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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运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一种效率较高的经营行为，其内在的宏观与微观功能对于当前国企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尤为重要，但是，它并非国企改革成功的唯一途径，并非只要实现了资本运营国有企业就能走出困境，国民经济结构就能从整体上得以优化。
由于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时间较短，资本运营在我国实践中存在着诸多误区，使得一些实施资本运营的企业未达到预期目的。
误区一：把资本运营偏狭地理解为股票投资或金融商品买卖等资本直接运作行为。从经济学意义讲，资本运营是指以追求最大利润和促进资本最大增值为目的，对企业的资产进行综合运营的一系列经营活动。一般说来，凡是能够使资本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经营活动，均属于资本运营的范畴。资本运营在广义上至少包括以下三项主要内容：一是资本的直接运作；二是以资本直接运作为先导的资产重组和集中；三是按资本运营原则进行的生产经营。可见，资本运营的内涵是十分宽泛的，资本直接运作只是资本运营的初级层次或前提条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局部而不是整体。
然而，在现实中，许多企业并未把握住这一理论本质，片面地强调资本的直接运作，把资本运营视同于股票投资或金融商品的买卖。比如，一些企业打着资本运营的旗号，把通过直接融资筹集来的资金或者高息拆借给商业银行以及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投入证券市场，从事股票、债券的炒买炒卖，特别是一些上市公司表现尤甚。据有关部门对深圳市54家上市公司调查，其中有50%的公司把股市筹集的资金用于短期炒作股票，户均1660万元。这些“不务正业”的行为不仅违背其筹资承诺，阻碍了主营业务发展，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且造成了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影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与稳定发展，加剧了国民经济的虚拟化。
误区二：割裂资本运营与生产经营的内在联系，视资本运营为游离于生产经营的更为高级的经营形式。资本运营既不在于资本的直接运作，也不在于以购并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重组，其关键是在于按资本运营原则进行生产经营，生产经营是资本运营的起点和归宿，也是资本运营存在和效能发挥的基础。若形象地讲，资本运营如同一把疏松“板结土壤”的锄头，真正要把土地疏松必然依靠使这把锄头挥动起来的生产经营。在当前的资本运营过程中，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尤为值得警惕，即资本运营是独立于生产经营而存在，是比生产经营高级的经营方式。这种观点是错误且有害的，它极可能误导国企改革，把当前的资本运营引入歧途。
一般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运营在时空上可以暂时脱离生产经营而单独运作并获取一定的资本收益，但这是从表层而言；实质上，资本运营最终必须服从或服务于生产经营。其一，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共同服从或服务于企业的发展战略，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企业要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既要依靠高质量的产品、高效率的设备利用能力、高水平的经营管理和较强的领导班子，又必须通过收购、兼并等资本运营手段使企业规模得以迅速扩张，在资本集中的同时，使技术、人才、市场等生产要素得以快速集聚，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最终实现盈利最大化和资本增值最大化。因此，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彼此相辅相成，密切配合，无高级低级之分。其二，资本运营在配合和促进生产经营的同时，又依赖和服务于生产经营。一个企业能否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运营，除需具备适宜的外部环境外，更取决于其生产经营的好坏。一个生产经营境况较差的企业能够对其他企业成功地进行收购、兼并，是很难想像的。而且，不管企业采取何种资本经营方式和手段，其最终目的无非是壮大企业实力，增强市场竞争力，为生产经营创造条件。其三，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是能够创造满足市场消费者需求物质产品的生产经营，这也是资本保值增值的源泉。离开了生产经营，一切貌以资本运营的经济行为都没有实际意义。
美国60年代资本运营热的兴起和消退，很值得借鉴。当时，美国购并浪潮兴起，企业向没有关联的行业迅速扩张。许多企业及投资机构认为生产经营已经过时，重要的不是生产活动，而是融资，管理队伍等。在大量购并后，才发现自己并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不知如何管理一个企业，结果不得不把已经合并过来的企业剥离出去。资本运营浪潮最后以失败告终。总之，资本运营对生产企业而言，只是全部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决不是一种高级形式，更不是企业的目的。
