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敏[1]2012年在《许渊冲唐诗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典诗歌既有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文学载体，又融入了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并在唐代取得了巅峰成就。在中西交流日盛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2007年推出了许渊冲英译的《唐诗叁百首》，旨在帮助西方读者认识和了解唐诗之美，弘扬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拉近民族心理距离。在国内古诗英译领域，许渊冲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同时最具争议的人物。他在古诗英译的实践和理论层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古诗英译实践和理论形成过程大致分为叁个时期——储备酝酿期、发展高峰期和改进完善期。国外学者针对许渊冲古诗英译的研究还相当零散、不成体系，且由于评论者的专业背景、个人审美和文学倾向各不相同，其观点也褒贬各异、主观随性。而国内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许渊冲古诗英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针对许渊冲古诗英译的文论，近几年在数量和质量上突飞猛进，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更加科学，但仍存在一些主观随意的感悟式点评，质量良莠不齐、观点褒贬不一。国内研究的常见局限性在于：理论视野不够开阔，批评标准比较单一，观点论证不够严密。笔者针对许渊冲研究现状中的局限与不足，对许渊冲英译《唐诗叁百首》一书进行了描写性个案研究，归纳分析译作的特点及译者的策略抉择，重构译本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同时考察其翻译规范的形成原因和运作效果，力图公正客观地评价译者及其译诗，为古诗英译的实践与批评提供些微有益的观照。本文采用了对比、描写、分析、推导等系列研究方法，重构许渊冲唐诗译本中隐含的翻译规范。为提高分析的效度与信度，本文尽量使客观描写与逻辑论证相结合，统筹对文化历史语境的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兼顾文本分析中的人文判断和科学论证。此外，在检验译本翻译规范的运作效果时，本文借鉴了比较权威的实证调查结果，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规范”这一概念本属于社会学范畴，是某一文化群体共同遵守的引导正确社会行为的观念或指令。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翻译规范研究逐渐从零散走向系统、从规定走向描写。系统开展翻译规范研究的学者首推以色列籍译论家——图里。通过对希伯来翻译文学进行大量而系统的考察，图里提出了规范运作于整个翻译过程的论断。图里认为，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通常受到叁类规范的制约：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初始规范决定译者对翻译的总体倾向，指译者首先须在源语文本规范与目标语文化规范之间做出基本选择；预备规范影响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操作规范支配着翻译过程中所作的各种实际抉择，指导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使用的翻译技巧。在翻译规范研究中，研究者应以目标语文化为取向，关注译文中的常规性“迁移现象”，并根据译者的抉择倾向，重构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本文确立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笔者同时认识到，图里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而笔者根据实际研究情景，适时调整主体理论的应用方式并发掘其它理论的多元互补价值。笔者遵循图里对翻译规范的分类，采用描写性研究方法，分别考察了许译《唐诗叁百首》所遵循的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许译唐诗的预备规范顺应了国家的翻译政策，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需求，涵盖了直接翻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前，英美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典籍文化的译介，总体表现出开放的接受态度；而中国也以空前积极主动的态度开展跨文化交流活动，推出中国文化精粹。中西文化背景共同营造了开放有利的翻译环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依据国家的翻译政策制定了适宜的翻译目的，所选翻译材料兼顾了弘扬民族文化精粹和激发目标读者兴趣的需求。中国译界认同并偏爱直接翻译方式，翻译发起方根据翻译能力和创作倾向选择了合适的翻译人选，使直接翻译能够顺利进行，文化交流能够增加深度。许译唐诗的操作规范隐含于译者在文本微观层面所选择的翻译策略之中。