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教育公平与体制改革”研究综述_教育公平论文

2006年“教育公平与制度变革”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07)03-0028-06

本文梳理和总结了2006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中转载学术论文的概况,对这些学术论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对教育公平、现代教育制度变革(包括现代学校制度改革以及考试制度改革)这两个2006年教育热点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力图把握教育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动向。

一、转载学术论文的概况

(一)栏目设置及论文的分布

2006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设置了理论探讨(57篇)、比较教育(53篇)、教学与课程(40篇)、教育史研究(40篇)、德育研究(26篇)、教师教育(24篇)、教育科研(22篇)、决策与管理(16篇)、教育政策与法律(8篇)、教育与经济(3篇)、教育技术与信息化(3篇)、教育制度(2篇)、学校与发展(2篇)、考试研究(2篇)等共14个栏目,转载学术论文共298篇。此外,还有论点摘编部分共摘录了94篇文章。各栏目中学术论文数量的分布如下图所示。

理论探讨、比较教育、教学与课程、教育史研究为转载论文较多的四个栏目,共计转载论文19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63.8%。表明理论探讨、比较教育、教学与课程、教育史研究是2006年教育学研究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其中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占据了榜首位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新的进展。其他研究领域也呈现出体现时代精神、关注实际问题、更新研究方法的局面。

根据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单位进行统计,论文数量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

在298篇学术论文中,有271篇的第一作者来自高校,占论文总数的90.9%;27篇的作者来自各类教育研究机构,占总数的9.1%,表明高校在教育学研究中处于主体地位。

第一作者来自高校的论文共271篇,其在各高校的分布情况是,北京师范大学39篇、华东师范大学30篇、南京师范大学12篇、西北师范大学8篇、华中师范大学8篇、西南大学8篇、南京大学7篇、北京大学6篇、东北师范大学6篇、浙江大学4篇。关于各高校论文数目的比较情况请见图3。

以上10所高校中,师范大学占了6所,以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署名的论文共计69篇,占来自高校论文总数的25.46%。这表明,以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师范大学在教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源杂志全文转载量排名

2006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源杂志全文转载量排名情况可见下表。

二、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在2006年《教育学》转载的文章中,有关教育公平与教育制度改革的讨论比较多,这反映了当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积极关注,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公平与制度创新

2006年关于教育公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影响教育公平的制度因素以及微观领域的教育公平等问题。

1.和谐社会与教育公平

有学者认为,教育公平是教育现代化和教育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差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如何在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深层次的矛盾(谢维和,第6期)。也有人认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子系统,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教育公平是公民能够自由平等的利用公共资源的一种状态。针对我国当前教育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别、区域差别、阶层差别,而造成这种现象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制度政策、领导者决策等方面的原因,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制度和体制原因,所以在解决我国教育公平问题上应当完善教育制度和运行机制(胡俊生等,第3期)。

2.影响教育公平的制度因素

有学者从政府职能转变这一角度分析教育公平,认为在计划经济下,作为由政府包办的消费性公益事业的中国的教育事业,只能惠及城镇人口以及在农村地区维持很低水平。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政府职能也开始转变,“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之一就是强化政府统筹公共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责任(张力,第5期)。还有学者通过对国家目标、教育价值、资源配置、发展路径、学校系统、教育权利以及教育机会获得和教育公平评价等方面来分析新中国不同时期教育公平的制度特征和当前影响教育公平的主要因素后,认为在1977年后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教育权利平等转化为教育机会平等,并提出了影响教育公平的制度性因素。而且从教育目标、教育价值、教育重心、基础教育学校制度、公立学校的功能和中学教育的功能等方面对大众教育与精英两种不同的教育发展模式作了较全面的比较;并且提出转型期新的利益格局和“教育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也对教育机会均等造成了深刻影响(杨东平,第7期)。

