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实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实质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和实质
发端于西方世界的全球化潮流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当今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在开放世界条件下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它具有若干鲜明特征：
第一，它以科技全球化趋势为先导。科技全球化趋势突出是指：1.谋求科学技术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各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对各国政治、军事、外交、人们的活动方式与思想方式的作用日趋广泛、日益深刻。它成为各国实现现代化、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依托。2.当今科学技术革命的问题十分复杂，从科学技术发展的总趋势说，它一方面保持进一步分化和向微观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另一方面产生了向宏观、交叉、复杂、综合集成的新趋势。认识科技革命发展问题上的复杂性，不仅需要国家力量的组织和推动，而且需要各国进步力量的共同推进。3.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为科技知识迅速传播提供了条件。现今科学技术的国际性交流、合作与竞争的潮流蔚为壮观，世界技术贸易发展极快。当代科学技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因特网的使用，使先进的服务业（涉及银行、电讯、数据信息、保险、交通运输和大量的专业、商业、科学服务等）得到发展，而交通运输、电讯、银行、数据信息的发展，实现了资本对“空间最小化”的追求。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率，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国际贸易的扩大起了先导作用。
第二，它以金融国际化为核心。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金融国际化发展很快。其特点，一是国际流动资本数额巨大。据测算，在世界各地流动的国际流动资本达数十万亿美元之巨。二是国际投资形式增多，除直接国际投资外，还有以证券形式进行的规模急剧增长的间接投资。这不仅使各国的生产资本全球化了，而且使其借贷资本也走向国际化。三是资金交易规模空前扩大、传播速度空前加快。据测算，全球每天的外汇成交量达到13000亿美元。这是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在新的物质技术力量基础上，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业运作方式得到不断创新，互联网、“电子货币”的发展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四是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中占有明显优势。五是金融活动的风险性和投机性突出。现在遍及世界各地的数十万亿美元的国际流动资本，为寻找和追逐高额利润仅有2-3%用于直接生产和商品交易，其他绝大部分资本则流向金融投机。这样，金融垄断资本扰乱世界金融秩序的危险性就比任何时候都增大了。加之信息技术条件，一国的金融动荡很可能引发一个地区的金融动荡甚至波及全球。
第三，它以跨国公司为主要驱动力。在资本国际化中，产业资本国际化处于主体地位，跨国公司则是它的载体。现今全世界的跨国公司达4.4万家，海外分公司、子公司28万家。据统计，目前世界生产总值的1/3，对外直接投资的70%，贸易额的2/3，技术专利的80%均为跨国公司所拥有。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其中一家的资产额或销售额都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如美国的微软公司就拥有几千亿美元的资产。这些跨国公司以其资金、技术、管理和最新现代化科技的优势，不仅使多种产业的传统操作技术面临深刻危机，而且以其各种形式投资所拥有的金融管理权，垄断性地配置着全球资源，以多种形式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其中包括通过强化超国家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WTO、国际货币组织、削弱民族国家的力量，强迫发展中国家放弃部分政府责任，控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产业甚至整个经济命脉。
第四，它以全球规模的世界市场为纽带。现今，逐渐形成了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国家参与的真正世界市场。其联结的媒介也增多了，除了国际商品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有了更大发展外，还发展了国际技术流动、国际劳务流动等新的联结纽带，使全球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
第五，它以推行自由化政策作为发达国家胁迫发展中国家的新形式。80年代以来，采用自由贸易的国家越来越多，促使世界经济贸易进入新的增长时期。世界贸易自由化程度明显提高。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一直快于世界产出增长率。除了贸易自由化以外，还有经济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借贷自由化等等。自由化政策的加紧推行，虽有互联网和“电子货币”的发展在其间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些高科技成果只不过是资本利用来掠夺世界资源、追逐高额利润的工具，这里更主要的是，美、欧等少数发达国家的政府自己在厉行干预主义政策的同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利用其所控制的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代表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的要求，不断对发展中国家施以重压，驱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资本帐户的自由兑换等。它们以投资、贷款、援助等形式相要挟，胁迫发展中国家不断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修改国内的规章制度乃至发展经济的整个国策。总之是全面推行自由化政策，对外国资本的掠夺活动不加抵制、不加控制、不加干预、不予阻挠，任其所欲。这种具有强权政治性质的政策，给拉美、东亚、中东、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六，它由经济区域化伴随发展，又必然促进政治多极化的进程。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经济区域化的现象日趋突出。战后，法、德、意、荷、比、卢等西欧国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适应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要求，也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并更有力地刺激全欧洲的增长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1957年发起，通过欧洲煤钢共同体逐步发展，到1958年1月1日正式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到1986年共同体扩大为12个国家。20世纪6-70年代后，以欧共体为样板，逐步形成了中美洲共同市场、东盟（东南亚国家）、环太平洋地区和非洲的经济区域合作关系、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目前，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集团已达35个，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经济区域化和经济全球化均受各自的利益驱动，相互作用，进一步促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是受各自的利益驱动，在经济区域化、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必然推动政治多极化的发展。
