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热中的思考与探究——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76(2003)01-0034-06
主持者：孙景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杨剑龙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与会者：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平、田鹰、张景兰、李新德、筱嘉、张春丽 、刘振宁、张宁、刘广涛等。
孙景尧：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理论引进中国，并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初兴起并延续至今，似乎形成了一种文化的狂欢。今天，我们就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 理论、方法、成果等作一些反省与思考，请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
杨剑龙：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为什么在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会形成热点?文化研究文化 批评在90年代形成气候，到现在依然方兴未艾。我认为原因大概主要有三点：一、文化 研究文化批评是对国内文学研究过于关注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忽略文学外部研究的扩展与 弥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方法热后，我们的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入内部，关注文学 的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研究，而忽略文学的外部关注，以致走入了另一种极端，这种 现象和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兴起时对新批评的不满很相近。文化研究以其宏观的外 部研究弥补了文学单纯的微观的内部研究。二、中国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盛行使文 化批评有了用武之地。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经济转型导致了文化转型，80年代的精英 文化至90年代转向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趋于边缘化状态。大众文化成为具有 很大覆盖面的文化，它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指归，以商业性时尚性为外表，以现实性及时 性为内涵。文化的转型也影响着文学的转型，文学关注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态，关注当下 日常的琐碎生活，关注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文化研究理论的基点在于对大众文化的关 注，这就使文化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在90年代的中国有了用武之地。三、知识分子社会批 判意识的回归，引起文学创作与批评更加关注当下社会。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对于形 式的迷恋与关注，使文学与批评一度疏离了社会现实，淡化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 。1989年以后，一些知识分子以一种逆反的心态疏离政治、疏离社会，表现出对于社会 批判的冷漠。在90年代的经济大潮中，不少知识分子又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 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所以努力关注当下现实生活，关注社会大众与民间生活 ，文化批评为文学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种视角与方法。
张宁：文化研究单从名称来说，我们并不陌生。远的不说，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就有 风起云涌之势，但目前的文化研究热却是与伯明翰学派的引入有关。这一脉知识传统对 一些基本问题有非常独特的理解，如把文化理解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作为一种 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价值和意义”，“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 义和价值”(威廉斯)；如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场所”，在其中统治阶级为了取得支 配权，必须与从属的或对立的集团、阶级及其价值观进行“谈判”，结果，这种支配权 的取得，“不是通过剪除其对立面，而是通过将对立一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来维系的” (本尼特)；如对大众文化，它也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仅仅看作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 所生产的一种同质文化，而是看到这种文化工业其实包含了两种经济，即财经经济和文 化经济，后者属于读者和观众，他们的社会立场可以产生出意识形态的差异感；再如， 它对“阶级”概念的理解也很有意思，认为“阶级”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关系 ”。