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的成因及其现代意义_文学论文

“世界文学”的成因及其现代意义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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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思想的论题,是欧洲商业变革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产物。“世界文学”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一种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概念的诞生。别林斯基把世界文学思想形成的原因归之于历史发展的既定过程——历史发展必然要沿着统一、分离、再在更高阶段上统一的道路前进。人类的“普通人性”是“世界文学”产生的基础;世界正在走向综合,“世界文学”是其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

关键词: 世界文学 渊源 歌德 别林斯基 普通人性

“世界文学”概念的始作俑者,是世界文坛巨星歌德。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自己的寓所与秘书爱克曼谈话时说: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能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者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

同年,歌德在评述自己的《塔索》法文改编本时,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其中替我们德国人保留着一个光荣的角色。[②]

显然,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是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来使用的。它既不是指“从远古到今天世界上所有文学的总和,”[③]亦或地球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学的相加,把“世界文学”看作是个标志文学地理范围的概念;也不是“一般地只包括经过时间检验证明其伟大的文学”,亦或“主要研究经过时间考验,获得世界声誉并具有永久价值的文学作品。”[④]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思想,是人类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一次进步,一次飞跃。它的现代意义主要是从宏观把握上来观照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具体阐明世界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历史地看,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思想的论题,是欧洲商业变革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产物。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用革命手段摧毁了封建统治,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开辟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在这次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其他许多国家反封建斗争高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展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震撼了欧洲封建统治,在欧洲很多国家里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广泛发展的新阶段。歌德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德国在走向世界,世界在走向德国。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必须用另一个本质来衡量自己的本质,必须向别人敞开思想”,以利奋发图强,励精图新。此时此刻,最先感觉到时代脉博跳动的世界文坛巨星歌德,他看到了:在德国许多外国作家比本国作家更受德国读者的欢迎,荷马、拜伦、司各特、杨格、莎士比亚、卢梭等作家的作品在德国读者中风靡一时。歌德本人也曾花费很多精力翻译了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同时,由于斯达尔夫人的介绍,歌德的作品誉享全球,经过译介并在英国、法国广为传播,《塔索》、《浮士德》等在巴黎上演,就曾引起过轰动,拿破仑在戎马倥偬中还把《少年维特的烦恼》带在身边。歌德提出“世界文学”话题的那天,正在阅读一部中国传奇。这部中国传奇据传是《风月好逑传》法译本,给歌德留下了第一印象是:“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⑥]接着,歌德就文学题材的道德意义,将法国诗人贝郎瑞的作品与这部中国传奇作了比较,并且断言:“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⑦]

歌德时代的德国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很有市场的国家。1806年,法国在耶拿战役中击败了普鲁士,把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各邦组成莱茵联盟。10月底法军占领了柏林,次年拿破仑又击败了俄国,于是法、俄、鲁三国签定了《提尔西特和约》,根据和约的规定,俄国退出了反法联盟,并且承认法国的一切国外占领地,法国则从以不干涉俄国侵占瑞典、土耳其领土和独霸东欧作为酬答。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丧失了二分之一的领土,付出了一亿法郎的赔款,还要裁减军队,拿破仑以被普鲁士侵占的波兰领土组成华沙大公国,并且在德国境内建立了威斯特发利亚王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民族意识自然被激发起来,无论是一般市民还是文学家都表现一种激昂的爱国热情。与整个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德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广泛展开。费希特(1762—1814)在1807年发表了著名的《告德意志国民书》,号召人民起来抵抗法国的侵略,争取德意志的统一,联邦制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酝酿起来的。在德国文学界,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歌手,诸如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769—1860)、台奥多尔·克尔纳尔(1791—1813)等,他们反抗法国侵略,号召人们起来行动,他们中间,有人写出爱国诗歌,有人挖掘中古时代的文学遗产,有人搜集和整理了民间童话和民歌。也有个别作家在反对市侩习气,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作品中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因素。毫无疑问,这些创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符合人民的意愿,在德国走向统一的进程中起了进步作用。但是,也从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当时的一些三、四流作家,他们视野狭窄,出于一种盲目的排他主义立场,搞一种闭锁的排外文学,在他们眼里,只有德意志的东西才是优秀的,似乎外国的文学作品,不管其进步与否统统也和侵略者手里的洋枪洋炮一样是侵略日尔曼民族的工具。歌德针对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他说:“我们德意志人假如不将自己被束缚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那么必将使自己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所有的文学,如果不受外部的清新空气的吹拂,它自己就会从内部退化。”针对德意志作家狭隘民族主义创作思想的蔓延,有可能导致自己国家文学创作的颓化的情况,提出要将“目光投入外部世界”,吸收“清新空气的吹拂”,实际上就是倡导打破封闭的与世隔绝的体系,使世界走向普遍联系的时代。

