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西方民主”及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迪
丁灵颖，林怀艺
（华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 “非西方民主”是不同于以选举民主、多党轮替、三权分立等为经典特征的西方民主的民主形式。近年来西方民主在运行中问题迭出，而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内的“非西方民主”的存在和发展成为一个客观事实。这一现象表明，民主具有内生性，西方民主并非是人类民主的普世价值，当然也要看到非西方民主的发展仍然面临西方民主的巨大挑战。新时代中国民主建设依然要从国情出发，积极稳妥推进，助力实现民族复兴之梦。
关键词： 非西方民主；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建设
以选举民主至上、多党轮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形式法治等为经典特征的西方民主，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居话语权和制度权的主导地位，并且对“非我族类”表现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然而，民主的“币种”却是丰富多彩的，试图搞“家长制”“一言堂”的做法终归不得人心，特别是由国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连带问题，使西方民主的弊端暴露无遗，它具有普世性的各种论调因而失去了思想舆论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兴起的“非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更好把握民主政治的发展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烟草市场规模非常庞大，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在现阶段的国家发展中可谓功不可没。鉴于烟草企业重要的地位和特殊性，市场开发工作在烟草企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带领着企业向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烟草行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迈进，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烟草行业市场开发工作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市场开发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利于烟草企业整体的发展。所以，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继续完善农村地区市场开发工作，是所有烟草企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烟草企业应认真调研，把握发展机遇，在现有体制下创新市场开发工作，力争让农村地区烟草企业的市场开发工作更上一层楼。
一、西方民主的困顿和“非西方民主”的兴起
近现代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建筑在它上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资产阶级大力鼓噪的选举民主，“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1]而国家权力依然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民主随着资本的扩张而向世界各地伸展，苏东剧变后，像福山等人甚至认为，人类的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不可超越的。然而近年来，西方民主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西方民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自身失调的表征
以民粹主义为例，自2016年以来，民粹主义在欧美愈演愈烈，这让不少民众对西方民主的未来感到担忧。民粹主义对西方民主的危害表现在：首先，民粹主义对“人民”的定义是分裂性的。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将一国国民区分为“人民”与其他群体，意味着一部分人不是真正的人民，没有资格自治甚至无法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这就违背了民主蕴含的包容原则。其次，民粹主义对“人民”的定义是反事实的，即认为“人民”只具有简单的判断和意志，进而产生单一而明确的指令，而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即使是在有限的自由下，不同的社会群体也会有不同的背景、诉求、价值观，大部分时间里人民的特征是多样性而非同质性，将想象中的一致性强加于多样化的现实。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威廉·盖尔斯顿认为，“它将导致过分强调某些社会群体的特征，有悖于民主。”[2]同样，“人民一致地具有美德”的论断在个人和集体的层面上都是反事实的，当它与“精英是腐败的”观点结合时就会破坏民主。
在盖尔斯顿眼中，民粹主义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情感立场而非定义明确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通常对民众的经济期待落空感到失望，憎恶在其看来被暗中操作的各种规则以及用牺牲民众福祉为自己谋利益的富人和利益集团，害怕国家安全和传统文化遭到外来威胁，这些情绪往往会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2]民粹主义的兴起和西方民主在它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诸如政局动荡、政党对峙、社会撕裂、应对脆弱等不作为，使西方舆论吹嘘的自身民主如何完美、如何具有“普世价值”的论调黯然失色。
西方民主的不良表现导致民众对长期政界腐败、经济不平等现象的不满日益加深，开始愈发对选举民主感到沮丧，埋怨领导阶层缺乏真正有效的民主政策方案，无力应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狭隘的民粹主义魂魄在许多欧洲国家游荡。民众不再如过去那样把西方民主视为完美的不可替代的民主模式。
（二）西方民主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
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西方民主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新教伦理”“启蒙精神”“人民主权”“社会契约”等理念，伴随着经济上的私有制、工业革命、社会化大生产，伴随着资产阶级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伴随着因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产生的或情愿或不情愿的让步，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并从原发地走向世界各地，西方人似乎带着如同宗教上的“弥赛亚使命”，而希冀将自己的民主理念和模式强加给世人，他们甚至相信并多次宣布，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而别无他路。