第七，它既为发展中国家所参与，又为发展中国家所抗拒。经济全球化作为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发展趋势不可抗拒，发展中国家必然参与其间，乘机谋求发展；但是当今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是国际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不断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日益严重地侵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并且造成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故又必然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抗拒。事实上正如墨西哥《经济学家报》的评论所说，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一个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参与这一行动的阶层之广是空前的，从贫困大众到中小企业家，从知识分子到教会人士。[德]《世界报》2000年4月13日也指出：“全球化创造的财富越多，反对者的行动就越咄咄逼人。”[美]《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1月4日发表美国学者罗伯特·塞缪尔逊的文章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所以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只是其本质的表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什么呢？在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曾经出现过三种全球化，即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这三个阶段的全球化所不同的只是资本形态的变化，而没有改变资本关系的本质。现今经济全球化作为前三种资本形态的完备表现，其实质依然是资本剥削关系向全球的扩张。或如有的学者所说：西方强国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指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李慎明：《全球化与第三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这可以从以下方面作出说明：其一，经济全球化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要驱动力的。而跨国公司正是私营资本发展的最高级的形式，是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载体，是资本关系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的突出现象。若没有产业资本的国际化，就不会出现跨国公司，亦不会造就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之所以欲消除国界阻碍，谋求资本和贸易自由的“无国界性”，其目的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配置资源，获取最大利润；经济利益又总离不开政治利益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大垄断资本还总是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侵犯他国主权，通过控制别国的经济强行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所以经济全球化进程总是伴随西方现代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可见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正是垄断资本谋求控制全球的历史过程。
其二，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力求“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的表现。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揭露道：资本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产物，它要求“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6月中文版第2版，第275页）如果停止运动，不扩大积累、不扩大剥削范围，就不能生存下去。资本的这种本性决定它“总要力求催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6卷，下册，第33页）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开拓世界市场。由此，“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个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6月中文版第2版，第276页）这生动地描述了资本的扩张当时就要求超越一切国界，把整个地球作为它的活动舞台。
资本的扩张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即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马克思曾写道：“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第831页）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现今其内在规律的作用空前加剧了。今天资本主义的集中表现为：一是控制资本的权力者掌握着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如世界最富有的3个家族的财富总合超过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世界上200个最富有的人的资产超过了出于经济阶梯另一端的20亿人的财产总和。目前世界最大的7家银行资产额均超过6000亿美元。美国基金公司管理的储备金和养老金达8000亿美元之巨。二是企业兼并之风越刮越烈。据美国证券公司统计，从1999年1月1日至12月21日，全世界已宣布的企业收购和兼并案的交易总额达到了3.31万亿美元，近乎于1989年时的6倍。而近两年的大企业兼并，75%又是跨国公司之间的兼并。资本的集中不仅使财富日益迅速地集中到少数垄断寡头手中，而且十分明显地集中到美国垄断巨头手中。1999年，全球前1000家最大的公司中，美国占494家，前20强中，美国占17家。三是加强了资本权力对世界的控制和统治。这反映在多方面，诸如由跨国公司取代国家和政府的部分职能；跨国公司以消减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或者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相威胁，来保证自己获得国家订单、减税、降低工资成本和国家补贴。跨国公司为实现全球生产、贸易和移民，以便在各国之间转移资金和劳动力，还要求各国政府经济政策向趋同化方向发展；跨国公司由于控制了大部分国际贸易，各国政府真正能够管住的只是国内非流动资产。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重要性的增加，使管理世界经济的决策主体出现转移：从国家政府向私营部门的跨国公司转移；从单个国家向跨国公司的国际性机构转移。（参见赵汇：《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高校理论战线》2000年第10期）跨国公司还通过超国家的管理机构，控制和影响与其公司产品有关的全球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这包括贸易和投资的开放体制，全球度量衡的统一、全球交通通讯网络、资源、环境的管理，对跨国污染的控制、各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等等广泛的方面。这些都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集中已达到这种程度，全球生产、贸易和消费乃至世界政治已日趋控制、操纵在少数跨国公司的垄断巨头的手中。跨国公司的壮大反过来又加强了美国等西方强国政府的职能。
其三，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由于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为追求最高的剩余价值，总是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6卷，下册，第33页）这在今天集中表现为国际服务业的高度发展。人们注意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原来那种集中于大城市大工厂的生产方式、“夕阳产业”，已转移到了周边国家或半周边国家，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发展了极为先进的服务业。如喷气式飞机、卫星电缆电话通讯，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使用等等。先进服务业的发展，使人类的信息交往、物资、资金和人员的流通大大加快。这种技术成果的出现是由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冲动所推动的，目的在于“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使剩余价值的增殖能在最短的商品和资本流通时间中得以实现。它表明，现今资本已有相当强大的能力，能够将整个社会纳入自己控制的领域，以进一步获取新形式的剩余价值。它进一步表明现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是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
