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前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效应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财政冲击的定义、设定方法和命题
（一）财政冲击的定义
理论上讲，财政冲击指的是外生的、不可预期的财政变化(the exogenous，unanticipated component of fiscal policy changes)，与货币冲击(monetary shocks)、技术冲击(technology shocks)等有着一致的理论内涵。财政冲击效应指的是这种外生的、不可预期的政策冲击会导致宏观经济变量发生怎样的变化，它与宏观经济变量对内生政策的响应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如何从财政变化中识别出外生的、不可预期的财政冲击，进而度量财政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
（二）财政冲击的设定
由于财政政策和宏观经济走势的紧密联系，使得在研究中如何设定财政政策冲击十分困难，这方面的困难既有内生性问题，又有财政政策决策者的行为干扰，同时区分和识别外生性政策冲击和政策对商业周期所作的内生响应是困难的。例如，Pappa(2009)就认为至少有四种因素使得在实证研究中识别财政冲击十分困难（财政政策的内生性、财政政策的可预见性、和货币冲击的相互作用、使用年度数据来设定约束的数目有限）。目前实证文献中对财政冲击的设定基本上是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进行的。
1.递归设定法。主要依赖Cholesky分解来设定财政冲击，代表性的文献有Fatas & Mihov(2001)、Favero(2002)。前者把政府支出的次序放在第一，而后文将财政冲击放在最后。把财政变量放于首位相当于假设所有的弹性（财政政策变量对产出、通胀以及利率）都等于0；把政策工具放于GDP之后是采用月度数据的VAR方法研究货币政策的通常做法。但这种假设扩展至财政政策的研究却是大有问题，因为政府支出是GDP的一部分，这种假设实际上强加了一个假设：政府支出周期完全挤出GDP。
2.叙事法或虚拟变量法。由Ramey & Shapiro(1998)开创的叙事法(The Narrative Approach)或虚拟变量法(The Dummy Variables Approach)及其后续文献将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四次大规模的军备开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卡特—里根时期的军备扩张和布什针对恐怖活动的军备开支）看作是外生的不可预期的财政支出变化，在计量方程中分别将这四次事件发生的时间设定为虚拟变量，从而研究这四次财政冲击的经济效应，在后来的文献中，也把这四次历史事件称之为“雷米—夏皮罗插曲”(the Ramey-Shapiro episodes)。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在于把这四次突然发生的军备扩张看作是外生的、不可预期的财政变化，即定义为财政冲击自然又合理。
3.符号约束(sign restrictions)。该方法采用最初被Faust(1998)、Uhlig(1999)和Canova & De Nicolo(2002)用于货币政策分析的贝叶斯VAR方法，代表性的文献有Canova & Pappa(2002)和Mountford & Uhlig(2005)等。它借助大量DSGE模型的研究结论对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符号约束设定，同时对感兴趣的变量之间的关系留待考察。该方法最大的优点是符号约束设定是建立在理论模型基础之上的，既适用于新古典框架，又适用于新凯恩斯框架。Pappa(2008、2009)就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解决财政冲击设定中的四个困难。
4.SVAR方法。SVAR方法是由Blanchard & Perotti(2002)开创的，这种设定方法分两步：第一步是首先利用外部的制度信息来估计税收和支出对经济活动的自稳定反应；第二步才是设定财政冲击。具体而言，Blanchard & Perotti(2002)认为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冲击包含三种响应：一是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对产出、价格以及利率等新息的自稳定响应；二是宏观当局对产出新息的系统的相机抉择式响应；三是财政收支的结构冲击。同时，Blanchard & Perotti(2002)认为采用季度数据可以自然避免第二种响应，而第一种响应可以借助外部的制度信息来获得，这样就可以把财政政策冲击巧妙地分离出来，进而研究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应。
（三）财政冲击命题的来源和历史发展