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剧变后，在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不少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是“以西为师”而进行所谓的“第三波”的“民主化”改造的。由于“水土不服”，在亚洲、非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哪个案例可以证明通过“移植”“嫁接”西方民主，通过西式“飞来峰”可以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并挤进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发达国家还是那么几个，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一阵“民主化”的折腾之后，有的不但没有如愿以偿，反而更加动荡不安。阿富汗和伊拉克提供的诸多教训更体现出对“非西方民主”制度与和平建设模式的需要。在形势复杂的国家，一种基于种族身份和宗教信仰的群体赋权机制或许比选举或宪政民主模式更为有效。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越来越少人迷信经济发展与普选制或三权分立的必然联系，越来越多人认同西方民主对于实现经济繁荣和提高国家实力来说并非首选甚至毫无关联，越来越多人承认西方民主并不是包医百病、疗效奇特的“万精油”，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才是一个国家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康庄大道。
新加坡的精英民主带有鲜明的李光耀的烙印，在后李光耀时代，在吴作栋和李显龙担任新加坡总理期间，新加坡的精英民主继续得到发展、完善。可以说，尽管李光耀不在了，但新加坡精英民主的基本局面并没有出现太大波动，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它依然是符合新加坡国情的民主实现形式。
西方民主的困顿为“非西方民主”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如果说西方民主的不良表现是“非西方民主”的兴起的直接原因，那么一些决心摆脱西方民主束缚的国家的觉醒和崛起则是“非西方民主”的兴起的根本原因。所谓“非西方民主”，即不同于采取前述的以选举民主至上、多党轮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形式法治等为经典特征的西方民主，而是依据各国国情做出选择的、符合各国特色和需要的民主形式。有学者指出，与“非西方民主”有关的观点叙述已经成为关于未来西方世界秩序讨论的必要组成部分，这充分说明“非西方民主”的兴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必然性。
二、“非西方民主”的代表
“非西方民主”在形成和发展中，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代表，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俄罗斯的可控民主、新加坡的精英民主，至于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对民主形式的探索，也非常值得关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早在2000年1月，‘可控民主’一词被著名政治评论家特列季亚科夫率先用来概括普京时代的政治模式。”[4]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被操纵的民主”，因为除总统机构外，其他的政治机构变成“空洞的形式”。例如，“电视广播系统被国家控制，法律系统‘执行来自上面的命令’，等等，但这种观点仅仅是浅显的主观判断，普京上任后首先关注的是国家能否继续存在、政治制度是否独立，接着才进一步考虑制度实施的方式。”[4]西方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俄罗斯面临巨大危机之时，普京用异于常人的魄力和铁腕证实了这一制度行之有效并且非常成功地挽救了俄罗斯，他换来的是俄罗斯民众自发的近乎个人崇拜的拥护，这一点从他如今可以用个人身份竞选总统并且得到近八成民众支持率中清晰可见。
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这不但因为“民主”的本义就是追求人民当家做主，而且因为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历程，本身也是主体性不断得到增强、积极性不断得到释放的民主张扬的过程。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人民当家做主在当代中国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选举民主，它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依托，选举是民主的基石、共和的脊梁，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各类选举的发展，使选贤任能、领导职务有限任期、权力制约等观念深入人心，它对整个社会政治文明的塑造是巨大而深远的；另一种是协商民主，它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依托，通过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乃至深入基层的所谓“草根协商”，深深地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运转过程，并使之深深地打上了中华优秀和合传统文化的烙印。
2.证券业、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截至2017年12月底，证券机构数量都有所增加，证券公司代理买卖证券总额达到 968,961.55 亿元，证券公司股票账户数达到8052.08万户，比2016年的6461.52万户增加了1590.56万户，同比增长24.62%。同时，在2017年末，据深圳保监局统计数据，深圳保险市场保费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29.75亿元，25家保险法人机构在2017年末资产总额达到5.15万亿元，比2016年的3.6万亿元增加了1.55万亿元，同比增长43.06%；保险分公司73 家，专业保险中介法人机构129 家。
第八，干旱情况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干旱灾害面积逐步从北方向华中、华南等地扩展，干旱严重程度也不断增加。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进入21世纪以来的平均受旱率、平均成灾率和粮食减产率分别是原来的2.3倍、4.3倍和2.6倍。
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障。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之不因为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是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局面时就明确的一条原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可靠的方略还是法治，即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将党的政策中那些成熟的、稳定的部分及时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将人民当家做主中那些好的经验、做法及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使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都清醒意识到只有达到权利和义务、自由和秩序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健康发展。
根据率定，模型特征参数分区域设置，其中糙率取值范围为0.017～0.047；泥沙中值粒径为0.11 m；泥沙起动流速为0.9 m/s；泥沙起动波高为2.82 m；紊动能系数取值范围为0.29～0.72；涡黏性系数取值范围为2.2～25.0。模型计算时间步长为30 s。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革新开放后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所采取的措施，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越南的协商民主是在一党制下进行的，这一点和中国有着明显的差异。越南的统一战线组织——祖国阵线，旨在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对民众关切的问题进行深入地协商。
（二）俄罗斯的可控民主
