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与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发展趋势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跨世纪中国的国际背景
跨世纪，特别是千年跨世纪，对于全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们仍旧是一个谜。但是，每一个跨世纪的时期，都孕育着大的变革，因而被那些惧怕变革的人称为“世纪末”。四百年前，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三百年前，出现了蒸汽机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二百年前法国大革命横扫欧洲；一百年前出现了电力与核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继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内，人类自身的繁殖和发展，人类对自然控制能力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科技的发达和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联系的发展，都超过以往数千年的总和。
中国中期发展，不能离开国际背景。这是因为中国拥有核武器，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的人口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到2020年有可能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外贸居世界第十，加上香港台湾的经济力量，所谓“大中华经济圈”力量更大；如果考虑到海外5000万华人，5000亿美元资产的经济力量，都会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影响极大，而全人类的基本问题也与中国的问题息息相关。
21世纪人类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和平问题：20世纪是人类的战争世纪。130次战争死亡1.2亿人，超过1900年以前战争所有死亡的人数。21世纪的首要问题是，避免核战争，防止核扩散，直至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同时要控制局部战争，使人类能够通过谈判和妥协解决政治、宗教、领土和经济冲突。在这方面，需要各国的合作，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之间的合作。
——人口与发展问题：世界人口在20世纪的增长，超过过去所有世纪的总和。21世纪将从45亿增加到60亿以上，其中16亿居住在中国。人口的增长提出了发展的重大任务，但是负担着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却受到限制，世界性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大。
——资源问题：美国以其2亿多人口消费着世界四分之一的能源，而象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正在向美国式现代化标准看齐。按照目前的生产方式和增长速度，人类要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需要二十个地球。中国如果不能够及时转变生产方式，13亿人口的盲目发展将给本国和全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美国正在完成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前苏联和中国正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信息技术将改造整个生产和销售体系，跨国公司将削弱民族国家对经济国际化的阻碍。美国的城市居民正在进入郊区居住，而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却在大批进城。剧烈的结构变革和社会分化，将在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产生混乱与动荡不安。但是，信息革命和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将是最基本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二、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趋势
从1997年到本世纪末，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中国经济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经过三年的“软着陆”，目前中国经济已到“谷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其标志就是1996年两次降低利率。
利率的降低主要是随着物价指数的降低而进行的，除了刺激股市，减轻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中央财政的负担以外，并不具有更大的意义，货币发行量主要受到贷款额度的控制，对利率的弹性不大。中央货币当局“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正在从短期宏观调控的经济方针变成中期发展政策。
许多人把1997年回收香港和中共15大的政治事件看做是经济启动的契机，期待着类似1992年那样一个新高潮，未免过于不切实际。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降低，政府宏观调控是逆周期调节，而不是顺周期发动。1996年的降低利率虽然标志着新的经济周期开始，但是1997年的经济启动将是逐步的，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结构转换，而不可能依靠扩大货币发行来刺激。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平稳发展时期。预计未来三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9—10%，物价增长在8%左右，整个90年代平均增长11%，达到了日本6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长水平。在没有重大结构调整的情况下，经济无法硬性启动。
第二，农业的加强与稳定
在我国消费品物价指数中，粮食及其制品的指数占70%，因此，粮食价格成为物价走势最基本的因素。1992—1994年我国粮食市场价格上升200%，成为推动物价上升的主要因素。1995年粮食丰收， 达到9300亿斤的历史最高水平，增产了400亿斤。同时大量进口，1992—1994 年我国每年净出口粮食50亿斤左右，但是1995年竟然净进口360亿斤。 国内粮食供应增加了760亿斤，占总产量的8%，占市场粮食的25%左右。1996年继续取得粮食丰收，市场粮价平稳，给物价稳定创造了基础。后几年的农业稳定仍然是十分关键的问题，特别需要稳定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防止土地兼并；同时改善农业生产结构，增加粮食进口而发展水果、蔬菜、花卉的种植，提高农民收入。要保持较高的生产速度以吸收农民就业。
第三，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形成
