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要凸显主体性意识——兼谈如何提升综合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和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期刊论文,综合类论文,主体论文,地位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作为我国学术期刊的主要形式，其数量多，覆盖面广，影响较大，它承担着大量学术成果的刊发和各类学人推介的任务，为我国的学术发展、学科建设、知识传播和评价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近些年来，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遇到了一些困境，如读者面小，学科栏目面面俱到，设置零散，众刊一面，特色不鲜明，所载文章专业深度欠佳等问题，直接影响着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的定位和总体质量，与专业类社科期刊相比，学科优势不明显，学科读者和市场定位不准确，影响因子等指标明显偏低。因此，正视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的办刊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全方位、深层次地探索其办刊之路，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创新，提升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的主流地位，已经是摆在了期刊界和综合类社科期刊办刊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和鲜明主题。
中图分类号： G237.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3637(2006)05-0066-04
从逻辑上讲，要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而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的存在价值及其重要地位，那是匪夷所思的。因为，学术及其主要载体的学术期刊理应是这些事业的一面旗帜，是一切进步事业的一种标识、一种引导、一种内在的思想涌流。然而，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我们面前的现实的学术界，却表现出许多背离学术及其本性的情形：
(一)不少学术期刊对于选择什么样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不甚了解，甚至不能界定“学术价值”的真理内涵，更分不清楚学术价值与政治价值的关系，以致学术期刊(当然包括一些所谓学术著作)在生产一些真理或新知识的同时，还生产了更多的“泡沫”和“废纸”①。
(二)知识界、教育界、学术界也回避不了商品、货币、权力的侵蚀，精神产品同商品、货币、权力交换加快，加大，导致学术作品粗制滥造，以致用非学术代替学术，非学术标准代替学术标准。这些情形，不能不反映到学术期刊的办刊过程中②。
(三)社会对学术批评、学术评价和学术价值的漠视，尤其是有关机构对学术评奖、学术项目(规划课题)、职称评定的过度介入，导致学术和非学术的界限模糊，学术产品的客观真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矛盾加深，进而导致真正的学术产品边缘化，学术期刊被主流社会边缘化，被主流文化边缘化，被公共价值边缘化。
(四)社会、政府还不能完全从公共价值、公共产品、公共理性上去尊重学术和学术刊物，它们要么将其看作是政治的附庸，要么将其看作是脱离政治的市场化产物，公共权力和学术权利界限不清，政治权力代替学术权利、政治地位代替学术地位，学术期刊等同于宣传机器、政治工具，忽视了学术对于政治的基础作用。
上述情形严重削弱了我国学术期刊主体性意识，因而也严重削弱了它的存在价值和社会地位。这种学术期刊的主体性缺失，是学术期刊对自身本性和价值的否定。尽管这种缺失有着社会不良因素的挤压。但这不能成为学术期刊的举办者和办刊人“自我放逐”的理由。
办刊人及其依赖的广大学者，应该是学术期刊的办刊主体。但是，在我国办刊体制中，由于举办者和办刊人是两个模糊的概念，又由于办刊人和投稿人(学者)的非依存关系，我国学术期刊的主体也是模糊的，往往不知道为谁办刊，也不知道谁在办刊，因而生成模糊的主体意识或主体性意识缺位这是不奇怪的。学术期刊的主体性究竟是什么？我想，应当是规定了学术期刊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依据和价值的那些东西。这种理由不是学术以外的东西强加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生成的需要；只要这个社会在发展，就不能没有学术和学术期刊，而学术期刊内在的那种能够反映办刊人和广大学者学术思想和生存意志的推动、张扬学术自身发展的实践理性和能动性，就是学术期刊的主体性③。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或探索何以可能，完全来自于人类面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实践理性：其一，不断质疑已被证明了的真理和已被推出的知识，发现新的真理；其二，不断质疑现存的和过去的制度缺陷，主张更为完善的制度。人类的这种实践理性显然也是学术和学术期刊的本质体现。