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罗斯福论文,新政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问题，我们往往可以见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新政”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理论无关。这两种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存在。例如，美国学者福克讷认为：“如果说‘新政’时期的年轻经济学家们是受到任何理论支配的话，这些理论便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理论，他的思想在三十年代中叶为许多人所熟悉并且加以讨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了‘新政’经济学家们的《圣经》”。（注：[美]福克讷：《美国经济史》，中文1版，下卷，第3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前苏联有学者认为：“新政”时期的“罗斯福政府的活动，是以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思想为基础的”。（注：[前苏联]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文1版，第271页，北京：三联书店，1975。）我国有些学者认为：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推行了一整套所谓‘新政’，……这是根据凯恩斯理论创立起来的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广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第1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而美国学者贝茨的看法则是：“凯恩斯最有影响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到1936年方才问世，故新政的经济理论中并无所谓‘凯恩斯’这样一个学派，含有这些概念的某些新政措施早在该书出版前就已经付诸实施了。”（注：[美]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年美国史》，中文1版，第67页，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我国学者厉以宁教授则认为：“三十年代初期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各种有关国家加强干预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关于财政金融和就业问题的论著，直接影响了罗斯福和他周围的经济顾问。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在美国，直到三十年代末期，作为‘新经济学’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说，才被美国最高当局所接受。”（注：张培刚，厉以宁：《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第368、40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我们发现，持罗斯福“新政”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观点的学者大多是根据凯恩斯理论和罗斯福“新政”都以“政府干预论”为主旨来得出结论的：凯恩斯理论论证了政府干预论，罗斯福“新政”实施的是政府干预论。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理论无关的这些学者似乎是根据时间次序来判定二者之间不存在果因关系的：凯恩斯《通论》出版于1936年2月，而罗斯福“新政”则始于1933年3月。
本文首先叙述史实，然后就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最黑暗的时期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的。当时美国经济形势的糟糕程度可以从他在1933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他说：“价值下降到了惊人的地步，赋税上涨了，人们支出能力下降了，各级政府面临严重的收入紧缩，当前贸易的交换媒介冻结，工商企业枯萎的落叶随处可见，农民的产品找不到市场，成千上万的家庭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更为严峻的是，“一大批失业的公民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同样有一大批的人辛勤工作只能得到微小的报酬。只有盲目乐观者才能否认目前黑暗的事实。”（注：《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中文1版，第263、265页，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罗斯福总统一反他的前任胡佛总统的“政府无为论”，认为“复兴不仅靠观点的改变，这个国家需要行动，需要立即的行动。”（注：《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中文1版，第263、265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罗斯福把消灭失业、 保存人力和自然资源作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认为这可以通过政府行动来办到。他向全国选民们说：“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使人民工作。如果我们明智地和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它是能够解决的。政府本身难免通过筹款解决部分问题，就像我们对付战争紧急状况一样，而同时通过这种就业方式，建成大型工程，以刺激和重新调整我们自然资源的利用。”（注：《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中文1版，第263、265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罗斯福一上任，就要求美国国会授予他“应付紧急状态的广泛行政权力”，推行他在总统竞选时就向美国人民许诺的“新政”。随后，《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全国产业复兴法》、《存款保险法》、《证券法》、《紧急救济法》、《公用事业法》等70多个“新政”法令被批准实施，从而开始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