其四，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使世界经济中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性增加，这是国际金融资本成为破坏性力量的表现。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金融资本以对国际金融、目的国经济、政治的熟谙，增大了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各国金融资本不仅竞相角逐，谋取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优势，而且同资金数量庞大、投机性强的跨国公司结合，更加强了其垄断地位，成为国际金融中严重的破坏力量。跨国公司以谋求超额垄断利润为目标，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投机，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使其破坏力大大增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以至任何个人通过因特网亦可以直接进行世界性交往，也可以制造全球性的危机，更增大了世界市场受冲击的风险性。
特别是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广泛运用，可使巨额资金变成电子讯息，迅速流动于全球各个角落，使各国建立在国民经济活动基础之上的原有监管标准和措施难于适应，失去相应的控制力，由此酿成金融危机；金融流动工具的不断创新，加大了国际金融活动的投机性和易变性，由此增加了国际金融不稳和危机出现的频率，等等。世界经济中这些日趋增多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性，任何力量都难以控制，致使一些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并演变为政治危机造成国际社会动荡。这一切，正是国际金融资本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的表现。这种破坏力量是致命的。“它能够引起一种摧毁性的连锁反应，与原子武器相比，金融市场今天成了破坏稳定的更大危险。”（费利克斯·罗哈廷：《全球金融市场：必不可少的市场与风险》，《国际邮报》，1994年秋季，第46期）
其五，经济全球化过程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剥削关系发展的伴随物。经济全球化过程加剧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内部、不发达国家彼此之间的两级分化。如1998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28.86万亿美元。占世界人口约17%的24个发达国家，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79%；而占世界人口83%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1%。世界上20%最贫困人口今天只占有世界收入的1.1%。目前世界上前10位巨富的资产已达1330亿美元，相当于所有不发展国家国民收入的1.5倍。这种情况迫使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承认：“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人民日报》200年5月30日）
其六，国外舆论也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国际化。如：布热津斯基在论及全球化问题时就明确地写道：“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份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墨西哥《至上报》2000年5月25日发表的《新帝国主义》一文认为：“全球化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资本的集中越来越迅速，企业家的世界秩序正在逐步迫近，他们的世界权力与其企业的兼并规模成比例的资本的大联盟由于《多边投资协定》达到了高峰。一年之后，资本又在瑞士的达沃斯确立了自己的世界权力。”西方一些“新左派”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纷纷指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野蛮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是“西方化甚至美国化”、“帝国主义变种”。目前的因特网是一种信息帝国主义，世贸组织是市场帝国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金融帝国主义等等。他们认为，在全球统治方面，“如果没有美国也就不会存在”。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特点和政治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井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97页）因为“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布·马洛：《全球化、美国谋求霸权和基辛格的担心》，[德]《新德意志报》2000年7月22日）
以上说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即资本的国际化。
二、在应对经济全球化中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何在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发表的见解众多，可以说见仁见智。我以为这里的前提是要弄清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江泽民在1998年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曾经指出，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但各国在扩大开放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循序渐进，注重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他还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因而势必继续加大穷国与富国的发展差距。根本的出路在于努力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利于各国共同发展。”（《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9日）江泽民同志的论断为我们谋求正确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指出了大思路。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确实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和挑战犹如一个铜钱的两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正确应对全球化大趋势，更好地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思路应该是，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开展开放型经济，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走向世界；保持清醒认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方针。