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许译唐诗中的主要翻译问题可归为内容和形式两大类，主要位于十个层面，即：体裁之选择、建行之形式、音韵之表现、节奏之安排、标点之处理、语句之衔接、语义模糊之处理、意象之传递、文化专名之翻译、数词之翻译。而译者灵活处理这十个语言微观层面的各种翻译问题，其操作规范受到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的双重影响,在不同的翻译语境下有不同的体现形式。译者以传达原作的主要形式特点和整体意境为目的，使译诗的体裁、建行形式、音韵特征和意象尽量贴近原作，并在此基础上适度融合英语诗歌的诗学特征，在最大程度上争取译诗的表述地道、逻辑清楚、语义明晰，呈现给读者带有唐诗韵味的格律译诗。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灵活使用了增添、省略、转换、合并、切分、反译等翻译技巧，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许译唐诗的初始规范体现为宏观的译者翻译倾向和译诗面貌特征。许渊冲对于唐诗的本质风格要素十分重视，在翻译中尽量保留传译，以展现唐诗的特色和魅力，从而表现出靠近源语文化系统的翻译整体倾向。这种选择倾向是由译者的终极翻译目的决定的，即：让唐诗走向世界，提高中华文化精粹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在具体操作策略中，如标点、衔接、选词、句法等关联主题意义理解的细节方面，译者又兼顾了目标语语文化规范，比较均衡地处理了两种文化规范的制约作用。回顾总结许译唐诗的特殊文化语境，本文认为译本隐含的翻译规范体现了双重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语文化因素对译者的影响，具体而言，其形成主要受到政治经济发展格局、翻译目的、主流诗学、主流翻译观念和译者主体性等因素的影响。通过考察目标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态度，可以认为，译本所遵循的翻译规范运作效果良好，许译唐诗的质量得到了目标读者的基本肯定，部分实现了跨文化交流的预期效果，为唐诗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提出，要使中国的古诗英译事业蓬勃发展，翻译实践者、批评研究者和出版发行方仍需共同努力，克服局限、发挥优势，切实提高中西跨文化交流的效果。本文从翻译规范角度对许渊冲唐诗英译进行了描写性研究，开拓了古诗英译领域的研究新视角。同时本文丰富了描写性翻译研究的成果，探索了翻译规范理论的实际应用模式，对翻译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此外，本研究以国内典型译者的典型译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应用推广价值，期望能给古诗英译爱好者以理论及方法上的启迪。本论文只是关于许译唐诗的初步研究，还存在理论视野不够开阔、探讨不够全面深入、数据不够直接充足等研究局限，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会进一步拓宽视野、改进方法、深化研究，力求发掘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李华刚[2]2002年在《中国古诗英译多视角研究》文中认为少有华人否认，中国古诗蕴藏着深遂的艺术；少有英语读者了解，他们欣赏中国古诗的译本，实际上是对中国古诗的误读。结果，几千年来中国古诗在华人文化中大放异彩，在世界文学里却由于语言障碍而没获得应有的地位。那么，看译本的英语读者，怎么才能像华人一样，真正读懂中国古诗的美呢?假若这不可能，问题出在何处?答案牵涉到文化，历史和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但对中国古诗研究来说，这诸多方面提供的是一个新议题——中国古诗的可译性。 中国古诗的可译性一直是文学翻译评论中的热门话题；但大部分译论都偏爱以相同的标准去评价译文。如国内流行的某些有关评论文章认为，诗歌翻译只能遵照“信达雅”原则。事实上，该原则是从译者角度提出的，只是翻译领域中的理想目标，其译文仅适合精通英汉双语的读者。现实里的中诗英译，服务对象应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英语读者。时代不同，读者的需求各不相同，导致不同的译者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于是他们的译文或是突出原语特征(中文)，或是强调目的语优势(英文)。用同样的标准评判某译文的好坏，很容易造成是非不分。所以，重新给中诗英译分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 本文意欲把中诗英译划分为叁种。第一种是传统译法，既强调忠实于原文，又要求符合英语行文规则。此类译文的译者尽管在如何处理原文的音，形，意上意见纷纭，但都一致认为翻译就是在得失之间相互妥协，以求得平衡。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列出自译诗及见解，证明传统译法的译文仅受中国读者喜爱，在英语读者中却难获得同等效果。 既然传统译法表现原文常常失真，就该寻求一种新的方式，让英语读者理解中诗的精髓。直译法只求体现原文的精细美，不太考虑英文语法规则，就是这种方式的代表。采用直译法的译文通常被误解为逐字死译。其实对简洁细致的山水诗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生大多可从译文中品出汉诗的原汁原味。跟传统译法相比，直译法很难创造出独立的文学作品，但却能给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更好的素材。 第叁种是以庞德为代表的改译法，随意删改原文字意，以便译者自由发挥。改译法完全把汉文化内化成了英语文学，和直译法是两个极端。采用改译法的译文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原文特征，按英语文学标准来看，都可称为好诗。例如庞德的译文，就不是原诗的复制，而是原诗基础上的再创作。尽管他译出的诗歌很多都与原文相左，但不得不承认，只有这种译法才能产生最受普通英语读者认可的作品。 中诗译作的读者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翻译的方法也该相应地改变。由于读者的需求不同，如何译中诗的方式绝不仅限于上述叁种。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中诗英译不该再局限于单纯的文学探讨，而应扩展至文化研究领域。