其实,人类文学思想中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亚、非两洲的各大洲的各大河流域是世界文化的发祥地,世界文学的滥觞;欧洲的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早期基督教文化又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在这些土地上产生的《圣经》、《山海经》、《罗摩衍那》、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既是这些民族的产业,又是人类的文明,还是世界的文学。然而,人类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也会为新时代的降临创造新的历史机遇: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热那亚人哥伦布在美洲大陆上第一次留下了欧洲人的脚印(1492),葡萄牙人达·伽马直接航行到达印度,结束了欧洲与南亚、东亚地区(如印度、中国)等进行商业贸易和文化交往长期由阿拉伯人垄断的历史(1497),受雇于西班牙国王的葡萄牙人麦哲伦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1522)——世界第一次拉开了神秘的帷幕,以它完整的、真实的面貌出现在人类面前。几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结构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文学多中心、分途发展的历史进程陆续归于中断;随之而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使所有民族文学的发展,不仅受到本民族的物质生产的制约,而且受到他民族的物质生产的制约;不仅受到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其他领域的制约,而且受到他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制约。

17世纪以后,欧洲的远征军、商船队、殖民者和传教士,在东西方之间构筑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外部交流的范围,扩大到了世界的各主要文化区域;旨在探索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的近代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生物学、生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陆续建立,洞开了人在时、空意义上的宏观视野和微观视野……近代世界意识,人类的同源和一体观念,日益否定和摧毁了在过去的漫长世代中禁锢人类头脑的狭隘的、地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偏见。[⑧]从而使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与人所结成的每一个由小到大的群体,都曾有过各自所生活的“世界”,或都曾有过处各自心目中的“世界”的概念,以至被更为广阔的世界及其概念所取代了。那就是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一种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概念的诞生。

德国启蒙运动的理论家、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赫尔德,是第一个意识到世界文学现象存在的人。原苏联著名文艺理家B·日尔蒙斯基曾说过:“赫尔德为从艺术上掌握东方古典诗歌并将东方诗歌纳入‘世界文学’领域之中这项工作开辟了先河。歌德的《西方和东方的合集》,留凯特之作为波斯和阿拉伯诗人的译者,费利德利希·施莱格尔之为浪漫主义者发现印度,都是踏着这同一条道路前进的。”[⑨]赫尔德在广泛收集和研究各民族的民间诗歌基础上,翻译和选编了不少的外国民歌集,向德国介绍了包括中国、印度、日本、朝鲜等许多东方国家在内的大量的各民族民歌。象《民歌中各民族人民的声音》,就是他第一部向德国人民全面介绍外国文学的民歌汇集。这部诗歌汇集和他的一系列研究各民族歌谣的论著,都是通过对各民族民歌的考察,发觉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各有自己的精神文化特点,都有令人赞叹的优秀作品。因此,赫尔德的外国民族诗歌研究,在当时德国及整个欧洲文坛都很有影响。在《人类历史哲学思想》这部著作中,“赫尔德特别强调抛弃文化史观点中的欧洲中心说。他竭力教育读者要尊重亚洲人民,因为他们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对于这一思想,赫尔德在《鼓励人道的书简》中,从文学的角度作了进一步阐发。他说:

现在我们的欧洲文学史太狭窄了,它遗漏了世上许多精彩的艺术珍品,这太可惜、太遗憾了!我们应该排除狭隘的民族局限性框框,和全球各民族建立精神商品的自由交换(freier geishger Handel sverkehr),把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由各民族创造的最珍贵的作品,都包容到自己的组成部分中来,使我们的文学史成为包罗万象的全世界文学史[(11)]。