自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爆发以来，凯恩斯就一直关注美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 并试图把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灌输给罗斯福政府。1933年3月13日至16日， 凯恩斯以《通向繁荣的途径》为总标题在《泰晤士报》上连续发表4篇文章，对当前英国的经济形势做了分析， 并就如何复苏经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4 篇文章显现了凯恩斯正在写作中的《通论》的基本观点。（注：详见拙著：《从〈货币论〉到〈通论〉》，第五章、第六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不久，凯恩斯将这4篇文章委托《泰晤士报》业主威斯康特·阿斯托（Viscount Astor）转呈白宫新主人罗斯福和美国国家预算局局长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为了让他的思想为更多的人了解，凯恩斯又将这4篇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先后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为了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趣，凯恩斯对美国版《通向繁荣的途径》的小册子做了许多增删和修改，以便更加贴近美国当时的情况。在《通向繁荣的途径》中，凯恩斯用乘数理论来论证政府借款支出的经济意义。在英国版的《通向繁荣的途径》小册子中，凯恩斯估算英国的乘数大约等于2， 而在美国版的小册子中，他估算美国的乘数大于2。这实际上是劝告美国人， 由政府增加一笔投资所带来的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美国的效果要大于英国的效果，美国政府更值得去进行借款支出。
大西洋彼岸的罗斯福“新政”给了凯恩斯以极大的鼓舞。凯恩斯倡导了多年的政策主张，在英国历经磨难，支持者寡，反对者众，而如今终于在美国找到了知音，找到了试验地。自1933年3 月罗斯福入主白宫以后，凯恩斯明显地增加了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联系。他的文章不时在英美报刊上露面，他的讲话时常在英美两国广播电台播送。他特别关注的是罗斯福“新政”所出台的政策法令及其实施效果。
1933年6月12日，美国和西欧诸国在伦敦召开国际经济会议。 根据会前各主要参会国之间的磋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关税，恢复国际金本位，稳定各国货币币值和汇率，试图借此来复苏经济。这个会议目标与凯恩斯的设想相左。早在《通向繁荣的途径》的小册子里，凯恩斯就提出：要想复苏世界经济，除非世界各国通过增加借款支出来提高世界物价，否则舍此别无他途。他认为，通过增加各国的借款支出来提高世界物价，应当是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心议题。为了达到他所设想的目标， 他向国际经济会议提出如下建议：建立一个发行金本位纸币（goldnotes）的国际权力机构， 这种金本位纸币的面值用美国美元的含金量来表示，发行的最大数额以50亿美元为限，这些纸币按照1928年底各国拥有的黄金储备量分配给参与国，但是任何一个国家获得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4.5亿美元， 各参与国用这些纸币按相同的面值来兑换他们的政府金币债券（the gold-bonds）。凯恩斯认为，这样做可以消除各国中央银行的担忧，让他们腾出手来进行借款支出，由此来提高物价和恢复就业。（注： 参见：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Maynard Keynes,Vol.9,P355、P358、P360,London:Macmillan,1972。）因此他反对恢复金本位，认为各国货币本位与黄金之间的平价不应固定不变。因为金本位制不利于实行通货管理和政府进行大规模借款支出，因而不利于通过适度的通货膨胀来恢复生产和就业。
凯恩斯的上述主张和罗斯福的政策思想不谋而合。罗斯福已于1933年4月18日宣布在国内放弃金本位制， 并打算通过有节制的通货膨胀来提高一般价格水平，从而达到复苏经济的目的。但是国际经济会议召开以后，恢复金本位制的呼声仍然在会上占了上风，就连与会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all）也认为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会同意降低关税，并把美元固定在当时的金价上。鉴于这种形势，罗斯福总统觉得有必要另派专人去伦敦，把他的意图转达给国际经济会议。领命前往伦敦的是总统顾问班子的首要人物、先为罗斯福起草竞选演说，后为罗斯福拟定“新政”纲领的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行前，罗斯福授命莫利：你的根本任务是让美国代表团和其他与会者得到一个印象：我在国际上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世界物价水平。总统同意莫利到伦敦后去拜会凯恩斯，就有关货币方面的问题去请教后者。（注：A·M·Schlesinger,Jr.,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P216 —217,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9。）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第一次“新政”之初，罗斯福就已经了解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和政策主张。7月3日罗斯福给国际经济会议发了一份“出人意料的电报”，宣布美国不能同意稳定美元的黄金比价，而听任美元贬值（美元已于该年6 月下旬开始贬值）。