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美学：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5-0098-06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文化一体化的特征也日益突显。在这股潮流中，怎样保持本土文化的优秀传统，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正成为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拟梳理中国比较美学的百年历程，反思与总结百年来的成绩与不足，以期为推进中国比较美学学科的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中国比较美学是在近代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从历史背景和研究成果出发，它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一)从20世纪初到1949年，这是比较美学的自发研究期。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两大文化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中国的先贤们为了自强御侮和革命救国斗争实践的需要，不断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和文化。自20世纪初开始，西方美学思想纷纷被译介到中国，不少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著名的代表有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鲁迅等人。其中王国维钻研最深。他开风气之先，第一次从西方引进“美学”、“美育”、“悲剧”、“审美”等新概念，并借用西方的美学范畴和思想分析中国古典艺术。他用西方的悲剧理论批判中国小说、戏曲中千篇一律的大团圆传统，第一次揭示了《红楼梦》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在《人间词话》中，他借用西方美学的概念对中国美学中的“情”与“景”作了全新的解释。应该说，王国维在把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相互印证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其中西融汇的学术理路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五四”以后，不少学者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文艺批评和美学分析中，已能熟练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邓以蛰等人是著名代表。朱光潜是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到中国的人，他翻译了大量西方美学名著，为中西美学的交流构筑了一座桥梁。尤其是他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诗论》，在对比中西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对中西诗歌的独特个性作了详尽论述，是一部比较美学的出色论著。宗白华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和基础》、《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等学术论文中，从中西艺术现象的广泛比较中探析中西诗歌、绘画、戏剧、音乐等艺术样式中体现的中西美学思想的不同特征，为中西比较美学的学科整合研究作出了典范。丰子恺亦从艺术的角度对中外美学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他在《艺术丛话》、《西洋建筑讲话》等书中对绘画、工艺、建筑等门类中东西方不同的美学特点进行了很有价值的探究和归纳，建树颇多。而邓以蛰在《书法之欣赏》、《画理探微》等文章中也运用西方美学理论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美学特征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综上所述可见，这一时期的比较美学研究主要出于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而且相对比较零散。这些学者虽然从事的是跨文化美学研究，但也蕴涵着积极回应外来文化冲击的学术追求。
(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的开端前，这是比较美学的视域转向期。新中国由于刚刚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影响下，学术研究也主要围绕政治需要而动。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几乎处于隔离状态。政治的对立决定了西方的文化包括美学思想只能成为我们批判并尽力规避的对象。除了个别学者在私下悄悄从事研究外，学术范畴的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基本不见于公开的出版物，也从大学的课堂里销声匿迹。
(三)从改革开放至今，为比较美学的学科建构期。“文革”结束后，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不同层次上日益展开，各种比较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如果说，人们此前还没有专门用“比较美学”这个词来指称系统的美学、文艺学领域的比较研究，那么，到这个阶段，一些有识之士已经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了美学、文艺学领域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他们不仅进行了大量专题性的比较研究，而且自觉地对比较美学学科自身的内涵、方法等进行了认真思考和系统论述，并试图对中西美学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使比较美学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北京大学胡经之于1981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比较文艺学漫说》①，指出：“比较文学研究必然要导致中外文学艺术理论的比较，以及美学的比较。”1984年，由中华全国美学会、湖北省美学学会等单位联合在武汉举行了中西美学艺术比较研讨会。蒋孔阳向大会提交了题为《对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一些想法》的论文。②文中首次将比较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问题提了出来，并从理论上阐发建立“比较美学”这门学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目的、条件、理论依据、思维方法等问题。这些理念在当时开风气之先，大大促进了国内比较美学研究的开展。自此以后，比较美学从非学科化时代开始走向了自觉的学科化建构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美学研究一直是当代中国美学领域的一个亮点，对比较美学的学术兴趣遍布于美学、文艺学、比较文学这三个学科之中。