫性的或自我中心化的定义。对吉狄马加来说，民族身份认知显然不是在族群社会动员的语境中，而是在保持其文化多元性的语境中诞生的。而且族群意识不是一种个人可以据此任情使意的风格，而是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或根的意识，是一种对特定的场所、人物谱系及其历史踪迹的意识，是对特有的生活习俗、具体的地方性的人物与事态的自我叙述。他意识到自身不是存在于一种普遍历史而是为一种独有的文化传统所造就。吉狄马加早期的诗篇《自画像》表达了这样的自我认知及其表征，“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我是一千次葬礼开始后／那来自远方的友情／我是一千次葬礼高潮时／母亲喉头发颤的辅音……”
从这些“自传性”的叙述话语中，能够清晰地感知作为族群一员独特的历史、宗教和习俗背景。一个人在一种独特的背景下才会被认知，人们之间的交流也意味着不同背景的相互确认。对吉狄马加来说，彝族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族群归属，族群意识传达了个人更丰富的内涵：它意味着承认个人与一个地方、一种历史世界之间更深远的联系。获取族群的过去及其历史记忆，是精神不朽感的源泉之一。“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吉狄马加把生和死都追溯得这么久远，它既是想象的，也是真实的。延续性自身具有充分的意义，连续性是死亡的对立面。
在个人的种种身份归属形式中，民族归属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归属感，它意味着共享经验与记忆，共享某种特殊的地方意识与情感空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提供了一个以“阶级”身份对个人进行区分与归属的方式，“阶级”属性之所以不那么稳定、也不具有更深刻的凝聚力，除了真实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社会变迁之外，主要在于“阶级”观念背后的文化过于贫乏，一种文化共同体不能仅仅靠区分与敌对来维系。因此，在80年代中期，当个人意识、自我意识刚刚在文学写作上得到确认之时，诗歌写作已率先追溯其个人的族群记忆，乃至其族群的宗教与神话记忆。诗歌写作中的族群记忆不是个人经验的对立项，而是它的平衡条件。民族或族群背后是深远的文化记忆，是共同体的渊源。如果说“阶级”概念背后是苦难、对立与仇恨，甚至常常是一些抽象的政治教条，民族则显然具有更多的情感、记忆和家园感。而且，民族除了和土地、部族的姓氏相关，民族还与母语一脉相传。比起冰冷的“阶级”概念，族群唤醒的是一种根的感受，一种有所归依的温暖感受。
吉狄马加在《黑色狂想曲》中表达的正是这种归依感，它通过一种具有民族史诗记忆的“化身”语言来抒写这一情感，一种普遍化身的愿望，以便与族群世居之地相物化、交融，同时诗人也描绘了一个具有地理学意义的情感空间：“大凉山男性的乌抛山／快去拥抱小凉山女性的阿呷居木山／让我的躯体再一次成为你们的胚胎／让我在你腹中发育／让那已经消失的记忆重新膨胀……”
这里似乎是一种双重的化身的愿望，大凉山和小凉山化身为两性，或被诗人感知为生命的母体，诗人则希望为它们重新孕育，并且成为消失的记忆的恢复者。族群特有的自我意识与这样一些因素有关：它是对场所、角色、谱系，以及独特的历史轨迹与命运的敏锐意识。这些具有差异性的经验场所、历史记忆形成不尽相同的文化形式或族群品质。如果说《自画像》和《反差》是对个人的民族踪迹的追踪描述，《黑色狂想曲》就是渴望化身为这些踪迹的物质形式。绝对的物化是彻底的归属。这种渴望在吉狄马加后来的诗中以不那么主观的形式不断地深化其表达。在一种生动的化身修辞中，生与死变为一体之物，成为同一个东西，同一种物化过程：“让我成为空气，成为阳光／成为岩石，成为水银，成为女贞子／让我成为铁，成为铜／成为云母，成为石棉，成为磷火／啊，黑色的梦想，你快吞没我，溶化我／让我在你仁慈的保护下消失吧／……请为我弹响悲哀和死亡之琴吧／让吉狄马加这个痛苦而又沉重的名字／在子夜时分也染上太阳神秘的色彩”。