这份电报犹如给会议引爆了一颗炸弹，一时舆论大哗。凯恩斯以闪电般的速度著文支持罗斯福。7月4日凯恩斯在《每日邮报》上发表题为《罗斯福总统非常正确》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很久以来没有一位政治家像美国总统昨日所做的那样快刀斩乱麻地行事了。他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立场，并敦促大会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工作了。但是如果有必要他将单枪匹马地干，他有充分的能力孤军作战。……总统发出的信息具有凌驾于其本源之上的重要意义。实质上，这是对我们能否做出是走倒楣的老路还是探索新途径之决定的挑战；这些途径对政治家们和银行家们来说是新的，但对思想来说并不新鲜。因为新的途径导致对未来通货的管理，而研究通货管理一直是战后经济学的主题。”（注：[英]R·F·哈罗德：《凯恩斯传》，中文1版，第475—476 页，第4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美国著名记者和政论家。 在国际经济会议开幕前夕，英国广播公司安排了一次他对凯恩斯的越洋采访并向全国实况转播。李普曼于6月23日到伦敦，翌日即拜会了凯恩斯。）
为了平息与会各国代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凯恩斯还应莫利之邀为罗斯福捉刀：代罗斯福起草了一个提纲，并和莫利、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注：[英]R·F·哈罗德：《凯恩斯传》，中文1版，第475—476页，第4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美国著名记者和政论家。在国际经济会议开幕前夕，英国广播公司安排了一次他对凯恩斯的越洋采访并向全国实况转播。李普曼于6月23日到伦敦， 翌日即拜会了凯恩斯。）等人一道，按照这个提纲起草了一份声明，向与会代表解释罗斯福总统的意图。
1933年12月6日， 凯恩斯在剑桥会见了来牛津大学作访问教授的哈佛大学的行政法教授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 ），后者后来成为罗斯福顾问班子中的重要成员。弗兰克福特原来是一位平衡预算论者，由于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转而相信扩张性财政政策。二人在会谈时商定，由凯恩斯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劝告信。凯恩斯同意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公开信，信在公开发表以前由弗兰克福特转交罗斯福。这封信于1933年12月3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次年1月2日经压缩又发表在《泰晤士报》上。
写给罗斯福总统的这封信是一封长信，内容除了开头语以外，还包括“英国人的看法”，“当前任务”，“《全国产业复兴法》的目标和结果”，“提价问题”，“繁荣、衰退和战争”，“通货和外汇”，“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优先的政策”和“大量的廉价信贷”9 个部分内容，它集中体现了当时凯恩斯反萧条的思想和政策主张。
在信的一开头，凯恩斯对罗斯福“新政”做了这样的估价：“您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您不幸而受挫，则合乎理性的变革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的损害，那么只得听任传统教义和革命去一决雌雄了。但是如果您大功告成，那末新的更大胆的方法将会在世界各地被试用，历史将记载，新经济时代的第一个篇章是由您入主白宫开创的。”（
注：The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21,P289～297,P320 ～322,London:Macmillan,1982。）
凯恩斯告诫罗斯福说：你现在肩负着复苏与改革的双重使命。二者都重要，但是前者更为紧迫。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草率是有害的。“通过短期复苏的成功来提高您的政府的威信，才会获得长期改革的动力。”（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21,P289～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
凯恩斯认为，在过去的9个月里， 美国政府似乎对改革操之过急：《全国产业复兴法》的主要内容是改革，这可能会阻碍复苏。
那么，如何才能使经济尽快复苏呢？凯恩斯根据他当时初步形成的有效需求原理向罗斯福提出如下的复苏的技术建议：由于“复苏的目的是要增加国民产出和使更多的劳动者有工作。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制度下，产出原来是为销售而生产的；因而产量就由与生产的直接成本相比较的、预期未来在市场上会有的购买力的数量来决定。”（
注： The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21,P289～297,P320～ 322,London:Macmillan,1982。）因此， 只有操作以下三个因素才能增加产出：“必须引诱个人在他们现有的收入中花费更多：或者通过提高未来的信心或降低利息率引诱企业界为其雇员创造更多的现期收入，而这只有通过增加这个国家的营运资本或固定资本才能办到；或者必须求助于公共权力当局通过借款或印钞票进行支出来创造更多的现期收入。 ”（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1,P289～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 ）但是凯恩斯认为，在萧条时期，前两个因素不足以使经济复苏，只有第三个因素才是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他写道：“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不可能指望第一个因素能按足够的规模发挥作用。第二个因素只有在经济潮流被公共权力当局的支出扭转以后才能作为攻击萧条的第二次浪潮而出现。因此，只有第三个因素才是我们可以指望的初始的主要推动力。”（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21,P289～297,P320～ 322,London:Macmillan,1982。）