关于第一点，首先要看到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一是历史昭示我们，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会挨打。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上，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导致国家和民族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并延续了268年。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光明日报2000年7月17日）邓小平也早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总结过中国历史上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和现代的历史经验。他指出：“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半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总之，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二是在世界历史的新发展中，关起门来搞现代化建设更不行。这是因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内涵不断更新的历史概念，如当今的现代化就融入了知识经济的内容。中国若关门搞建设，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通，就无所谓现代化。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有自己的特殊性，即要在一个世纪内（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走完发达国家曾用三个世纪完成的生产力领域里的两次革命：近代工业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实现工业化，进而现代化。这种加速过程，要求高密集的科学技术和充足的资金。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仅依靠自力更生是不行的。仅就科学技术而言，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取得粗放型增长，经济增长的80%左右是靠投入规模的扩大带动，而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提高的贡献只占20%左右。所以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落后，就必须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现代科学管理，走集约型经济增长道路，同时切实把贸易额的增长状况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以优势产业的发展为龙头，扩大出口创汇，借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飞腾。三是近2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目前，我国已经同22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合作伙伴关系。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206亿美元，1999年则达到360亿美元，增长了17.5倍，平均每年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比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出近8个百分点，在世界贸易中居第10位。从1993年至1998年，我国连续6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仅次于美国。伴随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外投资也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些对国内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8017.8亿元，自1997年起我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七位、发展中国家首位。许多主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或前列。1999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达15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现在我们已经初步步入小康社会。这些成就与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这种机遇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增长快于生产的增长、出口贸易、资本的国际流动和技术贸易等增长加快，且这种增长势头可能持续到下个世纪。世界资源可能得到优化配置，这就为我们有效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特别是利用国际信息资源和技术提供了便利条件，这对于弥补我国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不足，加速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建立高新技术的支柱产业以带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而且，更为突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即西方经济学家称谓“颠倒的经济依赖”现象突出。这种现象从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世界经济规模的资本增殖运动依次经过的购买、生产、出卖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在购买阶段上，西方发达国家普遍依赖第三世界的生产性资源，如对13种工业原材料的需要，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平均依赖程度达60%，欧共体达到90%，日本高达92%。对石油需要的进口，日本是99%，欧共体是96%，美国约45%。在生产阶段上，从70年代初起，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国外企业的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首次超过了母国的商品输出额。到80年代初，这种国外生产超出本国出口的情况，美国为4倍，日本为40%，西欧为25%以上。在出卖阶段上，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趋势，在战后发展很快，加深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流通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1990年出口占国内生产的比重，德国是36.4%，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小国依赖程度更高。美国20个重大贸易伙伴中有11个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11个国家和地区共占美国贸易总额的26%以上，占美国出口总额的近22%。（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9页）上述情况说明第三世界的市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盛衰关系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兴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若离开第三世界广大市场，就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列宁早就说过：“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际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也没有这样的国家。”（《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6页）当今的国际经济生活再次证明了列宁论断的科学性。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也作过论述：“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我过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谈这个问题，跟欧洲朋友、美国朋友也谈这个问题，他们脑子里也是装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06页）他还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私说：“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如果开发出来，可以更多地提供日本需要的东西。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同上书，第53页）他还进一步指出，“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同上书，第79页）这说明国际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扩大对外开放，这也正是我们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机遇。