所有这些，对我们都非常富有启示性。另外，文化研究对森严的学科壁垒的洞穿， 对知识背后权力运作的揭示，对社会边缘存在的持续关注和让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接壤 的实践性指向，还有它所倡导并实践着的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承担和对自身的反思能力， 以及它的研究目标和范式，对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拓展新的研究视阈，增强知识的实践 能力，均不无裨益。
李平：西方狭义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有两条线索，即早期的站在精英立场上对大众 文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评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来站在左派立场、积极肯定大众文化的 伯明翰学派。今天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是指后者，它的特点是：一、不重历史经典作 品，而重以影视为主要媒介的当代大众文化。二、注重边缘文化、亚文化，如工人阶级 文化、女性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等。三、与传统文化研究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这种 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关注文化中的权力关系和机制运作等。四、提倡跨学科、超 学科的研究方法。其实，就广义而言，西方文论从结构主义开始走的就是文化研究的路 子，它大量引进语言学、人类学的成果。后现代主义及其以后实际上都是文化研究，诸 如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早已不单纯是文学研究了。美国学者杰姆逊是由文学研究转 到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曾两次来中国，一次在北京大学，一次在华东师范大学。他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不管有多少种现代性，未来的世界总要被一个普遍的市 场秩序殖民化。在他看来，许多国家(如印度、非洲、中国)的现代性最后实际上仍是西 方的现代性。这一观点在中国引起广泛争论，很多人认为他的这一观点是霸权主义的表 现，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误读。
文化研究不是西方的专利，我国从孔孟开始就将文学和社会、经济、教育相联系，这 已是一种文化研究。到当代，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学中的综合研究，就已经注意到文学 研究单一化的危机。比较文学兴起以后，提出了跨学科研究，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研 究，它将文学与心理学、宗教学、历史学、自然科学作比较，而现在的文化研究什么都 可以放在一起比较、研究。目前我们的文化研究热主要还是西方话语热。就我的个人体 会，它在我国的兴起有几个原因：一、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狂欢化有关。这个 “大众”和从前的理解不同，毛主席将大众定义为工农兵大众，现在的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大中学生、白领、民工等等，后结构主义认为今天的大众文化已经解构了雅和俗、 精英和大众的二元对立。现在的大众文化包罗万象，不可抵挡。二、中国在某些方面和 西方曾经走过的路相似，他们的某些规律可以套用在我们身上。“狂欢”一词被主流媒 体接受，即可看到和西方话语的紧密联系。三、今日中国人闲暇时间增多及经济收入提 高，促进了自觉或强制的大众消费热。这些都使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有市场。同时， 我还认为，西方的文化研究似乎是一种策略，是政治的需要，是知识分子和主流话语争 夺话语权的结果。它和从前单纯的文学研究有质的区别。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理论，但如 何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很重要。同时，文学研究的根一定要抓住，文化研究可作为 文学研究的背景来考虑，但决不能代替文学研究。
杨剑龙：李平说的中国文化研究其实很早就有，但都是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变成自觉意识，开始有目的地进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在国内虽然很热，但在 传统文艺理论界仍然视为是非正统的，常常处于尴尬地位。在文学的文化批评中往往只 是单纯的理论舶来，有时未能融会贯通，常常在西方理论话语的运用中出现一种阐释的 尴尬。
