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收割式赶超战略及其对中国技术跨越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战略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3/17.313/F40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4)09-0093-05
一、战后日本的赶超历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万物萧条。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在《战略轰炸对日本战争经济的效果》报告书中这样写到：“到1945年8月，日本的战争经济已经破产”。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林义雄在形容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萧条景象时有一段十分贴切的描绘：
“粮食严重不足，加上海上供应线路断绝，粮荒问题更加紧迫……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特别是工业人口，皆因房屋毁于空袭而无家可归。由于空袭、缺粮和物价上涨的情况日趋严重，被动员或者被征调到军需工厂劳动的庞大工人队伍，都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物资匮乏以及大量的战费开支，又使通货膨胀急剧发展……由于空袭、战灾、疏散、物资奇缺和物价高涨等原因，人民生活遭到了全面的破坏。”[1]
然而又有谁会预料到，这个曾经被许多西方学者称之为“废墟”的国家，仅用十年时间便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而后又只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便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强国”。1973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822美元，苏联则为2450美元（美国为6127美元）。从1950年到197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高达9.9%，而苏联这一时期仅为5.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8.7%，比苏联高2倍还多。“的确，日本在这些年里的增长率是世界最高的。”[2]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的技术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工业结构上，日本已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过渡到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技术革新能力上，日本已从过去大量引进、模仿、消化、改进、提高别国的技术过渡到开始独创的阶段；在技术贸易上，日本新的技术出口合同的金额已经超过新的技术进口合同的金额。”[3]1987年初，日本通产省、科学技术厅和大藏省经过一些委员会的讨论评价与专家的论证，确认日本已经在80项重要技术方面与美国并驾齐驱，在许多技术领域已超越西欧。1988年，日本《产业技术白皮书》认为：“在47种一般工业中，日本已有43种在技术水平和研究能力上赶上或超过欧美国家，仅医药、农药、原油和天然气除外；在40种高技术中，日本已有20种在技术水平或研究开发能力上高于欧美国家，仅计算机软件落后于欧美。”[3]1989年3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重要尖端国防技术报告》也指出，在22项高技术中，日本已有16项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包括高集成度电子元件、人工智能机器人、激光、新材料、超高速计算机、超导技术等等。1988年底，日本科技厅在《科技白皮书》中再次强调，日本已完成在技术上的“赶超战略阶段”，以后需要开创“创造性阶段”。从此，日本开始走“技术立国”之路。
1990年，由于苏联的解体，日本后来居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而这一年是二战结束后的第45年。到了1994年，“日本的工业生产相当于法国和德国工业生产的总和，相当于其它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苏联的西伯利亚在内 工业生产的总和。”[4]
如今，“日本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微型电脑、记忆原件、传感原件、光导纤维、固体摄像原件、半导体激光器等尖端电子元件技术方面超过了西欧国家，达到了大体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有的也许略微超前于美国；在电子技术基础上研制出的办公室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录像机等方面，则大大超过了美国。”[3]“日本是世界上汽车、摩托车、脚踏车、商用船、机床、缝纫机、照相机、摄像机（电视摄像机、电影摄像机和家用摄像机）、显微镜、半导体、电子产品（立体声系统、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空调、复印机等产品的第一生产国。在世界200强企业中，日本占了45个，仅次于美国。……日本是许久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实现了巨大变革的有色人种民族。”[4]
二、日本实现经济赶超的主客观条件分析
究竟是什么产生了这个“日本奇迹”？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可以成功地、只用半个世纪的时间便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花费3个或4个世纪才走完的路，并成为它的邻居学习的楷模？分析起来日本实现经济赶超的主客观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不甘落后的赶超愿望。日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并不是始于战败，事实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并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愿望自明治时代开始便久存于日本。早在明治时期，日本便制定了“殖兴产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方针。17世纪初，日本在德川幕府的领导下固守着自己的传统文明并拒斥所有外来事物。1853年，美国航队强行进入东京湾，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并向西方船队常年开放两个港口。此时，倍受凌辱的日本人深深感到：“如果日本在技术上赶不上西方，那么它就会受西方的摆布。”[5]此后，日本开始了漫长、艰辛而又残忍的赶超历程。“1868年的明治维新，诞生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以赶超西欧列强为目标进行了许多努力。”[5]据统计，仅在1868-1895年期间，日本派往发达国家研读的大学生和政府官员就多达4384人[4]，“日本向外国出口大学生和政府官员，是为了更好地进口西方技术，而不必沦为殖民地。”[4]这种不甘落后的优良传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在战后又激发了日本奋发图强的本能并为后来的经济赶超沉淀了内在动力。