黄中习[3]2009年在《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基于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的详细概述,以整体论观点,圆观遍照地考察翻译之道、典籍英译标准之道和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并以《庄子》英译为个案研究,以整体论新视角分析译者整体翻译标准在忠实性(信)、可读性(顺)和创造性(创)叁元要素上的中心取向。论文第一章概述典籍英译与研究的现状,指出其中的机遇和挑战,对关键词进行界定,介绍本研究的结构、内容、方法和意义。第二章详细概述海内外典籍英译的历程,重点介绍主要译家及其译作情况,对典籍英译的范围和历史分期作了划分,并勾勒出典籍英译与研究历史发展的四个特点。第叁章综述考察典籍英译译者所提出和遵循的翻译标准,并简短回顾英语国家译入西方经典的历史和译者论者关于经典翻译理论的关切点,作为典籍英译标准概述和典籍英译标准整体观探讨的有益参照。第四章首先指出,以整体论视角研究典籍英译标准的价值和意义,并从五方面论证了典籍英译标准整体论研究模式的新颖之处和特点所在。作者以动态关联和圆融整体的视角把典籍英译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以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的圆融整体理念考察翻译和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之道是翻译和翻译理论的圆融整体,它兼指翻译(translation)行为、翻译过程(translating)和译作(translations)。叁者动态关联,融合成为一个连续的圆融整体,这就是翻译之道的本体内涵。作者接着审视典籍英译的目的和标准,认为典籍英译的文本目的就是译者翻译的根本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自律准则就是其翻译标准。作者还构建了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它是一个叁向动态和辩证关联的理论,认为典籍英译标准是一个动态关联的圆融整体。作者进而以这一新视角综合考察典籍英译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及其对叁元要素的中心取舍趋势,或忠实性(信),或可读性(顺),或创造性(创)。根据这一模式,典籍英译标准之道是一体,是多元标准一体化的整体,是一个抽象的标准。译者个体的翻译标准都以它为理想和目标。典籍英译译者的个体翻译标准也是叁元要素一体化的整体,其构成的叁元要素有着恒久的动态关联。典籍英译译者翻译标准的多元化、个性化表述之总和就能接近或达到典籍英译标准之道。第五章是“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的个案运用和论证分析。为了全面考察《庄子》英译译者整体翻译标准对“信顺创”叁元要素的中心取向,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庄子》的英译历程和《庄子》英译的研究成果进行更全面的概述,选取了四个典型的《庄子》英译本——理雅各的全译本、汪榕培的全译本、葛瑞汉和莫顿的选译本,以整体论视角来考察译者翻译整体标准在“信顺创”叁元要素上的中心取向,从多方面论证了理雅各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忠实性为中心取向,汪榕培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可读性为中心取向,葛瑞汉和莫顿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创造性为中心取向。本研究尝试融汇中西,打通古今,运用理论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把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本质上属于哲理思辨的定性翻译理论研究。作者的研究路径是从源语出发,以原文为本,以译者为中心,以整体论视角来探讨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本文的个案运用分析表明,“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颇具解释力,可以更全面合理地描述、分析和解释典籍英译标准,典籍英译的现象,乃至其他翻译现象。
季晓丽, 史丁丁, 王静[4]2013年在《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论许渊冲“叁美论”在古诗英译方面的先进性和局限性》文中指出在古诗英译方面,我国学者大致分为以许渊冲为代表的格律诗体派和以翁显良为代表的散体派。在此从许渊冲诗歌"叁美论"入手,通过译诗对比,分析该理论在传承性、综合性和历史性方面的优越性,也正视了其因韵害意等方面的局限性,进而提出通过效仿"《史记》叁家注"的方法实现古诗英译多家注,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展现古诗精华。