建立“精神商品的自由交换”,把世界上最珍贵的作品都包容到自己的组成部分来,是一种虽然朦胧却十分强烈的“世界文学”意识。尽管赫尔德说这段话的初衷,只是为了号召当时的德国及整个欧洲人冲破欧洲文学史的樊篱,广泛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精华;但他提出通过文化交流吸收整个人类文化精华来构筑“全世界的文学史”的思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了世界文学的初露端倪。这种发现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赫尔德是歌德极力称许和崇拜的思想导师,他的思想曾给予歌德以很大的影响。根据著名文艺理论家B·日尔蒙斯基研究,歌德后来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精湛论述,既受到了赫尔德的启示,也是对赫尔德思想的发展与丰富。

自歌德之后,别林斯基1841年也谈到了世界文学的问题,他在《文学一词的一般意义》这篇文章中指出:

人类精神获得发展的一切领域,都是互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且由一个从另外一个里面陆续不断地产生出来的许多事实所构成,除了这一个或者那一个民族的文学之外,还有总的、人类的、全世界的文学,它也自有其历史。[(12)]

这种“总的、人类的、全世界的文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别林斯基在对比古希腊文学和新民族文学发展的趋向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希腊文学史跟希腊的国政史或者政治史紧密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新民族的文学史则仅仅是每一个这些民族的生存的一个方面的历史。这是因为:在古代世界里,社会生活的一切因素紧密地、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并且互相渗透在对方里面,形成一个美好的、活生生的单一整体;而在新世界里,一切社会因素则是分离地发生作用,每一个因素都独立地、独特地发生作用。……然而,这都是十分必要的,为的是:让社会的各种因素单独地得到发展,这样就能够更完备、更深入、更完美地提高,后来能够重新汇合,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的和统一的东西就将越是高出于希腊生活世界之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种新的统一的开端:各个民族之间的民族性的墙壁逐渐倒塌了;它们开始亲睦地、友好地共享各自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才禀,逐渐汇合成一个统一的人类家庭”。[(13)]这里,就别林斯基的见解而言,尽管他对文学发展要沿着合、分、合道路前进的议论有些抽象、空泛、带有一些猜想和假定的性质;但文学演进的客观历史行程,却顺着这条道路留下了蜿蜒的轨迹。世界文学的形成,也是这样道路伸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因为各民族文学经过长期的分散、隔绝发展后,民族壁垒的墙壁确实正在逐渐倒塌;整个人类的文学也正朝着世界文学整体化的方向挺进。别林斯基把世界文学思想形成的原因归之于历史发展的既定过程——历史发展必然要沿着统一、分离、再在更高阶段上统一的道路上前进。无疑有它的合理因素和正确成分。别林斯基对世界文学成因的解释比歌德的世界文学成因说,在经历了初级阶段而分化开来的民族文学,也肯定会重新汇合成统一的世界文学上前进了一步。但别林斯基的失误,只停留在从事物演进的一般规律,推论出世界文学是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现象,而没有从一个作家也是与世界这一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来挖掘。恰恰又是歌德自己,他在这方面又丰富了自己的“世界文学”思想。歌德说:

人们老是在谈独创性,但是什么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要发生下去,直到我们过完这一生。除掉精力、气力和意志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叫做我们自己的呢?如果我们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14)]