2.战前的技术积累。许多学者在研究“日本奇迹”时，总是着重强调日本经济发展的战后“废墟”起点以烘托日本后来的赶超速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忽视了日本在二战中本是一个侵略国家的事实。事实上，战后日本经济赶超并不是建立在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零起点”上，日本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基础与较高的技术水平。日本战前的技术积累为战后的经济赶超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凭借中国的2.3亿两白银赔款迅速发展了本国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凭借在中国和朝鲜的特权，空前扩大了资源来源与市场，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以此为契机得以蓬勃发展并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机器制造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工业革命便已基本完成。二战前，由于政府极力倡导生产弹药与军火，1930年日本的机械工业规模还很小，到了1940年，“机械工业的增值额上升到令人吃惊的百分之四十”[4]。“这种为战争所做的努力，对于刺激本国的发明创造力和技能是极为重要的”，它使日本的军械、军舰和飞机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二战爆发之前的这种技术积累为日本在战后恢复期迅速实现军工产业转民用提供了可能。“飞机制造厂改产小型摩托车和小汽车。有些军火制造厂开始生产缝纫机。光学工业则广泛依靠在战争期间制造射击瞄准具、轰炸瞄准具和其他光学设备时学到的技术，研制各种高级照相机。原先在武装部队里担任负责职务的人，现在分散在日本各增长工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2]
3.战后的恢复与改造。战争使日本的工厂遭到很大的破坏，但这对日本的工业来说似乎并不完全是坏事，甚至有一种“祸兮，福之所倚”之感。战争虽然摧毁了日本的房屋、道路、厂房与机器，但构成强国的主体——日本人民并没有被消灭。为了生存与发展，日本必须重新建设被战火摧毁的厂房，这就为日本能够用当时最新和最先进的技术来重建这些工厂提供可能，“日本的工业按当时能够达到的最先进水平得到了重建”[2]。战后的恢复与改造极大地维持了战后初期的增长率。
4.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技术经济合作与技术进步。“在战后的年头里，竞争性的经济援助、殖民主义的衰落以及国际化等因素，都使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合作。但是，战后经济利益的分配是不平均的，对许多国家来说，政治上的考虑和人口的增加冲淡了这些利益。日本则从这种环境中得到的好处比任何其它国家都多。”同时，“朝鲜战争加强了美国和苏联的对抗态势，接着出现的敌对状态，造成了一种国际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日本的迅速发展。”[2]日本从美苏对抗中受益无穷，“当苏联得不到外国的技术援助时，日本却是这种援助的主要受益者。”[2]在特殊的国际环境里，日本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可以允许用它不参加争夺权利的国际斗争的立场，它的发展速度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快。”[2]
5.技术引进与模仿。技术引进与模仿是日本实现经济赶超与技术跨越发展的主要途径。战后，日本正是通过引进与模仿外国先进技术与设备才使自己赢得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宝贵时间，并且后来居上，在应用技术上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并在科学技术研究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电视机技术的国际领先者，1953年，日本引进了美国的晶体管技术和黑白电视机技术后，电视机制造业突飞猛进，到了1966年，日本产的电视机已经占据美国电视机市场的11%。随后，日本电视机制造业对美国的追赶速度呈加速势态，“日本黑白电视机取得美国5%的市场，花了15年的时间，而彩色电视机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取得美国市场的15%。”[3]日本的钢铁产业完全是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50年代初期，日本才开始引进外国的钢铁技术并开始着手发展本国的钢铁产业。到了1955年，日本就已经能够输出钢铁生产技术并对某些国家进行技术指导。从1974年起，日本输出的钢铁技术项目已经超过引进的技术项目，并且这些技术输出不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日本也向许多发达国家输出高炉炼钢技术和转炉炼钢技术。如今，“日本的钢铁生产设备的现代化和合理化程度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3]
技术引进与模仿在极大促进日本技术进步并迅速缩小与外国技术差距的同时，对日本的工业增长率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据统计，1953-1972年，日本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高达13.1%，“我国（指日本——引者注）制造业甚至整个工业的技术进步之所以能够进展得比欧美先进国家快，根本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后进国家的所谓利用先进国家积累的技术经验这一有利条件。”[5]
6.良好的技术发展战略。日本制定了良好的技术发展策略，为最有希望的增长领域提供帮助。日本战后的恢复与重建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有重点地选择具体部门作为发展对象，并给予一系列保护政策。日本最初选择钢铁、造船、煤炭、电力和肥料等工业部门重点培育，60年代以后则侧重于发展汽车、电子、石油化工和电子计算机等部门。这些被选定作为发展目标的工业部门始终得到了广泛的保护并在这种保护下得以蓬勃发展，如同“许多强壮的婴儿由于保护得法而成熟了”[2]。这种保护使“日本的经济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变得更加成熟和先进。”[2]政府制定的良好的技术发展战略是日本实现经济赶超的杠杆。
三、日本收割模式对中国技术跨越的借鉴与启示
