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外国文学批评范式初探——以《王尔德介绍》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尔德论文,文学批评论文,范式论文,为例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15)02-0089-04 DOI：10.13978/j.cnki.wyyj.2015.02.019 0.引言 张闻天，河海大学(当时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友。他身处时代巨变的激流，是时代弄潮儿。他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成为早期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中国学人。然而，或许由于他的政治身份过于显赫，鲜有学者对他的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研究。王立明的《张闻天与外国文学》(1998)对张闻天的外国文学研究情况进行过简要叙述；费小平的《张闻天：我国外国文论、外国文学译介的先驱者》(2014)着重对张闻天从事外国文论研究和外国文学译介的史实进行梳理；《党史纵横》杂志也曾刊文《张闻天早期文学思想特点分析》，但文章侧重从张闻天早期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寻找革命者的印记。而且，所见相关研究皆为党史界或中文系研究者的成果，外语界似未曾研究这个话题。对外国文学研究范式较为熟悉的外语界学者未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先驱放到世界语境中进行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本文拟在归纳西方文学批评范式语境的基础上，对张闻天的早期文章《王尔德介绍》中的外国文学批评范式进行分析，从他进行文学批评的着眼点和切入点管窥当时中国左翼文学学者对于西方文学的批评反应，也藉此探寻这位革命家早期文学思想的成长轨迹。 1.河海工专岁月：投身文学评论的背景 1917年，张闻天来到河海。在河海期间，他接受了良好的英语以及西方文学教育。根据张闻天在1937年接受美国记者奈姆·沃尔斯(Naim Walls)的采访时所述，由于当时缺乏合适的中文教材，自美国留学归来的校长许肇南主要选用了美国原版教材。张闻天说：“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过我的所有老师都曾留学美国。”(Klein & Clark 1971：48)足见当时河海的英语教育水平之高。而工科学校培养出文学人才，在河海并不是一件稀罕事，许肇南校长在其手书《设校旨趣》中已明确：科学救国，不局限于工业实业救国，文学救亡同样十分重要。在这样的氛围下，河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校友会(类似于学生自治会)，张闻天则当选文学评论部评议。文学评论部很快成为河海一块最具活力的热土，学生们一起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接受进步文学思想。也正是在文学部的活动中，张闻天结交了比他高一级的沈泽民(金建陵2005：18)。沈泽民则受其兄长、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影响，十分热衷于西方文学的译介和评述。二人一见如故，由是开始了他们共同的文学探究。 在河海求学期间，张闻天开始接触到一些托尔斯泰的著作，都为英译本。张闻天说，托尔斯泰的作品“英译本反比俄本为佳为详，因为原文在俄国出版时，曾受俄政府检查”(张闻天2010：66，以下此书引用只标页码)。一个谈论艺术的作家居然受到了政府的审查，这引起了张闻天的兴趣。深入阅读之后，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展现出的社会批判性让张闻天看到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力量，他坦称他信奉托尔斯泰的“民族的气运要看他艺术界的盛衰”说(65)，笃信文艺可以救国。于是，张闻天与当时众多未来的文学家、艺术家一样，带着反叛传统权威的倾向，怀着对外国新事物的好奇，抱着救国的志向，走上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道路。 2.20世纪前期国外文学批评范式与中国接受 张闻天的《王尔德介绍——为介绍〈狱中记〉而做》(本文简称为《王尔德介绍》)写于1922年4月。那么此时国外文学批评给张闻天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弄清这个问题对于分析和判断张闻天外国文学批评范式颇具参照意义。20世纪前期国外文学批评的范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19世纪末文学批评范式的延续。在19世纪末，欧洲和美国的文学批评范式包含传记、历史、心理、印象和实证等要素。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论在美国很有市场。以细读为基础的包括传记和历史因素的文本解释在法国盛行。贯穿其间的是马修·阿诺德的人文主义传统，其要义是将文学当作针对现代文明流行病的隔离区或对症剂。