面临发展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要善于克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国外霸权主义推行的强权政治。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动辄不仅借口“民主、自由、人权”，以“制裁”、“封锁”、“取消最惠国待遇”相威胁。而且顽固地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利益，侵犯其国家安全。对于这种阻力，一是要使搞霸权主义的人明白，“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同上书，第329页）。所以外国的威胁这一套并不高明；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封锁”、“制裁”中国，就等于“封锁”、“制裁”他们自己，缩小他们的市场。中国人从不怕孤立，不信邪，施以强权政治对中国无济于事。二是要发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作用，充分利用世界性组织积极参与对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正确引导和管理，改革其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惯例”即需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制定新的规则，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使国标体制中权利和义务平衡。将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导向世界各国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以趋利避害，有利于南北国家共同发展。三是要沉着应付，认真对待，关键是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
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根据这些年的经验，在战略上应注意三点。一是积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现在这种格局已经形成，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坚持全方位地利用国际市场、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与有重点地对外开放相统一。在当今国际社会，西方发达国家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具有资金、科技、管理、产业结构、外贸、人才等等优势，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而且是历史奇特演进的客观要求，即社会主义率先在中国这种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在较长时期内要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峙并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善于吸取、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和创造的文明成果，才能克服严峻的冲突和压力，得到生存和发展，最终实现超越。所以确定这样的重点不是主观任意的。但是，重点必须以全方位开放为基础。这是因为，在当今由21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有180个左右，范围广大，其人口亦占总人口的4/5，这一广大的市场是不容忽视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各有自己的优势，80年代以来，随着日趋开放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实施，经济有较大的发展，最不发达的国家数量在减少。从政治上说，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意义重大。此外，我国对外贸易过于集中于日本、美国、西欧等少数国家和地区，风险性也大。因此，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对于争取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保持我国外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二是以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为中心，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合理有效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的问题。20年来，我们在引进、利用外资方面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外商投资协议金额多、实际到位少；协议投资金额持续时间短，项目规模小；对引进缺乏正确导向和组织协调，对引进的外资、技术在管理上有不妥善之处，等等。这些都需要加以克服或改进。外贸的进出口在商品结构、质量、档次上亦存在待改善的问题，为外商提供国民待遇的原则也待逐步落实。今后，在对外经贸交往中必须坚持以质取胜，注意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用优惠政策吸收外资，鼓励先进技术进来。注意在政策上向大跨国公司倾斜，改变现在交通、能源部门、中西部地区投资不足的状况。三是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实施双向推进战略。所谓我国的比较优势，包括大市场、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以及诸如石油开发、内陆煤炭等优势。利用这种优势努力发展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以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问题的解决。所谓实施双向推进战略，既包括引进与走出的关系，也包括物质与文化的关系。关于引进，要坚持积极、合理、有效的原则，由以往的“两重（速度、数量）转向“三重”（结构、质量、效益），用明确的产业政策为导向，来解决外资的正确投向问题。特别是要注意用以鼓励和支持其企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大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质量。在开放领域上，除继续注重工业和贸易外，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诸如航空、货运代理、铁路、保险、法律资源、会计事务所等等行业。总之，应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公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1995年6月30日），以使外商投资更加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关于走出，要继续组织一批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出去投资办厂，发展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使其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关于物质和文化的关系，就是在引进外资技术、管理经验时，要重视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思想、艺术精品，同时要抵制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消极腐朽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对我们的侵蚀。对于现存的一些用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进行管理的企业，必须依法令其限期改进，以保护我国工人阶级的权益。
关于第二点，即保持清醒认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方针问题。
