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逻辑谱系维度上审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发现它是一个复杂的和颇具吊诡意义的存在。马克思对“实践”内涵的深刻把握，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青年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话语实践，到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具有批判的、革命的社会实践，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矛盾运动的物质生产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里，“实践”具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个体实践和社会实践，比较起来看，社会实践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从逻辑谱系维度上审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发展。
关键词：实践；对象化劳动；个体实践；社会实践；历史唯物主义
从《博士论文》到《资本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文本当中，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有着不同的理论内涵与价值指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审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一个内含丰富的、极其复杂的和颇具吊诡的概念存在，它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然而，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度以来，许多人将“实践”概念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阐释为“实践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概念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中介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终极性的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能够统摄“实践”概念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实践”的异化以及扬弃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个笔记本”里，马克思使用了“实践”的概念。有学者指出：“《1844年手稿》的核心概念恰恰是‘实践’而不是‘异化’。”①在这里，马克思将其视为异化劳动的另一种话语表达，从“实践”的角度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论证。马克思指出：“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②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第272页。在文本中，马克思所说的“实践领域”其实是指人的对象化劳动实践，以及通过人的对象化劳动实践进而实现劳动异化的扬弃。也就是说，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其实就是“实践”异化的表现形式。
对于副中心周边存在农村公路与向城市道路转变的情况[11]，需要将这部分农村公路的规划体系进行重新界定，如可以将城市副中心周边的农村公路定义为广义上的城市支线，进而对相关的农村公路进行市政化改造.
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普遍表现，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劳动处于异化状态，人的实践的异化是与异化劳动并列，并且，人的自我异化也是通过人与人的异化的实践得以表现出来：“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0页。人的对象化劳动也即人的异化劳动，也就是人的真实的实践活动本身。在这里，马克思花了大量的笔墨对人的对象化劳动进行了论述，目的就是为了凸显人的实践异化，以及克服这一异化的途径。显然，马克思这里的“实践”不是后来1845年春天语境中的那个处于社会关系中的、革命的、批判的社会实践。毋宁说，它更多的指向一种对象化劳动的控诉，以及人自身如何摆脱这一对象化劳动、进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或者说，马克思指出了人摆脱异化实践的途径，即“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者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活动。”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1页。这种表述和马克思的另一个表达具有相同的意思：“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过程其实就是人的对象化的劳动过程，“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人只有通过自我的对象化劳动，进而在此基础上消除异化，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回归真实的“实践”本身，换句话说，异化的实践活动的消除必须借助于私有财产的运动过程本身才能实现，资本自身为资本消除障碍，开辟道路：“不难看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页。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将私有财产的运动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来看待，认为实践逻辑基础上的异化劳动的缘由就是由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因而，要想扬弃和消除异化，达到符合人类的类本质的“共产主义”状态，只有借助于人的对象化劳动也即实践本身得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8页。不难看出，此时的马克思心里，“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唯有通过对象化劳动，也即“实践”才能根本解决。在“第三笔记本”里，原来处于分裂状态的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已经重叠在一起了，也正因如此，“工业的历史”和“自然科学”的基本认识路径只能是“实践”逻辑而不能是其他的东西。显然，这个思路与费尔巴哈的思路已经明显不同了，前者的人本主义的异化批判思路在此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实证”式的研究结论。马克思认为，因为“从拜物教就可以看出，理论之谜的解答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7页。。
(3)技术要素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全球化规模。在传统伦理学中，关于行为和后果的伦理判断与现代技术背景下的判断之间一个最为重要的区别是量。现代技术实践的规模和效果，在量上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按照密尔在功利主义论证中的说法，现代技术下的伦理学实践，需要在苦乐的量、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重新思考，需要将这种完全附加的、新型的维度带入伦理计算价值的框架中。[26]因为人类技术能力的运用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迅猛发展，以长远、未来和全球化的视野探究我们的日常的、世俗—实践性决断是一个伦理的创举，这是技术让我们承担的责任。[27]