新加坡的政党制度属于典型的一党独大制，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长期、稳定执政，虽然有人也把新加坡的政党制度列入多党制类型，因为人民行动党在一定程度上也允许反对党的活动，但在一党独大制下，新加坡的政治竞争是有限竞争，实现的是有限民主，践行的是精英主义。
普京上任后，面对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很长时间内存在的政治乱象，开始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其具体措施包括：在联邦区实施总统全权代表制，建立中央政府对地方当局的有效监督；规定地方领导人不再担任上议院议员，从而削弱了地方领导人在中央政府中的决策权；甚至“在必要时，中央政府有权撤销地方领导人的职位或解散地方议会。”[4]简而言之，“可控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过程就是中央威权不断集中、总统权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3]由此可见，民主不是外在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当代世界的典范，它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鲜明特色和显著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主心骨，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发展方向。与西方多党制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决定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高度契合，人民民主的理念、价值、制度、运作、发展等，都离不开党的领导这一“供给侧”的强大支撑。如果说西方多党制的政党同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异构性，政党轮流执政并不影响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构性，则决定了党的领导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走偏路、邪路，而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中流砥柱。在当代中国，任何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奢谈民主、自由、人权的言论，都是空中楼阁般的幻想。
（三）新加坡的精英民主
俄罗斯的民主常被称为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是一种类似权威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混合体，它既具备民主的元素，又表现出集权的特点，它的实质是社会赋予由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以超出民主程序以外的最广泛的权力，这在普京时代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新加坡的精英民主之所以具有可持续性，这与该制度的发展过程相关，就是说，它是依据新加坡的实际情况，在得到多数新加坡人的认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种可持续性也与新加坡的领导人密切相关，因为从领导人的选拔到执政理念的提出、实施，再到民众的反馈，都是有法可循的。这种可持续性还与精英民主本身的运作密切相关，在那里，精英的观念通过民主的方式转化为制度的细节，既充分发挥精英的作用，又有民主的制度兜底，从而比较好地实现二者的结合，民众并不因此而感到自己被剥夺了社会的主人翁地位。
以南非为例，南非依据国情采用了合意制，即由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三方联盟主导的比例代表合作执政的民主制度，虽然总体属于总统共和制，但其保持着南非特色。三方联盟由非国大作为联盟领导，互派代表参与执政，对外以非国大为旗帜。“1994年4月，三方联盟以非国大为旗帜参加了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赢得多数选票上台执政。”[6]这一举措使南非在摆脱种族隔离制度后政局基本保持稳定。在委内瑞拉，从查韦斯开始实施、他的后继者马杜罗继续坚持的“21世纪社会主义”战略，则以统一社会主义党为核心，强调“人民主权”理念，推行全民公投形式，同时以文人和军人为主体来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马杜罗趁热打铁提出以社会主义民主为核心之一的“祖国计划”，为实现查韦斯提出的“在2019年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祖国”，进一步巩固拉美和加勒比的团结和实现新的独立而作斗争，这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委内瑞拉的政治模式。
品诗品人，走近“诗圣”—杜甫诗歌鉴赏专题的教学设计中，学生们自寻伙伴，自愿结为6组，课前对诗歌内容进行初步研讨。小组内合作查找资料，解决学习中的问题，把不能解决的问题记录下来，留在课堂上通过师生研讨得以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感悟和体会是任何一位教师的讲授都无法替代的，少一些名词术语的纠缠，多一些对一词一句的把握和品味，多一些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这才是对语文本质的回归。
步骤4通过计算式2得出每个近邻样本的权值，，根据下式计算待分类样本与每类别近邻样本的线性组合的差值，差值最小的类作为待分类样本类标号：
（四）第三世界国家的探索
2017年8月8日，广东海事局牵头联合交通、水利、环保、旅游、渔业、气象等部门，以及西江流域的肇庆、云浮、佛山、江门、中山、珠海等六地和澳门海事机构，启动了共建“平安西江”行动。经过一年多来的共建，“平安西江”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构建“西江水上安全命运共同体”倡议获得广泛共识，政府、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水上安全治理架构正不断完善，广东海事局追求的水上安全监管长治久安目标得到进一步实现。
综上所述，对于自然环境和空调系统经济效益而言，上文提到的制冷空调节能新型技术在应用方面都有一定的意义，应用、推广前景良好。此外，从宏观角度出发，节能减排并非是阶段性的工作，需要人类不断研发新的技术和能源运用策略，这样才能在提升人类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实现能源节约，让人类文明不断延续。
三、对“非西方民主”的评价
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中，都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否则它就会被淘汰，“非西方民主”也是如此。对不同于传统西方民主的“非西方民主”，我们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价。
（一）“非西方民主”的兴起表明西方民主并非人类民主的普世价值
由于西方国家的渲染，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经迷信照搬照套西方民主可以帮助它们摆脱困境，事实证明，以“白人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中心主义”为人种、宗教支撑的西方民主，并非人类民主的普世价值，并非人类的永恒“福音”。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7]托克维尔强调不同的民主形式如同不同的艺术品那样，只能放在最适合供奉它的地方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历史进入21世纪，我们认可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坚决反对西方民主是人类民主的普世价值，否则，那样的思维连19世纪上半叶托克维尔的认知水平都没有达到。
第三世界国家是个统称，其内部情况千差万别，可以说像个“万花筒”。近年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对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形式进行了一些探索，为全球“非西方民主”道路提供了自己的理论与实践。
