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视野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建——来自巴里#183;布赞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里论文,国际关系论文,视野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3)04-0017-07
冷战是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未曾预见到的方式结束的：两极均势既没有像许多理论 家预期的那样稳定而长期延续下去，也没有以超级大国正面冲突的方式、特别是弱势一 方向强势一方的挑战终结，而是以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自行解体的方式结束了。这一点着 实让那些权威理论家们汗颜。随着冷战的终结，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的反思和批判便已经开始了。但总体而论，多数反思和批判只是在新形势下对过去国际 关系理论体系的修补和发展，而不是全新意义上的重建。直到2000年，英国牛津大学出 版社出版了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 再构建》(与理查德·利特尔合著)一书，这种局面才出现了改观。
巴里·布赞是不列颠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 系主任。他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从国际关系学基本理论、欧洲一体化、东亚局势、国 际安全、世界军备到思维科学，是最近十多年来西方学术界颇为多产的顶尖理论家之一 。《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是他自冷战结束以来对国际关系学 学理苦心思判和研究的结晶。他认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的诸种理论范式都是建立在威 斯特伐利亚以来欧洲国家间关系的模式之上的，没有一个宏观和久远的历史视野，没有 把欧洲以外和威斯特伐利亚之前人类历史的经历包含进去，因而处于一种既不能解释过 去，也不能预测未来的窘境。国际关系学领域的重大争论因而也不能对其他学科产生影 响。通过对以国际体系为主线的世界历史的深入考察，他构建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研究 的理论框架。无疑，他的观点已经超越了国际关系学界普通意义上的范式之争，而是对 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根本的挑战。
一、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威斯特伐利亚“情结”
人们很早就对国家间关系的本质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如古代中国的孔子、孟子、墨子 和商鞅的著述，印度的《摩奴法典》，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的著作 以及古罗马的法学家所制定的《万国法》等。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就已经存在 了国际关系。然而，1618—1648年发生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和1648年签订的《威斯 特伐利亚和约》却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不仅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英美理论界成为一种时间标识，而且也对世界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弥漫于整个国际关系 研究领域的威斯特伐利亚“情结”。这种“情结”不但左右了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而且还渗透到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和编撰中。
在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理论家们将主权民族国家、政府权力的来源和动能、 国家内部的个人权利以及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作为研究的重心。“1914年以前，国际关 系理论家几乎一致认为，国际社会的格局是一成不变的，世界划分为主权国家是理所当 然的。国际关系研究内容几乎就是外交史和国际法，而不是考察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 ”[1](P14)自一战后直至今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无论是理想主义、古典现实主义 、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等理论流派，还是威尔逊、摩根索、多伊奇、 沃尔兹以及基欧汉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尽管他们建构理论的基础和方法有所差异， 但他们也和早期的理论家们一样，都未能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影响。威斯特伐 利亚“情结”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和编撰也造成了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在古代和中 世纪，因受种种客观条件所限，相互交往和联系既松弛，又不经常，多局限于经济、文 化方面的交流，或为谋取王族的、宗教的权益而争斗。当时只是一种地区性的国际关系 格局，还未构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2](P5)因此，国际关系史应“着重从17世纪世 界进入近代时期写起，其上限为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 ”[2](P5)。在笔者所主编的《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部分地 受到了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影响。
具体而言，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包含了现代主义(presentism)、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无政府主义偏好(anarchophilia)和国 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
现代主义是指国际关系理论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当代历史和现行政策问题上。国际关 系学科的特性和对当前重大事件提供专门性见解的迫切要求，助长了一种前瞻性而非追 溯往事的研究视角。因此，现代主义往往是“利用现在去理解过去”。
非历史主义并不意味着过去与社会科学家毫不相干，相反，他们应该探究一些既适用 于过去又适用于现在的普遍法则。带有实证主义癖好的社会科学家们渴望效法自然科学 ，并试图确定那些不受历史变化影响的法则。尽管在社会科学的大多数领域，一直存在 着非历史主义和历史主义二者相对价值的争论，但是，这类争论在国际关系学界罕有发 生，例如，沃尔兹就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3](P66)。又如 20世纪的现实主义者对均势的假定为一种超越历史的理论提供了根基，现实主义者曾经 利用这种超历史理论较为恰当地解释了希腊城邦的行为，又为美苏间关系做出了较为合 理的说明。然而，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现实主义理论家们的非历史主义却 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欧洲中心主义曾经困扰了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国际关系学科也未能幸免。欧洲人通 过把世界各角落纳入到他们所创造的国际秩序之中，从而创造了第一个全球性国际关系 体系，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但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不能像非历史主义者 那样以忽略和曲解大部分历史的方式来讲述。因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总是忽视非洲 —欧亚大陆体系在欧洲人开始全球扩张前就早已存在这一事实。[4]
