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社会制度竞争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社会制度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竞争是国际关系的三种状态之一。这种竞争既在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更在社会制度迥异的国家之间展开。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国家间竞争的现象，对现当代世界格局的基本态势乃至人类社会的走向均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值得我们予以高度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一、两大社会制度竞争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竞争的帷幕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拉开的。这种竞争的必然性在于：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两类国家不得不共存于同一时空中，而各自的政治领袖们对其所宗奉的意识形态及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未来均充满信心。
先来看看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论调。
1946年，丘吉尔在著名的“富尔顿演说”中称，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1] （P86-87）但是，只要拥有最大力量的美国与英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联合起来，“那么，就将不仅为我们、为我们的时代，而且也将为所有的人，为未来的世纪，带来一个广阔的前程，这是确定无疑的。”[1] （P88）
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说：“我们的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在冷战那边的世界——但是第一个大障碍仍然是我们同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我们决不可受骗而认为这两个国家已经放弃了征服世界的野心。公开的和平竞赛——为了声誉，为了市场，为了科学成就，甚至为了人的思想而展开竞赛——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如果自由和共产主义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展开争取人们效忠的竞赛，我就会以增长无已的信心瞻望未来。”[1] （P413-414）
1982年，罗纳德·里根——战后美国历任总统中最为反共的一位——在英国议会发表的讲话中攻击社会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奇异的篇章”，声称要对共产主义进行新的“十字军东征”，以把苏联和苏维埃制度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2] （P625）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们对两制竞争的现实及其趋势有着根本不同于其对手的判断。
列宁乐观地认为，社会主义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虽然“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3] （P16）
毛泽东则把两制竞争形象地比作东风和西风的关系，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历史辩证法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国家操纵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4] （P239）
邓小平坚信，“世界上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5] （P382）他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5] （P382-383）
政治领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坚定性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实践，决定了两制关系的态势和走向。
二、两大社会制度竞争的历史回顾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制竞争在不同的领域展开，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十月革命后到二战爆发前，两制竞争的态势是：竞争双方的力量严重不对等——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面对的是联合起来的资本主义强国同盟；竞争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发展速度——这一点对苏联来说更为重要，因为面对资本主义强国的包围和种种扼杀措施，技术薄弱和文化落后的苏联只有在最短的时间里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而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玩物。”[6] （P368）因此，从1929年起，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苏联的国民经济水平。“在全球工业产量当中，苏联所占的份额由1921年的1.5％上升到1939年的10％”。[7] （P551）到1941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初步显示出来。斯大林曾不无得意地说：“五年计划的总结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而其他一切经济制度都不稳固、都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困难面前经受考验的论断。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没有力量的和不稳固的，……苏维埃经济制度是不怕危机而能克服资本主义所不能解决的种种困难的唯一的经济制度。”[8] （P193）苏联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甚至使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心悦诚服。英国资本家、“领地联合银行”总经理基布逊·扎维尔在1932年10月评论道：“我要声明，我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布尔什维克，而始终是一个资本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俄罗斯正向前进展着，而我们这里却有大批大批工厂倒闭，约有300万失业者完全无法找到工作。”[9] （P196）
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扩展到多国，其整体实力已较战前有大幅度的提高。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制竞争主要体现为两大社会制度的“代表”——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间的竞争；竞争的主战场在军事领域。由于笃信武器特别是高技术武器的效能，两国都在军备方面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美国W.阿尔顿·琼斯基金会（W.Alton Jones Foundation）美国核武器成本研究课题组1999年发表的名为《核审计》（Atomic Audit）的报告估计，从1944年到1996年，美国仅花费在核武器部门的费用大约就为5.5万亿美元（按照1996年的币值）。如果再把将来拆卸和处理的成本考虑在内，则为5.8万亿美元。上述数字超过了同期美国联邦政府在教育、培训、就业和社会服务、农业、自然资源和环境、基础科学和空间研究、社区和地区发展、赈灾、加强法制以及能源生产和管理等方面的开支的总和。[10]
苏联的军费开支同样惊人。有关资料显示，1965年到1981年间，苏联军费开支从326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15.2％）增长到1550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21％），增长了2.75倍。与此同时，苏联还在世界其他国家派驻军队或建立军事基地、向有关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等。仅在1970—1979年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援助就高达474亿美元。[11] （P409）1990年，时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二十八大发言时披露：过去20年苏联同西方军事对抗共花去了7000亿卢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约合1.1万亿美元——笔者注）。[12] （P23）
