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实用：从疏离到整合——关于完善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我国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而“实用”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当代图书馆学术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建设中，出现了很多新课题，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研究课题越来越复杂，研究的重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领域，仍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需要积极的构建，更需要理性的反思。
1 科学与实用：图书馆学研究的两个维度
一般来说，“科学”反映出人与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人—物”关系以及人们对它们的认知水平，反映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把握程度。因此，所谓“科学”实质上是一种求“真”的活动，是人们不断丰富理性，使自己的行为活动合乎目的性与规律性的过程。求“真”的过程通常是渐近的，有时需要多次反复才能达到真的境界。“实用”则反映了人们对具体的“人—物”关系的处理方法和价值取向，通常是受情境制约的。处理方法往往是基于人们的认识水平的，因此，认识水平越高，对情境的把握就会越准确，处理问题的方法就越得当，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也就是说，越是接近“科学”，就越能体现“实用”。
图书馆学也是科学与实用的统一体。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自身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范式，图书馆学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命题和不同的思潮，其研究对象也可能会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跨度以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因而呈现出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等在学术上的特殊性，但是，属于这门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逻辑、基本原理、学术语言和学术概念则是共同的。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求“真”，就体现在对图书馆学基本概念体系的甄选、对基本研究范式的探讨、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明确、对研究问题理性选择以及对图书馆活动本质和规律的探求和发掘等方面。
然而，图书馆学也是一门应用性、方法性很强的学科，所以它的发展与完善始终与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紧密相联。因此，它不能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体系，不能只热衷于将若干知识符号和概念体系加以拼凑和组装，形成一套虚幻而复杂的理论，而必须为图书馆实践服务，对图书馆实践起指导、引领作用，对图书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进行密切的关注，将图书馆学的“科学”理论转化为图书馆实践的“实用”知识。
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提高，其实是与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拓展紧密相连的，人类的认识活动经历着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由肤浅到深入的过程，对图书馆活动的认识和研究也会沿着这样一个轨迹发展。对规律的研究和探讨终究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未来的实践。所以，人们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无疑也应是求“真”与求“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2 回顾与反思：科学与实用的疏离
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的图书馆人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几乎没有停止过。只是在不同的年代，研究的规模、所关注的重点、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有过波动。可以把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①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以应用技术和实践工作为基础的经验图书馆学阶段；②70年代末和8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并重，但相互游离的阶段；③9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研究从混乱无序逐渐走向系统化、整体化发展的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图书馆学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得以确立。30年代中期，巴特勒等人的研究成果给西方图书馆学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图书馆科学化”，但由于日本的侵略，阻断了西方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影响，我国图书馆学在起步阶段就错过了科学化的良机。尽管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出现了沈祖荣、胡庆生、刘国钧、杜定友等一批杰出的图书馆学教育家和图书馆活动家，也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著述，但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还停留在杜威时代。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图书馆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科学主要接受苏联的影响，图书馆学就很难避免苏联式的“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20世纪50～60年代初，一批著述都带着苏联图书馆学的色彩，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再次错过了科学化的改造。[1]6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文革”的冲击，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基受到动摇，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大大制约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据武汉大学黄宗忠教授统计，1950年1月至1997年5月，全国图书馆学有55652篇论文发表，而1950～1979年的30年中，仅4600余篇，1980年后则有51000多篇。[2]研究成果的匮乏，研究视野的狭窄，对政策法规的诠释、泛政治化的经验总结，使得专业研究无法涉及到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求“用”，解决实际问题成了30年间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取向。