无政府主义偏好是非历史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结果。无政府主义的假定在新现 实主义理论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古典现实主义者对于无政府状态的效能经常表现出更加 复杂的情感，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把无政府状态视为战争和无序的主要原因。由于用无 政府视角去思考国际体系或国际关系的先入之见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界很难摆脱无政府主义偏好的支配。此外，欧洲和当代世界的经验 也助长了无政府主义偏好的产生。
尽管国家中心主义(或者是政治偏好)几乎不能从无政府主义偏好中分割出来，但它依 然是产生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一个独特原因。虽然在国际关系学科里，对于国际关 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维度都已经给予了广泛关注，但是，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仍然压 倒性地集中于军事—政治维度。大卫·伊斯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指出，战后政治体 系的概念不过是国家的代名词。[5]
威斯特伐利亚“情结”使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在不知不觉中囿于相对狭隘的欧洲 和西方历史的范围，并产生了一种狭隘的视野。巴里·布赞在写给笔者的信中认为“这 样一种经常用于标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欧洲国家体系开始的方法，发挥 着一种‘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的作用。”
时至今日，威斯特伐利亚“情结”所产生的研究视角仍在国际关系领域居于支配地位 ，这一状况造成了诸多后果。首先，它意味着一种无政府结构和均势行为的假设被植入 国际体系的正常条件，并衍生出历史的其余部分。其次，它意味着部落、帝国、城邦国 家和其他政治形式被边缘化了，而国家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定义性实体。第三，它意味着 作为一个学科，国际关系学不仅通过一个高度扭曲的透镜(从某种程度上它影响了对历 史的整个检视)来检视过去，而且它还严重地阻碍了国际关系学对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 型的国际关系形式的前瞻能力。最后，它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 本上被排除在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构建之外。
为了克服和消除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负面影响与局限性，有必要 引入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重新构建。巴里·布赞教授从世界历史的 视角对国际体系进行了考察，并重新构建了一个国际关系研究的框架。
二、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
巴里·布赞教授在《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的导言里， 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他的著作与其他国际关系作品的最大差别：“我们考察多重国际体系 的整个历史，这段历史构成了一个超过5000年的时期；而不只是追溯1648年《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签订以来的350年的当代国际体系的历史，主流国际关系学通常将其视为国 际体系起源的标志”[6](P1)。布赞认为三方面的原因将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结合在一 起：第一，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体系的概念没有一个能够描述和分析国际体系在世 界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出现和如何演变的。第二，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水平由于不能从 世界史视角考察国家体系，已经停滞不前了。第三，国际体系构成了发展世界史、同时 也帮助社会科学家提高宏观社会现实分析能力的最有效单位。这三个原因也是支撑和建 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的三个假设。
国际体系是诸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虽然论者众、歧异多，但 美国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对其采取了非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态度。例如，辛格对 统计分析方法的强调，沃尔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强调，基欧汉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温特 对主体间理解(文化)的强调。众所周知，由于二战后“体系”思想在界定所有社会科学 的学科界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术语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体系思想不仅 与学科界限的确立相关，它也与“行为的”或“实证主义的”转变密切相关，这一转变 旨在寻求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严密和技巧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后半期美国国际 关系学强调体系思维，也与希望该学科沿着科学路线发展的意愿有关。试图将国际关系 变为一门科学的理论家们，如卡普兰、辛格和沃尔兹等人都特别强调国际体系思想，并 且通过引证循环的行为模式确认体系的存在。然而，将国际关系确立为一门科学学科的 意愿，却鼓励了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到20世纪末，虽然整个社会科学界开始更 广泛地意识到历史学解释的重要性，但是理查森仍然注意到“国际关系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与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之间人为的分离”[7]。
与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界定性特征——非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不同的是，英国学派却没 有受到历史研究和理论发展是不相容的这种观念的限制。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英 国学派，其成员有历史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和研究者，这种混合构成有助于解释其研 究国际关系的独特方法。对英国学派而言，从体系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 是他们采取的方法与美国国际关系学所采用的方法不同。他们承认许多历史学家确实洞 察到历史发展中的模式，并且设想理解这些模式产生的原因是可能的。英国学派避开了 欧洲中心论、非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以及在沃森的著作中讨论过的无政府主义偏好和 国家中心主义。