这是死亡的隐喻，也是新生的隐喻，爱的隐喻。诗人在这些细致的、充满爱意的对事物的罗列中满足于和它们成为同体之物。他就是他所呼唤的事物。一个化身的世界，它解决了个体生命所具有的一切令人焦虑的问题。而与特定的地方、族群融合为一体的化身意识的淡漠，已经退化（进化）为孤立的个体意识和个体命运。就生死之间的个人生命来说，就脆弱的个体而言，这是一种无以补偿的不幸。这是个体所获得的任何一种现代意识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自我表征的族群认同形式中，同时出现了自我认知的另一形象：即歌者或歌手。口弦，马布，卡谢着尔，都是彝族的民间乐器。诗人意识到自身的歌者—诗人身份，在《理解》和《听“送魂经”》中，自我认知以诗歌和音乐形式得以充满温情的表述。而这个歌者是民族生活历史的叙述人，即民族历史的保护人。《看不见的人》再次表达了吉狄马加作为彝族诗人的这种命运感、使命感，一种被召唤的感受：“在一个神秘的地点／有人在喊我的名字／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在其他两个段落里，诗人描述了有人“在写我”、有人“在等待我”这样一些情境。把自我置于一个与神秘的他人相关的事态中。这首诗敏感地表达了被期待、被召唤的意识，这是令人不安的意识，也是某种事情来到觉醒途中的一个比喻。不难看出，作为自觉其民族身份的诗人，同时也置身于时代已经根本改变了的语境之中，表现出族群归属某种模糊的焦虑，这一焦虑，以及寻求族群归属的动机之一，可能就在于它是对现代社会更一般的、由经济生活所驱动的、朝向一种均质化的文化过程的一种反应，一种警觉与不安。族群记忆之淡漠，其仪式与历史之根据的失落，传统的语言和自我表述的侵蚀，文化与社会伦理共同体之衰落，已经显现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日益趋同的、同质化的生活景观。即使在今天人们谈论着原生态、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只是加剧着“世界的博物馆化”。正像城市化的整个过程一样，日益清除那些在文化、时间、历史要素上非现代的东西，异质的珍贵元素，即使在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中间，也无可避免地造成文化元素的碎片化，成为一些更无端由的人们的个人任意的“后现代”“拼贴”风格而已。事实上，一种普遍性的领域、同质化的经验正在取代“异域性”的领域。即使那些保留下来的异域性文化，或地方性遗产，也因为缺少现实生活的活力，缺少政治经济的制度性支撑而被迫“博物馆化”了。因而，无论吉狄马加是否愿意，他的诗篇中总有一种“哀悼”的音调挥之不去。
二 自传记忆与民族志
自传因素在吉狄马加后来的诗篇中混合着更多的人类学与民族志元素。而它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志的根本差异在于，作为一个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不是对他者的叙述，而是自我叙事。如果说民族志，尤其是其早期文献是描述“原始社会”的书写，在今天，少数族群诗人作家的自传性写作则是以多元文化为价值指向的对现代社会的探索。我使用自传记忆来描述吉狄马加的诗，是因为自传这个概念意味着对真实经验与情感记忆的承诺。我有时也使用史诗记忆、民族志来解读这些诗篇，是因为在吉狄马加的修辞学想象中，能够发现民族志式的细节描述，感受它史诗般的集体记忆。吉狄马加诗篇的叙述性不只是在90年代当代诗歌的叙述性语境中产生，而更多地是来自彝族的史诗、谣曲和经文传统。吉狄马加的修辞风格也更接近彝族文化的渊源。
《史诗和人》预示了一种集体记忆的力量，对吉狄马加来说，史诗般的记忆是一种行为，是现实的超越，是呼唤族群显圣的力量。“我好像看见祖先的天菩萨被星星点燃／我好像看见祖先的肌肉是群山的造型／我好像看见祖先的躯体上长出了荞子／我好像看见金黄的太阳变成了一盏灯／我好像看见土地上有一部古老的日记／我好像看见山野里站立着一群沉思者／最后我看见一扇门上有四个字／《勒俄特依》”。《勒俄特依》是一部流传在凉山地区的彝族史诗。而在诗人眼中，山川土地就像是关于祖先的一部传记，一部“日记”，而它的每一点都是史诗的话语，每一事物都是史诗的物化形式，都在叙述祖先的故事，描摹他的形象与踪迹，山川风物如同祖先的一部变形记。在这个相关的时刻与亲密的地方，诗人就是一个虔诚的读者，一种已物化的生命与史诗的解码者。这种阅读赋予吉狄马加的诗深沉的生命感，土地山川超越现在而呈现出经历一切世代的族群史诗性的场所。吉狄马加的诗歌修辞最经常使用的就是这种具有彝族泛灵论特征的“化身”修辞，在下面所引用的诗篇中能够经常与这种化身修辞不期而遇。如此诗人便可以圆满地描绘出通常由于不能运用神秘的感受而似乎被排斥在视野之外的史诗般的世界。在这里，吉狄马加力图呈现的不仅是史诗记忆，还力图描绘族群史诗记忆的地理学。