误区三：把资本运营的目的定位于企业资产数量的大小，片面追求企业资产的规模扩张，忽视资本运营的“质量”。一个企业在资本运营中，只有不断扩大自身的资本积累，在考虑自己偿债能力和资本效益前提下，方能通过企业购并，借助他人资本来提高经营能力，而不能盲目收购和兼并其他企业，更不能为求规模而不切实际地收购兼并那些与自己核心业务关联度较低或不相关的企业。可在现实中，许多企业忽视资本效益原则，片面追求资产规模的扩大，结果企业的资本运营不但未能实现目标预期，相反却使企业步入困境。这一问题在许多上市公司中反映比较突出，如琼港澳、深中浩、深宝安、琼民源等实施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经营困难重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实施跨行业的资产重组未能集中在公司的核心业务上，结果不仅非主营业务难有所作为，而且主营业务也不突出，没有得到较好发展。相反，那些资本运营获得成功的企业，如一汽集团、深圳赛格、康佳、海尔等，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正确地处理主营业务发展与多元化经营的关系，围绕主营业务进行企业购并。因此，资本运营是把“双刃剑”，若企业的资本运营，能够充分注重主营业务的发展，充分注重企业内部产业的关联，那么购并的资产能为企业带来跳跃性发展的机遇；相反，不但无法从聚集的资本中得到发展的动力，反可能使本来充满活力的企业走向衰退，甚至破产。
误区四：一些企业把资本运营作为一种改革的时髦，注重形式的过度包装，忽视资本运营实质的追求。如前所述，资本运营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实现规模效益的高效率经营形式，在中国的出现是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深化的逻辑必然，其根本目的在于一是解决国企改革深层次问题如公司化改造、组建和发展大企业集团、企业高负债，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二是解决我国经济中“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建设问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从而盘活国有存量资产，从整体上提高国有经济效益。然而，在资本运营实践操作中，许多企业把它作为一种改革时髦来赶，只重形式、忽略实质，把企业是否进行资本运营当作衡量企业经营者政绩、魄力和企业发展好坏的标准。于是乎，一些经营状况不佳，本身不够上市条件的企业，却通过资本运营，把企业包装成一个看似效益较好的企业。其方法一是通过母体裂变将大企业效益较好的部分（包括子公司、分厂、车间等）组成股份公司，做成效益不差的样子，旨在通过上市募集丰厚资金。同时，对原企业效益不好的部分又夸大其辞，言其前景如何诱人，从而将其组进股份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其上。结果，企业转制不转机，虽然上市但业绩依然，甚至更差。二是一些小企业为达到上市目的，通过各种方法寻求与其他企业进行资产组合，一俟“归堆”的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同时在业绩文章上做得不错而取得上市资格后，企业内部又各自为政，经营分散，既谈不上主业，也未形成规模，使企业成为一个活脱脱的“独联体”。三是一些经营亏损的上市公司，为实现扭亏，不是在主营业务上努力，而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盘活土地存量资产，通过土地的评估和量换获取级差收益，仅在账面上做文章。以上这些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资本经营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圈钱”或者免遭在股票市场上被摘牌的厄运。显然，这些做法不符合资本运营内在的“集约经营”特质，相反，却是在资本运营条件下出现的新的粗放式经营。若任其发展，不仅于企业发展无补，而且宏观经济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也难以实现。
误区五：把资本运营这一企业市场行为异化为政府的行政推动行为，从而导致非效率原则的“拉郎配”现象，扭曲了资本运营的本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运营或资产重组无疑是一种追求最大效益的企业行为，资本运营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由于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与经营体制以及企业产权改革尚不到位，政府仍承担着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职能，在资本运营过程中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取代企业而成为主体的现象十分普遍。客观讲，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政府对企业资本运营的介入是必要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是从效率效益原则出发，而是从政绩出发，把资本运营搞成“群众运动”，为重组而重组，为购并而购并，通过人为的撮合，组建了一些并未形成规模效益和集团优势的所谓的“企业集团”，甚至把一些效益很差陷入困境的企业依靠行政力量硬性搭配效益好的企业，搞“拉郎配”、“企业归堆”，结果好企业被拖垮、坏企业没有变好。从长远来看，资本运营必须以企业为主体。政府的责任只是为企业实施资本运营创造外部优良的制度条件和体制基础，制定经济规则和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强行撮合强强联合，以弱并强不符合市场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其预期。而且，政府在资产运营上为重组而重组，给一些经营较差企业政策优惠，如冲减债务等，不仅不利于市场主体培育，而且破坏了市场竞争公平、公正原则，背离了社会经济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