然而，在过去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未能就国际体系的含义达成任何 共识，他们仍然从根本不同的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工作。这不仅使关于国际体系概念化 的任务未能完成，而且不同方法所包含的思考范围也时常没有被完全地表达出来。这就 造成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对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各种相互竞争的体系方法之间 分歧程度没有进行适当的评价。另一个后果是，对国际关系学中体系思想的复杂性理解 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因此，为了建构一种有效而全面的对国际体系的理解，巴里·布 赞教授摈弃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大部分思想家们(如辛格、沃尔兹等)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 一元论，而从理论多元论的方法论假定出发来建构国际体系理论。他认为“只有采用理 论和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视角，我们才有希望适应世界史学家发展出的各种观念”[6](P4 8)。因此，在《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中，布赞使用的正 是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视角的“国际体系”概念。
布赞为什么采用“国际体系”的概念，而不使用“国家间”或是更古老的“国家体系 ”，或更具包容性的“世界体系”的术语?这主要是出于以下的原因：“首先，‘国际 的’之主要对等物是‘世界的’和‘全球的’，后两者都聚焦于所牵涉的关系的地理尺 度，而不注重关系的本质；其次，我们愿意接受国际的这个术语中固有的可作多种解释 之意。它既有政治学又有社会学寓意。因此它不仅包含国家间关系，而且包容了跨国关 系。……就我们的需要而言，英国学派‘国家体系’概念中的国家中心倾向过于明显； 第三，当今‘世界体系’一词与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紧密相连，因而我们不想混同于那 个学派；第四，本书的一个意图是再次重申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研究领域的自主地 位。我们认为国际体系思想对此至关重要；第五个理由是，国际体系思想能够使我们在 世界史学家的著作与国际关系学的社会科学理论间架起跨学科的桥梁。”[6](P32-33)
在厘清和明晰了国际体系的概念之后，巴里·布赞教授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世界历史。 他在区分了科学的世界历史与哲学的世界历史的差别之后，考察了在国际关系学、历史 社会学、地缘政治学、主流世界历史以及经济史等领域里关于世界历史的各种观点。当 求助于像麦金德这样的地缘政治学家、像霍奇森和麦克尼尔这样的文明史学家以及像琼 斯和戴蒙德这样的比较主义学者的作品的时候，他发现了他们完全迥异于国际关系学中 所发现的那些框架：即这种框架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并包括世界历史上的诸文明，甚 至包括将这些文明分割开来的不断迁移的游牧民族。布赞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所发现的已 经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概念，是不能与这种框架竞争的。
那么，怎样才能将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结合在一起呢?怎样才能完成历史“长时段”与 国际关系学体系方法二者的对接呢?巴里·布赞教授利用层次分析(levels of analysis )、部门(扇区)分析(sectors of analysis)与解释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这些概 念工具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融合在一起，并据此开辟一条对国际体系进行全方位 阐释的道路。同时，为了更好地对世界历史进行叙述，布赞也确立国际体系的标准。他 首先考察了定义国际体系所必需的基本问题：互动(interaction)程度如何?有什么样的 互动类型(type)?互动的规模(scale)怎样?互动模式(pattern)有哪些?其次，他探讨了 下列问题：国际体系由什么单位构成?国际体系是一种机械的还是一种社会性建构现象? 体系的单位和结构之间如何联系?出于简练和连贯的目的，作者按照依据工具库思想而 构建的年代顺序来阐释世界史中的前国际关系体系、古代和古典时代多重国际体系的兴 起与联系以及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建立和演变，为此，巴里·布赞进行了不同于主流世界 历史学界的新的世界历史分期，并设定了三个转折点：即前国际体系出现的公元前6000 0—40000年，第一个国际体系成型的公元前3500年，现代全球国际体系成型的公元1500 年。以上这些内容大多数都围绕着四个标题(单位、互动能力、过程、结构)来组织，并 把四个标题下的讨论分成四个部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在该书的最后，巴里·布赞教授再次回到国际关系的理论层面，并对其理论进行了推 测、评估和反思，提出了国际关系学界和世界历史学界诸多尚需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几乎向全球化时代的整个社会科学界发起了挑战。这些问题的提出也回应了布 赞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学科的定义及理解方法， 不仅仅依靠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本身，还有赖于那些对社会科学的宏富内容感兴趣的 学者以及世界史学家。”[6](P33-34)
三、巴里·布赞的挑战与贡献
巴里·布赞教授在《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中所阐释的 思想，对国际关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构成了多重挑战，同时也引发我们对国际关系理 论及社会科学发展前景的深入思考。
首先，布赞教授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尽管在国际关系学 科内部也有范式之争，也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学派(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和一系列比较 成型的观点，但它们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在国际关系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浓缩了国际关系的基本 特征。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合作愈益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 方式，冲突特别是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随着非国家行为体数量上的增多和功能上 的增强，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解读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在21世纪 初，我们用来认识未来世界政治的范式(理论分析框架)正在转变。范式转变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范式为理论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1](P1)然而，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 学界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基本上还是没有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 束缚。因此，布赞的框架对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挑战具有根本性质。从这个 角度看，布赞的观点不太容易被国际关系理论界所接受。但是，如果不作出相应的修正 ，布赞所揭示的问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就会永远在那里摆着，明示着它们的 “虚幻”。