3.微观领域的教育公平问题

有学者从教育分流中的教育公平透视,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市场化进程中,人们对教育的社会平等化作用抱有盲目乐观的看法,教育分流这一社会选拔机制形式上的合理性掩盖了社会成员既有的社会属性的影响作用。既有的阶层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以一定的方式影响着人们教育的获得,对自致作用背后阶层结构的自我再生产进行适当的调节是必要的,从而将对教育公平问题的讨论提上日程(方长春,第2期)。也有学者从社会资本与教育公平的关系出发,分析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视野下的现代学校制度变革,指出由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以及家庭结构的变迁,导致人们之间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差别日益扩大,从而使教育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变革现代学校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消除差距,实现教育平等(盛冰,第7期)。还有学者在深入分析了教学课堂中的公平问题之后,认为课堂是学生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人格发展等有着重要影响,因而课堂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学生应该具有平等的课堂学习身份,公平地享受课堂资源,公平地获得课堂评价,所以应当从转变课堂教学观念、结构与重构课堂中的社会结构、课堂资源面向所有学生、建立科学的课堂评价体系方面建构公平的课堂,从而更好的实现教育公平(董小平,第10期)。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现代学校制度中的公平价值取向问题。在对现代学校制度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确立现代学校制度的“现代性”、“道德性”、“公正有效性”等价值取向是研究和创建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并具有建构性意义,从而发挥其预期的功效(李兴洲,第1期)。

(二)现代教育制度变革

现代教育制度改革主要包括现代学校制度改革以及考试制度改革两个方面的内容。

1.现代学校制度改革

(1)对现代学校制度弊端的批判

学者们对现代学校制度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批判,并提出了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就宏观角度而言,有学者认为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教育体制运转的行政化导致了市场化改革的软约束和无效率,而市场化改革的失效又进一步导致行政管制的强化,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教育体系的行政制约,这种循环衍生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独有的“二元化”困境。所以需要通过成本分担机制、分配享用机制、组织管理机制以及投向使用机制来综合改革,完善中国教育的内外部治理结构(魏杰、王韧,第11期)。还有学者认为教育利益体制化会导致教育不公平、贫富差距以及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已经成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巨大障碍。所以我国教育政策以及教育利益格局必须重构,必须彻底摈弃不公平的、带有严重的体制性歧视的公共教育政策,坚持教育利益国民化(张铁明、王志泽,第11期)。其次,就微观角度而言,有学者指出我国现行学制中存在小学入学年龄偏大,学习年限太长,学制同步化现象严重、缺少弹性等,提出应当改革我国现行学制,适当缩短部分阶段的学习年限,全方位实行弹性学制,以充分开发我国人才资源(徐丽森,第2期)。最后,还有学者从教育法的角度提出了我国现阶段教育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如教育体制改革的功利性问题、教育立法的滞后性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腐败问题以及公民受教育权法律保障机制的单一性和非程序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进而提出教育体制改革必须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教育法治理念,围绕教育法的社会法属性优化和重构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体系,强化政府教育调控职能和行政执法责任,完善学校教育的决策、管理、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张义清,第12期)。

(2)现代学校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有学者对现代学校制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认为确立现代学校制度的“现代性”、“道德性”、“公正有效性”等价值取向是研究和创建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现代学校制度的“现代性”是指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未来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现代学校制度的全球化、信息化、学习化方面等价值追求。而现代学校制度的“道德性”则要求使学校制度能够充分体现所在社会人们公认的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并能够保障学校道德目标的实现。现代学校制度的“公正性”是学校制度的基本前提和首要价值,必须通过规范化、定型化了的现代学校制度结构的公正性来实现其公正性,而追求教育机会、过程均等以及追求更高的教育质量则是公正性的一个方面。现代学校制度的“有效性”则是指现代学校制度对自身有效性的追求,以使自身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自身应有的效能。学校制度只有能被学校主体认同与遵循才是有效的制度,这就要求设计学校制度时做到体现民主精神,掌握完整准确的信息、克服主观主义、克服并超越已有的学校制度框框以及传统的学校观念、克服学校制度设计模式和制度理性,发挥上下互动和自下而上的学校制度构建模式的作用,尊重并发挥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李兴洲,第1期)。