这就是说,作家的成长、发展实际是一个向外开放的过程。尤其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频繁的近代,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都是在“世界文学”哺育下长起来的,为此,造就新时代的优秀文学就必须将作家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只要是与外民族有交流的国家,这一民族的优秀作家不仅是本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映者,也是他民族文化心理的接受者,当然是经过自己独特方式的消化、吸收、融合,最后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可见,一个作家的教养就成了一个奇妙的复杂的复合体,歌德曾就这一问题风趣地说:“如果要追究来源的话,那就太可笑了,那就无异追问一个身体强健的人吃的是什么牛、什么羊、什么猪,才有他那样的体力。我固然生下来就有些能力,但是我们的发展要归功于广大世界千丝万缕的影响,从这些影响中,我们吸收我们能吸收的和对我们有用的那一部分。我有许多东西要归功于古希腊人和法国人,莎士比亚、斯泰恩和哥尔斯给我的好处是说不尽的。但是,这番话并没有说完我的教养来源,这是说不完的,也没有必要。关键在于要有一颗爱真理的心灵,随时随地碰见真理,就把它吸收进来。”[(15)]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不仅认识一种民族的文学要放到“世界文学”的范畴里考察,就是要真正了解一个作家亦必须如此。一个优秀的作家是“全世界”的,他吸收人类共同的精神食粮提供的营养而成长。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任何优秀作家绝不会因为接受外来影响而失去“自我”。作家的知识结构决非是简单地相加,具体作家的教养必然带有新的成份,是有个性的,这一点正是“世界文学”作用于不同作家的法则,同样是尼采的学说,作用于鲁迅、茅盾所产生的效果与林同洛、陈铨是截然不同的,这里关键是要有一颗“热爱真理的心灵”,一颗基于实践和经验,在艺术认识和艺术创造过程中,借助于对象因素的启发、联想或是意象的旁通,所实现的一种飞跃,是在作家注意、想象、思维、情感等综合因素的积极活动的基础上所发挥出来的最大创造热情和创造能力。对于这一点,鲁迅说过这样一段话:“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象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16)]显然,挖掘作家受外来影响并揭示其中的规律,无疑是歌德“世界文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在世界文学现象初露微曦时,歌德就敏锐地发现了它,并能够得时代风气之先,预言它必将发展光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17)]虽然人有着时代的、民族的和阶级的差异,但由于人类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并区别于其它族类,所以又不能不在一些基本方面具有一致性。正是具有这些一致性,人类才能够彼此沟通和交往,各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产生普遍联系才有可能。于是,歌德在谈到世界时,先立下了一个前提:“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18)]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之所以会形成,和文学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能够为人类各个民族所欣赏密不可分。并针对这种能为人类各个民族所欣赏的文学现象作出解释,歌德说:只有一种真正的诗歌,它既不专属于平民,也不专属于贵族;既不专属于国王,也不专属于农民;不论是谁,他若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人,他就会在这种诗上下功夫。[(19)]在谈到自己成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引起的巨大反响时,他还肯定:“维特是划时代的,只是由于它出现了,并不是由于它出现在某一个具体的时代。《维特》即便在今天第一次出现,也还是划时代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那么多的不期而然的愁苦,那么多的隐瞒的不满和对人生的厌恶,就某些个别人物来说,那么多对世界的不满情绪,那么多个性和市民社会制度的冲突(如在《维特》里所写的)”。[(20)]在歌德看来,能够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文学,即是这种不分时代、不分阶级,体现了共同人性的文学。歌德的世界文学观点,就是基于这种共同人性为基础的。实际上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理想的普通人性。各个民族最优秀的作品都具有这种普通人性,它是可以为其他民族所接受和吸收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德国著名的文艺研究家修德利赫说过这样一段话:“既要有国民的特性,同时又要有超越因素,才能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普及,成为超时代的受欢迎的作品”。他是针对世界文学的不朽名著,诸如《神曲》、《哈姆雷特》、《唐·璜》、《浮士德》、《复活》、《恶之花》等来谈这番话的。又比如鲁讯《阿Q正传》中的阿Q,不仅具有民族特点,又具有普遍的人类共同的东西。中国人读了认为阿Q就在身边,实际生活中时时处处都能碰上类似的人;当日本人读了之后,又觉得阿Q并不陌生,“阿Q精神”在那里也有市场。莫里哀的《吝啬人》、契诃夫的《套中人》的主人公不是在我们的周围也经常以一种饱含丰富内容的代名词而出现吗?罗曼·罗兰在读了梁宗岱的《陶潜诗选》法译本之后,很惊喜地发现中国的心灵和法国的心灵的“许多酷肖之点”,以至于使他相信两个民族具有某种“人类学上的神秘的血统关系”。瓦雷里在给这个法译本写序时,也把陶渊明比作“中国的维吉尔和拉封丹”。[(21)]这样的比拟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有时是很难想象的,但他们把不同民族的文心诗心的相通强调得很厉害,可能跟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有关系。难怪歌德又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人们到处都可以听到和读到人类的进步情况,世界关系和人类关系的广阔前景。在这里情况总的会是什么样子,应该探讨的和认真确定的是什么,这不是我的职责,但是,从我这方面来说,我还是愿意提醒我的朋友,注意,我确信将会形成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我们德国人在其中将有一个荣誉地位,所有的民族都在环顾四周寻找我们,他们称赞,他们谴责,他们拿起来又抛掉、模仿和歪曲、理解或误解我们,敞开或者封闭他们的心胸,对于这一切,我们必须处之泰然,因为对我们来说,整体具有巨大的价值。”歌德“世界文学”想法的产生,就是建立在这种人类“普通人性”的基础之上的。世界正在走向综合,“世界文学”是其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