由此可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或学术期刊的基本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学术功能，解决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学术文化同其他文化的关系，讲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创新与文化普及的问题，学术文化的本质是创新，学术文化的普及推动其他文化的变革与发展，同其他文化形态比较起来，学术文化最终回答的是“理念”问题。其他文化固然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本质上只是这一“理念”的“展开”。另一是它的社会功能，解决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学术同政治的关系，政治当然是一种文化，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学术同政治的关系，主要不是创新与普及的关系，而是学术文化与制度应用的问题。总之，一种文化是否先进，一种制度是否先进，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学术创新成果，去普及它，去应用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哲学家说，学术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黄楠森语)，政治家讲，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江泽民语)。那种把学术期刊仅仅理解为登载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的媒体，只是看到学术期刊的表层作用。当认识到学术期刊只是承载学术成果的工具之一，意味着发现了它的较为深刻的本质。而通过鉴别、选择、评估学术研究成果，质疑历史和现实的不合理性，寻求更为完善的实践理性才是学术期刊的最为深刻的本质。那种把学术期刊作为评职称的工具，捞名利的道场，发横财的捷径，升大官的敲门砖，则是对学术期刊真正的社会功能的扭曲。总之，学术期刊不是学术以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形态的附着物，它是一种独立价值和公共理性，是具有主体认知和行为能力的社会文化因素或社会子系统。因此，当下学术期刊的边缘化和泡沫化情形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是办刊主体自身主动或被动的“主体性”缺失。这种“主体性”缺失乃是其社会价值、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缺失的直接原因。这也说明，强化学术期刊的主体性意识，是当前提升学术期刊自身价值和地位的基本途径之一。
学术期刊的主体性意识是学术期刊举办人和办刊人对学术期刊主体性的自我意识，在当下，主要由其独立意识、批判意识和问题意识所构成。学术期刊的独立性讲的是其内容的(原创的)真理性，学术期刊所反映的学术研究成果只以其内容上的(原创的)真理性为转移，而不以偏离真理的其他目的为左右④。学术期刊的批判性讲的是学术探索的建构性(原创性)和解构性的统一，学术期刊所刊发的内容不应是一种精神复制品，本质上应是一种原创性的产品，这种产品对既往的东西必然是一种新的审视、新的发现和新的评价，因而是一种建构性的内容，但其表现形式总是以批判的扬弃的姿态出现，一切旨在赞赏歌颂或全盘否定，旨在重复生产或缺乏意义的话语和逻辑，不是学术的特质。学术期刊讲的问题意识，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统一，是探索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它强调以学科(原理)世界和现实(实践)世界所面临和解决的问题为中心，从而在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集独立性与批判性于一身去实现学术期刊的主体性。关于学术期刊应具有何种批判意识、问题意识，已多见文章论述，本文不赘，仅就学术期刊的独立意识即独立性稍作言论。
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地位，仍是坚持这样一个真理的抑或是价值的理念：学术同政治相比，学术不能不占有基础性的位置，不是学术要服从于真理追求以外的其他目的，包括那些不能称为政治科学的政治目的，而是要求政治的、经济的行为和政策应当服从学术的逻辑⑤。当代社会流行一种口号：政治家办刊。这句话对于办“学术期刊”来说，至少是有失偏颇的。它只强调了一个方面的真理性：办刊人要有政治头脑(注：这里的政治当然不是指那种见风使舵的庸俗的政治)，即要有学以致用的思想。但它可能挤压了另一个方面的真理性要求，即学术期刊的基点是实事求是，而这才是办刊人的根本原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是一对始终伴随的矛盾统一体，夸大“学以致用”，特别是将“学以致用”引导到学术的政治目的上来，十之八九，没有不走向实用主义的。在我看来，“政治家办刊”，用于指导学术期刊，则应当具有这样一个重要内涵，即办学术期刊要有学术思想，搞学术研究应当逻辑地包含着政策研究，包含了制度建设和制度批评的政策研究仅仅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子系统。懂得这个道理的学问家同时才可能是政治家。然而，在过去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却看不到这样的内涵，恰恰相反，学术研究脱离政策研究，政策决定主要不是来自于学术研究，而是来自于政治家的“智慧”(这往往形成了“拍脑袋出政策”的机制)。