赵长江[5]2014年在《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是中西互识的一个世纪,也是中西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与交流的一个世纪。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中,中国农业文明做出了积极回应。在这一中西互识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了中国文化典籍,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至19世纪末,国情介绍性的着作越来越少,翻译作品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史。本研究属于翻译史的研究范畴,但不是西方文化典籍译入史,而是中国文化典籍译出史。本文以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兼及19世纪之前和20世纪。本文分为4个板块：一、追溯19世纪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转译文本,目的是理清天主教传教士拉丁语、法语等译本及其与英语转译文本的关系,为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寻找源头；二、弄清了19世纪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动机与目的、译本面貌、翻译策略、翻译思想,耶儒道之间的比较与交流、翻译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在“中学西渐”中所起的作用,等等；叁、提出并厘定了“侨居地翻译”概念,对侨居地翻译的主体身份、文化心态、主客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与定位,以及与殖民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四、理出了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走势：从世俗化翻译到学术化翻译。特点有：译者身份多样化、译本趋向电子化、翻译理论繁荣发展等。在这4个板块中,重点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通过研究,梳理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两条主线：传教士英译中国儒道典籍和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典籍,以及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新教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主线。由于19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渠道不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叁字经》、“四书”等,在西方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价值和成就不大。下半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出现高潮,儒释道叁家的主要典籍都被成了英语,有些典籍还不止一种译本。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传教服务,译本有耶儒道融合的痕迹,学术研究价值巨大。同时也出现了汉学研究的苗头。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思想,译者多采用汉英对照和厚重翻译。外交官出于认识中国的目的,在19世纪上半期比较关注中国的流行作品,从中把握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道德品质、精神气质等,为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服务。译文注重信息传递,文学性和可读性稍差。下半期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中国一流的作品,目的是让西方人明白,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其文明程度处在欧洲中等水平(翟理斯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翻译的立意和文学性都高于上半期。外交官和传教士退休后都成了汉学家,其翻译与汉学研究并重,为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奠定了基础。期刊上的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翻译以蒙学典籍和文学典籍为主,目的是想通过这两类译着介绍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状,进而为传教和汉学研究服务。