不难理解，凯恩斯在这里所说的推动复苏的三个因素就是封闭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构成总需求（国内总需求）的三个因素。他认为个人消费需求不足以启动复苏，私人投资需求只有在政府投资活跃了市场以后才会增加，因此经济复苏只有依靠政府通过借款或印钞票来扩大支出，刺激总需求。在这里，凯恩斯已经把他正在写作的《通论》的主旨和赤字财政政策主张表达得一清二楚。
凯恩斯对罗斯福说，美国经济之所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复苏受挫，是由于他入主白宫后的头6个月没有增加新的借款支出。“今后6个月的形势将主要取决于您是否在近期一直在为更大的政府开支铺平道路。”（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21,P289～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
凯恩斯劝告罗斯福不要受粗糙的货币数量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货币数量是刚性固定的，提高产出和收入将会遇到障碍；于是一些人由此得出推论，产出和收入能够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提高。凯恩斯认为试图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增加产出和收入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这就好像试图通过买一条更大的裤带来使自己变胖一样。……强调货币数量而不强调支出数量是一种最大的误导，前者仅仅是一个有限的因素，后者则是最重要的因素。” （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John Maynard Keynes,Vol.21,P289～297, P320～ 322, London:Macmillan,1982。）他进一步认为，把货币数量论应用于外汇外贸方面，认为黄金价格和商品价格之间应当有一种精确的数量关系，是更为愚蠢的想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和外汇政策应当主要服从于把产出和就业提高到适当水平上这一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凯恩斯向罗斯福提出如下的政策性建议：优先加以考虑的政策应当是由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借款支出，这些支出应优先用于能迅速见效的项目上，如修铁路，其目的是要启动复苏。其次要考虑的政策是保持廉价并且充裕的信贷，特别是降低长期利息率。他提出应当把美国的长期政府债券的利息率降低到2.5%或更低些。凯恩斯相信， 随着这些政策的采用和发挥作用，“我很有把握地期望有一个成功的结果。这样做的重要意义不但是带来美国和全世界的物质繁荣，而且会通过恢复人们对政府智慧和力量的信心来振奋人们的精神！ ”（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21,P289～ 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
1934年1月13日，凯恩斯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广播讲话， 对美国的经济形势做了进一步评论。这个讲话稿后来发表在1月17 日的《听众》杂志上，题为《罗斯福的经济试验》。
这篇讲话稿对罗斯福“新政”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对“新政”的主要法令，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证券法》和有关银行的法令的目的和预期效果进行了评论，并分析了自1933年冬天以来罗斯福政府所采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提高物价，放弃金本位，美元贬值和扩大政府支出。他仍然担心美国政府在公共工程上的支出过小而不能救治失业。他认为罗斯福的“新政”试验在经济史上将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理论劝告第一次被这个世界上的统治者之一用作大规模行动的基础。
1934年1月15日，罗斯福总统提出一项动议， 要求国会通过立法来安排一个健全的和适当的货币制度。这项提议的内容之一是应当授权给总统把美元的金价固定在原有金价的50%到60%之间。1月20 日凯恩斯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就此事发表评论，题为《罗斯福总统的黄金政策》。
凯恩斯称赞罗斯福的主张是真正的进步。他认为罗斯福在旧式的传统学说和极端的通货膨胀论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凯恩斯相信，罗斯福的黄金政策和他的支出政策相配合，可能会成功地把美国引向复苏之途。如果美国能够走出这次萧条的低谷，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回升将会指日可待。
1934年1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黄金储备法》， 授予罗斯福总统所寻求的各项权力。次日，总统签署了这个法案使之生效，并把新的黄金价格定为每盎司35美元，美元含金量为它1933年以前价值的59.6%。
1934年的春天带给凯恩斯一个亲自考察美国经济形势和拜见罗斯福总统的机会：哥伦比亚大学决定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学位授予仪式定于6月5日举行。凯恩斯计划花3周时间访问美国， 其中大多数时间在纽约和华盛顿度过。
5月9日，凯恩斯乘“奥林匹克”号轮船横渡大西洋，6 天后抵达纽约。5月21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设宴款待凯恩斯。 出席这次宴会的人许多是凯恩斯的老朋友和金融界、经济学界同仁，如：弗兰克·阿尔茨契尔（Frank Altschul），沃尔特·凯斯（Walter Case）， 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 ），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拉塞尔·莱芬韦尔（Russell Leffingwell），沃尔特·李普曼，奥格登·米尔斯（Ogden Mills ）， 韦斯利· C ·密契尔（Wesley C·Mitchell），沃尔特·斯图亚特（Walter Stewart）和约翰·享利·威廉斯（John Henry Williams）。