田鹰：文艺理论者越来越关注文化现象的考察，文学研究也由文本解读走向文化阐释 ，这是“后批评”时代的特征之一。那么文化研究热会不会导致文学研究文化化呢?我 个人的看法是：只要掌握适度是不会的。文学可以敏锐地表现文化，只有了解文化才能 对文学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比较。这必将给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想用某种文化统治另 一种文化是不可能的。一切文化，无论先进或落后，都有其独特价值。只有从文学外部 观照才能看到内部看不到的东西。当不同的文化发生碰撞时可以从中国传统“和而不同 ”来理解与研究。在不同中寻求相同，再达到一种新的统一。“万物并存而不相伤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体现的就是文学追求不断开放的精神境界。同时，文化批评的跨文 化研究应适度，方能达到各方的和谐。在文学的文化批评中，不能偏重文化而忽略文学 或与之相反，应以文学批评为目的，文化批评为手段，用文化批评来深化文学研究。
筱嘉：我想就文化研究热在中国兴起的原因作些补充。第一，有一批“弄潮者”在推 波助澜。在国内，他们企图通过文化研究走向话语中心，取得话语权。这批学者十分活 跃，声势浩大，相互呼应，形成群体，加上媒体的配合，迅速占领制高点。在国际上， 他们一直希图尽早与外国同行们在同一平台上展开交流对话，终于在这次“文化研究” 这一环节上似乎赶上了队伍，今后可以同步前进，改变“失语”状态，打破文学文化领 域内的“西方中心主义神话”，在国际学术理论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化研究”炒得 沸沸扬扬，应该承认有以上的功利因素。第二，从国际背景看，“文化研究”的兴起和 哲学思潮也可能有一定关系。20世纪许多西方哲学家或哲学流派都纷纷从不同视角将注 意力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叙事，提出“生活形式”“生活世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 ”“日常共在的世界”等概念，把目光聚焦到日常生活领域。这种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 向日常生活的回归，对普遍关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的兴起应该产生过 重大影响。
另外，还想谈谈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思考或担忧：第一，文化研究的兴起在西方本 是文论发展的自然结果。20世纪西方文论在理论构建过程中经历了“非理性转向”“语 言论转向”，再到“文化转向”。西方学者更多的是一种求异思维，往往把一种理论推 向极致，形成一种“片面的深刻”，然后再向相反的方向运动，推向另一个极致，螺旋 式发展中解决一个个问题。而中国人不喜走极端，喜欢折中公允，认为过犹不及，这种 深入骨髓的思维特征形成一种“全面的肤浅”。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把“非理性 转向”“语言论转向”也都演练过一遍，但都未及深入。这次的文化研究热我认为在某 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解除此前“内部研究”难以深入下去的尴尬。那么，我有一种隐忧， 这次的“文化研究”是否又会只是浮光掠影，在中国匆匆走过一遍，留不下多少实质性 的东西?第二，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是当前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我以为文化研 究有广义与狭义、泛指与特指之分，二者的基本精神、价值取向和方法立场等都不太一 样，有时甚至还处于对立状态。泛指的文化研究包括了文学、艺术和学术等，特指的文 化研究范围多在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和文化产业等领域。精英文化的文学研究仍会 存在并发展，主要承担审美功能，体现审美价值；大众文化研究等则更多承担社会政治 及娱乐功能；二者可以并行不悖。第三，“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 ，它要求研究者站在边缘立场，对主导意识形态的中心话语随时保持一种审视、质疑、 批判甚至挑战的态度。中国目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多是体制内的“学院派”知识 分子，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既然从事特指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就不能放弃“斗争精神” ，为弱势群体声张正义。但现在看来，这方面似乎还做得不够。“文化研究”本是一种 批判性的激进理论，但倘若丧失了政治性、实践性和边缘性，就可能只是“作秀”，甚 至变成中心化的保守话语，成为真正文化批判者的批判对象。
孙景尧：搞文学评论应本着学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对中西比较要牢记“不要作留 声机”，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下面我们可以从文学批评文化化、文化批评文学化及二 者关系方面去讨论。
张景兰：我只从狭义的文化研究方面来谈。首先，作为自20世纪50年代末由英国发起 、影响欧美乃至全球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理论传统，尽管它以其学科模糊性或跨学科性而 著称，文化研究还是有其共同原则的。文化研究的实质是文化(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 研究。格罗斯伯格说，“文化研究的要旨是文化与社会或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总是历史地 构成的”，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的产物。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对支配性权 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文化研究的灵魂与精髓。它的政治学维度和批判性 取向是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特别是它的价值取向与立场坚决地站在最少拥有教育、财 富和健康等资源的边缘弱势群体方面，是知识分子人文关怀与社会参与的价值表征。从 这个意义上说，只要社会存在不公正、不均衡和不平等，文化研究就有存在的价值。