Barro(1990)最早把政府部门行为引入新古典模型。在一个资本规模报酬不变的内生增长模型里，巴罗研究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储蓄率、消费以及投资等的影响。随后涌现了大量关于财政冲击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并没有产生一致的结论。
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模型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所依赖的传导机制也不同，新古典模型信奉负财富效应机制，标准的新古典模型预测，政府支出增加通过降低家庭的永久性收入而产生负的财富效应，为了阻止消费水平的剧烈下降，家庭会增加他们的劳动供给，但是这种替代效应不足以抵补负财富效应，结果均衡下的消费水平下降了。而新凯恩斯模型遵循了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正如标准的教科书IS-LM模型所演示的那样，财政扩张完全被看作是总需求的外生增加，导致企业增加产出，从而刺激就业和提高了收入，经由乘数效应，同时会刺激居民消费。后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又把名义粘性、收益递增等因素引入到传统的凯恩斯模型中，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和巩固扩张凯恩斯经济学的地盘。理论研究方面，各学派财政冲击的效应概括如下：
不幸的是，目前的实证研究也并没有为这种理论上的分歧提供一个完美一致的佐证。具体而言，以Ramey and Shapiro(1998)为代表的叙事法(The Narrative Approach)就发现财政冲击导致真实工资下降而就业增加，并且财政支出挤出私人消费。与此相反，大量采用VAR方法研究的结论则认为，私人消费、实际工资、产出、就业伴随着财政扩张而上升。实证研究方面，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设定方法下得出的财政冲击的效应概括如下：
二、财政冲击效应的理论研究
（一）标准的新古典模型
Barro(1990)最早把政府部门引入一个资本规模报酬不变的内生增长模型。他的研究表明，在稳态增长路径上：(1)不同的政府规模会产生不同的增长率。小政府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大政府由于提高了税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2)考虑到政府对产权的保护如同降低边际效率行为，政府在产权保护上的支出，如同生产性政府支出，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3)随着消费性政府支出（进入效用函数）的增长，增长率和储蓄率下降，因为较高的消费性政府支出对生产部门的生产力没有任何影响，但又确实提高了收入税率，从而降低了个人投资激励；(4)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会随着生产性政府支出先上升后下降，生产性政府支出增长意味着公共服务的生产力相对私人服务的生产力提升，而这必须靠扭曲性税收来融资，从而会降低增长率。
Baxter & King(1993)同样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单部门的新古典模型研究财政冲击效应。他们主要研究了3个问题：政府购买的产出乘数有多大，是否大于1；对于产出效应而言，暂时性财政冲击与永久性财政冲击有没有差异；政府的税收融资方式会不会影响财政冲击效应。他们发现：(1)在政府采取总量税收(lump-sun tax)的情形下，政府购买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出就提高1.16个单位，即乘数大于1，而投资增加0.3个单位，而由于负的财富效应使得消费者降低消费0.2个单位，负的财富效应在减少消费者闲暇的情况下使得消费者增加了劳动供给，真实工资随之降低。在金融市场上，真实利率较高但逐渐下降，正是这种早期较高的真实利率，降低了消费者的消费，刺激了他们的劳动供给，使得投资上升。而Barro(1981a，b)和Aschauer(1988)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对实际利率几乎没有影响。与此相反，Baxter & King(1993)的模型预测真实利率在短期会有一个可观的提高。他们的模型也预示着在实证研究中，财政支出的一个不可预期变化应该伴随着较高的实际利率和投资的增加。他们的模型不仅认为政府购买的长期乘数大于1，而且提出当劳动供给的弹性较高的话，短期乘数也可能大于1。(2)财政支出的永久效应大于暂时效应，与Barro-Hall假设相反。Barro-Hall假设认为暂时性的财政支出的产出效应大于永久性财政支出的产出效应。(3)财政支出的宏观效应与其税收融资方式密切相关。当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税收融资方式时，财政支出的产出效应是负的，消费效应、投资效应也都是负的。劳动投入也大大降低，主要是因为占主导力量的替代效应引致了较高的税收。这个结论表明我们在做实证研究中，有必要控制政府的税收融资方式。(4)财政支出的宏观效应大小与政府购买对私人边际产品的影响也极为相关。如果政府资本增加了私人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那么，公共投资就会对产出和私人投资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二）效用不可分模型