在纽约逗留近10天以后，凯恩斯又赴华盛顿出席5月25日至30 日的一系列会议。此间，经老友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引荐，凯恩斯拜会了罗斯福政府的一大帮要员和罗斯福顾问班子（智囊团）的许多成员。5月25日，凯恩斯在出席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 ）为他举行的家庭晚宴前拜会了美国劳动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小姐（ Frances
Perkins ）和罗斯福顾问班子的重要成员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以及贾斯蒂斯·布雷达斯（Justice Brandeis ）。次日，凯恩斯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尔后和罗斯福最年轻的智囊卡尔文·胡佛（Calvin Hoover ）共进晚餐。
5月28日5时15分，罗斯福总统接见凯恩斯，宾主双方进行了1 小时会谈。会谈内容目前无资料可考。事后凯恩斯说这次会谈是“十分激动人心的”。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6月23日给凯恩斯的信中说， 总统在6月11 日给他的信中称：“我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谈并对他深怀好感。”（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Keynes ,Vol.21,P289～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 ）看来对于这次会谈，宾主双方都是满意的。
5月29日， 凯恩斯应邀在美国联邦参议员午餐会上发表关于国内复苏问题的意见的演讲。当晚，凯恩斯出席了美国《全国产业复兴法》研究与计划部的顾问们为他举行的宴会，并会见了美国农业调整局局长刘易斯·比恩（Lweis Bean）。
凯恩斯于5月30日返回纽约。6月1日至4日，凯恩斯应邀参加了美国全国产业会议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个农场召开的全委会。在6月5日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后，凯恩斯于6月6日在美国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发表演说。这次演说首次向美国经济学界同仁公开了他正在撰写的《通论》的核心内容——有效需求理论。
演说共分三个部分（标题）：1.有效需求理论；2.乘数原理；3.将上述两个原理应用于美国的初步资料。
在演说的第一部分，凯恩斯开宗明义就说：在既定的状态下，除非企业主预期有效需求增加并准备满足这部分增加了的需求，否则产出和就业就不会增加。要增加有效需求，只能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途径来启动：“（1 ）公众有更大的意愿把既定的收入用于消费。这可以称之为消费倾向提高，而这种提高必须和由于收入增加而带来的实际消费提高区别开来。消费倾向提高意味着在既定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2）来自可以称之为投资倾向提高。 引起投资倾向提高的原因或者是对于投资的未来报酬的信心提高，或者是引诱在资本资产上的投资支出增加的利息率降低，或者是政府进行借款支出。”“（3 ）来自预期消费需求增加而引起的营运资本增加。”（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13,P457～468,London:Macmillan,1973。）凯恩斯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美国几乎没有希望通过提高消费倾向来作为复苏的初始推动力，第一级推动力一定是来自投资倾向提高，这包括各种政府借款支出。而增加有效需求的第三个因素只不过是在经济社会由低水平的产出走向高水平的产出的时候强化另外两个因素作用的效果。
在演说的第二部分，凯恩斯阐述了他的乘数原理。与《通向繁荣的途径》不同，现在凯恩斯是用边际消费倾向的特性来论证乘数的数值不会无穷大。他说：“当由个人和企业构成的社会其收入增加时，由于存在一个永恒的心理规律，使得他们事实上不是把全部增加了的收入都用于增加消费。不妨说，当收入增加时，储蓄的绝对量也增加，虽然不一定同比例增加。”（注： The
Collected
Writingsof
JohnMaynard Keynes,Vol.13,P457～468,London:Macmillan,1973。）有了边际消费倾向思想，标志着乘数理论趋于成熟。
在这次演说中，凯恩斯估计英国的乘数是3，美国的乘数大于3。他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救济支出相对于正常收入来说其规模没有英国大，美国的救济支出占正常收入的1／3，而英国几乎占了一半；又因为美国用于进口品的支出小于英国。另一方面，企业把增加的利润储蓄起来而不是把它分配给股东以供他们花费的倾向可能在美国更大些。
凯恩斯还提醒他的美国同行注意：有效需求是用货币单位来测量的。因此有效需求增加不意味着生产会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如果存在充分就业，政府借款支出增加纯粹是通货膨胀，支出只是耗尽在更高的物价上，不会增加产量。但是，当存在过剩的未被利用的劳动和设备资源时，增加有效需求的效果将部分用来增加产量和就业，部分用来提高物价。这两个效果之间的比例将取决于供给弹性和随着产量增加成本提高的趋势。只要这个国家的劳动和资本设备大量地利用不足，这个效果就会主要在增加就业上反映出来。由于某些关键的特殊的资源被充分利用从而达到瓶颈状态以后，这个效果将耗尽在更大程度的物价提高上。当这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和资本被利用了这一点达到以后，进一步增加有效需求除了无限提高物价以外，不会有别的什么效果。这将会达到真正的通货膨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传统的观点（如“财政部观点”）就变得正确了。（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13,P457 ～468,London:Macmillan,1973。）