吉狄马加对自传或族群史诗记忆的表现，不是还原式的阅读而是创造性的。史诗对于吉狄马加来说，既是已经完成的文本，又是有待于创造的文本，它允许后来者的更新，犹如一种没有完成的救赎行为一样；犹如对原始创伤的救治一样。这是诗篇的结尾处所见证的，诗人敲开这扇沉重的门看见：远古的地平线上“飞来一只鹰”，而在未来的黄金树下“站着一个人”。吉狄马加在诗篇中不仅描绘了化身为祖先身躯的山川土地，在这身躯上生长着的后裔、植物和众多的生命，不仅在这里辨认出祖先的踪迹，而且赞颂了叙述并保持这一集体记忆的民族史诗。吉狄马加所赞颂的史诗记忆是对不可见之物的译解，他所描述的族群生息繁衍之地是使超自然之物得以显现的地理学，这片“超现实的土壤”在生活世界和往昔之间、在一切必回归于此的生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它带来了对过去的召唤，一切曾经存在过的生命的最终在场。《一支迁徙的部落——梦见我的祖先》融合了诗人的梦幻与彝族人的历史踪迹：“我看见他们从远方走来／穿过那沉沉的黑夜／那一张张黑色的面孔／浮现在遥远的草原／他们披着月光编织的披毡／托着刚刚睡去的黑暗……”诗篇表达了充满史诗精神的族群命运与土地之间坚实深厚的联系。也许括号中的反复重复的形象，表达了诗人所担忧的一种状态，个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由于割断了与传统、族群的历史联系，而陷入的孤独。尽管吉狄马加同时描写了这个古老的部族中仍然有“不幸的情人”这样悲剧性的事件，但把个人完全从一种集体和命运中隔断开来仍然是另一种不幸。吉狄马加的这些诗具有一种寓言的特征，它如同个人命运与族群历史的一个寓言。在这些诗篇中，吉狄马加企图把史诗的真理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进行一种糅合。在个性的立场上，不能无视历史和集体的维度，不能割断个人与民族的史诗记忆的联系，就像不能割断族群命运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一样。如果没有集体记忆，族群身份与特性就是一个空洞的事物。没有记忆，生活就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即使是曾经的罪恶与苦难，也必须是靠记忆的功能来净化的。健康的社会既不可能失去集体记忆，也不能移植其他民族的记忆，虚无主义意味着一种没有记忆的生活状态。
狩猎者的主题一直是吉狄马加诗篇中的经验核心之一，就像狩猎在彝族人的生活与命运中的地位。如同吉狄马加的诗篇中所表现的，山地猎人的季节性流动、个人隐秘而冒险的生活，塑造了孤独的个体主义和英武精神。在象征的层面上，他代表着人类自由的一种古老的理想形态。《森林，猎人的蜜蜡珠》（蜜蜡珠是蜜蜡做的珠子，彝族人的常用饰物）就是献给猎人和他的森林世界的原始颂歌：“从此你神奇的双耳／便成了两只张开翅膀的小鸟／猎人，你的耳朵能长翅膀／你的耳朵是孕育的树／在森林的北方一个劲地长／在森林的南方一个劲地长”。吉狄马加诗歌修辞的根基是人类学和神话学修辞：猎人的耳朵飞出了鸟，他的耳朵长出了树，他身上的血液成为溪流，身体与森林糅合为一体。我们再次遇见了吉狄马加具有民族志特征的化身修辞，这种化身修辞如同民族神话中的一些记忆的片段。诗篇还写到猎人敏锐的、超现实的听觉，“你听见獐子背着七月的森林／躯体上发出金属的声音”。我几乎要说，在吉狄马加的这些诗句的“词语的躯体”上，能够隐约感知到彝族神话的回响和史诗片段的记忆。
民族志记忆，如同史诗记忆一样，拥有另一种功能，那就是对生活世界所具有的想象与幻想的功能，就像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著作（中国传统的历史著作中也一样），民族志通常是经验与象征的融合，史诗是记忆与诗歌想象的融合，它是对日常生活的神秘记录，又是对神秘事件的现实记录。史诗以天真的话语叙述神秘，以神秘的语言叙述历史生活。史诗记忆唤醒的是一种对可能的世界进行模仿的欲望。吉狄马加诗中的修辞具有神话学的特性，而他的叙述又具有一种人类学描写的特征，史诗的传奇性有时又犹如彝人的歌谣一样，化沉重的事物为轻松。
吉狄马加的话语把我们引向那些引起诗人情感回响的物质符号，以及符号所延宕之物。在他一些诗篇中，语言的隐喻、人类学的知识和想象力的沉积物并置，我们的阅读被引向语言所隐藏之物。那是一个民族独有的经验、记忆及其表征。在吉狄马加的诗篇中，那些看起来是个人自传记忆的表达，都是对一种古老的民族传统及其历史世界的揭示，对被压抑的、被暗含的意义的发现与启示。如同一位犹太思想家所暗示过的那样，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是一件神的原始话语的破碎的容器，或者说是破碎的圣器。而吉狄马加的诗篇就在这种意义上成为对扩散的、弥散的民族身份和身份的容器碎裂时的那种神圣闪光的重新汇聚。
