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生价值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要进一步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其中，包括了要认真学习、实践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这是一件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本文将就邓小平关于新时期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的基本思路，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特色，以及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的精髓等问题进行讨论。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是我国社会的又一次大变动时期。这一变动的实质，是要走出先前对社会主义探索的误区，通过全面、深入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的第一变动和变革，已经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焕发出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将对中华民族的振兴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使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面临新的严峻考验：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又要使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有效地防止和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要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又要有效地防止和消除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抵御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
新形势下的种种考验，最深刻的是对人生价值观的考验。生活在新时期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感受到社会生活的变动在人生价值观上引起的振荡，并由此引发对人生意义的审视、思考与新的追求。由之，价值观念变革之风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带来了全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促进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但面对社会生活的变革和新的考验，由于立场、观点、方法不同，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反映。对人生的审视和追求也就会有不同的以至对立的取向。有些人分不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是非界限，人生价值追求出现了种种误区。一些地方，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受到很大损害。正确的思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与建设，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中重要和紧迫的课题。
邓小平在带领我国人民步入新时期的时候，十分重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设，并在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中形成了丰富的人生价值理论。这是我国新时期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价值理论。因此在学习的时候，首先要结合新时期的实践，着重领会、把握邓小平在思考、设计我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中形成的关于新时期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的基本思路。
新时期的人生观、价值观建设当环绕什么样的基本主题来进行？这是引导人生价值观建设，把握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邓小平在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时，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他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页。）接着，他阐述了什么是当今人生的“最大光荣”问题，说道：“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页。）
这表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同作为新时期人生“最大光荣”的崇高价值追求是统一的。应当把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作为新时期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的基本主题。这就为人生价值观的变革和建设指明了基本的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展开的，因而价值观念的变革当然不是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人生价值观，而是要改变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更好地在党的领导下，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作为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
党在领导人民长期奋斗中形成了宝贵的革命传统、革命精神。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是新时期人生观、价值观建设中要解决好的重大原则问题。
回顾近20年的历程，在改革、建设发展的重要时刻，邓小平总是强调要继承和发扬的革命传统。在他看来，以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传统和精神，是我们真正的优势。他概括出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五种精神：“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68页。）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江泽民同志多年来强调要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这种高尚精神首先是党的革命传统、革命精神。它是我国古代优秀思想道德传统的继承、改造和发展。要使革命的传统和精神“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理所当然应成为共产党员、广大干部人生的“主要支柱”。有了这样的支柱，才可能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和战胜各种巨大的困难，才可能有闪光的人生，光荣的人生。如果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建设失去了自己主要的支柱，就无异于自毁于根基，就不可能抗住形形色色腐败现象和战胜前进途中的困难。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人生观、价值观建设，应当结合新的实际强化自己的“主要支柱”，使党的革命传统在新条件下发扬光大，这是没有疑义的。
以改革开放为显著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必然会对人生观、价值观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努力体现这种新的要求，成为引导人生价值观建设和我国社会生活前进中十分重要的课题。
邓小平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倡导者。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因此，“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从大局看问题。要放眼未来，放眼当前的一切方面。要根据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以“三个有利于”为主要判断标准，鼓励人们奋发向上，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据此，他对改革、建设中需要倡导的许多价值观念作了具体阐述。江泽民概括的六十四字创业精神，是邓小平倡导的适应时代要求的价值观念的生动、集中的体现。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注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490页。）
这一切，对于催生和培育有新鲜时代气息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指明了在新时期人生价值观中，既必须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又要支持和鼓励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
在人民和青年中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的保证，坚持正确的思想理论导向，包括在思想路线上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积极的思想斗争。这是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进入新时期后，在发展中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05页）一些人违背时代的要求，不能正确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宣传错误的思想，污染人们的灵魂。一段时期中思想战线的软弱涣散状态，为各种错误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对此，邓小平严肃指出，决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而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46页。）他告诫全党：“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44页。），“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45页。）在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他多次强调要坚决反对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并对那种对于党的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道德的荒唐“批判”给予了极为严厉的批评。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事实上，各种花样翻新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一直没有停止对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冲击。不批评资本主义的人生理想，不批评封建特权思想，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无疑，这种批评要防止“左”的错误，就像邓小平指出：“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47页。）
人生价值观建设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做什么人和怎样做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整个革命、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在“怎样做人”的问题上，尤其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这是邓小平历来十分强调的重要原则。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严于律己，提高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首先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就能影响全社会，从端正党风入手带出好的社会风气。否则，就不能正确引导社会风气，并会失去教育别人的资格。邓小平尖锐指出，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必须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67页。）如果党的领导干部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78页。）他还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52页。）
邓小平新时期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的基本思路，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揭示和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的规律，是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的重要方面。实践已经表明，认真贯彻这一基本思路，人生价值观建设和以造就“四有”新人为目标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就能较好发展，我们也才有可能逐步解决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性课题。反之，如果在这方面发生了失误，一手硬、一手软，就会给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带来严重的干扰和损害。这是应当牢牢记取的经验教训。