在演说的第三部分，凯恩斯介绍了如何运用有关统计资料来估算有效需求的变动和乘数数值。但是他强调，他这次演说的目的不是要做预测，而是要为判断经济形势的走向提供一种理论背景。最后，他又回到10年前就已经提出而近些年一直反复强调的主题上：“我的主要目的是驳斥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政府借款支出规模这样小，因而在整个经济形势中是一个次要因素。我可以肯定地说，它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会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经济形势的全部进程将由政府借款支出来左右。政府每个月支出2亿美元与 4 亿美元的差别将是萧条与复苏的差别。 ”（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13,P457 ～468,London:Macmillan,1973。）
美国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当时云集了一大批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家。聆听这次演说的经济学家主要有麦克伊弗（R·M·Mclver），密契尔，克拉克（J·M·Clark），盖耶（A·D·Gayer），安吉尔（J·Angell ）、熊彼特，伯利（A·A·Berle），汉森（A·H·Hansen）等。 由此可见，远在《通论》出版以前，这本书的要点就已经为美国经济学界所知晓。
凯恩斯于1934年6月8日结束了他的美国之行，由纽约乘船回国。
在离开美国以前，凯恩斯写了一篇题为《总统的议事日程》的文章，作为上一年12月31日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公开信的续篇。他于6月5日将这篇文章的复印件呈献给白宫。该文于6月10日和6月11日分别在《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上与读者见面。
《总统的议事日程》仍然对《全国产业复兴法》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个法案对企业限制过多，尤其是对企业定价和销售做了许多复杂和不恰当的规定。凯恩斯再次强调：经济复苏将主要取决于美国政府紧急支出（emergency expenditure）的速度和数量。 他建议罗斯福总统采取以下的议事日程：（注：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Maynard Keynes,Vol.21,P289～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
1.设立一个精干的隶属于最高行政机构的办事机构，来监督核查政府支出计划，并将各项支出计划的执行情况每周向总统报告。
2.同时，应当进行积极准备，保证正常的企业尽早取代紧急支出计划。
3.由财政部和联储继续施加压力，降低长期利息率。
4.政府采取措施降低建筑业的单位成本。美国的建筑成本（包括建筑材料和直接劳动）差不多是英国的2倍。
5.美元贬值后应当稳定美元，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变动美元的黄金价值。
凯恩斯认为，在1933年11月以前，美国政府的紧急支出每个月大约是9000万美元，这个数量过小。 自11 月开始， 政府支出急剧增加， 1934年前4个月每个月平均超过3亿美元，其效果是令人鼓舞的：产出、收入和就业大约提高了15%。但是后来政府支出不幸下降了。凯恩斯相信， 如果美国政府支出提高到每个月4 亿美元， 强劲的经济复苏将会在1934年的秋天到来。因此，1934年下半年的形势将取决于政府对尚未进行的紧急支出的明智决策。
回到伦敦以后，凯恩斯觉得言犹未尽，又于6月23 日致信《泰晤士报》编辑，题为《美国的复苏》，用来补充《总统的议事日程》一文。
凯恩斯根据他进一步获得的美国财政部净借款支出增长速度的资料进行估计，美国的国民收入在1933年至少增加了12%～15%，1934年上半年可能又增加了12%～15%；英美两国的失业在1933年1 月达到高峰，此后至1934年5月，英国的就业量提高了10个百分点， 美国的就业增长则大大超过此数。在《美国的复苏》一文中，凯恩斯对美国经济形势的走势的估计明显趋于乐观。但是凯恩斯又强调，除非美国继续大幅度降低长期利率和保持建筑业在高位上运行，否则1935年的经济形势难以进一步好转。
二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罗斯福“新政”既不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制定出来的，也不是和凯恩斯理论无关。我们认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和罗斯福“新政”最初是相互独立做出的，二者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垄断资本要求国家全面干预经济活动的共同认识：由于二者具有相互需要的客观基础，从而决定了它们被提出来不久就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最终结合到一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垄断的充分发展必然造成竞争程度下降，价格、工资率和利息率在向下方向上失去弹性，市场机制失灵。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私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必然造成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脱节。英国二十年代的长期慢性萧条和1929—1933年的世界性大萧条，集中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达到了它的极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客观上要求国家来帮助创造市场，协调和管理经济活动。“新政”和《通论》是这种要求分别在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凯恩斯从理论上表达了这一要求，罗斯福则从实践上顺应了这一要求。