研究者们注重拓宽和深化研究视野，既重视美学思想的理论比较，也注重文艺实践的比较研究。在理论方面，既有出自全面的、整体性的宏观视域，也有出自具体的、微观性的比照研究，如对美学史上一些重要的概念、范畴、命题、美学家及著作等等的比较研究。比较美学的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发展态势，除了出现大量比较美学的研究论文，还陆续有较多专门的比较美学论著问世，如周来祥、陈炎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1992)，李吟咏的《走向比较美学》(1990)，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4)、朱希祥的《中西美学比较》(1998)，邓晓芒、易中天的《中西美学比较论》(1999)，潘知常的《中西比较美学论稿》(2000)，陈伟、王捷的《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1999)，陈伟、杉木主编的《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丛书》(2004)等等。在这一时期，比较美学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成为一些著名大学如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招收研究生的一个方向。比较美学进入了高校的课堂，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运行机制上得到了承认和确立。
综观中国比较美学发展的百年轨迹，可以看出，其作为正在建设中的新兴学科，经历了一个从朦胧到清晰、由自发研究到自觉建构的发展历程。有两个时段最为活跃、最为耀眼，因而给我们感触最深。一是最初创立的二三十年，二是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回顾它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百年中国比较美学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中国比较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整个社会实践紧密相联的。20世纪初中国学者进行比较美学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异质美学理论间的交流与借鉴，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的，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要求作为动力驱使的。
自鸦片战争伊始，西方向中国发起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挑战，引发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危机。由此，中国文化开始摆脱以往的封闭状态而走向世界，“西学东渐”成为一股时代洪流。中国比较美学不可避免地成为这股洪流的组成部分，“从它呱呱坠地之日起，便带着中西文化碰撞的胎记。她的发展，是伴随着救亡图存，伴随着中西文化论战，伴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改良运动而发展的”③。因此，其发轫之始就担负着特定历史所赋予的艰难挑战与决策，带着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焦虑和寻求中国文化发展新途的企求。从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结束前这一段时期，同样出于社会的需要，中国与西方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反映在美学领域，20世纪初萌芽的中西比较研究不可避免地踩住了刹车，而中国与苏联、东欧的广泛交流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以后，中国重新面向世界，西方文化再一次涌入国门，中西两大文化系统再一次发生激烈碰撞。开放的文化氛围掀起了“比较”的热潮，从而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美学等学科的复兴和发展。“艺术和社会处于一种连锁反应般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这不仅表示它们总是相互影响着，而且意味着一方的任何变化都与另一方的变化相互关联着，并向自己提出进一步变化的要求。”④由此可见，中国比较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它的性质、价值、意义，始终是与整个社会实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中国比较美学具有明显的“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性质。长期以来，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西方传统美学一直被视为美学话语的主流，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美学。⑤事实上，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审美心理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美学思想体系。与西方自上而下、注重思辨的本体论美学不同，中国传统美学主要是自下而上的研究，以对艺术的体验、鉴赏为主，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自身独有的范畴体系和艺术精神。在比较美学领域内，不存在中心和边缘，而只存在平等的交流。因此，中国比较美学以中国多姿多彩的艺术实践和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为基础，与西方美学进行理论的对话，为中国美学思想在世界美学之林开拓了一方新天地。“以中西对立为基本框架、把‘天人合一’设定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着力于揭示中国美学相对于西方美学的特殊性或异质性因素、彰显中国文化的‘诗性特质’，从而达到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目的——这基本上已经成为我国学界比较美学著作的一个传统。”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越来越多，不间断地相互访问、讲学、留学实现了学理的广泛交流，使中国美学在学习西方长处的同时，也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美学思想的精华。