第二阶段，“文革”结束以后，图书馆学在继承了以往成果，吸收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和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方法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一体化等进行了广泛研讨，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论格局。同时，在应用层面开拓了以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领域，图书馆业务工作开始了从手工到自动化的过渡和转型。遗憾的是，我国图书馆人对西方图书馆学（如巴特勒、谢拉等的图书馆学理论）的“理论”和“理论建设”等基本问题产生了曲解和误读，把“理论”理解成了纯粹思辨的产物，因而在图书馆学理论建设中，忽视了图书馆学科学化中的基础和关键——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问题。对“理论”内涵的误读，使得当时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大多缺少实践的支撑，缺少对个案的实证研究和对经验数据的分析、概括和归纳，而是建立在理论家们的理论推导和抽象思辨的基础之上，使图书馆学理论成了图书馆实际工作之外的虚空之中的海市蜃楼，虽然美妙迷人，但总是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真正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3]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引发了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批评和反思。有人提出应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寻找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进行发展战略等宏观现实问题研究；也有人提出应转变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确立以社会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建立建设式图书馆学，等等。然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未能在短期内解决，图书馆学研究建设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带着困惑和迷惘，中国图书馆学走进了更为不安的90年代。
第三阶段初期，中国图书馆学处于一种极其混乱的不稳定状态，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①80年代形成的图书馆学多元化格局，研究核心的缺乏等，使理论研究失去方向；②经济环境的急剧转型和社会价值观的迅速转换，使图书馆事业跌入了“低谷”；③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社会”概念的普及，对图书馆活动造成极大冲击，作为物理实体的图书馆发展前景令人疑惑，动摇了尚未确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和研究对象的认识；④90年代初期以“信息”代替“情报”的更改院系、学科名称，伴随专业术语的嬗变热潮，使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概念体系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几乎中断了图书馆学科的继承。
90年代初期图书馆学的混乱无序使学科研究暗藏着一种泡沫式的繁荣。由于研究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很多研究都是非专业化的，他们凭借自己的观察、经验和感觉对图书馆活动中涉及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这些思考无疑受着个人的主观判断、认识水平和特定环境的影响。加上没有适当的研究范式，所以很多研究都带有情境性、经验性和随意性等特点，众多探讨都浅尝辄止，研究热点变化频繁，追风倾向和庸俗化倾向严重，在很大程度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性质。
90年代中期，图书馆学的规范化建设问题得到重视，学术研究逐渐注意规范化、有序化问题。图书馆学研究系统化、整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①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呈现出相互结合的趋势。近年来，图书馆学开始重视开发性、实用性研究，如数字图书馆建设，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课题的应用特征不断增强，预示着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图书馆学，将在理论与应用之间构建一种有效的平衡发展关系。[4]②人文研究受到重视，技术与人文呈现出互补的趋势。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广泛应用，带来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难题，人们着手从法律、伦理、文化、价值等人文范畴来研究信息活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和利益关系。③在一些新的学科生长点，如数字图书馆、网络资源组织与导航、数字参考咨询等领域，集聚和吸收了多方面的学术力量和多学科的学术成果，促进了图书馆学与同族学科和其它相关学科的相互融合。
尽管如此，当前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①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均发展不足，既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又未能相互衔接、共同构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5]②仍然存在盲目追随西方学术传统和规范的倾向，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学术资源的发掘和利用不够，图书馆学应用理论层面的学术原创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③技术研究中还存在技术发展驱动和理想模式驱动两种错误倾向，即研究工作（其实很多只能算是介绍）追随信息技术的发展，或依据研究者主观愿望而转移，而不是根据图书馆工作的实际需求和水平来进行技术研究，这种研究主体的迷失和研究目的的错位，导致了我国图书馆学信息技术研究与图书馆现实的脱节。[6]尽管近年来图书馆学人文研究的势头强劲，但直至目前，图书馆人文研究尚处于对技术主义思潮的抵制和纠正，以及对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观念的弘扬，既未能与技术研究相融合，促使技术研究更加贴近图书馆现实，也未能与图书馆实际工作紧密联系，使人文研究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人文关怀。