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凯恩斯就宣布“自由放任主义终结”；1924年他就提出国家通过大规模公共工程支出来干预经济活动的主张，此后他一直坚持这一主张，着力为这一主张寻找理论依据。在1929年的《劳埃德·乔治能办到吗？》中，他提出了乘数思想，这是他为扩大政府经济支出提供的第一个理论依据。在1933年的《通向繁荣的途径》和1934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所做的演讲中，凯恩斯不但进一步完善了乘数理论，而且有了较为成熟的有效需求理论。事实上，到1934年夏天，《通论》的思想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凯恩斯思想已经完成了由马歇尔主义经济学向《通论》的转变，发端于二十年代中期的“凯恩斯革命”已接近完成。（注：详见拙著：《从〈货币论〉到〈通论〉》，第五章、第六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因此，贝茨和其他一些学者根据“新政”实施在先，《通论》出版在后断定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理论无关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罗斯福在入主白宫前后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工厂建立得过多，其生产能力已超过社会的消费能力；农产品的生产也是如此。对经济形势的这种判断为“新政”奠定了基调：限制生产的同时提高社会购买力，从而求得生产与实际需要之间的平衡。“新政”的许多法令都是根据这一基本思路制定出来的。
“新政”在美国历史上既无先例可循，也没有系统的经济理论作为基础。罗斯福“新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任何一批政策法令的颁布实施，都不是事前计划好的，都是应急性的、试验性的，是罗斯福及其智囊们根据对形势发展变化的认识走一步看一步制定出来的。
罗斯福政府上台伊始，美国经济处于极端紧急状态下，其中最为严峻的是金融危机。在罗斯福宣誓就职时，美国有47个州银行关闭或在严格的限制下营业，银行资产和存款数量大幅度减少，金融体系事实上已经解体。其次是农业危机。由于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农民的现金收入和经济地位的下跌比其他各业人民都严重。农业总收入从1929年的119亿多美元减少到1932年的53亿美元。面对这种局势， “新政”最初的计划是打算实行有节制的通货膨胀来提高一般价格水平，和通过限制农业生产来提高农产品价格，借以达到复苏经济的目标。所以“新政”最初的两项重要法令是1933 年3 月9 日国会通过的《紧急银行法》和1933年5 月通过的《农场经济与通货膨胀法》（即第一次《农业调整法》）。
最能体现“新政”国家干预特色的莫过于罗斯福精心谋划的两大机构——国家复兴管理局和公共工程管理局。但是这两个机构“都是事后想起来的和临时凑合而成的。”（注：阿瑟·林克，威廉·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文1版，中册，第45、49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5。）罗斯福政府最初并无任何真正的产业复兴计划。国家复兴管理局和公共工程管理局是为贯彻实施1933年5 月通过的《全国产业复兴法》设立的，而这个法案是罗斯福政府与劳工组织（主要是劳联）及其在国会中的代言人就如何推动产业复兴进行讨价还价的产物；至于这个法案中的第二篇规定拨款33亿美元用于公共工程计划，“是在最后一分钟掺和进去的。”（注：阿瑟·林克，威廉·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文1版，中册，第45、49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5。）
“新政”的赤字开支，我们认为它很大程度上是环境逼成的，不是由某种理论指导做出的。为了实施“新政”，自然需要扩大政府开支，而在当时经济普遍衰败的形势下，不可能通过加税来为宠大的政府开支提供资金，因而赤字就成为必然的了。只是到1935年开始的第二次“新政”，罗斯福政府才有意识地运用大规模赤字开支的办法解决失业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罗斯福“新政”最初并不是依据凯恩斯理论制定出来的。“新政”是出于当时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实际需要而制定出来的一套实用主义计划。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罗斯福“新政”一开始就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制定出来的，也就用不着凯恩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罗斯总统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和进谏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得出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理论无关的结论。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作为反萧条的理论和政策体系，需要找到它的试验地和应用场所；罗斯福“新政”作为一项破天荒的实用主义计划，在国内国外阻力重重的情况下，需要一种与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不同的理论来支持；凯恩斯理论和罗斯福“新政”的相互需要使它们各自被提出来后就相互影响，最终走到了一起。
由前面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一直试图将他的思想和主张灌输给美国经济学界、政界直至罗斯福总统。自罗斯福入主白宫以后，凯恩斯明显地把研究的重点由英国转向了美国，他在这一时期的多数文章是针对美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写的。罗斯福总统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显然已经注意到了凯恩斯，凯恩斯的主张在罗斯福的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否则他不会在国际经济会议期间同意莫利去造访凯恩斯，更不可能在1934年的非常时期接见一位外国经济学家。
凯恩斯的美国之行为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结合提供了契机，罗斯福的智囊们和内阁成员为二者的结合充当了媒介和桥梁。从这时开始，凯恩斯理论既对美国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又通过“新政”吸取营养，来进一步完善自身。