其次，布赞教授的研究框架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成熟和成型具有重大意义。一般认为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国际关系学产生于20世纪一战结束之后的英国和美国，成型于二战 后的美国，同时也在其他国家逐步发展起来。但是，这一学科的身份一直没有明确起来 。在许多大学里，它一直被视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也把它作为政 治学的一个分支来解释。但它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政治学很早 就采用了体系方法，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承认政治体系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按照 布赞的观点，一国的社会体系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一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是 能够对国际体系的互动、结构和过程产生影响的。从这个视角出发，国际关系研究的是 全人类的问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范畴所能包含得了的。同政治学、经济学、法 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比，国际关系学成型的时间晚，交叉的学科多，而且 还具有明显的美国化的特点。这或许是国际关系学身份一直未能明确下来的原因之一。 但布赞的挑战表明这一学科已经开始超越这些局限。
第三，布赞在治学态度和风格上也为学术界树立了风范，提出了挑战。布赞教授虽然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提出了挑战，但他的挑战并不是一种割断，而是在充分吸收 了这一成长中的新兴学科优秀成份基础上的创新；他承认自己也是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 关系学学统的一部分，但通过这部作品，他把自己从这一学科的威斯特伐利亚茧缚中解 脱出来了；他的探索没有囿于一个专业、学科，而是把触觉深深地探入人类学、社会学 、考古学和历史学等诸多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框架。尽管他并不赞同沃勒 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学术观点，但他的学术探索与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的主张却不 谋而合。沃勒斯坦所指出的“仍然盘踞在许多学者意识深处”的围绕着社会科学分类的 两个矛盾，即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和存在于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学科与探寻普遍规律的 学科之间的矛盾[8](P104)，在布赞教授的作品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布赞教授不是专业 历史学家，但他对世界历史的了解和把握却不逊于西方学术界的任何一个一流历史学家 。特别是他通过世界历史考察对国际体系概念的重构，不仅为国际关系学超越威斯特伐 利亚模式的束缚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同时也为世界历史学科填充了一条主线，给予 了重要的启迪。
布赞教授是一个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第一流的国际关系学者。他在挑战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基础的同时，也向正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
首先，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与我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越来越不相称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虽然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但大家公认 迄今基本上依然处在介绍和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的水平上，距离“建立有中国 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还有相当的差距。冷战终结的方式及其所促动的西方学术界 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为我们缩小与西方学术界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差距创 造了一个机会，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严重的挑战。因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反思与批 判已经超越了冷战结束初期的水平，正在表现出把这一学科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趋向。 如果说温特的建构主义、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和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三种体系理 论已呈鼎足之势[9]，那么布赞的新结构—现实主义则是对一代学术大师沃尔兹的成功 超越。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而不是片面地模仿和局部的引进， 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次，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同样也处于身份不明的地位。它既没有被 设定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却又超出了一个一般分支学科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并且随 着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研究和教学队伍。但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条块分割、学科壁垒和专业排斥的现象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基本上还是政治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的领地，还没有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其他 人文社会科学联接起来。如果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改善，我们在新的国际关系学 的建构中依然要落在西方学术界的后面。
第三，同其他学科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本身本质上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 分。布赞教授在写给笔者的信中承认“我们自己当然也是欧洲中心论传统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传统范围内，我们又是迄今一直主导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英国—美国传统的组成部 分”，并希望《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将刺激和挑战中 国国际关系学界发展自己理论化国际关系的方式，并将其置于全球辩论的平台之上”。 “随着权力愈加广泛地分布于世界，随着文化多元主义重申自己的权威，国际关系研究 需要代表非西方经历的声音和视角。”问题是，如果西方学者被“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 ”束缚住了，还情有可原；但如果西方学者已经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而我们这些非 西方人还在其中流连忘返，那不是很可悲吗?
收稿日期：2003-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