3 发展与完善：科学与实用的整合
图书馆学的发展与完善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相对漫长的过程，图书馆工作者需要用全局的眼光和胸襟规划未来，实现图书馆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3.1 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
我国图书馆学科建设一直存在整体性系统性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来自实践部门的研究成果停留在对经验和技术的简单描述阶段，而来自教学单位的研究成果又偏重于思辨推导，缺乏实证性研究。两部分之间由于缺乏中间层次的过渡研究，一定程度上处于相互游离的状态。[7]要整合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实现系统的平衡发展，就必须用新的研究范式取代原有的范式。研究范式的转换事实上就是问题的转换，而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实用性问题，指明学科研究的内容、职能、范围和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第二，技术性问题，即操作性问题，以实用性问题为基础，指明怎样达到这些目的、怎样履行这些职能；第三，思辨性问题，关注图书馆学的价值和本质。新的研究范式旨在对这些不同层次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综合，或从新角度阐述老问题，或将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进行转换，或借鉴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深化图书馆学问题的研究，从而形成新的概念系统和分析模式。
3.2 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决定着研究结论，也决定着研究过程，更决定着研究成果的质量。图书馆学具有应用性、方法性的科学性质，不仅追求真理性，还要考虑理论成果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因此图书馆学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和移植多种研究方法，从多个层面进行借鉴。既应重视从哲学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方法、分析综合法、归纳演绎法、个案调研法、理论衍生法、话语分析法等定性方法进行研究，以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规律，也应该重视从社会调查法、数据与实验分析法、文献计量法、数学方法等定量方法进行研究，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以便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实践。
3.3 增强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不必讳言，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曾经取得相当高的学术地位。1949年以后，图书馆学研究深受政治运动干扰。在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分类体系等研究中，充满了非学术的话语。1979年以后，图书馆又遇到了两大挑战：其一是重商主义，“有偿服务”、“图书馆经营”、“图书馆产业”等成了时髦；其二是技术主义，把信息技术当作解决图书馆发展障碍的万能药方。
由于图书馆学研究未能在学术层面上对这些现象加以深刻地批评，导致图书馆服务意识的淡化和图书馆学人文精神的失落。[8]因此，应努力改变图书馆学研究者盲目跟风、追逐热点、随声附和的精神状况。只有在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研究环境中，研究者才能致力于展示出自己的独特、完整的研究体系，图书馆学的生长才会有深厚的基础。增强图书馆学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另一个途径，是加强图书馆职业哲学和职业精神建设。职业哲学和职业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不仅可以指导图书馆员理解自己的职业使命和职业价值，帮助图书馆员理解具体工作的意义，而且能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指南，使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在环境变化时不致迷失发展方向。[9]
3.4 重视图书馆学的本土化与原创性
所谓本土化，是指学科发展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之初，1925年梁启超呼吁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1926年刘国钧亦指出，应“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10]然而数十年来，中国图书馆学始终处于追随国外的发展的被动状态，20世纪50-70年代模仿前苏联，而在此之前后则以西方的学术思想与学科建设范式为圭臬。进入21世纪，中国图书馆学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发展趋势。在继续借鉴、吸收外国图书馆学先进思想、方法的同时，更要重视对传统学术资源的挖掘和继承，使之成为现代图书馆学的有机构成。使中国图书馆学既是前沿的，又是本土的、原创的，保证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走出一条“和而不同”的发展之路。
3.5 提高图书馆学自身的批判和反思功能
图书馆学应该为有效地解决图书馆实践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提供应对之策，但它也不是一门纯粹应用性科学，它应该具有批判反思的属性：这种反思属性体现在不仅告诉人们“怎样做”的问题，还能启迪人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为何要这样做”的根本理由。目前我国的图书馆学术研究尚缺乏学术反思和学术批评的自觉，众多研究满足于现象罗列和观点陈述，缺少批判性的学术反思和创新。如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学科中大量综述性研究，基本都是现象描述，对成果或观点的罗列，不能形成学术批评，更谈不上图书馆学分期、特征和相关的社会语境等基础理论问题。[11]未来的图书馆学研究必须重视从价值研究的角度，提升图书馆学的批判性，更好地体现追索图书馆本质和规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