其次，我想谈的是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实践。文化研究本来是反学科和非机构化的，但 随着它的影响不断加强与扩大，它特有的话语体系乃至价值判断被不断广泛移植与普遍 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机构化和普遍化了。但作为产生于特定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 话语体系，我们必须防止把它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圭臬，应该把它作为一种原则 、精神和方法，再加以语境化。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中，社会结构和权利关系不同，其支 配性话语和弱势群体都不同(我国现阶段的弱势群体与大众文化状况显然与英美不同)， 必须作出具体准确的定位。
最后谈谈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当前文化研究备受青睐而文学研究较为冷落， 理论热潮与文学实践有一定的脱节，忙于介绍西方理论而对当代中国文学自身实践的总 结不够，缺少理论建构而追逐西方时尚，与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理论热如出一辙。也许 ，我们要赶上去的心情太迫切了。我非常赞赏杨义先生的回到原典和理论原创的努力。 同时，我们当然不能排斥引进与交流，但最重要的是把理论运用于实践，与我们自己的 文化实践相结合。而且，这股文化研究热也不是常态，经典文学与文学研究也不应被大 众文学和通俗文学所取代。对文学研究应从外部与内部同时进行，文化研究是一种外部 研究，但文本细读——对结构、形式、技巧等的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此二者应该并行 不悖。文化研究实际上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和新途径，但决不能代替文学研究 。文化研究注重共同性忽略差异性，而文学研究注重个体性和独创性，可否找到二者的 结合点?是否可以从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如何对文本与形式的影响来进行研究，如展开 对1942年以后中国文学形式的古典化、民族化与通俗化和政权形式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 系等方面问题的研究。
李新德：我们不要忘记一点，美国的一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学者，按J.H.米勒教 授的说法多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70年代成长起来的“电视孩子”。他们没有时间阅读 经典，缺少文学经典基础，形成反文学、反经典的倾向，于是转向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 。当国际比较文学界陷入新的危机时，国外一批学者如伯恩海默提出多元文化时代的比 较文学中心应向文化研究转移，这一观点在国际和国内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苏珊认为“ 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死亡”，她企图用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来取代比较文学，认为 比较文学只能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我们从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历届年会的主要议题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上述趋向：国际比较文学协会 (ICLA)的第1到第10届大会的主要议题还是坚持文学性和比较文学学科这一中心，但自1 985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年会后，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倾向 日趋明显。我个人还认为在这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不能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抛弃经典，我 们还是应该坚守文学性，将东西方的经典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当中，以全球性的眼光来 重读经典；不要忘记人文知识分子除关注社会现实外还有一个使命，那就是引导人们进 入经典的世界。作为比较文学研究也不应是单一文化体系内的研究，应真正做到跨文化 ，打破欧洲—北美的单一文化体系。针对当今比较文学研究面临走向文化研究的境况， 我们应积极地吸取一些合理有用的东西，拓展比较文学研究的空间，注重个案研究，做 些扎实工作。长期以来人们对中西文化交往的历史有许多误读，例如在明清之际，来华 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汉语著述就有近800部，我认为可以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切入 点作一些细致研究。同时在对口头文学和网络文学等文学研究方面，也可以借用文化研 究的有效方法做深入的研究。