歌德同时还认为,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通过书报进行文化交流,对世界文学的诞生也很有影响。毫无疑问,书报是传播思想、传播知识和积累文化的重要工具。一个民族把本民族有益的文化食粮交流到了他民族,这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文化的创新,以及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陶冶人类的思想情操,塑造人类的人格素质,都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书报也是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极为重要的手段,把一个国家的文明,通过书报的形式流传到另一个国家,无疑能增加国际间的社会交往,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共同繁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印刷术的不断革新,书报从手工生产过渡到了机械生产。印刷术就不仅成了“文明之母”,雨果甚至还把它称作“一切革命的胚胎”。[(22)]书报的内容从此更为广泛,形式也更为多样,人类相通相同的意识就愈来愈多了。书报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正象歌德1827年秋与一些英文杂志记者谈到的:“这些杂志逐渐赢得更多的读者,将卓有成效地有助于众所希望的一般世界文学的形成,我们只是一再声明:固然谈不上各民族都应当思想一致,而仅仅要他们互相知道、互相了解,纵然他们彼此不愿互爱,至少他们学会互相容忍”。[(23)]歌德所说的应用书报杂志进行文化交流,也确与世界文学的诞生密切相关。世界文学需要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相互交流,则必然要应用书报杂志进行交流。因此,运用书报杂志进行文化交流则是世界文学所以能够形成的重要手段。

总之,“世界文学”概念的诞生,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歌德的远见卓识曾给予我们以极大的启示,也标志着人类世界文学意识的新觉醒。

注释:

①⑥⑦(14)(15)(20)[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集》。

②转引自《西方美学史》下卷第435页。

③见《世界文学史》第1卷“序论”部分,苏联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比较文学译文集》第9页,持这种看法的人较多,如日本学者滨田正秀在其所著的《文艺学概论》中表示了此观点;德国学者温德尼兹在《印度文学与世界文学》一文中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参见金克木,《印度文化论集》第178页。在马克思看来,“世界文学”是打破了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状态后,在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和联系中形成的,显然不是指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名著。

⑤《列宁全集》第29卷334页。

⑧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谭嗣同(1865—1898)在一次介绍西方近代学说的讲演中力主“破中外之见”;“地既是园的,试问何处是中?除非南北二极,可以说中,然南北极又非人所能到之地。我国处地球北温带限内,何故自命为中国而轻人为外国乎?”(蔡尚恩、方行编:《谭嗣同全集》第40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听众中有人为作《醒世歌》流传甚广:“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

⑨《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第115页。

⑩阿·符·古留加《赫尔德》第80页。

(11)《赫尔德全集》第17卷第163—164页,柏林1877—1893年德文版。

(12)(13)《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第120页,第128—129页。

(16)《鲁迅全集》

(17)歌德对自己创造性地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的看法也非常高兴。德国学者利奇温介绍,这曾是歌德暮年“得意的思想”(参见利奇温:《十八世界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⑦第128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18)《歌德谈话录》第113页。在这里,“诗”的涵义比我们通常所说的“诗”的涵义广,包括文学各体裁在内,德文“诗人”(Dichter)也常指各类文学作者(包括Poet,auther unter)不限于诗歌作者。

(19)《歌德集》第38卷第55页。

(21)转引自《读书》1985年第11期。

(22)转引自《书的知识》第1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3)《歌德全集》第10卷第42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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