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登#183;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对新历史主义小说批评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怀特论文,历史主义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批评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2-0127-05
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蔚为大观，其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和叙事策略颇引人注目。新历史主义小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可以借助新历史主义来批评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代表海登·怀特的理论在历史和文学两个领域都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且怀特的理论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他分析历史话语的方法也可借用到文学批评中。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历史与虚构的关系、历史真实性和文学真实性等问题上，怀特的理论对评析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一、历史与虚构的关系
怀特反对传统上认为历史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和令人满意的稳定性、历史修撰能够用叙述体的形式真实地把历史事件呈现在话语里的观点。他指出，由于“过去”这个客体本身是不可再现的，人们只有通过“想象的”方式来使它再现于意识或话语之中，所以一切历史再现都不可避免地含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历史”不等于纯然客观和中立的“过去”，历史联结和沟通了过去和现在。而且“历史”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被人们接触到，人们的历史经验与历史话语是分不开的，所以历史“甚至从根本上是由一种独特的书写话语与过去相协调的一种关系”①。
怀特认为历史话语实质上也和文学话语一样是虚构的，具有比喻的维度，也含有修辞的和想象的成分。历史话语是具有双重指向的符号系统，特别是历史叙事，同时指向叙事中所描写的一组事件和特定的历史故事类型两个方面。所以历史话语表面上只是简单地再现事件，实际上却比喻地隐含了多重阐释。由于历史话语实质上和文学话语一样同时产生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话语本身就是事实和意义的实际综合，所以阐释和事实在话语中是扭结在一起的，所有的历史再现都不可能“按照本来面目”再现历史事件。历史叙述所再现的事件可以是“真实的”和“客观发生过的”，但事件组成完整的故事并产生特定意义却必定是文化的和人为的。人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叙述历史，也就赋予了历史以不同的性质和意义。
承认历史叙事具有虚构性，强调历史的文本性，文本中的“历史”必然带有叙事者的主观因素，有多少种叙述就有多少种“历史”，这样，传统的“大历史”(即权威、正统的历史)被拆解成无数的“小历史”(民间的、个人的历史)。既然所有的历史话语都具有虚构成分，那么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就大可怀疑，而正统历史著作和传统历史小说的阶级性、功利性和意识形态性昭然若揭。既然历史是多元的，那么人人都可以不满于正统的历史，都有权力叙述自己所理解的历史。
传统历史小说和“红色经典叙事”(即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采用“正史视角”将历史演绎化，写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其背后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线性发展进步的、理性的并具有因果规律。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则相反，采用“民间视角”以及个人化和感性化的叙述，热衷于描述历史的荒诞性、偶然性、多重性和张扬人的本能欲望，这种特点背后的精神实质正是质疑官方历史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否定传统的理性历史观②。尽管每部小说中呈现的具体历史观有别，新历史主义小说共同反对传统历史小说的“春秋笔法”的大一统立场带来的单一性和片面性，书写形形色色的“小历史”，力图接近历史的“本然状态”或作者所理解的“真实”。
怀特还提出，由于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内在地包含虚构性和主观因素，历史与虚构的关系就需要重新思考，传统的历史“真实”观念和人们关于逼真地再现历史的观念都必须改变。这样，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以“虚构历史”来否定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真实性和价值。当然，小说叙事的真实性比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更为复杂，如果要评价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真实性，至少要涉及历史真实性和文学真实性两个方面。
二、历史的真实性
历史话语不可避免地包含虚构和主观的成分，那么“历史”是否因此就没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了呢？怀特通过分析历史话语的结构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怀特指出，历史叙事是一个结构复杂的多层次话语结构和认知模式，他借用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建构的双重二元模式来分析历史话语：③