杨剑龙：我认为，文学的文化批评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一、文化研究给文学研究 提供一种新视野。文化研究从一种比较宏观的文化视角研究文学，从文学中观照文化， 从文化观照文学，拓展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视野。二、文化批评的引入使文学批评更为厚 重。在国内学界也有京派与海派之说，如京派的学者比较注重揭示文学现象的文化底蕴 与背景；海派的学者更注重新颖的思维与方法，具有灵气和才气，却往往缺乏京派学者 对文化的关注。文化批评的引入，使文学批评更重视文化底蕴，就显得比以往的仅关注 形式和技巧的批评更为厚重。三、加强了对于大众文化与文学、流行文化与通俗文学的 关注与研究。过去我们的文学批评大多是一种经典文本的批评，对于文化的关注也更为 关心精英文化，忽视甚至批判大众文化，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常常忽略通俗文 学，将其一概排斥在文学史之外；文化批评却将非经典的、大众的、通俗的文学及种种 文化现象都纳入研究的视野中。
张春丽：我认为，现今对“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很混乱，如果我们不弄清楚文化的 特定内涵，那就很难在同一层次上进行对话。我以三次争论为例。首先，在今年中国比 较文学年会上，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争论得很厉害，一般认为比较文学要跨语言、 民族和文化，但现在有人提出去掉“跨文化”，为比较文学“减负”；另有人主张把跨 文化改为跨文明。这一定义之争主要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概念的使用相当混乱 ，从而导致大家重新考虑文化问题，为比较文学学科重新定位。其次，针对杰姆逊的谈 话，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霸权，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误读，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 自的文化立场不同而造成的。再次，《文汇报》刊登了对《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 象》的评论文章，引起作者和评论者之间的争论，争论的出发点是由于双方对大众文化 的理解有所不同。以上这些争论都在谈文化，但各人理解的文化有所不同，是不同层次 的文化意义。因此，我们在谈论文化之前，应先对谈论对象作一限定，否则很可能只是 各说各的理。另外，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当前的文化研究会过热，因为它有特定 的研究对象，覆盖面也不会太广。总之，对待文化研究如果概念没有搞清，就无从下手 。
孙景尧：国内确实存在这种混乱现象，在一个学术会上曾有人谈到文化研究与文化批 判时，马上有人提出“你的文化指的是什么”?我最担心的是在研究时把国外的东西拿 来只是鹦鹉学舌，而缺乏对于它的理解与把握。搞文化研究离不开政治，它涉及到立场 与态度的问题。最近我看到一本书，这本书想以基督教文化来完善中国文化，其用意是 在用基督教文化来刨掉中国文化的根，作者希望建立一种神学化的儒学，使基督教文化 植根中国，破中国文化之根，立基督文化之根。作者还认为最高的文化在于宗教，而中 国正缺少宗教。但事实上西方已经承认中国的道德是宗教，儒教也是一种伦理道德式的 宗教，作者的这种判断是对中国文化随意地解构和颠覆。我认为做学问态度应老老实实 ，治学的基本原则不应被解构，如果什么都被解构掉，那么你自己也就被解构掉了，解 构和颠覆不等于随心所欲，颠倒黑白。国内学术界有很多人站在西方的立场，用西方的 话语概念来解释中国文化，甚至解构中国文化的根。对待自己的文化，南非和印度的学 者们已经改变了立场和视角，这很令人敬佩。政治性策略和价值的判断在文化研究中是 离不开的，所以上述问题特别要引起注意。文化研究中有一个毛病，即浅层次的重复， 一旦某种文学研究方法找不到出路就另找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从而避开原有问题，这 就是浅层次重复。文化研究的出现，从某方面说也是如此。西方的学者力图将文学的中 心主义转为文化的中心主义，但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应采纳文化研究中的合理部分， 它帮我们打开新思路，应辩证对待。它可作为攻坚的动力，而非攻坚的防空洞。文学研 究全然地排斥文化研究是不对的，被其代替也不是不对的，西方学者就提出了文学研究 要重新回到文本的见解。
杨剑龙：世界文化有共通性，决不能采用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绝对主义偏执地来进行 文化的比较。“五四”时期进行过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讨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都参加了 ，这种比较是站在世界的格局中反省中国文化的弱点，反省中国国民性的弊端，表现出 新文化先驱者们对于中国落后民族不觉悟的焦虑，这种文化的比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比较研究当然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更要注意文化个性的特点，在比较中寻求文 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有些人总是站在西方中心论的视角看待中国文化，甚至在文化大同 的观念中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特性与传统。