第三，中国比较美学学科为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反思的视角。在中国美学学科现代性建构的匆匆步履中，可以说在理论范式上一直是紧随着西方的脚步，说着陌生的异国话语，以致于有学者认为中国美学学科有“失语”的问题。⑦换句话说，长期以来，中国丰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思想难以成为现代美学学科的内容，而美学学科的内容又解释不了中国丰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思想。这样的后果就是：中国美学学科要么放弃民族特色，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要么放弃现代转型，仅成为一种用“土语”叙述的区域性学科。走出中国美学学科“失语”的困境，推进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在一种跨文化格局的美学对话中进行自身的反思。在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消化吸收“他者”美学思想的异质因素，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植于传统文化之土壤，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和民族特点，进而达到一种内在的汇通与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较美学对中西美学思想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揭示中西美学的文化精神，使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了双方的特点和规律，为建立一种立足于本土语境并最大限度地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精华的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作了必要准备。因此，中国比较美学的发展既是全球化带来的必然课题，也是中国美学从吸收、借鉴到走向建设的必要选择。“在中国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彼此渗透的今天，进行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的学术思想，加速理论界的改革和开放，而且有助于我们反观自身，建立起既符合民族传统，又具有现代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⑧
百年来，中国比较美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同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我们对此不能过于乐观，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比较美学研究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东西方视野的场域之限。由于中国比较美学自身的“解构”性质，学界的研究主要呈现为中西对比态势，也就是说，其比较的视野只局限在中国与西方，这从国内比较美学著作的名称上就可明见。究其原因，因为西方美学是主流美学话语，中国文化是在与西方美学的对照中，才产生出自己具有学科意义的美学的。由于缺乏世界美学的多边比较或者说较全面的跨文化比较，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比较美学的发展程度和水平。然而，“正像世界并不等于西方与中国的简单相加一样，真正的比较美学也不应当叫做‘中西比较美学’，中西比较不足以撑起比较美学的大厦”⑨。
二是单一性研究的方法之偏。在比较美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过多地注重平行研究的方法，将中西不同时代的美学思想进行互照互省的平行比较。虽然也涉及影响研究、错位研究等其他比较方法的运用，但总体而言，这些方法的运用是有限的，不免使人感到方法运用上的单调感。“由于平行研究的研究范围过于宽泛，内容庞杂，容易将比较美学的‘美学性’淹没，变成社会史、思想史或文化史之类的研究，不利于比较美学成为一门严密的、有美学研究特性的学科。同时，把某些表面相似的美学现象进行简单化的类比，也往往会导致牵强附会的结论。”⑩
三是学科化建构的理论之失。中国比较美学是伴随着中国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的兴起而逐步产生的，比较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始终受到美学学科发展水平的制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比较美学的自留地里，专门的比较美学理论研究还只是“星星之火”，研究者对比较美学本体理论研究的淡漠近乎呈现为“集体无意识”。迄今为止，学界尚没有出现一部纯粹的比较美学理论专著。由于缺乏自身理论形态的建设，比较美学的基本概念、范围、性质、方法等尚比较模糊，比较美学远未建立起相对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为中国比较美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如何将比较美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以促进学科建构的有效推进？这是每一个比较美学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鉴于比较美学研究存在的上述薄弱环节，我认为，有必要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跳出二元对峙，走向跨文化的比较美学研究。列宁曾经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11)这个论述对于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全球化时代的本质、走向与要求，决定了中国比较美学必然要跳出中西二元对峙状态，从而置身于一种更为开放的跨文化的视野下，致力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美学思想的交流与对话。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东方文化的美学思想理应成为我们创造新的全球语境中民族文化的有益资源。如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里所言：“比较研究的智识标准还有着清晰、强烈的伦理意义。如同女权主义者所坚信的男女两性应该平等这一观念一样，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地球上其他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人种也应该加入到任何以比较为主的文学研究中。”(12)许倬云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也说：“在我们讨论世界文化之时，应该将全体人类文化的过去视为一个着眼点。从这个基础上，才可以来做全体性的比较研究。”(13)对于当代从事比较美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从事比较研究就意味着要走出本民族自身视野的局限，着眼于一种跨文化的“全体性的比较研究”。没有互为“他者”的文化参照，没有从多元视角对自身的深入认识，就没有不同文化之间的认识、互补和互证，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美学的产生。