但是，军事上的竞争对美苏两国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对美国而言，“维持军事体制和军事行为，已成为企业活动和利润的直接和间接的根源。在这种全球性军事力量的保护下，工业和金融有力地向外扩张。军事、金融和工业的对外扩张，支持了美国在世界银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和美元作为世界性货币的统治地位。反过来，美国在货币市场上取得的这一中心地位，又有助于为对外军事行动提供资金，有助于工业和银行业的国际扩张，也有助于利用外援为手段，控制和统治帝国主义网络系统。”[13] （P412-413）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是运用市场机制来发展军事工业的，军事竞争在给美国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对其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是有利的。但大规模扩充军备对苏联的意义却是自相矛盾的：它“既保证但又破坏了苏联的世界大国地位。……苏联的军备部门‘军工综合体’像一条大章鱼一样覆盖着这个国家。约有1100万人在为军工部门干活，这是大量浪费钱财。”[14] 苏联发展军事工业的努力使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军事强国。但是，由于苏联的军事工业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运行的，它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的国力，并成为导致其相对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对一国财政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论述。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是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如这个国家已进入经济相对衰退时期，其困境将更为严重。”（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科技革命进一步提高了军事技术的水平，人类由此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毁灭性战争的威胁，有核国家之间形成了恐怖的“核关联”。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制竞争出现了新的特点。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1985年，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5] （P127）因此，各国都应当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谋求以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提高。
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不久便有了回应。1987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在其发表的首份《国际竞争力报告》（《洛桑报告》）中认为，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标，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一国国内的经济竞争力、国际化竞争力、政府竞争力、金融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管理竞争力、科技竞争力和人力资源竞争力等8个方面。其中科技竞争力至关重要。
依据上述标准，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竞争力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以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洛桑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国际竞争力总排名中的位次分别为第26位、第27位、第24位、第29位和第31位；其中科技竞争力指标排名从1997年到2000年间分别为第20位、第13位、第25位和第28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99年《洛桑报告》新增的两个科技竞争力分指标——国内劳动力市场上合格工程师的可获得程度和国内劳动力市场上合格信息技术人员的可获得程度——方面，在47个国家中1999年中国的国际排名为倒数第一，2000年为倒数第二。[15]
中国学者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判断与《洛桑报告》大体一致。1997年7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统计分析室发表的一份题为《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的实测及分析》的研究报告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在综合国力方面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1970年时仅为美国的37％，1990年时也只有美国的47％。该报告还指出，中国的综合国力结构呈现出“三长两短一快”的特征：其中“两短”是指科技能力相对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16] 1999年8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国力课题组”发表的《综合国力评估系统（第一期工程）研究报告》也显示：与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相比，中国综合国力最弱，约为美国的25％，日本的40％，法国、德国、英国的50％，俄罗斯的60％。
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早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视。“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17] （P777）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思想。他在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8] （P86）他还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5] （P377）基于邓小平的上述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如下共识：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科技活动与社会制度的关系。
研究表明，一方面，社会制度推动或者阻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曾指出：“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来源，但它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必要条件，本身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技术要得以高效而广泛地应用，如果它自己的进步要受到这种应用的刺激，就必须做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以实现正确利用人类知识中先进部分所产生的创新。”[19] 这一观点已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所证实。古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等文明古国所发展起来的早期科学，曾在古希腊有一个大的发展，但“科学在罗马没有多大的地位，在西欧那些野蛮王国更一点也没有。”[20] （PⅦ）直到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科学技术才迎来又一个大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分离的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21] （P598）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却造成了两个意义相反的后果：一方面，它增强了人对自然力的统治；另一方面，它又增大了资本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而后者最终会限制前者。只有在共产主义“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才能“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22] （P20）也“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23] （P575）