到了20世纪，重商主义、庸俗主义大行其道，文学批评界对此进行了抨击，其武器亦是人文主义传统。美国文学批评家欧文·巴比特(Irving Babbitt)等“新人文主义者”以保守的政治和文化观对美国带有相对主义性质的风格和方法乱象进行批评。英国作家劳伦斯(D.H.Lawrence)等则以新浪漫主义的主张对英国产业主义和理性主义展开质疑。应当说，这类范式的共同点就是入世，直接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回应。 另一类则带有遁世倾向，主要体现为形式主义批评范式的萌芽。例如美国的W.C.布朗内尔(W.C.Brownell)等主张，应探究脱离道德等观念的审美因素。当然这也可以解释成拒绝商业化、去人性化现实的一种方式，一种以退为进的入世方式。20世纪前期的世界现实确实令人难以回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们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原有思想参照系的失落使T.S.艾略特的《荒原》、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等作品都反映出一战给文学家所带来的深层创伤。 对于中国左翼文学批评家来说，还有一种范式影响深远，这就是伴随1917年俄国革命而诞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强调文学反映阶级斗争，关注文学对于社会革命的政治意义。(cf.Habib 2005：560-563) 1917年到1927年是中国的西方文学批评从萌芽到井喷的十年。在这期间，随着西方思潮的不断涌入，中国学人对于各种思潮的接受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表征，进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范式。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传入中国后，周作人在此基础上创发了文学是“自己的园地”的本质论文学批评范式。而在这个十年较为中国学人所接受的，当属源起法国的唯美主义美学批评，郁达夫，陈独秀等人皆在此浸淫甚久，郁达夫因之开始了其文学美学的批评范式。当然，也要不少左翼作家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的影响。 3.《王尔德介绍》中的批评范式 第一个进入张闻天文学批评视野的西方作家，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这主要得益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所做的诸多介绍。不可否认的是，陈独秀在当时左翼文学学者中的地位很高，很多左翼文学学者唯陈独秀仰止，而对于当时还在上学的张闻天来说，陈独秀不啻当时中国研究西方文学的灯塔和标杆。陈独秀在为苏曼殊的《绛纱记》所做序言当中，将王尔德称为“自然派文学大师”。其后又将王尔德与屠格涅夫、易卜生和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并称为近代世界四大文豪(转引自王列耀1987：46)。《青年杂志》又不断刊载王尔德作品的译介，对其文学成就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比如薛琪瑛在其《意中人》的译序中，称王尔德是“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同上)。如此的追捧到了1919年时已经蔚然成风，中国的文学批评界中形成了“王尔德热”。张闻天和沈泽民受其影响，也选择了评介王尔德作品作为他们进入外国文学批评所迈出的第一步。1920年，沈泽民撰写了《王尔德评传》，张闻天则在1922年翻译了王尔德的《狱中记》(这也是该部作品迄今为止唯一的中文译本)并做评论文章《王尔德介绍》。《王尔德介绍》有3万余字，其中一至九节以及最后的第十三节为张闻天所写，其余则由汪馥全所写。这篇论文似为中国第一篇系统深入介绍奥斯卡·王尔德的文学论文，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就张闻天所写的部分来看，其批评范式对西方借鉴颇多。不同于陈独秀、周作人抑或郁达夫等人对外国文学批评范式的借鉴选择性之强，张闻天的借鉴呈现海纳百川的特征。首先，张闻天像西方部分20世纪初的文学批评家一样，沿用了西方19世纪末以生平、历史为脉络的批评范式。他用了文章的前三节来介绍王尔德的生平，兼议王尔德所生活时代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所形成的王尔德的人生态度，即“反对科学”“自己崇拜”和“唯美主义”(120)。张闻天认为“由了这三种特色就可以了解王尔德底行为了。他何以要嘲骂社会，他何以要夸张自己，他何以赞美青春，他何以看轻现实，他何以要穿美的服装，他何以欢喜空想……这些问题，都是从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上来的”(121)。从研究对象的人生态度中探寻其行为的源泉，反映了张闻天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借鉴。 1921年，张闻天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第一篇文学评论，评论文本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时国内的红学研究已颇有所成，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张闻天的这篇评论文章，从人性入手探讨了宝玉、黛玉和宝钗三个角色的“人本情怀”。