对财政冲击效应的研究，Blanchard & Perotti(2003)和Perotti(2005)的研究发现财政冲击会挤入私人消费，私人消费和工作时间会形成正向共同运动。但是标准的新古典模型（使用消费和闲暇可分偏好的效用函数）不能得出如此的结论，因为依靠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会造成负的财富效应，该效应迫使就业增加而消费下降(Baxter，1993)。
Linnemann(2006)认为，如果在一个无摩擦的新古典模型中通过引入消费和闲暇的不可分性而建立效用不可分模型(The Non-separable Model)，那么上述冲突就可以解决，但Linnemann考虑的偏好有一种不讨人喜好的特性，就是它要求一个斜率向下的劳动供给框架。鉴于Linnemann的结论严重依赖于劳动供给的弹性为负，Bilbiie(2006)同样借助效用不可分离模型导出财政冲击的周期效应（政府支出会挤入私人消费，私人消费和工作时间会形成正向共同运动）的一般条件：当且仅当消费品是劣等品，财政冲击会挤入私人消费；当且仅当消费或闲暇是劣等品，消费和工作时间的正向共同运动才会发生。他们的研究相当直观，靠总量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导致收入的下降，如果此时消费要想增加，那一定意味着消费品是劣等品；当闲暇是劣等品而消费不是时，政府支出的增加一定会导致消费和就业的同时下降。
（三）新凯恩斯模型
在以Baxter & King(1993)为代表的新古典模型下，财政冲击会产生实际工资、消费与就业的负相关关系。而这些结论却与经验事实不符，无论消费与就业，还是真实工资与就业，都随着商业周期同向波动。鉴于新古典模型在假设上的局限性和结论与经验事实的不符，Devereux，Head & Lapham(1996)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规模报酬递增的新凯恩斯模型。他们发现在稳态下永久性财政冲击会提高产出、就业、投资以及工资水平。而当劳动供给充分弹性时，财政冲击将挤入私人消费。对于暂时性财政冲击，如果专业化回报(returns to specialization)足够大，那么即使财政冲击是暂时的，产出、投资、就业、实际工资都将提高；而当专业化的回报较小时，政府支出将增加产出、投资和实际工资，但会挤出私人消费。
Linnemann & Schabert(2003)在一个新古典综合框架下考察财政冲击的宏观效应，他们把新凯恩斯的粘性价格假设引入新古典的动态最优一般均衡模型。因为价格粘性与货币政策规则紧密相关。他们发现，财政冲击的周期效应较明显地受到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固定增长规则下，产出、就业表现为凯恩斯特征，而实际工资、消费表现为新古典特征；而在利率规则下，除了消费呈新古典特征外，其他变量都表现为凯恩斯特征。由此他们认为，财政冲击的经济周期效应的生成机制，既不是新古典的供给冲击——负财富效应，也不单纯是新凯恩斯的需求冲击，而是供给效应和需求冲击的交互作用。他们的研究对我们有两点启示：一是理论上，为了达到财政政策的一个合意目标，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规则与之配合，二是实证上，控制货币政策规则，对于分析财政冲击的经济周期效应是必要的。
Ravn，Grohe & Uribe(2006)建立了一个消费者偏好具有根深蒂固的习惯形成(deep habit formation)的新凯恩斯模型，消费者根深蒂固习惯的价格弹性效应和跨期效应会产生反周期的价格加成现象(countercyclical mark-ups)，这与经验事实非常契合；更有，与不存在根深蒂固习惯的假设相比，此时的政府扩张会提高实际工资，从而挤入私人消费，这也与经验事实一致。其实，习惯形成模型的关键机制是，根深蒂固的习惯会产生价格加成的反周期行为，尽管政府支出会产生负收入效应，从而降低消费水平，但同时反周期的价格加成会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实际工资的提高产生了消费者替代闲暇的替代效应，从而抵消了负的收入效应，最终消费水平会提高。
三、财政冲击效应的实证研究
（一）叙事法
Ramey & Shapiro(1998)在理论上是一篇承前启后的文献，而实证上又是一篇开创性的文献。基于对美国数据的观察，他们发现政府购买有很明显的部门倾向(sector specific)，政府支出主要集中在一些产业（例如通信设备、飞机、核能、导弹、坦克、实验设备等），政府也确实是这些产业的主要买家，更重要的含义是，政府支出在这些项目上的变动意味着这些产业的总需求发生了变化。这个事实意味着经济中资本的流动是有成本的。所以他们把传统的单部门新古典模型拓展为考虑资本流动成本的两部门模型。本文在实证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开创了叙事法，为后来研究者提出了“雷米—夏皮罗插曲”(Ramey-Shapiro episodes)。他们采用类似Hamilton(1985)研究石油冲击，Romer & Romer(1989)研究货币冲击的叙事法，把美国二战后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卡特—里根时期的军备扩张作为外生性的财政冲击。与通常的VAR方法相比，这种规范的方法定义了一个很有效的财政冲击变量，该方法的研究结论支持新古典模型的预测，即财政冲击挤出私人消费。