例如，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在各级政府的机构设置、政府预算中总是“两张皮”；政府机构、民间机构和企业对学术研究的成果没有评估、选择的职能与机制；学术机构不能试图对于政府决定施加影响；主管部门倾心于阅评、审查学术机构的研究成果、学术期刊的文章，主要意图是防治危害安全的因素，而不是选择科学政策的因素；在国外，当一种研究处于学术阶段，即未被政府采纳为政策之前，是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去议论、评价的，而一旦形成政策，就产生纪律和法律效力，在一定的时效内赋予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而在我国，学术研究成果一旦公开(出版)，即承担纪律和法律规定的责任，其中缺乏政策界限和政策意识。这种情形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关系模糊，本末错置，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逐步被消解，学术研究，包括学术期刊逐步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学术期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主体性意识，离开举办者或办刊者的编辑思想和编辑责任，是无法落实的。由于举办者不同，这类期刊的宗旨和任务也有所不同，但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所决定，这类期刊的编辑思想范围总是大同小异，就是说，我们总是凭借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样的武器，去试图揭示和解决我们面临的人文社会问题。
在这一前提下，将我们的编辑理念与观点、意图与意志，情感与追求加以整合，就形成了我们各个具体的编辑思想。一名合格的编辑，特别是主编，一定要具有恒定的编辑思想，而编辑思想的独创性、稳定性与多样性是难能可贵的⑥。对于学术期刊的编辑或主编来说，这种编辑思想，就是编辑的学术思想。在主编看来，这就是办刊思想。不难理解，在这样的编辑思想中，核心是价值观，即我们揭示和解决什么样的人文社会问题才是有意义的，从而决定我们在编辑的操作层面如何去组织、选择、加工和淘汰稿件，把我们理解的最具有人文社会意义的产品呈现给读者，呈现给社会。因此，学术期刊的编辑思想虽不失活跃，但其基调应当是严肃的和沉稳的。相比之下，非学术性或半学术性的期刊编辑思想，却可以宽泛和世俗一些，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对他们的理解，也相对宽容一些。
编辑思想的正确或健康与否，取决于编辑队伍的整体学术素养，尤其是主编的学术思想。从这个意义讲，编辑思想往往指的就是编辑的学术思想；这是他们对于学术期刊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编辑在某一个学科或某几个学科的学术积累上建立的学术理念(核心是价值观)与学术创见，推动他们对自身学术地位的认识，对学术和学术期刊自身价值的认识，以及对编辑的责任和使命的认识。编辑的自我意识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刊物与学术前沿的差距，以便缩短这一差距。编辑的主体意识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刊物对于作者和读者、对于学术和社会的责任。我们不能设想，一个缺乏学术创见和正确的价值观追求的编辑，尤其是主编，能担当一个现代学术期刊的合格的编辑角色。换句话说，一个具有编辑思想的称职的编辑，尤其是主编，应当通过自己的编辑、编纂、策划和最终产品，至少要对下列四个问题作出符合事实要求和时代精神的回答：(一)学术期刊的角色、责任和使命；(二)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真理(善或美)的关系；(三)对于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态度；(四)对于学术积累、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的理解。从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诠释，推进人们对于中国人文社会问题的揭示和解决。
编辑思想的有效实施，取决于编辑的编纂思想。这是把编辑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期刊的宗旨、时代所规定的学术方向(时代所能给予的学术资料、学术资源、学术任务)整合起来，加以推广和操作的思路和办法。也就是编辑的学术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学术期刊编纂过程中各个环节和各个要素中去的策略和方法。综合类学术期刊的编纂主要由这样几个大的环节构成：1.刊名与刊期：用稿范围和特色提示；封面设想和要目布置；2.目录：主要栏目、特色栏目、二级栏目；3.组织稿件：征稿提示，邀约稿件和随机投稿；4.选择稿件；5.责任编辑；6.印制发行。每个环节又由若干要素组成。但是，把每个环节和每个要素连接起来的是编辑的学术思想，是总的主题思想的演绎和操作。把学术期刊办成“论文集”式的论文汇编将减少很多环节和要素，也就缺乏思想和特色。编纂思想最终把期刊的内容和形式、质量和数量统一起来。简单地说，编纂思想是对编辑的学术思想的应用。缺乏编纂思想是不能凸显一个学者的编辑家气质的，而缺乏学术思想也不能凸显一个编辑的学问家素养。对于一般期刊，不一定要求这两种素质齐备，但是，对于一个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期刊，它应当同时具备这两种气质，它们不一定表现在编辑队伍的每个成员身上，但一定要表现在这支队伍的主编身上，起码要表现在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互补)上。