(3)改革现代学校制度的充分必要条件

有学者提出在第五次教育革命的背景下应该从生态理念考察学校制度,并指出重新审视学校教育功能主体与环境的关系,确证现代学校基本职能与核心价值取向问题是现代学校制度的充分必要条件。学校教育功能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学校教育系统与学校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并达到动态平衡;二是学校生态系统主体即学校内部的结构和功能、组织与管理、文化与制度等生态系统因子之间的协调与平衡;三是学校教育生态系统与各子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过程中数量的平衡。通过对学校教育功能主体与环境关系的考察后,学者提出了现代学校的基本职能,包括有目的、有意识的改变和塑造人的行为的功能以及通过课程尤其通过教师长时间、高频度、高效度给予学生影响的独特功能和通过教育达到“认识人、培养人”,实现学校“教书育人”的基本功能,从而说明了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充分必要条件(朱小蔓、刘贵华,第9期)。

(4)现代学校制度改革的途径

有学者在分析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视野下的现代学校制度变革后,指出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以及家庭结构的变迁导致了人们之间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差别日益扩大,从而使教育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合理的学校制度才能降低出身的不平等或者降低家庭背景的重要性,通过变革现代学校制度,建立“公平教室”、创建“功能共同体”、改革考试制度以消除这种差距,从而实现教育平等(盛冰,第7期)。还有学者提出应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产权制度,理顺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社区、学校、家长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产权关系,完善学校的内部治理机制,改变现行的教育产权制度所存在的教育机构行政化浓重、学校资本所有权与学校所有权错位的弊病(徐文,第1期)。另外,还有学者通过对以往现代学校制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后认为应当重新定位现代教育制度的认识,纠正对其认识的偏差。进而提出现代学校制度的出发点是学校,落脚点是学校利益相关者,最终目的是维护并不断扩展学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现代学校制度应该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效率和质量的制度;应该是促进学校管理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制度;应该是充满伦理和道德关怀的制度(张新平、李金杰,第7期)。

2.考试制度改革

(1)科举考试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借鉴价值

对于科举考试制度的研究从两个侧重点分别展开:第一,侧重对科举考试制度本身演变、发展的研究。有的学者对中国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探讨,对在封建王朝末期的科举制度的曲折的兴衰演变后功能发生的变化,从政治、社会、教育以及文风等方面进行了展示(艾尔曼,第2期)。有的学者对科举制度的百年历程进行了回顾,认为废除科举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化,对科举制的功罪与废科举的利弊得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进而实现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为现实的考试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刘海峰,第1期)。还有学者对废除科举制度程序的设计方式做出了研究,认为废止科举制度程序的设计者采取的分步推进的“软着陆”方式,又采取过渡办法,成功的废止了这一影响巨大的制度,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熊贤君,第1期)。另外,还有学者对“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内在关系做了系统的分析,指出“科举学”研究不仅是“书院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科举学”研究拓展了“书院学”的研究领域(李兵,第3期)。第二,侧重于对科举考试制度影响的评价与借鉴意义的剖析。有学者通过对中国科举考试的历史发展及其特色进行了讨论,指出科举考试所促成的单元倾向的中国社会,其对中国人治学的偏好、思考模式、性格以及对理性科学的态度造成的影响,认为其塑造了中国人的权威性格,造成了中国人注重文献积累和文字书写的治学方法,从而提出应当对科举的了解与时俱进,根据各个时代人的需要和关心而推陈出新。尤其指出了中国科举考试在世界史上的角色及其意义,认为考试的观念和制度是中国科举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李弘祺,第7期)。还有学者运用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历史地看待兴科举以及废科举,认为科举考试制度利弊得失是共存的,又有着逐步转化的历史过程,而科举考试制度的兴废之争,追求的目标不同,带来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从科举考试形成发展的全过程和改革废除的全局的历史演变考查和评价,得出不应当以科举考试制度最终废除而否定其积极的历史贡献和价值,也不应因肯定其积极的历史贡献和价值而否定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功绩和意义(王炳照,第7期)。此外,有学者对科举制度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做了研究,认为其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导致新学制下的学生向城市的转移,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发生变化,厌弃固有生活甚至轻视农民,随着城乡的分离,在城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乡村都成为受害者(罗志田,第4期)。