我国9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新的消费热点形成，1992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工业生产能力，遇到了居民购买力特别农村收入低下的矛盾，出现了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产品积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则需要继续抓紧农业和基本设施建设，并通过住宅、汽车、通讯、旅游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带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我国城镇住宅人均10平方米，要达到2000年的20平方米，还要建筑上百亿平方米，我国房地产的发展遇到了结构性的矛盾。1995年商品房空置5000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54%。按国际经验，人均国民收入300—1000美元阶段应解决住宅问题， 关键是推行城镇住宅的商品化改革，预计近几年会有较大进展。日本1965年时的消费水平相当于中国目前水平，当时每千人小轿车32辆，中国如达到同样水平，私人轿车可达2800万辆。农用家庭汽车前景更加可观。阻碍住宅和汽车业发展的，主要是有钱单位购买抬高了价格，刺激了豪华住宅、汽车的生产和进口，从而出现相对过剩。因此改革必须深入，将市场需求主体从单位转变为居民家庭。
第四，人民币在稳定中实现自由兑换
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发展了全国外汇市场，并在1996年底实现了贸易项目的自由兑换。由于外贸的顺差和外资大量进入，造成外汇连续供大于求，改变了人民币汇率连续16年贬值的趋势。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过快，中央政府连续数年发行大量人民币收购外汇，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使得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增加，1997年回收香港以后，连同香港的外汇，外汇储备将超过2000亿美元。缓解外汇储备增加的办法，应该是提前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扩大海外投资，而不是在国内搞通货膨胀。
汇率的升值和出口政策的变化，促使我国的外贸结构和外贸体制发生改变。外资和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扩大了利用国外资源的比重；以国内经济稳定为代价换取出口刚性增长的计划体制已成历史，外贸日益成为国内总需求变动的产物；国家垄断外贸的体制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三年之内我国将放开外贸经营权；名义关税的降低和优惠政策的取消，使得名义关税和实际关税趋于一致，有效地减少了走私，从而有利于民族工业的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继续谋求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并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五，深层次改革势不可免
我国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在未来数年将充分暴露，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国有银行改革，利率市场化，政府职能转变及相关的社会政治改革。改革的动力已经十分充足，这是由于20年的改革，造就了多元化的社会主体。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经济活动的约束已经失效，单纯的所谓“加强行政管理”实际上只能加强腐败。后几年的深层改革，不是能不能改革的问题，而是自发改革还是自觉改革的问题。自觉改革，付出的社会成本较小，而拒绝改革，市场化的趋势将通过“失控、腐败和流失”自发地进行，改革的成本将大大增加。
国有企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在1992年首次降低到50%以下，目前降低到40%左右，在新增产值和出口中，非国有企业的贡献占到70%以上。1996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在非国有企业中的就业人数，超过了国有企业，在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共同竞争下，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势不可免。我国政府确定的“抓大放小”的方针，即顺应了这一趋势。预计占总产值三分之二，就业人数四分之三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将通过各种灵活的方式实现市场化改革，在改革中会提高社会生产的总体效益；竞争型的大型国有企业将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成为无主管部门的现代股份公司，垄断和服务型的国有企业将在政府有效管理之下，根据社会效益原则进行经营。
第六，证券市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几年的整顿，我国证券市场正在从试点走向发展阶段。
1996年以来，股票市场指数连续上升，反映了企业和居民对于九七经济前景的信心。但是临近年底股市暴涨，则是投机资本利用“九七题材”，散布虚假信息，操纵股票市场，特别是银行违规介入股市的结果。中国的股市仍然极不健全。中央证券管理当局采取严厉措施进行了控制。
中国股票证券市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对投机加以利用和控制。没有一定的投机，居民缺乏暴利刺激就不会进入，而投机过大，只能是少数不法券商获取暴利而使大多数股民被“套”，从投机者被动地、被强制地变成长期投资者。中国股市的这种过度投机性和长期投资的被动被迫性，大概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从长远看来，十二亿人口的现代化才刚刚开始，居民收入提高很快，融资渠道不足，必然向股市寻找出路，股民将以每年1000万人的速度增加。目前利用股市热潮加速企业上市特别是国有企业上市，加大国有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未尝不是一个解脱国有企业和银行压力的方法。政府应该在监管方面加大力度，坚决杜绝目前股市上严重存在的，单位使用信贷和投资资金炒股，证券营业部门利用股民资金炒股，制造虚假业绩散布虚假信息操纵舆论，透露内部信息和大户操纵等违规行为。
第七，历史上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90年代初，苏东瓦解，我国消除了北方的威胁；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处于相对的衰退和势力范围的收缩之中，但是在国际金融和信息革命方面仍然领先；中国处于上升的态势，但是有自己内部转型的问题，特别是有13亿人口的负担和严重的资源环境的制约，现代化的发展处于不稳定状态，国际战略格局正处于调整过程中。前苏联瓦解之后，国际战略格局由美苏两极变为一极主导下的多极化，即美国主导下的欧洲，日本，中国，俄罗斯，五极并存。美国仍将处于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的地位，即国际领导者的地位，而中国和俄罗斯加入WTO 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际规则。