收割模式是相对于播种模式而言的一种技术进步方式。“播种型”技术进步方式属于内生型技术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干中学”特点，技术进步动力来自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并通过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升国家整体技术能力。同时，这些发明与创新构成技术后进国模仿与引进的对象。“收割型”技术进步方式则不涉足研究开发领域，回避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过程而只引进模仿别国已经研制成功的技术，回避了研究开发的高风险和较大的时间与资本投入。
日本在实施赶超战略时采用的正是这种“拿来主义”的收割模式，“收割”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工业国家大部分最新的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然后通过消化、吸收、改进与提高之后运用到自己的工业生产中去，改进自己的操作工艺、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这与美国那种依靠技术发明与创新来实现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当时所有欧洲先进国家的赶超，恰好形成对照。
日本赶超的主要对象虽然是西方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但日本采取的策略并不是从头做起、按部就班或亦步亦趋，而是加速快跑与迎头赶上，这一点与中国正在倡导实施的技术跨越战略异曲同工。日本通过“收割”发达国家最新的技术成果，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赶超对中国的技术跨越战略也极具意义。
第一、承认存在技术差距并正视这种差距是中国实现技术跨越的第一步。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承担了不得发展超过自卫能力的军事实力的国际义务。既然再次成为军事大国的路已被堵住，为了在以后世界里谋取一席之地，摆脱三流国家的命运并改变自身战败国的形象和地位，日本在战后初年便力争首先成为经济技术强国。一方面，日本承认自己在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落后了：“日本认为，技术差距实际上包括智力、经济、政治和社会四个方面的含义……从智力方面看技术差距，就是从创造人类共同财富、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看差距；从经济和政治角度看技术差距，就主要是看国家的工业实力，研究开发能力，军事实力等；技术差距的社会含义主要是指科技落后给社会带来的影响。”[3]另一方面，日本也没有把这种技术差距推到“可恶”的西方人身上或归咎于战败，而是从内心深处接受了存在差距这个事实，并深信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便一定可以改变这个事实。这一点对中国的启示和意义就是：我们首先要承认存在技术差距，那种“放卫星”或“跃进”的做法其实是自欺欺人。同时也要对这种差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并不是所有技术都十分落后，事实上，在有些高技术领域，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第二、树立一种奋发图强的斗志。历史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有过倍受发达国家欺辱的历史，但为什么只有日本能在短时间里迅速完成工业化、赶上并超过曾经欺辱过他们的国家？那就是日本民族所固有的文化气质——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这也是目前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真正借鉴日本成功经验的根本原因。“日本人深深憎恨西方人，然而，他们竭尽全力向西方人学习，虽然头痛脑胀，内心沉重，但他们勇气十足，坚持不懈。他们清楚，如果不向西方学习，便没有能力挽救国家”、“他们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目的是模仿西方，赶超西方”[4]。在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下，又有什么战胜不了的呢？中国欲想通过技术的跨越发展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摒弃一切功利因素，推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斗志、重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传统，而不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第三、技术跨越实现路径上，重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并不断增加自主创新比重。技术跨越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即技术引进；二是自主研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即自主创新。日本成功实现技术跨越的根本动力来自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模仿而不是自主创新。“日本通过技术引进，只用了10年至15年时间，走完了美欧各国技术发展大约半个世纪的历程。”[6]在这个过程里，日本大约节省了2/3的时间和9/10的技术研究费用。虽然技术跨越的最终动力仍是技术的自主创新，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大多数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尤其是某些传统产业整体装备技术水平与国外差距甚大，技术发展水平欲有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直接、最快捷的办法是依靠技术引进并在引进模仿基础上达到模仿创新，而不是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始终是努力的方向或目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一方面可以回避技术研究与开发过程中的风险、节约研究与开发的时间与金钱，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自己的技术发展方向具有选择性。所以，对国内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来说，自主创新能力不是短时间可以达到的，现阶段也不宜过分强调自主创新。