强调指出，健康的并能够演绎的编辑思想必然导致履行合乎我们职业要求的编辑责任⑦，而这正是属于学术期刊的角色义务和职业使命。编辑责任，既是健康的编辑思想的组成，也是编辑思想演化的结果。一个学术期刊的职业责任至少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引导思潮。学术期刊刊发学术论文，本来就是希冀让真理之火和思想之光去驱除蒙昧与黑暗，让各种学术思潮在交流、碰撞中不断推进学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人类认识真理发展真理的途径，从根本上来说，在于社会实践，但是其内在动因却离不开学术交流。迄今为止，学术期刊仍然是学术交流的重要的和主要的平台，与图书报纸和会议相比，在交流的信息量和时效性上具有不可比拟的综合优势。从世界和我国的近现代史看，先进的思想和思潮，最初或主要是在学术期刊引导下凸显起来的。
2.选择原创。学术期刊引导思想的功能与责任，直接归因于学术期刊登载或基本上登载的学术原创成果。这些原创的思想、观点和意识，才是引导思潮的动因和根据，才使得学术期刊引导思潮成为可能。
3.评价优劣。学术期刊只能根据学术论文的原创性及其社会意义评价优劣，除此没有什么标准。学术期刊的这种评价功能是综合的定性的评价，其评价功能的强弱取决于编辑的学术素养和编纂经验。
4.扶持新人。学术期刊所登载的学术论文，是作者理论思维和知识积累的集中反映。对于学术积累尚不深厚的年轻作者，特别是对于处在校门和社会之间的青年学生、学者来说，他们的理论思维成果，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思想之光，若被及时发现，需要编辑付出更多的劳动与爱心。因此，对于涉世未深的理论工作者来说，在编辑鼓励下刊登的论文，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注释：
①祁志强在《中华读书报》(2001.6.20)发表文章指出，“现在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副教授、教授们……年年都有不少‘成果’甚至‘鸿篇巨制’出版”，但又往往被学界批评为“粗制滥造的学术泡沫”。
②刘继保认为，“说红学的边缘化，并不是红学走向衰落，而是说红学研究和其他人文学术研究一样，已经走向边缘化了。”(刘继保：《红学边缘化的思考》，载《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1期)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慨叹“学术边缘化”了，人文学科自不待说，甚至有人认为理论经济学也在“边缘化”了。本文以为，我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均处于“边缘化”状态，学术包括学术刊物多生活在市场的边缘、国家政治(公共价值)的边缘、政府预算的边缘，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③管宁在《学术期刊的价值定位》一文(2005年8月25日《光明日报》)提出“充分发挥编辑主体性”、“主体意识和主体个性”的问题，本文所指“学术期刊主体性”，是与“编辑主体性”不尽相同的概念，旨在从学术的本性、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及举办人和办刊人等方面讨论学术期刊的存在意义。
④这里讲的“独立意识”，与美国教育思想中三A原则(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和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之一的“学术中立”有差别，后者多少有主张与世无争，为学术而学术，不过问政治和社会敏感问题的意思，而前者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为探索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而独立不移，中立不偏的含义。如果这里的“独立”和“中立”同义，均指“实事求是”，那么前者更近于儒家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学而中立”的思想。
⑤自先秦以来，历代书生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学术与政治相比，学术永远是为权力(政治)服务的奴婢，不少人文学者至今在骨子里仍把当官从政视为人生之根本目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传统力量(参见《王瑶文集》第7卷，第21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本文以为，要改变这种旧的传统，就应当让学术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上，即作为权力(政治)的基础，作为制度(政策)的基础，当然，它还是其他社会生活的理性的和价值的基础。
⑥参见《大学出版》2003年第4期尹建国：《优化与完善大学出版社选题决策制度》一文。
⑦本文的“编辑责任”不是狭义的理解即“责任编辑”的责任，而是从广义上指一种职业使命，即编辑职业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