为了从更深入的层次上来理解上述基本思路和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还需要对这一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特色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
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其一脉相承的重要体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以贯之的。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理论在内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一人生价值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理论基础，依据我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结合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提出、阐明了关于正确理解和实现人生价值的系统的理论原则，凝聚、昭示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是中国千百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人生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无数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青春、热血和生命的结晶，也是对我国古代优秀人生价值思想的批判继承与超越。
要对这一人生价值理论准确概括和全面论述，是尚待研究、探索的课题。我们为对它的若干基本原则进行探讨，曾把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理论构架归纳为五条原则，即（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崇高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二）爱国主义——人生价值的基本主题；（三）共产主义理想与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精髓；（四）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五）对社会历史进步的贡献——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见《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载《毛泽东百周年纪念》（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也即从以上几个方面，阐述和论证了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无疑，这也是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但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主要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引导新时期思想文化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展开的，它要回答和阐明的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的人生价值问题。因而必然会在上述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具有新的特点和特色，并与新时期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的基本思路相贯通，展示出这一人生价值理论新鲜的内容。
其主要特色如：
——在解决新的时代课题的征途中，提炼宝贵的历史经验，阐发其当代价值，为人们追求崇高的人生提供新的思想启迪。
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带领国家和民族走向未来。正因为如此，他又十分尊重历史，特别是注重从党的宝贵经验和传统中，提取贯穿历史、现实、未来的“民魂”。党和人民长期奋斗中凝聚而成的革命的传统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通向未来新时代的民族精神的精华。邓小平对此不断进行了新的阐发。他要求全党和广大人民充分认识：革命的理想和纪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我们的“精神动力”；要使革命传统和精神成为我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特别是对理想、信念问题，他作了系统、充分的阐述。指出：“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0页。）“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4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4页。）等等。
这些精辟的阐述，把深广的历史内涵与新的时代要求融为一体，震聋发聩，启人心扉！教育和勉励我们在新的征途中，必须高扬理想之旗，重视革命的理想、重视精神动力，以此为开拓前进、克服困难和战胜风险的重要条件，去实现有意义的人生。
——在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的过程中，阐明对利益问题的价值导向，为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提供根本指针。
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生离不开利益。而为什么样的利益奋斗和怎样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体现着人生的价值目标，决定着人生有无真正的价值。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崇高的价值目标。在社会主义时期，要求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基本的道德原则。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更新观念、增长才干、开拓创新的同时，也大大强化了人们的利益主体地位。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关系。各项相应的改革也会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是否还应当在全社会提倡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思想道德？这是在一些人中有争议和事关社会价值导向的重大的新问题。
邓小平在开始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已在原则上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于1979年会见外国客人时提出了“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同时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36页。）。在这篇谈话中，他并赞扬了新中国长时期中集体主义的优良风尚，批评了极端个人主义。在1985年会见和回答外国客人提问时，对方问：中国共产党一贯教育人民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现在经济改革，出现了消极腐败现象，这是否反映了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邓小平明确回答：“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5页。）他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消极现象，有信心通过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来解决。这里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采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手段和方法，以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因而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所谓要改变根植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这一基本道德原则，而转向个人主义伦理原则的问题。第二，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消极现象要通过教育和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当然就包括了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大力、切实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现阶段的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观，作了系统、透彻的阐述。指出每个人都应当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不能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但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而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根本上是统一的，要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当中，彼此促进；如果违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指出如果有矛盾，小局要服从大局，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应当向全体人民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这些辩证的分析，要求努力实现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协调发展，又强调国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阐述的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后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是上述思想的体现和展开。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利益关系的根本导向。
——在扩大开放的环境中阐述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引导人们把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同放眼世界的开阔胸襟统一起来，在新的形势下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光荣传统。近代以来，无数的人们更是以此为主题谱写了光荣的人生。与以前不同的是，我们在新时期面临着一个越来越开放的世界。尽管西方国家凭借其科技、经济和信息的优势，要打“没有硝烟的战争”；但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开放已日益成为历史的潮流。
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来展开问题的。他教育全党和广大人民，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处理扩大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弘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关系；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与抵制外来腐朽思想侵蚀的关系。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形势逼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有勇气同所有国家都来往。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维护国权、国格的尊严，如果国格没有了，中国就站不住；有些人私欲膨胀，丧失了国格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可耻的。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进行分析、鉴别，对各种西方思潮决不能一窝蜂地盲目推崇，不能容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腐蚀我们的青年。
总之，他一贯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将能够“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7页。）为了做到这一点，在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就“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69页。）要求党员、干部、人民和青年把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和正确的人生理想，同博采众长的开放眼界、开阔胸襟统一起来，去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更好展开自己的人生之旅。