第二，摆脱单一性和随意性，加强多元、多层面的综合研究。比较美学跨越了文化、语言的障碍，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如何有效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比较美学的视野应该是开阔的，比较美学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的。中国比较学者方汉文指出，比较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多层次、多类型的多元方法论，不能把比较方法看成是单一的类比或是对照、交流史的考察。(14)比较美学既要注重平行研究、影响研究、错位研究等学科本体论研究方法，也要重视其他层面的方法的综合运用，如历史的、逻辑的、辩证的等哲学方法，宏观比较、微观比较、直接比较、间接比较、综合比较等比较文化一般研究方法以及跨学科的比较方法等。当然，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不等于随意性，这里涉及“可比性”问题。比较美学研究的理论前提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美学思想存在着共同的内在规律，而不是表面的异同，是“建立在具有必然存在的普遍性之上的、可以比较的水平上的”(15)研究，这种“可以比较的水平”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就是所谓的“可比性”。比较研究不能是无限和随意的，《比较文学导论》中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也就是提到一个特定的标准，使不同类的现象之间具有可比性，从而进行比较。”(16)这对于我们把握“可比性”研究找到了一个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途径。把握比较的“可比性”原则，这对研究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遵循比较的“可比性”，不将研究的视域透视到双方内在的深层结构中去，在学理上追问双方审美价值关系的“必然存在的普遍性”，这种比较就只能是一种“X+Y”模式的简单的类同和比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三，深化理论探索，加强比较美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任何一门学科成熟的主要标志，只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才能使学科具有真正的独立意识……如果不进行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发展，回避学科原理探索，只停留于几条原则的反复，理论的贫乏最终会导致它的危机。”(17)实践活动必须有理论作为指导，否则就是盲目的实践。如前所述，比较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虽然学界对比较美学的内涵、性质、范围、方法等作了一定的理论探索，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的，才可以被陈述出来。而且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是假的了，要反驳它也就很容易。”(18)从目前中国比较美学的现状来看，正是由于理论的贫乏，不可避免地导致诸多问题的产生。“学科作为一个独特的范式，它包括观念和运作两个层面的含义。学科在观念层面上的建构，主要是形成一种研究纲领式的知识或思想传统。”(19)从观念层面来说，我们要切实加强比较美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明确界定这门学科的性质、范围、任务和方法，建构起完整的比较美学的理论体系，使比较美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新学科，这是切实推动中国比较美学发展的首要问题。如果说，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出版世界第一部比较文学理论专著《比较文学》，“标志了比较文学的时代已经正式开始”(20)，那么可以这样认为，第一部比较美学理论专著的问世，将会是比较美学走向成熟的第一标志。
总之，比较美学是一个丰富多彩、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亟待推进的理论建构和学科形态。回眸百年来中国比较美学的发展踪迹，瞻望新世纪的发展前景，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全体比较美学学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比较美学一定会大有发展并日臻成熟，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注释：
①胡经之：《比较文艺学漫说》，载《光明日报》，1981-02-25，收入胡经之：《文艺美学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②蒋孔阳：《对中西美学比较的一些想法》，收入湖北省美学学会编：《中西美学艺术比较》，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③黄维樑、曹顺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开拓——台港学者论文选》，第1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④[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第37页，居延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⑤鲍桑葵就认为，中国、日本甚至整个东方都“没有关于美的思辨理论”，而“完全不能把它放到欧洲的美感自相连贯的历史中来”。参见[英]鲍桑葵：《美学史》，第3页，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⑥⑨邓军海：《对中西比较美学的几点反思》，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4)。
⑦参见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2)。
⑧周来祥、陈炎：《比较美学的意义与方法》，载《西北师大学报》，1991(1)。
⑩陈伟、王捷：《关于比较美学研究的几点思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4)。
(11)《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12页，王宇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3)[美]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4)(15)参见方汉文：《比较文化学》，第115、121-122、13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6)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第13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7)杨乃乔、伍晓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1辑，第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4页，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9)何大安：《治学亦须风物长宜放眼量——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二三感悟》，载《光明日报》，2004-10-26。
(20)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第1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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