吉狄马加《最后的召唤》叙述了一个猎豹人的生与死。他最终死于自己设置的最后一枚猎豹的暗器，他是“男子汉”型故事的转型，一个变体，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充满秘密的象征。《一个猎人孩子的自白》、《孩子的祈求》等诗篇使这种象征得以清晰地陈述。同样的主题在另外的诗篇中得到了展现，《梦想变奏曲》中的猎人面对孤独的森林里最后一只母鹿，放下了装有最后一颗子弹的最后一支枪。此刻，“我会看见那颗子弹上／开满紫色的花”。诗篇的结束出其不意地表达了放弃猎杀与祖先的继承关系，因为群山中“沉睡着的是我的祖先”。
与诗人等同的叙述人，即猎人的感知力是细致、布满细节的，一种具有刻画性的语言、一种具有色彩感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声音、光线和它们在生与死之间的微妙波动。然而这种敏感性最终指向了死亡事件：哨声和枪声。猎人咬破了獐哨，“甩在了谁也看不见的地方”，猎人主题的诗篇最终提出了一种人与自然的伦理问题，从对猎人生活古老的民族志式的赞颂到对他的生存方式提出的自我质疑，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猎人并不完全是一种文化中的定型的“男子汉”形象。他们不再沉迷于自身的勇敢、勇气与自由，年轻的猎人（有时是孩子）充满了男子汉形象所不应有的过多的对生命的同情，对杀戮的内疚。吉狄马加的猎入主题对传统的民族志中的猎人形象具有某种“颠覆性”，这一形象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获得了具有张力的内涵。
描述死亡及其仪式的一些诗篇是吉狄马加写作中最具有民族志特征的部分。他的《黑色河流》犹如一首古老的哀歌，而黑色意味深长——黑色之外，是白、黄，在吉狄马加的诗篇里我们会经常遇见这些具有古老象征意义的色彩，这三种颜色也是彝族巫师（毕摩，以及小巫师苏业）的《送魂经》或《除秽经》等经书中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色彩，在诗人的感受与修辞中，吉狄马加也是在彝族的传统中使用这些色彩的象征意义——除此之外，如《彝人梦见的颜色》中所描述，彝族自称“诺苏”，即黑色的民族。“我了解葬礼／……在一条黑色的河流上，／人性的眼睛闪着金黄的光”；“我看见人的河流，汇聚成海洋，／在死亡的身边喧响，祖先的图腾被幻想在天上。／我看见送葬的人，灵魂像梦一样，／在那火枪的召唤声里，幻化出原始的衣裳。／我看见死去的人，像大山那样安详，／在一千双手的爱抚下，听友情歌唱忧伤”。
在吉狄马加所叙述的死亡时刻、葬礼时刻，我们能够听到相关时刻的个人声音和一个族群宽广的声音，个人的痛苦和族群的安抚，个体生命与祖先的谱系，它们成为彼此的背景。那些史诗般的记忆图景在诗人译解式的声音后面静静地展开。犹如宽广而富有意义的喧响在山川之间绵延不断，诗人旁白式的话语好像是这一史诗景象显现的媒介。对于彝人来说，死亡不是个人的事情，它是公共的和族群的。死亡像一个族系的节日，它让人们汇聚。死亡也像一种古老的、反复演出的民族戏剧。死亡是同一个故事的再次重演。死亡是一个仪式。族群的每一成员都是参与者。每个人都分摊个人不能独自承受的死亡。集体戏剧将死亡转换为神圣的宗教仪式。因而，与其说死亡唤起的是哀伤，不如说是转换死亡的集体意志，死者通过神圣庄严的仪式，被送上另一个世界，成为家族的祖先神的成员之一。而只有没有被神圣的仪式所安魂的死者，才变成令人不安的“鬼”，或者说，只有被族群所抛弃的人才会成为“孤魂野鬼”。诗人只写到人的河流“漾起那悲哀的微波”，而更多的是它汇聚成海洋，“在死亡的身边喧响”，因为存在着“祖先的图腾”，存在着原始的“召唤”；而且还存在着族群共同的爱抚、友爱与忧伤，它就是使逝者“安详”的力量。
尽管在80年代，诗歌写作中就出现了对前现代文化以及远古神话的关注，但是明显地，那时仍然是一种文化思潮，涉足这一领域的大多数诗人似乎是戴着面具，并且用一种想象中的博物馆风格的声音说话，模仿着想象中的已经作古的语言风格。其实这些诗歌写作大多仍然是对一种风格的需要，或是对一种诗人自身的主体性身份的文化构想。在吉狄马加的诗篇中，经验与记忆的真切性赋予地方性经验的叙述以活力。