既然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国际化，那么在这种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各种社会关系向全世界扩展和延伸。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随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主义的一切运动规律力图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从而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针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负面影响，要求我们在扩大对外开放时，要认真研究邓小平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对外开放的理论，并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研究世界经济及其有关理论。在处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上，要按江泽民同志所说的，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绝不能把扩大对外开放变成仰赖国外，受制于人。实际上坚持独立自主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现在美国和欧盟都带头实行“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保护本国贸易上的利益而歧视他国的利益），法国人提出“必须要有一种经济爱国主义”、“要有真正的民族意识”、韩国人提倡“爱国主义”。据估计，现在欧盟用于保护制度的总费用达到6000亿美元／年。所以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更应如此。对于中国来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主，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312页）我以为邓小平这个论断以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英雄气慨，向我们讲明了在扩大开放中必须坚持的最根本原则。
这里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1)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的企图。我们在观察经济全球化时绝不能犯近视眼的错误，误认为经济全球化只是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而必须把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主导、操作的经济全球化同美国的“政治民主化”，乃至“全球战略”联系起来；(2)中国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难于发展。因此，“发展是硬道理”，我们要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加快发展。但是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有坚持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是只有前者“忽视社会动力机制”，后者“忽视社会平衡机制”的差异，而是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因此我们只能积极“参与”而不能被动地把中国的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3)不能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必须把国家的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最基础的是经济安全）放在首位，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并参与制定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开放什么，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放到怎样的程度，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循序渐进。不能放弃我国政府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主导权，笼统地提出与国际接轨，无原则地讲“保证国内各有关领域都严格执行国际规则。”必须坚持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惯例。(4)国际舆论压我们。国际舆论压力范围广泛，其中西方一些政要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幌子下，大加鼓噪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降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要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便利他们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这正如美国一位社会学家称：“美国流行文化的传播是长久以来人们为实现全球统一而作出的一连串努力中最近的一次行动。它代替了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徒推行的拉丁语以及（共产党政府推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98年10月25日《华盛顿邮报》）可见，美国没有淡化意识形态。这表明经济全球化绝不可能离开政治。
其次，在目前我国外贸、外资和外债都达到一定规模、对外经济依存较高的情况下，对外开放中对某些国家所抱的政治企图、附加的政治条件应有更高的警惕；对西方国家控制高精尖技术，在产品出口上以次充好，坑蒙欺骗行为应有有效的对策；对资本市场的开放，要与国内经济、金融体制的健全程度相适应，持谨慎的态度，避免受国际游资的炒作，爆发经济危机；人民币汇率，要在一定时期注意保持基本稳定；在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方面，要实行多元化战略。外贸出口市场不能过倚重美国，直接投资来源不能过于倚重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要注意采取包括调整一定税收政策在内的相应措施，拓宽吸收、利用外资的渠道。对国外大公司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应注重吸收，并注意消化和努力创新。国有大型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要统筹协调，制定得力措施，趋利避害，保持国有经济对关系国际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支配地位，注意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保护民族工业，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都曾长期实行高关税政策保护本国工业，坚决反对英国推行的损人利己的“自由贸易主义”。至今欧盟有效的平均关税为13%至15%，是官方的2到3倍。在有增长潜力的服务业领域并不开放市场。我们应注意这些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动向。在金融体制改革上，我们要按党的十五大以及继后历次重要会议的精神，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金融稳定和安全得到保证。对国内隐藏着的金融风险应继续予以高度重视，坚持采取得力措施予以解决，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在这方面，一定要吸取泰国在自由化压力下，过早地、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自我保护的屏障、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并由此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的教训。对外开放中还要重视国内市场的发展。在货币贬值，国际市场难做的形势下，要鼓励内需，鼓励人民买国产货，避免生产积压产品。此外，对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存在的经济效益不高、违反劳动法的现象以及发生的劳资纠纷应予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总之，在我们迈入21世纪的时候，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要始终坚持和努力实践邓小平的深刻指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们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这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世纪之交，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这具体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具体体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方针，坚持这一“建议”就能借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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