能动的革命的创造性的实践在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是马克思费尔巴哈实践观批判的结果，也是他对青年黑格尔的思想进行清算的重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重点指出了“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实践的重要意义，“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此时，马克思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了仅仅靠自我意识来改变世界的无力。他认为，《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概念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反对词句的层面上，“现实的个人”就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的。当然，这个“现实的个人”，已经指向了处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因此，马克思眼中的实践概念，已经包含着革命性的内涵了，它摆脱了之前的那种描述性的认识视角和实证性的研究，走向了革命性、能动性的研究视角。为此，马克思还再次研究了“市民社会”的内涵，从物质生产的现实生产过程出发，来揭示历史的基础与动力。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人的理念运动或主观意志，而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及其结果。当然，生产力与交往形式本身是一对矛盾关系，而不是实证的关系。这种历史观表明，理解实践的内涵，决不能从观念或者意识出发，否则就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人类社会之所以会不断向前发展，其根源正是在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也就是说，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本身，而不是观念或者意识本身。
二、“实践”是革命的、能动的、批判的社会实践
然而在动物世界中，有一些动物可是天生的长鼻子，与说谎毫无关系。比如，大象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鼻子，可以卷起食物，可以吸水洗澡，还可以抵御敌人，用处可大了！那么，除了大象，动物界还有谁也有“长鼻子”呢？
虽然只是“交往形式”而不是“社会关系”，但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视角马克思此时已经具备了。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才可能充分发展起来，否则只是空谈。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交往形式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社会历史发展才获得了充分的动力支撑。当交往形式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桎梏，使得社会发展处于缓慢状态。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不能从根本上说清楚“现实的人”的实质，换句话说，还不能看到“现实的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最终又会走向何处。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此时所讲的社会实践的主体维度相当于费尔巴哈的以直观的方式所看到的冷冰冰的事实本身，它并不具有主体方面的解放维度。如果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研究实践主体本身，无疑降低了费尔巴哈的思想。马克思认为，虽然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也在研究市民社会，但是他却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因此，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一样都不了解实践本身所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意义。《提纲》里有三个要点和关键词：实践（第一条）、社会关系（第六条）和革命（第十一条）。遗憾的是，在当前的学术界，有些人经常将这几个关键词割裂起来理解《提纲》，也即仅仅盯着第一条不放，因此对第一条的理解很不透彻。他们认为费尔巴哈在此强调的核心话语就是实践，因此，此时马克思所做的工作也仅仅是批判费尔巴哈的实践观。
批判了费尔巴哈生物学意义的实践观，以及对以往所有哲学的实践观进行了一个总体清算之后，马克思就在一个新的理论地基上开展自己的研究，一步步将问题向纵深处推进。在《提纲》之后，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又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初步建构的标志性著作。从根本上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的阐述，对费尔巴哈、鲍威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判，指出了这一思潮的假社会主义性质。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阐述了唯物主义的实践特性，指出了人类解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非思想与观念活动的过程，分工带来人的异化以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带来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没有了革命性的、能动性的创造活动，人类社会发展就变成不可能：“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正是由于这种革命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才能存在并延续下去，获得不竭的动力与源泉。如果没有这种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三、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关系
利己主义实践观的批判，需要借助于一个新的世界观才能完成。此时，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社会实践概念，是费尔巴哈的利己主义实践观所无法理解的。马克思的实践观，类似于《评李斯特》中的“社会的物质活动”，毋宁说，这个“实践”是社会关系中的主体的能动的实践活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它具有不自由性和非社会性。但同时，正是不自由性和非社会性的“实践”，不断累积废除和超越私有财产的力量与可能性。因此，在《提纲》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已经不是费尔巴哈语境下的个体的自由活动的实践，也不是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那个基于社会内在矛盾推动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马克思已经看到，费尔巴哈眼中的那个处于人际关系当中的实践观是有害的和肤浅的，现实的人，都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而这种社会关系是处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当中的，决不是抽象的。据此，马克思指出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费尔巴哈眼中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表达，这种表达意味着是人创造了上帝，然而基督教却不这么认为，神其实是人创造的，宗教的基础是世俗的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做到了前半句的指示，却没有做到最后一句话所指向的要求。费尔巴哈之所以认为是人创造了上帝，是因为他看到了功利世界让人失去了爱，他不是从宗教自我矛盾运动本身去认识宗教，而是从“世俗基础”即第六条中所指出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本身去理解宗教，也即用世俗基础的“所用”与“现有”的矛盾的分离来说明。
总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践”的根本指向是人实现自己的类本质的一种自我运动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异化状态的消除与“共产主义”状态的回归。缺失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理论关照，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的研究视角，而过多地依赖对实践的对象化劳动内容的研究，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就成为一种远离社会关系的抽象的实践，“实践”也就成为一种抽象的人性理论，无法获得历史的厚重感与真实感。因此，对于异化的劳动关系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过程的认识，是马克思随着自己研究视角的深入而逐渐获得的。