文中对宝钗的人性扭曲是这样分析的：“伊(薛宝钗)因为要适应这种机械的、无情的社会起见，就不能不丧失了伊底天真，丧失了伊自己底一个真我”(80)。这不禁让人想到阿诺德的人文主义名言：“受机械支配的人为仇恨效力，只会导致混乱。”(Arnold 2010：1596)相比之下，张闻天对宝钗的论断宛若阿诺德名言的回音。可以说，张闻天的文学评论从一开始就颇具人文主义色彩。 在《王尔德介绍》中，张闻天对灵与肉、享受与责任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文章的第五节，张闻天对王尔德的“《道灵·格莱底肖像画》”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重点揭示道灵·格莱灵与肉的分野问题。张闻天认为：“[王尔德]所描写的道灵·格莱正是现代人底代表，正是灵肉冲突底自白……‘灵和肉，肉和灵是怎样地神秘呵!’在灵底中间有兽性，在肉底中间有时也有神性。”(126)这里灵与肉的关系问题可谓典型的人文主义话题。与张闻天写作《王尔德介绍》几乎同时，素有人文主义作家之称的E.M.福斯特也在他的作品中探讨几乎相同的人文主义问题。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兹别墅》中有几乎与张闻天相同的关注与主张。这部小说的扉页有这样的题记：“只要联结起来……”，其意义在小说内有所解释：“只要联结起来!这是[玛格丽特]全部的祈求。只要联结起平庸与激情，二者都会得到升华，人类之爱将会占据高位，人们就不会再生活得琐碎、不完整。只要联结起来，野兽与僧侣赖以生存的孤立就会得以去除，二者便会死亡。”(Forster 1910：183-4)这里的“野兽与僧侣”正是肉与灵的隐喻。尽管都在对灵与肉关系这一人文主义议题发表见解，但是张闻天似乎主张灵与肉应该保持一种平衡的关系，而福斯特则主张二者的“联结”。值得关注的是张闻天与福斯特探讨灵与肉关系这一人文主义问题的共时性，这种共时性反映了张闻天对西方前沿研究的把握何等及时。张闻天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借鉴还体现在他对美和爱关系的认识上：“美和爱是不能分离的：在王尔德底作品上看来，爱就是美，美就是爱。美的乐园就是爱的天国。爱和美都可以把人生造成一篇趣味浓厚的Romance，一首华美典雅的Idyll。”(124)这与马修·阿诺德关于美和爱关系的表述异曲同工：“谁为美与光工作，谁就是在播撒上帝的理智与意愿……[文化]直到我们每一个人变得完美才会让人满意。”(Arnold 1915：112) 其次，张闻天在用人文主义的视角对王尔德的生平、社会历史资料进行考察的同时，并没有全然排斥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的批评范式。他在《王尔德介绍》一文中，也展开了文本细读式的批评，在文章第六节中，张闻天细读了王尔德的《道灵·格莱的肖像画》和《莎乐美》，将文本独立出来处理，立足文本进行批评，颇具新批评的雏形。这与早期中国不少的外国文学批评者有所不同，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到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及其理论主张的研究上，而对于文本却没有做到真正细读。当然，能在细读基础上开展研究也得益于张闻天的译者身份。张闻天写作《王尔德介绍》本身就是为了他翻译《狱中记》而作。一个译者，当然也是文本的细读者。张闻天批评范式中的形式主义成分也体现在他对王尔德诗歌里的修辞、措辞和音律特征等要素的关注上：“王尔德底诗，确是穿了‘夸张的隐喻，奇怪的古代文字和古代的俚谣的音律底衣服’的。”(122)张闻天对王尔德诗歌中的意象及其效果也做了列举和评价：“就是像Impression du matin(《早晨的印象》，虽是作者取许多自然景色，如Thames，St.Paul，fog，woman，daylight，country，wagon等，总觉得浅淡而没有强烈的实情。”(同上) 另外，作为左翼作家，张闻天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范式自有钟情。这不仅表现在张闻天对王尔德涉及社会主义话题的作品《社会主义下的人间底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的敏感上(117)，也体现在他对唯物论的作用评价上：“用唯物论，以说明世界上一切现象”(118)，可能更多是蕴含在他对文学作品对社会变革和人们的意识作用的关注上。在论及王尔德对“真正的唯美主义”的坚持时，张闻天写道：“人家的嘲骂，[王尔德]是一毫不顾的。他不是不懂得‘社会嘲笑底专制’，他是很懂得的，不过因为他对于主义底忠实，就不惜抛弃一时的名誉，和社会反抗。”(116)针对将王尔德所宣扬唯美主义目标斥为“幻想”的做法，张闻天对于唯美主义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面意义做出了有趣的推想：“如其说他这种努力是无用的，是白费心血的而讪笑之，那么当初耶稣底提倡爱，也何尝不是如此呢?耶稣到今日，我们大家已认为有伟大人格，那么，又安知二千年后人们对王尔德一定不是如此呢?”(121) 由此可见，张闻天对于国外文学批评范式的接受与借鉴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也间接反映了一个21岁的文学青年对于新理论、新视角的饥渴程度。