另一方面，科技水平对社会制度也有很大的影响。恩格斯就认为，现代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24] （P170）英国科学史学家贝尔纳也指出：“任何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限制社会组织的可能形式。在石器时代因为分布在广阔土地上，而实行打猎和采集食物的有效社会单位只限于数百人，所以要去找一个辽阔的民族国家，那是徒然的。也必须等到农业进步和工业进步相结合，才能维持大批不事耕种的居民，而构成现代的都市文明。”[20] （P19）
科技活动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一种方式。因此，各国在科技方面的差距归根结底是各自国民脑力劳动总体水平的差距。而人的脑力劳动水平与教育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表明，一方面，人的脑力劳动水平与先天的素质——即通常所谓的天赋——确有一定的关系。换言之，由于遗传、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人的天赋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方面，因天赋而造成的脑力劳动水平的差距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和宣传的那样大。亚当·斯密曾言，哲学家和挑夫的天赋差别，并不比猎犬和家犬的差别更大。对此，恩格斯表示赞同并曾引用过斯密的这段话。与天赋相比，教育对人的脑力劳动水平的影响更大一些。
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政治领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层次上注意到了人才和教育的重要性。邓小平强调：“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5] （P120）江泽民指出：“人类智慧和能力的发展决定着对物质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开发人力资源，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关系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25] （P31）要“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6] （P231）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认为，克服衰退、促进增长的一个关键是向人民和未来投资。英国首相布莱尔称：“一个国家要进行长期竞争，必须不断投资于新能力，最终投资于其人民的灵活性和能力。下一个时代将成为富有创造力的时代，支配21世纪经济的将是储蓄、投资、创新和最终开发其独有资源的国家：人民的潜力。”[27] （P342）
总之，社会主义者必须牢固树立如下观念：教育水准直接影响着国际竞争力，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高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学校应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基地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在教育制度合理性、有效性方面的差异，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两大社会制度未来竞争的态势。（注：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有案可稽的。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就曾引起美国极大恐慌和随之而来的深刻反思。后者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在教育制度的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了，必须急起直追。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曾撰文指出，美国领导层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会是教育的改革而不是国家的防御系统或军备。他指出，如果美国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就会变成1870年后的英国，逐渐丧失领导世界的能力。反之，美国就一定能世世代代领导着世界。（参见《人类正经历两种伟大的科技革命》，《参考消息》2001年5月14日，第7版））
三、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存异中共同发展
可以肯定地说，两大社会制度共存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因此，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双方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鉴于现今两大社会制度中的各国分属于不同的文明，因此，如何看待未来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直接牵涉到如何看待文明间关系的问题。综观人类历史，文明的多样性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数千年来，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是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动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这是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必须充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要求一国必须尊重他国的国家利益，尊重他国选择的社会制度。
这里牵涉到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问题。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由于历史传统、综合国力、决策者的主观认识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主权国家在对外交往中会不可避免地经常遇到国家利益相互矛盾的问题。主权国家作为追逐国家利益的行为体，应奉行既尊重别国合理利益、又有效地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政策。
二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空间关系——输入和输出的可能性问题。一种社会制度是建构和依赖该制度的国家（民族）对自身发展的一种理性选择，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民族）对另一个国家（民族）的制度输入和制度输出是不可能的。如果强行实施，即使可能暂时达到目的，但由于被输入的制度同被输入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没有任何有机联系，因而制度的输入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一种外在的胁迫。与被输入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匹配的本土制度虽然在形式上可以被外来的那一套所取代，但其实质内容却不会消失。它可能会转化为某种潜在的形态而继续存在，并在实际上制约着该国（民族）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终，将出现两种后果：或者该国家（民族）与其自身的文化传统相匹配的社会制度以明显“恢复”形式把外来的那一套排挤掉；或者它以隐蔽的形式，借用外来制度的外壳而清除它的实际内容，仍然在该国家（民族）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
实际上，在两大社会制度多年的竞争共存中，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经过几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经过近90年风雨洗礼的社会主义制度各有长处。对此，邓小平有一段非常中肯的论述。他指出：“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8] （P167-168）他还认为：“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18] （P168）江泽民则强调，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各国的发展必然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因此，世界各种文明和各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26] （P526）
我们坚信，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的竞争中，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两大社会制度将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存异中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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