Burnside，Eichenbaum & Fisher(2004)研究了二战后美国财政冲击对工作时间和实际工资的影响。他们同样把军备开支的外生增加当作财政冲击，他们发现这些冲击会导致政府购买、资本税以及劳动税持久上升，工作时间提高而实际工资降低，这些冲击也造成投资的短暂上升和消费的下降。为了解释这些宏观变量的财政冲击效应，BEF(2004)又建立了两个版本的新古典模型。他们发现，基准模型可以在质量上很好地解释财政冲击对工作时间和实际工资的效应（财政冲击导致工作时间增加而实际工资下降）；基准模型也可以在质量上很好解释财政冲击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前者上升而后者下降）；基准模型还可以在质量上解释平均工作时间和工作时间的波动性受到财政冲击的影响，但是解释力依赖于劳动力供给具有相当弹性这样的RBC模型的典型假设；但基准模型不能解释工作时间受到财政冲击后的反应时机，同时基准模型也高估了财政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也就是说，基准模型在解释工作时间的反应时机和消费、投资的反应幅度上存在不足。一旦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消费者的习惯形成和企业的投资调整成本，扩展模型在解释财政冲击的宏观效应上，不仅具有质量上的优越性，更具有数量上的完美性，同时扩展模型还可以解释工作时间受到财政冲击时的反应时机。我们还注意BEF(2004)模型的解释力不受政府融资方式的影响，特别是扩展模型，无论是总量税收还是相机抉择税收，宏观变量的响应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总量税收下，财政冲击会导致工作时间的一个更长、更持久的上升。无论政府采用何种融资方式，实际工资都会下降。这种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工作时间上升的事实，另一方面反映了劳动边际产品是工作时间的递减函数这一事实。既然工作时间的增加是劳动供给弹性的递增函数，那么劳动供给弹性越大，实际工资下降越多。至于消费，消费下降反映了由政府支出增加造成的负财富效应，劳动供给弹性越小，消费下降幅度越大。至于财政冲击为什么会造成投资猛烈上升，我们可以以总量税收的情形来分析。在稳态下，受财政冲击的影响，工作时间上升，给定其他假设，稳态下资本劳动比率不变，那么稳态下的资本必然上升，为了积聚较大的稳态资本存量，实际的初始投资一定会高于新的较高的稳态值。也就是说，既然工作时间和资本是互补的，家庭受到财政冲击后的反应一定是最先增加投资。
但是，他们的模型有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是模型的成功要求劳动供给有一个相对较高的弹性，这与微观数据不一致；二是即使模型考虑了消费者的习惯形成过程(habit formation)，模型也高估了消费下降的幅度。尽管如此，BEF的扩展模型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较好地解释了财政政策冲击的宏观效应。
（二）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The Structural VAR Methodology)
Blanchard & Perotti(2002)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The Structural VAR Methodology，SVAR)研究了美国上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财政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与传统见解一致，政府支出会增加产出，提高税收则降低产出，并且乘数都接近于1。财政冲击对GDP构成的影响方面，财政冲击会挤入私人消费，这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结论一致，但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增加都会造成私人投资的下降，用新凯恩斯模型难以解释，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财政冲击的反应都是下降的。
Fatas & Mihov(2003)借鉴Blanchard & Perotti(2002)建立了一个5变量的SVAR模型，他们的结论认为财政冲击会造成产出上升，并且乘数大于1，正是消费和住宅投资的上升驱动了产业上升；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是制造业工资和就业增加的主要原因，实际利率的反应正向且显著。