作为一个诗人，吉狄马加同时意识到个人生命中不能完全被集体仪式所安抚的剩余的个体性的悲欢。《头巾》叙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一生保存着相爱的人所赠与的定情物：“送葬的人／才从她珍藏的遗物中”发现这条无人知晓的头巾，人们索性就用它“盖住死者那苍白的脸／连同那蜷曲的身躯／在那山野里烧成灰烬”。个人似乎永远是集体的一个余数。吉狄马加的诗具有集体记忆特性，而又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志记录，他不以民俗生活的风俗画来掩饰族群历史与社会中那些严酷的事物和个人的不幸，也不满足于对个人记忆、个人日常生活的表述，在叙述个人记忆与那些个体经验时，吉狄马加力图使之同时成为对更广阔社会生活领域的“人类学”考察。《夜》就像一首民谣，仁慈而痛苦，叙述了不为人知的微末的悲伤和略带嘲讽的宽容大度。能够以一个族群的叙述口吻讲述生活的故事，体现出一个族群从生活而来的辛酸智慧，是吉狄马加诗篇中的微妙之处，是吉狄马加的诗歌看似平淡而蕴藏丰厚的秘密。谣曲一样轻松简洁的叙述语调是吉狄马加诗歌走向自身成熟的标识之一。相比之下，主观的叙述似乎更现代，可毕竟缺少了经验背后的族群与历史蕴涵。
吉狄马加的诗总是充满了咏唱性，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诗节中回响着一个民族的声音，就像在《黑色河流》中。吉狄马加的诗篇通常具有回旋的歌咏性，许多诗篇是三章重叠变奏，诗歌的意象、首节与某些话语在重复中改变，在反复中增进它的情绪与记忆的力量，因为篇幅的关系，通常我只能引用其中的一节，这样就难以体会它的歌谣、谣曲特性，叙述的重复，回环感，咏叹性，叙事元素，它们来自古老的诗经传统，显然也是来自彝族民族的史诗，彝族人的经书这样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并且把现代诗的某些元素融合进经书与谣曲的质地之中。
三、地方性知识
吉狄马加的许多诗，如《民歌》、《口弦的自白》、《回答》等优美的诗歌表达了诗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对彝人的祖居地之一的大凉山充满了真切的回忆。《日子》在回忆的语调中写到大凉山的一些生活细节和地方知识，比如“我知道山里的布谷／在什么时候筑巢”，“蜜蜂在哪匹岩上歌唱”，蝉只在“撒荞的季节鸣叫”，诗人最后的叙述恍然已取消了时空距离重新置身于大凉山的某块坡地上：“就是紧闭着双眼／我也能分清／远处朦胧的声音／是少女裙裾响动／还是坡上的牛羊嚼草”，这是爱的知识。《秋的寻觅》描写了大凉山晒坝上一群打豆的农妇，日常的劳作被描述为福音书式的情景，劳动几乎与自然的嬉戏无异，生活世界保持着它淳朴的风格化和习俗化的原始力量：“当农妇的挥打暴雨般落下／满坝全是尽情滚动的豆粒／秋天像一个脱光了衣服的孩子／把激越奔放的锅庄舞跳起……”
如果生活世界如今已被深深改变，没改变的仍然是诗人温暖的记忆。我对此想说，一切美好的记忆与叙述，都唤起模仿的欲望。我们又遇见了“秋天”最甜蜜的“化身”。《黄昏——一个民族皮肤的印象》再次展现了这样一种福音书景象，“在那有着瓦板屋的地方”，“当她们的前胸／在太阳下膨胀／当她们的孩子睡在树阴下／吮吸着大地的清凉”，“当她们袒露出丰满的乳房／深情地垂下古铜色的额头／去给自己的孩子喂奶／黄昏就像睡着了一样”。
吉狄马加这些诗篇具有田园诗的风格，有田园诗一般的劳动和纯洁的母爱。一般而言，田园诗印象总是一个纯粹观察者的记忆。对过往生活世界的视觉记忆通常是幸福的，视觉记忆通过它的美好装置只提供美的见证。这是吉狄马加诗歌中最抒情的时刻，仿佛他暂时遗忘了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只听任视觉记忆所提供的美好证词。就像一个旅行者一样，一个人只和世界发生视觉记忆，一般而言就会是幸福的，迷恋于视觉经验与视觉记忆是审美的特性，诗人暂时遗忘了让人痛苦的伦理学记忆。可是对大凉山，吉狄马加不仅只有田园诗一般的视觉记忆，不幸、痛苦和爱是吉狄马加诗篇中的基本主题之一。当这些因素涨破了田园诗的结构时，吉狄马加的诗显示出自身的道德力量。