李普曼在1934年4月17日写给凯恩斯的信中称：凯恩斯于1933 年12月31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公开信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是促成了美国财政部推行购买长期政府债券，以建立强大的债券市场并降低长期利率的政策。（注：[英]R·F·哈罗德：《凯恩斯传》，中文1版，第475—476页，第4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美国著名记者和政论家。在国际经济会议开幕前夕，英国广播公司安排了一次他对凯恩斯的越洋采访并向全国实况转播。李普曼于6 月23日到伦敦，翌日即拜会了凯恩斯。）
凯恩斯在访美期间于5月29 日与美国国会参议员们共进午餐并发表谈话，据说这次谈话促成了“新政”的内容之一——《国家住宅法》的通过。瑞弗勒（W·W·Riefler）在1934年6月6日写给凯恩斯的信中说：“您和参议员们的谈话产生了非常有益的效果，由此成为通过住宅建筑立法的转折点。 我对您的帮助感激不尽。 ”（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21,P289～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
我们在前面说到，凯恩斯6月6日向美国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发表演讲，这次演讲第一次向他的美国同行公开了他的有效需求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事先曾就这篇重要的演讲稿和一大帮美国政府要人进行过讨论。在这些人中有费斯，伊斯曼（J·B·Eastman），特格韦尔， 瑞弗勒，特鲍格（G·Terborgh），比恩，迈耶（E·Meyer），辛迪（C·Snyder）。因此，美国政界是先于学术界了解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的。
凯恩斯5月29日晚访问美国《全国产业复兴法》研究与计划部， 这次访问对这个“新政”的重要机构的成员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机构的总统计师赛利斯基（Victor Von Szeliski）在6月11日给凯恩斯的信中说：“我们大家都因您的访问而受到莫大鼓舞。有人事后告诉我说：‘这是一次圆满的会谈，我们真正需要认识到的就是我们的努力如何顺应整个经济复兴的需要。’”（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21,P289～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
仅从上述几例即可看出，凯恩斯思想对罗斯福“新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使美国经济形势自1934年秋天开始有了明显好转，这极大地鼓舞了凯恩斯，更加坚定了他关于通过大规模政府开支来战胜萧条和失业的主张，加快了《通论》的写作进程。
凯恩斯思想对罗斯福“新政”的影响不限于1933—1934年。凯恩斯思想的更大影响是发生在第二次“新政”时期。凯恩斯在1934年会晤过的美国经济学界和政界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凯恩斯思想的忠实信徒，其中许多人成为罗斯福第二次“新政”的助手、幕僚和阁员，如弗兰克福特，汉森，埃克尔斯。第一次“新政”试验的初见成效加上有了凯恩斯理论作为依据，使得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由最初的权宜之计转变成美国政府既定的方针政策。在罗斯福总统的第二任期内，“许多比较年轻的新政派越来越觉得凯恩斯的主张与自己的想法相投合，他们与补偿性的挥霍派（应译为“开支派”——引者）结为同盟，这对新政政策的最后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注：[美]约翰·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中文1版，下册第2分册，第4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年。）“30年代后期， 凯恩斯思想开始渗入白宫班底。 这种新经济学由于1937年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随之就发生衰退，而增加国防开支就出现繁荣，获得牢固的认同。”（注：John Braeman et al:The New Deal:The National level,P301,Columbus:Ohio University Press,1975。）至此，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理论正式联姻，“凯恩斯革命”完成了由理论上的“革命”到政策上的“革命”。
在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不能同意美国学者约翰·布卢姆等人的观点。布卢姆等人在他们的《美国的历程》一书中认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影响很大的著作《就业通论》中将埃克尔斯的主张首次发展为一种理论，予以肯定。”（注：[美]约翰·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中文1版，下册第2分册，第4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我们在前面说过，“凯恩斯革命”发端于20年代英国长期慢性萧条，《通论》的理论体系在1934年夏天已经基本成形了。布卢姆等人的说法把因果关系颠倒了。史实是， 凯恩斯不是把埃克尔斯的主张发展为一种理论， 而是在为他20年代中期就提出的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主张寻求理论依据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埃克尔斯是罗斯福总统于1934年11月任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由他主持制定的银行法扩大了美国联邦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权。但是这个银行法主要体现的是埃克尔斯的助手劳克林·柯里教授的思想。我们已经知道，后者恰恰是凯恩斯理论的忠实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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