第四、技术跨越领域上，制定有效的技术发展战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技术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法宝。日本经济赶超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制定的技术发展战略。日本“政府肩负着关注西方技术发展状况，找出世界上最新技术的出处，然后加以试验和选择的责任。”[7]同时，日本政府制定的技术发展战略往往具有一定的前瞻性：60年代主要选择机械、自动化、电子、信息；70年代选择电子、信息作为当时重点发展与扶持的产业，但这些产业其实并不是日本当时经济发展的支柱，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水平也较低，但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意义重大，是未来十年的支柱产业。所以，虽然这些产业并不是日本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日本政府依旧给予非常优惠的政策并促进其发展壮大。伴随这种前瞻性技术发展战略，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大型工业研究开发计划”(1966-1930)、“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计划”(1973-1993)。到了1993年，“这两项计划共开发了53项大型工程技术，其中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获得了极大成功。”[8]
在2001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我国科技发展的国际地位在2000年47个参评的国家中名列第30位、2001年在49个参评的国家中名列第33位，而人均R&D支出的国际排名在2000年和2001年分别名列第40位和第44位。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技术跨越做一个冷静的思考：并非所有领域都必须实现技术跨越、也不是所有领域都有能力实现技术跨越——虽然我国目前已经有一些行业的某些技术实现了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赶超。技术跨越必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人口多、底于薄”的国情，我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全面实现技术跨越。事实上，我国绝大多数领域的技术水平都处在跟踪学习和模仿阶段。当然，企业层面的技术跨越是大量存在、也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技术跨越的落脚点始终是产业。能够实现技术跨越的通常是某些高技术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数字视频技术、轨道交通技术、燃料电池技术等等，这是我们制订技术跨越战略的侧重点，这也就决定了我国技术跨越的方针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在实践中应该特别注意对技术跨越概念的使用，谨防技术跨越的滥用与泛化。这就存在一个技术跨越的跨越点选择问题。一般而言，技术发展轨迹变化少、技术创新频率高、技术更新周期短、科学技术一体化程度高的技术领域容易实现技术跨越，这些领域多数隶属于高科技产业范围。我国技术跨越也应该以某些高技术领域为主；对于传统产业中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和和定位优势、创造财富型的技术领域要以实现相对跨越为佳。
第五、技术跨越动力上，加强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力度。虽然一个在基础科学方面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在生产技术领域取得巨大成功，日本便是一例，日本如今已在许多领域扮演了美国和欧洲从前在技术中的角色。然而，日本的这种收割模式在80年代后期却变得举步维艰。当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现日本通过“借用”自己的技术而不断发展壮大并反过来在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中成为自己强有力的对手之后，便收紧对日本的技术输出。“发达国家即便开发出新技术，有时也因害怕日本的出口而不愿进行技术转让。”[5]对日本而言，大量从西方国家“捞到”最先进技术已成为明日黄花。如今，日本已转变“拿来主义”战略，从重视科学基础研究入手逐步培养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日本技术发展道路中的曲折历程是中国的前车之鉴。我国在制定以技术跨越为目标的技术发展方案时，应该更加重视科学的基础研究。
基础科学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基础科学将被证明是技术进步的一个长远而强大的动力，因为应用研究与开发育基把基础科学的发现转化为技术创新，以满足社会经济、国防、健康及其他需要。”[9]万·布什(V·Bush)在《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中有一段名言：“一个在基础科学新知识方面依赖于他人的国家，将减缓它的工业发展速度，并在国家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9]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并成为技术创新的“播种国”，很大程度上与重视科学基础研究密切相关，“许多最有能力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得以在公共经费的资助下自由地徜徉于基础科学”。
应用研究指向的是社会需求，而基础研究则在于开拓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同时，基础科学研究投入大、见效慢，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再转化为开发、生产并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科学所创造的知识和方法只是间接地有助于实用的目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要等到几代以后才见效。”[10]鉴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这种特性和中华民族不甘落后、赶超发达国家的百年宿愿，我国的科技发展政策明显倾向于应用与开发研究，而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据统计，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已占到研发(R&D)经费的15-20%，而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基础研究经费之占R&D经费的5%左右，同时，我国对R&D经费投入总量占GDP的比重有下降趋势。在基础科学研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时候，技术创新能力的真正提高变成为无本之木。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又怎能实现技术的真正跨越？因此，在制定以技术跨越为目标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应该大力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并加强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力度。毕竟，基础科学的投入将会从技术方面得到回报。
收稿日期：2004-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