故土并非一首田园诗，但诗人仍然把故乡视为精神与梦想的依据。《远山》表达了难以自禁的渴念，“我想听见吉勒布特的高腔”，“我要看见我所有的梦想，／在瓦板屋顶寂静的黄昏时分——悄悄地赶走，／那些莫名的淡淡的忧伤”。对吉狄马加来说，这平淡的地方，平凡的事物，就是灵魂的救治，因为这里就是《灵魂的住址》。诗篇写得就像诗中所描写的山中瓦板屋一样“空灵”，像一幅简洁的素描，然而同样具有吉狄马加诗歌中惯长的咏唱性。值得瞩目的是吉狄马加诗篇中的这样一种品质，他不因族群认同、也不因精神上的渴望、情感上的怀恋，而否认故土的现世性特性，那些人世的悲哀，生存的孤独，还有它深深的苦难命运感。虽然诗人充满了对故乡的怀恋，但吉狄马加并没有完全以田园诗的修辞和田园诗的结构来讲述故乡，或者把故乡纯粹置于回忆的空间，而是尽力把它放置在过去、变化的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结构之中。这种田园诗是暗含在许多人文社会叙事话语中一种潜在的图式，讲述以古国、故乡、自然为对象的乐园，以及它现在的衰败与堕落。在田园诗的叙述结构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想象中成为过去。吉狄马加对此持一种潜在的批评立场，尽管没有谁比他更热爱自己的故土，但不忘记自己的族群所遭遇的各种不幸是一种更深的爱。
对比《沙洛河》、《告别大凉山》、《我想对你说》等诗章所表达的对故乡的怀念，《达基沙洛故乡》的主题显得更加复杂，蕴涵更为丰富，带有一种决绝的爱，一种经过了悲痛与反省之后的爱怜。故乡之为故乡不是外来的旅行者眼中单纯的田园诗的世界，事实上那是一个历史、时间和传统的世界；一个地方化的、充满特殊的不幸、关于亲人的苦难记忆和辛酸故事的世界：历史在那里无限堆积的世界。伴随着个人痛苦记忆和内心成长历程的世界。这是吉狄马加诗篇中十分成熟的作品，应该给予重要的评价，说它是当代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不过分：“我承认一切痛苦来自那里／我承认一切悲哀来自那里／我承认不幸的传说也显得神秘／我承认所有的夜晚都充满了忧郁／我承认血腥的械斗就发生在那里”，“我承认那些平常的生活／我承认母亲的笑意里也含着惆怅／啊，我承认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故土／纵然有一天我到了富丽堂皇的石姆姆哈／我也要哭喊着回到她的怀中”。“石姆姆哈”据诗人的注解是“一个在地之上天之下的地方。彝族人认为死者的灵魂，最后都要去那里，过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彝族人对死亡之后的想象保留了人的谦卑，不是“天堂”或神灵的世界，而仍然是人的世界，有如古埃及人《亡灵书》所描述的世界。诗篇的力量与感人至深之处在于，既把故乡视为高于神灵世界的地方，也并不无视那里的现世性、人性和它的真实境遇。而在一切歌颂故乡的诗歌中，人们经常读到的是一个被普遍化的情感价值所抽象掉的苍白的影子。不是因为有了普遍的同质性文化，地方性文化、地方性知识与传统自身就没有其自身的痛苦经验，昨天就可以被不假思索地全部理想化。否则，昨日苦难的世界就变成一种乌托邦。
四 中介物
彝人生活世界的地方性特征，它所涉及的人物谱系，生活世界的变迁及其历史轨迹，使吉狄马加的诗篇具有明显的民族志风格。在这些诗篇的背后隐约闪现彝族人世代生活故事，作为这些故事模型的神话与传说，以及史诗记忆的片段。这个世界的另一特征在于，一切事物自身都有属灵的特性，一切物质元素既处在可见的世界中，也是不可见世界的媒介，或许可以说，一切事物都处在通往神秘的另一世界的道路上，物质元素自身就是精神世界的中介物：水、火，土地、植物与动物……
《猎人岩》中火的叙述隐含着民族志的记忆。火是一个故事的要素，一个原型，在同一个故事的反复讲述中，变成了彝人流传至今的一个信念。诗中写到：彝人总在山岩下点燃一堆篝火，因为“假如有一天猎人再也没有回来／它的篝火就要熄了／只要冒着青烟／那猎人的儿子／总会把篝火点燃”，“篝火是整个宇宙的／它噼噼啪啪地哼着／唱起了两个世界／都能听懂的歌”。火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火是两个世界通用的语言，就像毕摩的话语那样，在此意义上，诗的修辞形式也是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话语。诗歌话语以神秘的方式与彝人世界的物质元素相似，作为一种不可见之物的中介而出现。在诗歌中也在彝人的世界里，火成为生命的象征。诗人在《彝人谈火》中把火表述为彝人的保护神，给人们梦想与欢乐，即使在死亡来临时也仍然给人们以最终的慰藉：“然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你都会为我们的灵魂／穿上永恒的衣裳”。