从以上话语模式可以看出，特定系列的历史事件的“故事”在话语“内容的形式”层面上展开，而情节建构则在“表达的本质”层面上运作。这样，历史故事可以因为“内容的形式”(讲述的故事)与历史指涉物的形式(历时排列的事件)之间的“对立”而被认为是真实的。而讲述的故事通过在“表达的本质”层面上赋予历史事件的情节类型的结构而赋予这些事件以比喻意义，即意识形态的解释意义。讲述的故事根据其“事实性”来评估，而用来产生对事件阐释的情节类型则应据其逼真性来评估。所以历史叙事话语在叙述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同时，也产生比喻意义；只不过历史话语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和想象性存在于语言的不同层面上。可以说，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修撰有两种真实：实际的真实和比喻的真实。这两种真实都是历史修撰的目的，而其中，比喻的真实即历史话语中暗含的阐释，才是历史修撰的主要目的，“历史话语并不生产关于过去的新的信息……历史话语所生产的东西是对历史学家所掌握的关于过去的任何信息和知识的阐释”④。
怀特强调，虚构不等于虚假，历史话语具有虚构性并不能否定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历史文本讲述的“事件”必须是真实的而不能虚构，虚构只是在用语言对事件进行综合阐释的层面上。而在对事件进行综合阐释的层面上，也还有“比喻的真实”，即对这些事件的再现可以有多种方式，但必须是符合特定时代社会的公共伦理标准和审美趣味的叙事才被认为是“真实的”。但是怀特又指出，社会的伦理标准和审美趣味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深刻的变化，所以判断历史叙事“真实”的标准本身是不稳定的。
怀特过于强调历史话语的虚构性的方面而忽视其客观性的方面，过于强调历史叙事的意义和阐释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而忽视历史叙事意义的公共性，过于强调作为判断不同历史叙事的标准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审美趣味的变化性而忽视其稳定性。根据这种思路，很容易走向历史叙事意义的随意性，甚至可能导致意义的消解，从而滑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怀特虽然没有否认先于文本存在的历史客体，但是他的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历史的严肃性和深度，为混淆历史与文本、真实与虚构大开方便之门。怀特理论的缺陷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得到了回响。这些小说也同样是过于强调历史的主观性和虚构性，太过热衷于描写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以致损害了其历史真实性。
当然，新历史主义小说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笔者认为，以涉及史实的程度来划分，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涉抗日战争等真实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仍然呈现出连续性和一定的因果关系，作者以严肃的态度试图重新解释历史和探寻历史发展的复杂因素的作品，例如张炜的《古船》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第二类是所谓的“先锋历史小说”，如格非的《迷舟》、《青黄》、《大年》等，这些小说基本上不指涉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历史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出现，这些小说在对历史的“复杂合力”的解释上无限夸大个人欲望、偶然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事件之间的因果链被完全解构，历史失去连续性和稳定性，变得破碎而模糊不清；第三类是可以称为“游戏历史”或“消费历史”的小说，以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为代表，这些小说完全不受史实约束，不顾真实性原则，历史变成了作家随意打破和揉捏的道具，实际上变成了遗忘历史的狂欢。
如何去评价这些小说的“历史真实性”？怀特对历史话语的结构分析提示我们：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分为实际的真实和比喻的真实，那么真实性的标准至少也有“事实性”和“逼真性”两个方面，即叙述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及叙述中产生的比喻意义要符合社会的公共伦理标准和审美趣味。
显然，在“事实性”方面，第一类新历史主义小说还谈得上有些真实性，后两类的真实性都很弱。在后两类小说中历史的客观性被放逐，历史失去了确定性而变得无法辨认，这些小说强烈的怀疑精神和个人色彩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是反历史的。
而在“逼真性”方面，几乎所有的新历史主义小说都在挑战当代社会认可的标准的限度。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大量充斥着对性与暴力的描写、对人性阴暗面的描绘和对命运无常的感叹，这些显然都有悖于我国的伦理道德标准和审美趣味，也因此新历史主义小说曾受到批评界的严厉批判。另外，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对历史偶然性和荒诞性的青睐，显然也走向了极端，以至于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失去了理性意义和连续性，变成了人的欲望和残酷命运阴差阳错的结合物⑤。辩证地说，历史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历史既是连续的又是非连续性的，过于强调哪一端都不符合实际，这也是今天人们对历史的普遍认识。所以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对历史的解释方面是对传统历史小说和“红色经典叙事”的矫枉过正，新历史主义小说把历史看得过于非理性，而传统历史小说和红色经典叙事则把历史看得过于理性，都是偏颇的。