期刊分国内和国外两种,译者是侨居在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等,他们的翻译和观点影响了英美读者对中国的看法,以及英美对华政策,在中西交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汉英词典主要译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其他学者编写的字典,其中夹带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译例,无形中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学习汉语和英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必须借助这些汉英词典,对其翻译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本文提出“侨居地翻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研究了侨居地译者的文化心态、合作翻译、赞助出版、文化传播等。结果发现,译者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越能理解中国文化,殖民心态也越弱。在翻译上,强调两种文化的共性,有融合中西文化的倾向。从效果上看,融合翻译的混杂性易产生“第叁空间”,并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此外,还提出了典籍翻译理论研究要以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为基础,以经文辩读作为方法论,借鉴西方现代译论中宽阔的视野和思辨精神,融合现有典籍翻译理论,形成有理论体系的典籍翻译理论。本研究将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放到中西文明史的框架中去考察,发现翻译实际上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对它进行研究不仅可为中英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等提供借鉴,甚至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促进意义。此外,希望本研究对翻译学科建设、典籍复译,以及整个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裘禾敏[6]2011年在《《孙子兵法》英译研究》文中提出《孙子兵法》英译研究是跨学科的课题,它囊括了翻译学、语言学、文献学、古代哲学、现代传播学、文艺学等诸多领域。本文着重剖析四种最具典型意义的《孙子兵法》英语全译本,多视角探讨《孙子兵法》英译脉络,将其置于“孙子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宏大背景下,廓清译者的翻译目的、价值取向、翻译策略及其对《孙子兵法》的总体认识,试图描绘不同译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错综复杂的翻译现象,从历时与共时的维度比较、分析译本在译入语社会的接受、传播、影响,描摹《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运行轨迹与反拨情况。本文主要内容包括：(1)探讨了《孙子兵法》的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在中西学术相互观照的体系里论证语际翻译的功能、特征、本质等；(2)围绕“反向格义的翻译策略”、“本源概念英译模式探讨”、“高低语境文化”等主题,从文化、语言等角度深入论述了《孙子兵法》卡尔斯罗普英语首译本在西方世界早期传播的特点,揭示该军事型译本的英译规律；(3)从西方阐释学与中国训诂学视角探究《孙子兵法》翟林奈英译本的两个主题：“东方情调化翻译倾向”与“创造性误译”,认为该译本因遵守严格的汉学规范与呈现严谨的英译文而成为文献型文本,在英语世界具有不可动摇的学术价值；(4)从军事学维度解读格里菲思英译本,以彰显其军事特色,从语义、语用、结构等层面探析《孙子兵法》兵学术语的英译原则,阐明译者主体性与兵学术语英译之间的互动关系；(5)考察国内译家林戊荪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认为林译本充分发挥了本土译者在语言、文化、专业知识等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展示了古代兵学博大精深的哲学内蕴与经世致用的实践意义,着力突破中国英语研究,指出中国英语是中国译者从事典籍英译的必然产物,也是汉英语言与文化借助翻译“杂合”的自然结果,“杂合”的译语最逼近《孙子兵法》要义,并从传统文化负载词、彰显孙武兵学语言特色、顺从中国思维等层面阐述林译本的中国英语。总而言之,纵观《孙子兵法》的英译历史,它经历了从外国译者到中国译者、从军人到学者的主体身份演绎,走过了军事型转译本——学术型文本——军事型文本——文化型文本的历程,记录了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兵学文化交流史。上述译本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中西文化互动成果,有的已成为英语语境下很有特色的经典译本,经受了中外时空的考验与广大读者的选择,在不同阶段占有重要的地位。每一个英译本都拓宽了西方读者理解孙子的领域,扩大了孙子兵学思想的传播与影响范围,延续了孙子思想在第二个精神家园的生命。这既是《孙子兵法》英译研究的挑战与魅力,也是中国典籍英译的挑战与魅力。