三
不难看到，在邓小平对人生观、价值观问题的整个分析、引导中，贯穿着这样一条红线：既高瞻远瞩，面向未来，坚持党的最高理想；又立足现实，审时度势，严格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求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统一起来，在远大理想的指引下，为解决当前阶段的实际任务而努力奋斗。这就是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的精髓。把握这一精髓，就能更好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邓小平人生价值观理论及其精神实质。
为什么应当这样来理解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的精髓呢？
首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是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人生价值观上的根本要求。共产主义理想，是实事求是地把握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而确立起来的自觉的科学信念。但共产主义最终实现的历史过程中每一阶段上的实践任务，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来确定。善于把远大理想和当前阶段的实际任务结合起来，是党的宝贵传统。正像邓小平所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0页。）这就要求善于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任务结合起来，既脚踏实地，为解决当前的任务努力奋斗；又不失掉前进的方向，把实现当前阶段的任务作为通向未来目标的阶梯。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注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306页。）也如毛泽东在论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同新民主主义的实践的关系时所指出：“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注释：《毛泽东选集》第1卷，276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分析国情，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指明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今天，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结合起来，乃是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于人生实践的必然要求。
其次，共产主义理想与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要求。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崇高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在人生价值观上的根本结论。从最长远、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然而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又分别有各个阶段上广大人民当前的最大利益。这就要求把人民群众最长远的根本利益，同在各个阶段上的实际利益统一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也就要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解决当前阶段的实践任务统一起来。否则，就会使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受到损害，所以，把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结合起来，是今天切切实实地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是真正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要求。
第三，把握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统一，是全面、深入、正确理解邓小平价值观念体系的关键。邓小平倡导的整价值观念体系，是他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的高度，对新时期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思考。无论是讲理想、讲纪律，还是提倡勤劳致富、开拓创业，都是立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我国实际来论述问题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理想与当前阶段实践相统一的视角中，才能正确理解其鲜明的原则立场和丰富、深刻的内涵。如关于理想，他指出：“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09页。），“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04页。）“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与我们的不同。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他们却提倡资本主义理想。”（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05页。）如关于致富，鼓励勤劳致富是价值观念上重大的拨乱反正，但就像他在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指出：“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并十分明确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72页。）可见，如果离开了共产主义理想与当前阶段实践统一这个“精髓”，就不可能正确理解邓小平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精神实质，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们的价值追求就可能陷入某种片面性，以致违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
以上分析说明，我们这样来理解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的精髓，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把握这一“精髓”，不仅有助于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高度，融会贯通地理解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对于指导人生实践，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的人生实践，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共产主义理想与一定历史阶段实践的统一，寓远大理想与解决现实任务的奋斗之中，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人生的轨迹，做人的道理之精华所在。党的十五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申：“我们在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忘记远大的目标和不为现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都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因为两者都违背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人民的利益，背离了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和精髓。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是共产党人之为共产党人的特性。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的背景中，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善于识别和及时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如果背离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就会失去共产党人的特性，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
一些年来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些人思想上的关键因素，就是由于背离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精髓。这样他们也就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失去了共产党人做人的根本，就不可能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强烈的责任感，为现阶段任务的实现埋头实干，艰苦奋斗。而且，由于离开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就不可能懂得今天为什么要为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而奋斗，应该怎样正确执行现阶段的方针政策。因而，正确的方针政策也会被曲解，以致在实践中被严重扭曲。如党实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有些人就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之脑后，首先想的是自己和亲属先富起来，不惜为此以权谋私。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些人就忘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的区别和联系，认为市场活动中存在和出现的东西都是合理的，甚至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尔虞我诈的欺骗经济、不受法制和道德制约的唯利是图的经济，把市场交换原则引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庸俗奢糜，弄虚作假，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要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对外交流，有些人就置党和国家所以要这样做的目的和要求于不顾，不惜丧失国格、人格，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甚至鼓吹“色情引资”、“走私致富”，大搞走私护私、走私贩私。凡此种种，不仅一些人自身走上了邪路，而且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祸国殃民。而溯之思想缘由，无不是这些人丢掉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的理想信念，背离了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的精髓。
江泽民在谈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共产党员党性锻炼的关系时深刻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伟大创造。共产党员要用党性来保证和促进这个新体制的建立，同时要用党性来抵制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因素，使这一新的经济体制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注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491页。）这里说的党性，归根到底是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应当特别重视把握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的精髓，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把崇高、远大的理想同为当前实际任务奋斗的务实作风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与时代精神融合起来，永远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这样，才能在我国社会的大变革中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成为一个合格的奋发有为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
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包括要用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武装、教育党员、干部、人民和青年，努力实践这一理论，以搞好跨世纪的党风、社会风气建设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从而保证和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也使一切追求高尚境界的人们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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