只有在人类学的象征语境中，当代诗人才能如此自然地说出“灵魂”与“永恒”的字眼。只有在民族志性质的文本中，这些观念仍然具有叙事性，仍然能够讲述人们生与死的故事，成为我们当下语言中有效的意义资源。《故土的神灵》描写了穿越森林时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这是对独特场所的历史意识与宗教意识的敏锐感知：“不要惊动它们／那些岩羊、獐子和花豹／它们是白雾忠实的儿子／伴着微光悄悄地隐去”，“死了的先辈正在从四面走来／他们惧怕一切不熟悉的阴影”。就像诗人对火的描述一样，它的声音两个世界都能听懂，白雾，以及岩羊、獐子和花豹都同时属于两个世界。它们是一种介体，在人与神灵之间，在看得见与不可见之物之间，在自然的沉默与人的话语之间。它们是沟通的媒介，也是神灵显现的媒介。我们看到，在彝人的世界更是如此，神灵不是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另一世界，它是一个弥漫、分散、化身的存在。在这里，连寂静本身都具有“永恒”的精神品质。因此，作为中介的世界暗示了一种地方性的伦理学，对人们的行为有所规约的伦理学，与神灵的世界和谐相处的伦理学，不打扰它，不带来陌生的事物。只有在这样一个伦理世界中，人们才能占卜并遵从神意。《群山的影子》描写了随太阳而来的光明的神秘，日常事物的神秘，这神秘的启示是万物的渴望和预感：“它是光的羽衣／来自神秘的地方／抚摸倦意和万物的渴望／并把无名的预感／传给就要占卜的羊骨”。
一切事物作为中介的意识，应该与个人短暂的生命有关，而人也是这样一个生死之间的中介性的存在，如果一切不是一个现代意识所认知的终结的话，生活就像一个过度。正是死亡才使得生命处在一种中介状态。吉狄马加在《白色的世界》中描述了彝族人关于灵魂的信仰，白色象征着毕摩的送魂经所说的灵魂要走的通往幸福的道路，白色的世界对诗人而言具有的意义更微妙：“我知道，我知道／死亡的梦想／只有一个色调／白色的牛羊／白色的房屋和白色的山冈／我知道，我真的知道／就是／迷幻中的苦荞／也像白雪一样”。
没有地方性的中介之物，个人或一个族群就没有了与另一世界相沟通的灵媒，也没有了祈祷的语言。一个民族的信仰通常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抽象观念，它是地方性的事物所具有的灵媒意义或象征功能。对于毕摩与苏业，灵媒是羊骨或其他占卜之物，而对于普通的彝族人，他们身边的事物，苦荞麦、岩羊，都是这样的生灵，都是神灵的语言。那些作为灵媒的事物也是他们身边的事物，这个空间包围着他们时，犹如在信仰之中，在信仰的可靠的物化形式之中。
中介物不仅是神灵的话语，中介物也是人的生命的延续形式，或者说，就像吉狄马加诗歌中普遍使用的化身修辞一样，作为中介的自然事物在死亡到来时就成为生命的变形记，而拒绝了死亡。吉狄马加在《献给1987》中讲述了这个化身故事：“祭司告诉我／那只雁鹅是洁白的／它就是你死去的父亲／憩息在故乡吉勒布特的沼泽——它的起飞来自一种永恒的寂静”，“一支箭镞，在瞬间穿过了／我们民族不朽灵魂的门扉／其实我早已知道，在大凉山／一个生命消失的那一刻／它就已经在另一种形式中再生！”
在彝族的生息之地，一切物质形式都是生与死的中介，是生命的延续形式。中介物也意味着生命的连续性，吉狄马加在关于自画像的叙述中也使用了这种生命的延续形式，使用了中介物的修辞。在这信念的声音中，诗人也时常流露出更哀伤的语调，面对这个世界无可奈何的变迁，诗人常常写出的是哀歌。吉狄马加在《彝人》和《无题》等诗章中表达了这样片刻的疑惑：“哦，消失的已经早已消失／剩下的只有瞬间的自己”。但诗人仍然摆脱不了一种神秘的诱惑，“在生命和时间之外／那个让我不安的人究竟是谁”？这一追问是吉狄马加诗歌中对生与死的追问，也是一种自我探询。
《老人谣》叙述一个沿着昔日的峡谷山路还乡的老人，记忆唤醒他的脚步。亲人们都已经离开人世，还乡的老人走的是一条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一切事物都不会停顿，一切都走在中途，一切都是一种生死之间的中介，一种中介般的存在，世间万物因其短暂而美好得令人哀伤。但这又是一个永恒的世界，这是同一个世界。吉狄马加的诗篇透露着彝族民间智慧，他像一个民间谣曲的传唱者，既歌颂美好的事物，爱和友情，也唱温情而悲凉的人世之歌。《故乡的火葬地》表达了诗人更加复杂的情感：“我听见远古的风／在这土地上最后消失／我听见一支古老的歌曲／从人的血液里流出后／在这土地上凝固成神奇的岩石”，“我看见那些／早已死去的亲人的灵魂／在这土地上游来游去／像一条自由的黑色的鲸”。