潘毅[7]2005年在《中诗英译方法论》文中指出中国的古诗是世界艺术的瑰宝,然而由于中文的在世界的普及程度,近代之前很少有西方的读者能够领略其深邃独特的艺术风格。很少有英语读者了解,他们欣赏的中国古诗的译本,实际上是对中国古诗的误读。结果,几千年来中国古诗的在华人文化中大放异彩,在世界文学里却由于语言障碍而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那么,看译本的英语读者,怎么才能像华人一样,真正读懂中国占诗的美呢?假若不可能,问题出在何处?答案牵涉到文化,历史和思维方式等诸方面。但对中国古诗研究来说,这诸多方面提供的是一个新议题——中国古诗的可译性。 中国古诗的可译性一直是文学翻译评论中的热门话题,但是大部分评论都偏爱以相同的标准去评价译文。如国内流行的某些评论的文章认为,诗歌翻译理论只能遵照“信达雅”的标准。实际上,该原则是从译者角度提出的,只是翻译领域的理想目标,其译文仅适合精通英汉双语的读者。现实中的中诗英译,服务对象是应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英语读者。时代不同,读者的需求也各自不同,导致不同的译者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于是他们的译文或是突出原语特征(中文),或是强调目的语优势(英文)。用同样的标准评判某译文的好坏,很容易造成是非不分,所以,重新给中诗英译分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 本文以与把中诗英译划分为叁种。第一种是传统译法,即强调忠实于原文,又要求符合英语行文规则。此类译文的译者尽管在如何处理原文的音、形、意上以上意见不同,但是都一致认为翻译就是在得失之间相互妥协,以求平衡。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列出译诗及见解,证明传统译法的译文仅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在英语读者中却难获得相同的效果。 依然传统译法表现原文常常失真,就该寻求一种新的方式,让一个英语读者理解中诗的精髓。直译法只求体现原文的精细美,不需考虑英文语法的规则。采用直译法的译文通常被误解为逐字死译。其实对简洁细致的山水诗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生大多可以从译文中品出汉诗的原汁原味。和传统译法相比,直译法很难创造出独立的文学作品,但却能够给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更好的素材。 第叁种是以庞德为代表的改译法,随意删改原文字义,以便译者自由发挥。
张德福[8]2014年在《四个阶段，多种取向》文中指出论文从史学的角度出发,观照译者个人背景、特定历时文化语境等因素,运用融微观的文本分析和宏观的文化研究为一体的综合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汉学家《论语》英译本个案,并利用翻译学、对比语言学、诠释学、比较文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围绕汉学家英译《论语》的四个阶段及其翻译取向,致力于多维度探研海外汉学家的《论语》英译现象。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引言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国内外《论语》英译研究状况,总结国内外《论语》英译研究的特点与不足,界定本研究的范围、目的与意义,并对研究途径与理论方法加以说明。从第二章到第五章,逐章对应海外汉学家《论语》英译的特定历史时期,围绕各个典型译本个案依次加以深入研究。海外《论语》英译实践经历了从最初的非全译本到全译本的演变过程。第二章为汉学家英译《论语》的起始期,以威妥玛《论语》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身为外交官,威妥玛对待作为“他者”的中国社会文化,经历了从最初的敌视到尊重继而同情乃至最终的喜爱,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跨文化身份。作为语言学者型译者,威妥玛翻译态度谨严,深受译文协作者K、晚清经学训诂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其译本字斟句酌,采用附注以存真的翻译形式,达到有效迻译儒家思想的目的,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该章还对高大卫、理雅各和詹宁斯叁位传教士的译本加以介评,认为叁个译本以文化利用为主要特征,采用以耶释儒、耶儒互参的翻译策略,译笔多少带有宗教色彩,但在翻译策略、翻译方法、译文格式等方面对后代译者产生了深远影响。第叁章为延伸期,选取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为主要个案研究对象。作为海关洋员,赖发洛在华生活数十年,尤其通过与像金辰昆、辜鸿铭等晚晴文人之间的交往,让他沉迷于儒家文化,进而深怀敬畏之情从事《论语》等儒家典籍的译介。作为异域文化敬畏型译者,赖发洛运用多种具体翻译方法,贯彻“句序概念对应”为基础的、注重直译的翻译策略,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较为有效地诠释了“真实翻译”的精髓。在该阶段,汉学家韦利坚信“一个时期一位孔子”的翻译理念,期望通过译介《论语》以慰藉饱经战乱的西方人；其译本文质并存,且具有侧重文的倾向；译本读者群更广,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兼顾。此外,本章还从译者身份、翻译特色等方面简介了传教士苏慧廉《论语》英译本。在发展期,第四章的主要个案研究对象为魏鲁男《论语》英译本。作为哈佛燕京学社首位在华求学的研究生,魏鲁男学识广博,具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身受当时以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美国文化及汉学研究的影响,希望通过译介《论语》来慰藉西方人失落的心灵。作为文化使者型译者,魏鲁男以“普通读者”为服务对象,通过追求释译达意、挥洒有度的翻译理念,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操作手段,从语义对等、词汇充分、语法正确、文体对应等方面较为有效地再现了原作的思想和风采。