然而，只看到张闻天对国外文学批评范式的全面借鉴，还是不完整的。张闻天的外国文学批评范式中还有寓于借鉴中的独立的立场和批判的精神。 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国内王尔德研究成果的批判态度上。当时国内对于王尔德的研究已经小有规模，但普遍存在着误读和错位的问题。在早期对于王尔德的评述当中，无论是陈独秀还是郁达夫，都将王尔德看作是桀骜不驯的斗士，反抗强权的英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把王尔德和歌德、狄更斯、雨果、左拉等并列，当作西洋文学的大家，视为中国文学应当取法的对象。他声言：“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酉，予尤爱虞哥(雨果)、左喇(左拉)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歌德)、郝卜特曼(霍普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狄更斯)、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1987：98)与陈独秀对王尔德的赞扬相左的是徐志摩的观点：“[王尔德]愤世嫉俗，乱为而死。”(徐志摩1991：171)在《王尔德介绍》中，初出茅庐的张闻天并未一味追随权威，而是引经据典，追根寻源，通过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理论与行动同其“美的宗教”的源泉——“希腊思想”进行对比研究，得出了不同于国内权威的结论：“希腊思想就是唯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底提携，快乐主义和精神主义的合致。而这些调和，这些合致，就是希腊人底所谓美，也就是王尔德所找求的美。不过王尔德有时只觉到肉体底美，忘记灵肉一致底美，以至终究做了个不健全的希腊人。”(114)这里所体现的惟实不惟权威的研究模式反映了张闻天文学批评范式中的独立性主场。再者，张闻天既借鉴于美国的批评范式，又能跳出来反观美国人对王尔德理解的谬误。如：“[美国人]欢迎[王尔德]，并不是对于他底唯美主义有什么了解——讲功利的，实际的美国人是很难了解这些的。”(115)这种评论所体现的居高临下姿态让人体味出张闻天作为勇于批评老师的学生的精神风貌。张闻天文学批评范式中的批判精神也具体体现在他对王尔德的个人主义被看作是“自私自利主义”以及将王尔德作品断作“非社会的，病的，和不道德”的既有评价的批驳中(124，129)。 4.结语 20世纪前期，国外文学批评范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总体来看，有三种类型。一是从19世纪末延续下来的以人文主义为视角、主要以生平、社会历史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包括精神分析、印象和实证等方法的批评范式。二是以遁世为特征的回归文本的形式主义批评范式。三是与俄国革命共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范式。三种范式都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不同方式的回应。人文主义立场的坚持是对商业化和科学主义将人变成商品和机械的非人化进程的积极抗拒，形式主义批评是对现实混沌的逃避，但也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文明的负作用的消极式抗议。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范式则突出文学创作及评论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注重文学创作和评论对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的服务作用。以此为参照，对张闻天《王尔德介绍》中所体现出的批评范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张闻天通晓当时国外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掌握其发展前沿，善于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对于国外主要文学批评范式能够全面借鉴。不过，这并不是说张闻天的外国文学批评范式仅是对国外范式的简单汇集和模仿，其中也蕴含独立和批判的精神。可以说，张闻天的外国文学批评范式是对国外范式批判性接受的典范。尽管如此，张闻天并未满足，在《王尔德介绍》的结尾，他表达了进一步批判借鉴外国研究成果的愿望：“将来如至国外能翻看在中国所不能看到的书，得我们所不能见到的见解，那将来再改正或添加吧。”(155)张闻天作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先驱的这种不断批判借鉴国外成果的精神堪为楷模。标签：王尔德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文学论文; 张闻天论文; 范式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陈独秀论文; 唯美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