可见在“事实性”和“逼真性”两方面，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真实性都很薄弱。但是却不能因此就匆忙认定新历史主义小说完全不具有真实性，还需要探讨这些小说的文学真实性问题。
三、文学的真实性
依怀特之见，历史真实性与语言再现现实的能力和对事件意义的揭示有关，而语言再现现实和揭示意义的能力，正是由文学再现模式提供的。
由于历史话语具有比喻维度和修辞想象成分，所有的历史话语都产生阐释，正是话语再现活动让作为叙述者的历史学家具有了赋予他们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以各种不同的意义并引导读者如何去理解这些事件的权力。
历史学家在修撰史书时运用与文学创作手段相同的情节编排方法(如凝缩材料和移置事实等)，来选择和修改历史记录中的事件使之适应故事形式的要求，从而把某一系列历史事件构造成为一个故事。把“事件”构造成“故事”，实际上就是把历史学家所处的文化中的某种情节类型强加于历史事件之上，从而赋予了事件系列以一种表面的连贯性，赋予了作为特定故事的要素的历史事件以特定的意义。另外，历史学家在对一组历史事件进行情节编排以把它们叙述成一个故事的同时，必然赋予这些事件以总体意义或主旨，这种意义或主旨就是认识论(知识性)和伦理学(价值性)上的涵义，即论证解释和意识形态含义的解释。所以怀特认为至少有三种阐释策略进入了历史修撰之中：美学的(在对叙事策略的选择上)，认识论的(在对论证模式的选择上)，和伦理学的(在让特定再现对理解现存社会问题具有意识形态含义的策略的选择上)。怀特在研究十九世纪的历史著作中发现上述三种阐释模式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他认定以上三个层面的阐释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四重结构，这个四重结构见下表：
历史阐释模式同源性树图：⑥
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含义模式
罗曼司
形式论的 无政府主义的
喜剧有机论的 保守的
悲剧机械论的 激进的
讽刺语境论的 自由的
这样，历史学家选择某种情节编排模式去把历史事件构造成故事的同时，也就使用了相对应的论证模式并在叙述中暗藏了相应的意识形态含义。
怀特强调，事件的序列可以不偏不倚采取罗曼司、喜剧、悲剧或讽刺的模式来编排成故事，同一序列的事件可以被编排成不同的故事从而得到不同的解释，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和性质。至于选择什么样的情节结构来把历史事件建构成故事，是由历史学家主观决定的，是非逻辑的和相对自由的。怀特否认事件本身可以规定叙述的性质，他认为用任何模式来编排和叙述历史都是可能的，至于如何在不同的叙述中仲裁，怀特认为惟一的标准是伦理和美学标准，即叙事要符合一定时代的道德规范和审美趣味。所以历史“真实”的观念中既包含了历史叙述的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也包含了历史学家和读者的主观性以及特定时代社会的公共伦理标准和审美趣味，而后者都会随着社会发展发生深刻的变化。
怀特把叙事意义的生成活动变得去神秘化，他对历史叙事中的阐释因素的考察说明，故事类型(文学形式)本身就具有构造意义的功能。从这一点上看，新历史主义小说特别是其中的先锋历史小说大搞形式创新，在叙事策略上反传统，跟新历史主义小说要表达的不同于传统的历史观密切相关。
这里可以做一个比较：“三红一创”这类“红色经典叙事”主要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悲剧模式编排史实，其背后正是对历史因果律和历史进步的坚定信念，这恰恰对应了怀特所说的机械论的论证模式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含义。虽然小说不像历史叙事那样需要严格的论证，但是小说也同样具有认识论功能，特别是历史小说要对历史做出解释，所以历史小说也必然隐含着一定的论证模式。机械论的论证模式通过将某种局部的法则确定为“原因”来解释作为“结果”的其他部分——历史的因果律，而激进的意识形态则要求改变和瓦解现状——民生疾苦国难当头所以需要“革命”。“红色经典叙事”和怀特所分析的十九世纪的西方传统历史文本同属于“现实主义”的拟实性叙事，故而可以比较恰切地对应怀特的阐释模式亲和关系。现实主义的故事类型所隐喻的意义也是传统的经验和对世界的认识，所以“红色经典叙事”非常符合其产生之时的“社会伦理准则和审美趣味”。但是传统的历史观到了二十世纪末遭到了普遍质疑，新历史主义小说要表达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要达到颠覆传统的历史观的效果，当然需要借助新的文学叙事方法。新历史主义小说多用反讽和戏仿手法，把所叙述的事件编排成闹剧或荒诞剧，无论是叙事策略还是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都完全溢出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和阐释模式的范围，具有很强的先锋性和现代主义特点。这里又涉及文学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问题。
按照怀特的考察，西方传统的历史叙事，至少是自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叙事，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再现模式，而这种再现模式秉承的是西方古老的摹仿论，认为历史故事和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和自然的。怀特针锋相对地指出，用语言来摹仿现实就一定会扭曲话语所再现的现实，历史故事属于话语秩序，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编码活动的产物。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再现模式在再现诸如“纳粹主义与大屠杀”这类极端事件时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源于一种过分依赖现实主义的话语概念，而以十九世纪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又不足以再现大屠杀这种二十世纪的新现象。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具有阐释因素，“真实”的陈述与事件意义的揭示相关。正是由于现实主义的再现模式难以充分揭示大屠杀的意义，才不能充分地描写大屠杀这样的现象。既然历史话语本质上与文学话语相同，历史叙述也应该和文学一起发展。文学的现代主义是试图再现现代历史现实的结果，是对二十世纪的现实的文化回应，以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所以对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的再现要求一种现代主义风格，新的历史叙事应该引入现代主义再现模式，相应的，我们关于再现历史的“真实性”的观念也需要随之改变。⑦