货币政策的研究为财政政策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借鉴，比如大量的文献表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或货币政策对经济冲击的协方差结构会与时变化。Perotti(2004)证明了财政政策方面也有类似现象，他发现在5个OECD国家，财政冲击的宏观效应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有很大差异。具体而言：(1)政府支出对产出的冲击效应较小，政府支出乘数大于1的情形仅仅在美国1980年后才出现；(2)没有证据表明减税的效应大于、快于政府支出（说明减税不一定是一项有效的经济刺激手段）；(3)政府支出、减税对GDP及其构成的冲击效应与时俱弱，80年代后期，GDP、消费，特别是投资的冲击效应甚至是负的；(4)财政冲击对实际利率的正效应仅仅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5)财政冲击的价格效应虽为正，但很小；(6)20世纪80年代后期GDP方差的下降源于财政冲击的波动性和这些冲击传导机制变化的共同作用。
（三）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方法
Mountford & Uhlig(2005)沿用Uhlig(2005)的贝叶斯方法来识别财政冲击的经济效应。贝叶斯方法仅仅使用最少的假设和VAR模型中宏观时序变量的信息来设定财政冲击，特别是，贝叶斯方法对财政冲击造成关键宏观变量（如GDP、消费、投资等）的反应不强加任何约束。MU(2005)发现，财政冲击会引起产出增加，但消费的反应尽管为正却相当弱；财政冲击会挤出住宅投资和非住宅投资，但却没有引起利率上升；分析财政冲击时，控制商业周期冲击是必要的，但控制货币冲击并不重要。财政冲击造成价格水平的下降，尽管这是一个反直觉的结论，但是价格与政府支出之间的负相关结论也可见其他文献，如Canoa & Pappa(2003)，Edelberg，Eichenbaum & Fisher(1999)和Fatas & Mihov(2001)。政府支出政策冲击（A Deficit Spending Fiscal Policy Shock，政府支出增加而政府收入不变）和平衡预算型政策冲击（The Balanced Budget Spending Shock，政府支出和收入同比例变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很小；而赤字化的减税政策冲击（A Deficit Financed Tax Cut Fiscal Policy Shock，政府支出不变而政府收入减少）是最好的刺激经济的手段，但该手段的长期成本远大于短期收益。
Pappa(2005)重点研究了财政冲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传导效应，他在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内嵌了新凯恩斯情形（粘性价格假设）和RBC情形（弹性价格假设），模型预测，在RBC情形下，政府消费冲击和政府投资冲击会使得就业增加而真实工资下降。在新凯恩斯情形下，政府消费冲击和政府投资冲击都会使就业与实际工资上升。基于全国数据和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都支持新凯恩斯理论，即政府消费冲击和政府投资冲击会造成就业与实际工资的同期上升。
四、简评
关于财政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财政冲击一定会影响宏观经济变量，但是，财政冲击效应的方向和大小，财政冲击的传导机制究竟如何，经济学家则莫衷一是。新古典理论认为：考虑一个靠总量税收融资的政府，政府支出永久性增加，会产生负财富效应。如果商品和闲暇都是正常品，那么家庭就会降低消费的同时增加劳动供给。劳动供给的增加还会降低真实工资和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品，从而刺激投资。真实利率的上升是暂时的。在稳态下，资本上升，私人消费下降，利率和真实工资又回到原来的水平。由于闲暇的跨期替代弹性，政府支出的产出乘数在短期内会超过1。新凯恩斯模型认为新古典的结论与经验事实不相一致，并且新凯恩斯模型都以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意味着，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提高生产力、真实工资和私人消费。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加入了这场混战中。
目前，世界经济危机进入中途，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面临巨大困境，当此非常时期，又面临结构之困，当借财政政策之非常之力。认真从学理上厘清财政冲击的方向、冲击大小以及传导机制等问题，会对我国经济走出危机，转入可持续发展之道提供指引，更有，中国经济政策的实践也会对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优质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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