从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谈论人的实践，马克思其实与费尔巴哈的人性论的思路没有异质的区别，要想从根本上批判费尔巴哈，还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是自从写作《神圣家族》和《评李斯特》后，马克思的认识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感性直观的实践之所以有缺陷，就在于它不能将实践置于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当中来看待实践，而是形而上学地简单化地理解实践。基于此，马克思开始针对费尔巴哈的问题，寻找批判费尔巴哈的科学路径。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产生不满后，就着手开始批判费尔巴哈的实践观，于是，马克思开始研究施蒂纳的思想。因为在当时，施蒂纳与费尔巴哈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观点表达了不满。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激发了此时的马克思，促使他想站在一个更高的理论高度来批判费尔巴哈。因为在施蒂纳那里，实践是单个人的利己主义者的实践；而在马克思那里，物质生产实践却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
立足于对实践的新的认识，对费尔巴哈的实践观进行批判，也是对以往所有的实践观进行一个总体的清算，其实就是马克思接下来准备做的工作。立足于人性角度的实践观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肤浅的和不深刻的。立足于此，马克思开始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的所有的实践观展开了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在这里，很容易发现，费尔巴哈眼中的那个生物体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根植于社会现实生活当中的人，这里的实践概念，也是根植于社会生活当中的现实的实践。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马克思基于对社会存在与发展动力与前提的判断，将研究的方向指向了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最终结果，这个最终结果不再表现为物化的关系，而是人的关系的现实表现，同时，它也是人从不自由走向自由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到了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异化的状态，而是自由自觉的状态。劳动真正成为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体现，而且，人们从事这种职业的社会关系本身也不再是异化状态，这时，劳动承载着人的幸福与人的期待，是一种自由自觉的状态。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是一个过程，它需要人们能动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才能实现。因此，能动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观，仍然是马克思极为强调的内容。费尔巴哈就看不到这一点，将共产主义社会当成一个纯粹客观性的、没有任何价值因素指向的存在。因此，共产主义是一种“必然”语境下的社会理想，显然，这种看法是有缺陷的。自始至终，马克思的思想渗透着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他的早期的人性论与人本主义虽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从最终意义上看，历史唯物主义才是他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与把握世界的一把“钥匙”，而不是伦理主义的视角。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眼中的实践，决不是黑格尔唯心史观视野下的实践，也不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语境下的消极的被动的实践，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理论平台之上的实践，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层面上的实践。这种实践观既不是纯粹道德意义上的人的实践，也不是消极地、被动地适应环境的实践，而是指向一种现实性的革命运动，在这个现实性的革命性的运动过程中，人类社会在矛盾中不断向前发展。
四、结 论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逻辑谱系维度的梳理与审视，可以发现，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不同时期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学者提出要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以更加凸显“实践”的重要性。的确，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面对资本主义这个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工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实践行动来推翻这个世界，基于此，必须将实践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来看待：“然而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无非是资本本身的这种运动……因为他体现着关系的肯定的统治的一方，所以这些矛盾并不使他不安，相反，只有处在这些矛盾中间，他们才感到美好，而受这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则只是处在这种关系的另一极上，是被压迫的一方，实践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即是说，无论怎样，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它却终究无法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位置。只有把实践理解为一种革命的批判的社会实践，才会领悟到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实践本身的吊诡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决不是人的实践能力越强，人的自由自主性就越大，相反，一个人的实践能力越强，他受剥削的程度就越大，他的异化程度也就越深。因而，这个实践决不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一个充满吊诡的矛盾多端的概念。过去经常将实践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行动过程，这样一来就隐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即这一概念往往凸显个体实践的能动作用，却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个体实践的重要作用。斯密的实践只是个体实践概念，无法凸显出实践本身内涵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特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革命与社会关系是内在统一的，实践只有在这三个关系当中才能凸显出来，它必须完成批判性与革命性的任务。当1845年春天完成批判费尔巴哈的任务后，马克思已经将实践概念理解为具有革命、批判维度的“实践”了。“实践”在当下的一个表现是“顶层设计”与个体主动性实践创造的一个有机统一。在今天，人们从社会能动实践中获得的“顶层设计”，又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实践的矛盾性，这是有原则的实践的当代表现。在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下，“顶层设计”就是遵循客观规律、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救援过程中，地面遥操纵者的精神会长时间处于高度集中状态。互联网智能系统可以使操作更加简便，操纵者的紧张状态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对搜救机器人的操作也会变得加高效，从而更好更快地完成救援任务。在互联网智能系统的帮助下，遥操纵者可以快速直观地获取到灾难现场被困者的生命体征信息、搜救机器人的位置信息等，为下一步行动提供依据，从而安全高效的完成作业。这时，搜救已经不再是操纵者单方面的控制机器人了，而是二者相辅相成的执行并完成任务。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9）03—0024—05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海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项目号：14BKS04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 希，女，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列主义价值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①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责任编辑：谢雨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