但是“真实性”的观念应该如何改变？怀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只是指出，现代主义并不是对现实主义的拒斥和对历史的摒弃，而是对一种新形式的历史现实的展望，所以新的历史再现的“真实性”的方向在文学的现代主义实践之中，在现代主义风格的发展之中。
如果承认怀特的看法，历史真实性与语言再现现实的能力和对事件意义的揭示有关，历史总是用语言协调过去与现在的一种努力；那么文学更是敏感于现实的变化，努力创造新的形式来揭示当代世界的真实状况和当代人对历史的认识。文学的先锋形式实验，正是为了探索能够容纳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体验并表达超越传统的意义的形式，正是为了提高语言再现现实和揭示意义的能力。这也就是文学先锋实验最大的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历史主义小说那些反传统的历史叙事，也是在探索适合于表现新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学形式，这种探索还远没有结束。
正如怀特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的现实包括希特勒主义、最终审判、全面战争、核污染、大规模饥饿以及生态自杀等现象，这些新现象是如此地不同于以往世代，二十世纪的人们所认识和体验到的现实远不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再现模式所能表达。人在这些新现象面前无疑深刻地体会到自身的渺小无力和生活的荒诞无常，从这一点上看，新历史主义小说确实以艺术的方式真实地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困惑。这些小说的作者们尝试了多种多样的先锋叙事手段，力图表达他们个人所认识的“历史真实”；新历史主义小说先锋实验向社会伦理和审美底限的挑战，也迫使人们重新去审视和反思已经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
这些小说确实在描写历史的荒诞性、偶然性、多重性和张扬个人的本能欲望等方面走向了极端，却恰恰补充了传统历史小说和“红色经典叙事”所缺乏的历史的偶然性和非理性的维度以及人性深度。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他们向文学史提供的写作实绩……是作品中流露出的刻骨铭心的个体生命的无能为力的感悟，是他们触及理性之光尚无法透视的人类自身的盲区，是关于人类极想参透而总是迷惘的命运奥秘。质言之，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于晦暗的人性与不定的命运的探求，使文本在文化救赎的维度上得到意义增殖，毫不夸张地说，如此残酷地直面人类本体性的自身的有限性，在以乐感文化为主导的中国历史上，尚为少见。”⑧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以往的历史小说的这种“矫枉过正”提供了它们自身特有的文学真实性，也是对文学史的独特贡献。甚至那些价值不高的“游戏历史”的小说，基本上是迎合消费主义的恶作剧，这样的堕落损害了历史真实，但在一个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横行的现实社会里，我们如何能够全盘否认这些小说的“真实性”？
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创作实绩为文学真实性的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而要去理解这种新的文学真实性，传统的批评理论恐怕是不能胜任的，文学创新的实践本身就呼唤着新的批评理论。
总之，怀特的理论对评析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真实性问题有多方面的启示。怀特关于历史话语本身具有虚构性和历史具有多种存在方式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了新历史主义小说在精神实质上质疑传统历史真实性和颠覆传统历史观；怀特认为历史真实性包含主观因素和不稳定性，为我们评价历史和文学叙事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评判标准，从而可以从理论上说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很薄弱；怀特认定“真实”的陈述与语言再现现实的能力和意义的揭示有关，则提示我们要注意新历史主义小说在文学形式探索方面的价值，以及它们提供的新的文学真实性。
注释：
①[美]海登·怀特：《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92页。
②参见杨经建：《历史的“创作”与创作的“历史”——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史小说的一种解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4期。
③这个话语结构关系图为本文作者根据怀特在“讲故事：历史与意识形态”一文中的分析所画，原文见[美]海登·怀特：《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63-366页。
④[美]海登·怀特：《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94页。
⑤参见路文彬：《历史话语的消亡——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后现代主义情怀》，《文艺评论》2002年第1期。
⑥[美]海登·怀特：《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⑦"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⑧严敏、梅琼林：《晦暗的人性与不定的命运——论新历史主义小说》，《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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