吉狄马加的许多诗篇常常是三段，每段都是一个主题的变奏。有时每一段后面括号里的句子是一字不差的重复，保持了其谣曲的性质，也是彝族经文的传统风格。这种重复似乎是某种集体声音深远的和声。但因为篇幅，我的引用通常是就语义着眼舍去了其他段落。
在短暂的人生的瞬间生与死之间，在这个我们只能片刻停留，短暂的爱之间，有纯粹的世俗事物吗？事实上，在彝族的传统认知方式中，或在他们的感觉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是中介与媒介，一切事物都处在两个世界之间，正像人生活于尘世的生命，正像人的难以捉摸的灵魂一样处于两个世界之间。正是这样一种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把属灵的特性给予这个看似纯然物质的世界。这种古老的智慧启迪我们，我们生活的世界既非纯然的尘世，也非天国，它是一个作为中介的世界，在生死之间。正如吉狄马加在《古里拉达的岩羊》中所表达的：“其实一切都在天上／通往神秘的永恒”。
五 母语与民族
现在我将谈谈吉狄马加诗篇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角色：毕摩，彝人的祭司。诗人这样描述了《毕摩的声音》：“你听见它的时候／它就在梦幻之上／如同一缕淡淡的青烟／为什么群山在这样的时候／才充满着永恒的寂静／这是谁的声音？它漂浮在人鬼之间／似乎已经远离了人的躯体／然而它却在真实与虚无中／同时用人和神的口说出了／生命与死亡的赞歌／当它呼喊太阳、星辰、河流和英雄的祖先／召唤神灵与超现实的力量／死去的生命便开始了复活！”
这是诗人“献给彝人的祭司”的颂歌，诗篇描述了毕摩的职能，人鬼之间或人神之间的中介者。毕摩的话语具有上达天界的力量，他的歌唱，他的送魂经，将死者超度到祖先所在地，成为部落和家族的守护神。毕摩首先是一种声音，在大凉山回荡，在一个族群的心灵中回响，毕摩的声音充满精神能量，在危机与悲哀的时刻传递着抚慰。《守望毕摩》也是“献给彝人的祭司”的诗篇，但却是一首具有现实危机感的哀歌或挽歌，如同一篇充满深情的悼词。
一种讲故事的能力就是理解人们的生活及其意义的能力，而这种叙事能力深深地依赖于语言。独特的民族语言及其叙述话语是一种独特的场所，是历史轨迹与命运的最终栖息之地。与彝人对毕摩的理解角度稍有不同，吉狄马加更注重毕摩的文化传承功能，而非只是其宗教功能。尽管二者之间有着深切的关联。在吉狄马加看来，毕摩这个特殊的知识人角色是母语及其奥秘的传承者，与生与死的叙述，与故事、史诗和民族记忆密切相关。诗篇中写道：“就在他渐渐消隐的午后／传统似乎已经被割裂／史诗的音符变得冰凉。”毕摩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也是其智慧与精神的化身。毕摩是一种中介话语的载体，他是一种灵性意识的体现者。毕摩就像传统社会的知识人一样，他以全部精力发展了人的神性潜能。这是一种以语言潜能为中介的能力。毕竟尘世生活的艰辛并不允许芸芸众生直接实践这样的生活。个人与社会在面临生存的各种危机经验，面临突发性的灾变时，深深地依赖一种宗教性的仪式和话语，而毕摩是这种象征性的仪式和话语的实践者。它化解悲哀，超度亡灵，给人们以精神安慰。
在吉狄马加对毕摩的颂歌与挽歌中，深刻地包含着诗人精神的自我理解，包含着对诗歌与诗人的精神谱系的自觉。作为一个彝族诗人在象征的意义上就是毕摩的现代继承人。诗人同毕摩一样，是一个族群的修辞学家，是语言的创造者，诗人在《被埋葬的词》一诗中所描述的就是这种继承人的事业：“我要寻找的词／是祭司梦幻的火／它能召唤逝去的先辈／它能感应万物的灵魂／／我要寻找／被埋葬的词／它是一个山地民族／通过母语，传授给子孙的／那些最隐秘的符号”。
这些诗篇具有哀悼的情感，但对于吉狄马加来说，哀悼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一种起点。这是吉狄马加诗歌的基础，是出发之地和回归之地。在吉狄马加的诗篇中，延续着祖先的神话话语及其化身修辞，祖先的每一个梦想都有后嗣，由于诗人，母语会在变形中再次哺育它的子嗣。诗人是那些被隐蔽、被遗忘、被延宕的象征符号的发掘者和阐释者。先辈的世界和它隐秘的符号，它们的传递较少是通过认知语言的学习，而较多较深地是通过习俗、无意识的和梦想的移情结果。诗歌话语，尤其是吉狄马加的化身修辞中，保持了这一秘密的移情形式。
注释：
①本文引用的诗歌均出自吉狄马加著：《吉狄马加的诗与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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