(2)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通过对我国考选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反思,指出在我国两千年的考选历史上,统治者历来重视考选制度,为实现考选的区域公平,主要依据各地的总人口数、参加考试人数以及各省文教发达程度等因素来确定录取名额投放数。通过反思历史,指出了中国现代高考制度的内在缺陷,即取分数线严重倾斜、重点高校录取名额投放不均、保送生制度弊病重重等问题,并由此提出了我国重点高校录取名额合理投放的建议,提出应该参考的四项指标:即该省区市的总人口数、该省区市总考生数、该省区市拥有的“985工程”高校数、上年在该省区市投放或实际录取数,并提出了投放录取名额的计算方法,改革录取名额投放的原则和步骤,由此实现考选的区域公平(周洪宇、申国昌,第7期)。也有学者对国家考试的公信力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认为其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社会和考生对国家考试公信力的评价体现在考试的可信程度、考试机构的服务程度和水平、考试机构依法办考的程度、考试管理公开化程度上,由此分析了当前国家考试失信现象,即表现在考试安全受到威胁,考风、考纪形势严峻,考试管理水平受到质疑。在此基础上对国家考试公信力受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政府主张的国家考试价值观与其实现制度不匹配;二是考试信用管理中责、权、利不明,普遍缺乏公信力风险控制制度和管理制度;三是惩罚机制不健全,考生失信成本过低;四是考试管理过程透明度低,考试使用权难以监督和评估。并提出来提高国家考试公信力的路径和方法,即要实现牢固树立正确办考思想,以依法治考为根本途径,尽快走上以竞争促服务的必由之路,同时还应该推进考试管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建立考试机构制度化的自律机制(胡向东,第2期)。

(3)高考制度的改革路径

在对现行高考制度利弊分析的同时,还有学者在对我国当前的标准化考试进行了政策分析。文章中反对当前对标准化考试的一些不适当的批判,对标准化考试的真义进行了分析,认为标准化考试不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舶来品,在国外没有也不可能消亡,其不是只是有标准答案,根本特征也不是选择题,而应该是客观性,且非客观的考试也需要标准化,它的政策功能主要是促进考试的公平和客观,还可以降低大规模考试的阅卷成本。在对真义辨明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标准化考试存在的严重问题,即表现为考试政策的资源不足,导致当前的标准化考试实则不标准;标准化考试被当作是唯一的考试形式;且当前标准化考试的内容过于偏重知识。在指出问题后,提出由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文化不能保证全面主观性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且当前的中国考试政策资源无法实现全面的非标准化考试,所以当前中国对标准化考试还有着必然的需求。进而对中国考试改革的可能取向进行了分析,提出应该全面反思测试评价的指导思想,合理使用标准化考试,加强适合中国的标准化考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不断提高标准化考试的标准化程度,进而实现改变不标准的标准化考试,实施科学的标准化考试(鲁子问,第2期)。

综观2006年我国教育学研究的概况可以看出,教育公平与教育制度变革论题已引起广大论者的关注,并陆续出版了一批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对以后的教育学研究也会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以上分析是课题组基于2006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所刊载的学术论文而作出的,虽不能涵盖所有的教育类报刊所刊载的学术成果,但也能比较集中地反映当下我国教育学研究的主体脉络,对今后教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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