在该阶段,庞德《论语》英译本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释译达意的特色,即译者充分利用拆字法对原作核心概念加以释义,强调原作“意旨”的迻译,运用简洁语言以达意,进而实现译者的翻译目的。本章还对两位华人译者刘殿爵和程石泉的《论语》英译本加以简介。海外汉学家的《论语》英译在繁荣期精彩纷呈,多元创新。第五章先后选择亨顿和森舸澜两位译者的《论语》英译本为主要个案研究对象。作为作家型译者,亨顿强调“礼,,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译文深受译者个人的诗学观以及诗歌翻译理念的影响。该译本以服务于普通读者并观照专业读者为目的,充分发挥副文本的功能,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操作方法,展现了兼顾原文意蕴和译文畅达的双重特色。作为专家型译者,森舸澜的《论语》英译本以普通读者为主要对象,并兼顾专业读者,译文采用多种翻译手段,评论呈现不同特色,注释和篇解等内容形式多样,整个译本意蕴丰厚,实为体现丰厚翻译思想的典范之作。森译本个案研究表明,丰厚翻译思想对促进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具有借鉴意义。在该时期还先后探研了六个汉学家《论语》英译本。道森译本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强调译文贴近原作；语言表达简洁,通畅易懂。利斯译本追求古为今用、化中为西的翻译理念,译笔流畅可读,具有口语化倾向,反映儒家经典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安乐哲和罗思文合译本对中国哲学典籍进行哲学性的诠释,以独特的“陌生化”言说方式来传达儒家思想的精髓,有助于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白牧之和白妙子合译本呈现出浓重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提出有关《论语》篇章形成的“层累理论”,译本注释旁求博考,通过解读《论语》文本的方式以反映早期儒家的思想史。沃森译本简洁达意,注释少而精,口语化译笔洋溢睿智哲思,有助于再现原作风格。希勒译本参照先前众多译本及学者的观点,对原作众多关键概念词语加以统计且标示说明,评论和解释内容详实,以独特的文本表述方式传达原作的儒家思想。第六章为结语部分,总结海外汉学家群体英译《论语》现象的基本特征,概论本研究的意义和启示,说明本研究的不足及有待拓展之处,并对中华典籍外译及其研究加以思考与展望。
王艺雯, 杨传召[9]2013年在《2010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文中认为前言本索引收录的是2010年在中国大陆地区正式出版的期刊、杂志、报纸上所发表的有关古代诗歌研究的论文。整理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全国报刊索引》(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编辑出版)及相关的刊物。每个条目所列内容为:序号题目∥作者∥发表刊物(出版地)∥期数∥页码。为了便于检索,特列
颜宁[10]2008年在《中国当代诗歌英译的多维演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当代诗歌不仅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有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渊源。英译时应采用多层面、多视角的立体方法,选词上精细琢磨,把原诗词语的语言学阐释和其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结合起来,使译文读者从译文中窥见原文的模样,感受到原文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许渊冲唐诗英译研究[D]. 陈奇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2]. 中国古诗英译多视角研究[D]. 李华刚. 广西师范大学. 2002
[3].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D]. 黄中习. 苏州大学. 2009
[4].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论许渊冲“叁美论”在古诗英译方面的先进性和局限性[J]. 季晓丽, 史丁丁, 王静.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5]. 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 赵长江. 南开大学. 2014
[6]. 《孙子兵法》英译研究[D]. 裘禾敏. 浙江大学. 2011
[7]. 中诗英译方法论[D]. 潘毅. 南昌大学. 2005
[8]. 四个阶段，多种取向[D]. 张德福. 复旦大学. 2014
[9]. 2010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J]. 王艺雯, 杨传召.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3
[10]. 中国当代诗歌英译的多维演绎[J]. 颜宁. 思想战线.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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