刘振宁：我不是要为国人呼吁，也不是要为西方呐喊。我觉得：第一，首先要明白中 西文化间有许多东西是同而不和的，即名同意不同的。我在翻译工作中发现有时西方对 我们的了解比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要多，这是很可悲的。在搞比较文学中一定既要对自己 的家底有清楚的了解，又不能不加分析地对外来的东西一概吸收。譬如，西词nature并 不等同于中文的“自然”，Peking opera并不等同于中国的“京剧”，西词culture并 不等同于中文的“文化”等等，由此推而广之可见二者差异较大，故在进行文化研究时 一定应谨慎从事。第二，要正确认识自我与他者，即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和从国外“拿来 ”或别人主动送来的舶来品应该加以公允地界定和评判，摈弃过去那种二元对立观点， 并在此前提下求得平等对话和相互借鉴。“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从某种方面说 是割断了自己民族的生存之根，而随后全盘移植的西方文化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土壤 ，因而产生了一定的错位和排斥现象。诚然，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中国传 统文化与此一样，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植根于 中华大地几千年这一事实本身就业已说明了它自有存在的生命力和价值，不应该被全盘 解构，尤其是用西方话语来解构中国文化，更令人不解。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狄德 罗、伏尔泰、歌德等世界伟人都非常推崇中国文化。第三，从比较文学角度看，中西文 化也能够沟通，但首先要了解自己方可沟通。第四，中西方文化有相同的地方，如女性 主义批判就是一例。一言以蔽之，东西异质文化间是可以并能够以不同的声音来表达共 同的话题的——是能够求得“和而不同”，而不是过去那种“同而不和”的。总之，请 大家在进行中国文化研究时不要忘了“文化研究”一词在东西方的不同所指；不要忘了 先理清各自的文化家底；不要忘了回归文本，切忌空谈；不要忘了以包容和沟通的眼光 看待对方；不要忘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刘广涛：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不可分割。考察文本时要将其看作一个点，把这个点放 在历史纵线上，再把这条线放在社会这个面上，最后将这个面放到跨国界的文化大背景 上，这样可以进入一个较宽阔的研究视野。所以文本一定要放在文化背景上进行阐释， 谈论文化要结合具体文本，否则就会流于空泛。另外，在文化研究中要有我们中国学人 的文化自信，如果我们缺乏文化自信，中西方的文化对话就并非真正的对话。如果我们 模仿西方的话语跟西方对话，这样的对话就不可能平等。假如还没有自己的话语就不妨 沉默，而不必踮起脚尖去勉强对话。只有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真正的对话才可能实现 。
张宁：我觉得，引入“文化研究”的当下意义应该得到强调。现代性带给我们的一个 困境是，“存在”如果不转化为“知识”就等于不存在，知识如果不进入“学科”也几 乎不算知识，而学科自然隶属于学术“体制”。这一“存在”——“知识”——“学科 ”——“体制”的归顺性链条，这使得学术研究越来越像象牙塔里的高雅游戏，远离丰 富的生活，知识的经验转化能力也趋弱。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实地操练与否，文化 研究的引入都仿佛是一种解毒剂。
但必须同时考虑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引入，又是基于这样一个知识和历史背景，即 近20年来，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持续不断地引入中国，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思想和学术热潮 ，而每一次思潮引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又无不形成一种知识领域里的强势话 语。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一、文化研究引入中国的合法性，也许并不是其自身携带的 ，而是“西方知识”这一身份所赋予的，于是一种质疑和抵制知识权力的话语，就可能 演变为知识权力竞技场中的道具，从而抑制了它可能带给我们的生机和活力。二、以往 “思潮引入”的惯性赋予文化研究以线性时间特征，使其以“新知识”的面目而拥有不 适当的覆盖面和笼罩性，从而迷糊了自身的边界，扼制了文化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对自身 的反思性。国内目前对文化研究冲击文学研究的担心，很大程度上可能来自上述两方面 。而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杨剑龙：在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令人担忧之处，有的文化批 评常常疏离了文学的本体，将文学批评的对象仅仅视为文化的载体予以关注和研究，又 常常以宏观的文化批评完全替代了细致的文学文本的分析，甚至在文学的文化批评过程 中又使文学批评回到了单纯的社会学批评的视阈，忽略了对于文学特性的关注与研究， 从某种视角观之，似乎是以文化批评取代了文学批评，其实是以文化批评消弭了文学批 评。
孙景尧：这一次讨论参加的有比较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博士生，也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 博士生，还有文艺学的博士生，在讨论中大家有一定的思想碰撞，这是一个尚未结束的 讨论，我希望继续开展下去，并在今后继续这种跨学科的对话。
王晓芳，郭海荣记录；杨剑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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