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符合中国改革发展的利益，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维持香港繁荣的根本，是根据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保持香港的法制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台湾问题是未来非常危险的不确定因素之一，目前应该维持政治现状，集中力量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如果能够在海峡两岸保持和平稳定，一个“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将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最明显标志。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背景和制约条件
中国经济可望在21世纪初期，进入一个新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在80年代平均增长8%，90年代可望达到11%，未来20 年仍有潜力保持年增长9—10%，到2020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
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潜在因素是：
第一，深层次改革的实现继续促进中国的体制创新和利益转移，从而提高总的经济效益。国有企业和银行的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国有土地的转让和拍卖，国家对于经济垄断的削弱，公司和个人自由度的提高，新的利益集团的出现，都将提高中国总体生产力和经济效率。
第二，市场经济规则的完善将促进中国经济的有序化，减少制度摩擦成本。随着产权的逐步清晰、利益分化的完成和利益集团的成熟，必然要求以法律形式固定和维护其现有利益，由此结束中国改革初期的两种体制并存及其带来的混乱。市场经济的一整套法律和制度将逐步完善。
第三，教育投资将培养大批能够参加21世纪国际竞争的人才。多年来大量单位、家庭和个人的教育投资弥补了国家教育投资不足，海外留学首批人才已经学成并且方兴未艾。中国人的素质在学校里，在国内外，在市场上，在股市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物美价廉”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专利法的保护下，必定取得巨大的科技进步。
第四，农村人口的流动将使中国长期保持低成本的劳动力，从而保持国际竞争能力。如果政府和社会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比如取消城市户口，加强职业培训，完善职业和城市服务条件，减少中间环节，减少农民工进城的成本和混乱，农村劳动力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五，经济结构的转换促使我国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中西部开发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得国内具有持续不断的动力。中国人在基本解决了吃和穿的问题后，正在进入解决住和行的阶段。汽车工业代表工业发展的综合水平，而住宅建设将吸收大批剩余劳动力，二者都是高附加价值产品，将保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第六，社会和文化条件使得30%以上的储蓄率得以长期保持，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可以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如果金融改革配套进行，将大大提高中国人的购买力。
第七，国际经济的发展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是，潜在的经济增长因素能否变成现实，需要一个基本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首先，必须防止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个人口极多而资源不足的国家里实现现代化，不能允许出现象美国那样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中国目前要解决的，是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和3000万国有企业工人的生活问题，而未来50年要面对的，则是三大人口高峰一齐出现的人口爆炸的压力：总人口超过16亿，老龄人口超过3亿，过剩人口超过3亿。如何保证大多数人的就业和基本生活，不能够说已经解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未来5—10年， 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和两极分化可能以加速度增长，包括城乡分化，贫富分化，阶层分化，东西分化和代际分化，出现权力垄断，贫困人口，腐败现象，治安恶化，道德不良，破环经济发展的基本秩序。
其次，必须防止信用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目前我国国家银行的不良资产越来越多，资金脱离国家银行体系体外循环已经达到50%，债务链条越来越长，信用程度越来越差，在突发因素的影响下，可能引起信用危机和对银行的挤兑。这样会迫使中国实行“休克”，重新加强经济社会控制，使改革开放全面倒退。
再次，必须防止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高投资，低效益的增长方式，所引起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将很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不可能。在短短20年内，转变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条件协调起来，是全球性的问题，而在中国最为困难。
最后，必须利用和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21世纪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是中美关系。一个最多人口，最大经济总量的亚洲大国，和一个拥有最丰富资源，最高科技军事能力的世界超级大国，能否和平相处于同一国际规则之中，不仅关系两国根本利益，而且关系全球和平与发展。
因此，中国必须争取宝贵的20年高速增长时机，避免外部冲突。
上述四点的核心，是为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创造一个稳定发展环境，而达到上述目标的关键，在于利用本世纪末的几年时间深化改革，根除权力与市场的结合，控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跨世纪的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过渡的关键时期，有没有足够的理性和创造力，是对中国人的真正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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