（二）“非西方民主”的存在表明民主的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民主的价值、理念化为现实，在形式上不能不表现得丰富多彩，从来不可能千篇一律，这一点和币种一样，全世界流通中的货币令人眼花缭乱。从政党制度和政体方面讲，即便西方国家，也是差异甚大，美国和英国实行两党制，但美国采取总统制而英国采取君主立宪制，同样是君主立宪制，英国实行两党制而日本实行自民党一党独大制，法国和德国实行多党制，但法国采取半总统制而德国采取议会制，西方民主的形式都无法做到“钢板一块”，又如何能够将自己的模式强行推广到世界各地？在各国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性超越，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民需要的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强调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必然不可能充当西方民主的尾巴；而像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像新加坡这样的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南非、委内瑞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了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做法。总之，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看，“非西方民主”的存在并非离经背典、并非反常，而是一种常态。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的并存，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单打一的模式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有也不可能有。
（三）“非西方民主”的绩效和生命力需要经受长期实践的检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发展，反过来又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活力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基本的国情就是封建专制势力非常强大，民主政治极度匮乏，这种先天不足决定了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仍然需要大力发展和完善，不断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需要。
可控民主使俄罗斯摆脱政治动荡之困，阻止了“北极熊”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趋势，但它的制度化进程比较缓慢，国家内政外交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普京这样的杰出政治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虽然目前普京的威望很高，不少民众信任普京并对他寄予很大期望，但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需要认真考虑普京之后可控民主如何减少对领导人的过度依赖。新加坡的精英民主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就是在李光耀去世后，随着“强人政治”的弱化，议会中的反对党的活动有所加强，虽然暂时不会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构成威胁，但也是值得关注的动向。至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像南非执政联盟内部三方的分歧近年来有所扩大，尤其是非国大和南非共多有龃龉，它们如何克服利益分歧、政治纷争，共同建设好新南非，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下的民主模式，则与“石油经济”的兴衰紧密挂钩，近年来委内瑞拉民生面临诸多难题，社会对抗加剧，不少人对委内瑞拉何去何从也表达出深切地关注。所以，这些“非西方民主”的绩效和生命力需要经受长期实践的检验，不能一概而论。
（四）“非西方民主”的发展仍然面临西方民主的巨大挑战
西方民主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拥有“非西方民主”所不具备的思想理论积淀、实践经验、技术条件、宣传舆论工具和扩张手段，因此，“非西方民主”在它的面前还显得非常的年轻、稚嫩，在西方民主的强大“西化”“分化”“颜色革命”面前，如果经受不住历史的和民众的检验，一些“非西方民主”是面临很大的变数的。“由此来看个别‘非西方民主’自我抬高，甚至在批判西方民主的同时将自己看作是民主的最终实现形式”[8]。这就重新陷入了空中楼阁般的“民主优越感”，是很不得要领的。“‘非西方民主’眼前的问题同样非常复杂，而这些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将决定着‘非西方民主’能否成为民主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典范。”[8]总之，“非西方民主”的发展面临西方民主的巨大挑战，二者的竞争和博弈是不可避免的，“非西方民主”在前进的道路上需要认清自己的实力，通过对观念、体制、机制进行不断地适应性调整以增强应对西方民主的能力。
四、“非西方民主”对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迪
通过对西方民主的困境和“非西方民主”的兴起、代表、评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若干对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益的启迪：
（一）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民主是世界政治文明的潮流，但民主又具有强烈的内生性，是“做出来”的，每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模式是独特而不可移植的，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归根到底取决于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曾经试图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模式，就以失败而告终，在现实中人有些人热衷于鼓噪西方民主，奉多党制为圭臬，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必须坚决予以反对。既然我们已经认定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选择，那么在民主政治中，我们同样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际共运增添共产党执政的宝贵经验。
（二）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要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
在西方民主中，政党以“形在外，体在内”的方式对政权发挥作用，成为连接社会与国家的重要“桥梁”“水管”，尽管西方实行政党轮替制度，恪守党政职能分开原则，但离开了政党，西方民主同样是无法运转的，这也是政党在西方虽一再被“唱衰”而“不衰”的原因。民主政治以政党政治为重要运作平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共产党和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缔造的，在新时代，加强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共产党自身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保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这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同时，新时代多党合作的舞台、天地更加宽广，在新型政党制度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中充分发挥作用，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处理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以党际关系和谐促进其他政治关系的和谐，从政党制度方面进一步彰显我国政治体系的人民性、民主性。
表2所示为7个模拟工况下的数值计算结果, 在不改变其他条件的情况下, 讨论气液两相冲压发动机航行速度对其性能的影响. 从表中可以看出, 随着航行速度的增加, 发动机比冲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说明在通入气体质量流率一定的情况下, 存在一个最优速度使得发动机性能最佳.
（三）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西方民主也讲“人民”，但它的阶级本性决定了那里的“人民”，始终受到经济地位、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制约，一句“金钱是政治的母乳”道出了西方民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下掩盖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使人民当家做主不仅有了法律的保障，而且有了物质基础的保障。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判断标准其好坏、良劣的标准，无非就是能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能否助力国家政局稳定、能否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能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否具有较好的调适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而这归根结底是一个民心向背问题，即取得人民的拥护还是遭到人民的反对。可见，民主政治不能离开人民，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实现民主和民生、民主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让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完善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而不断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四）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应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9]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和经验表明，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和具体举措可以相互借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吸收和借鉴，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领域，而且也体现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领域。西方民主在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治国理政、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西方民主在长期发展中，在选举机制、协商机制、权力制约机制、公民自治机制、政治危机化解机制等方面形成的一些好的观念和举措，则如同股份制那样，属于中性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东西。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舞台、天地更加宽广，我们应该我们应该“兼收并蓄、虚心学习，在独立自主的立场消化吸收他人的好东西，使之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10]。也就是说要通过大胆吸收和借鉴他人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来发展人民民主，同时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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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Non-Western Democracy"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DING Lingying,LIN Huaiyi
(School of Marxism,Huaqiao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21)
Abstract: "Non-Western Democracy"refers to a democratic formation which differs from the class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electoral democracy,multi-party rotation and tripartite political system.In recent years,problems continuously emerg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Western democracy.On the contrary,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non-western democracy"including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become an objective fact.This phenomenon indicates the endophytism of the democracy and western democracy is not the universal value of human democracy.Meanwhile,challenges from western democracy against the development of non-Western democracy still need to be found and studied.In the new era,China's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still needs to proceed from the national conditions,promote actively and steadily,as well as realize th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In the new era,China's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still needs to proceed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ctively and steadily to realize th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non-western democracy;democratic politics;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19)08－0032－07
收稿日期： 2019-02-26
基金项目： 福建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 丁灵颖（1995-），女，回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通讯作者： 林怀艺（1974-），男，汉族，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冯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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