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口岸与美国对华贸易的缘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广州论文,口岸论文,缘起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0)06-0073-06
美国独立的第二年（1784年），美国商人迫不及待地开辟了纽约至广州的航路，其寻找对外贸易出路以解决经济上困境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紧迫和急切。当第一批美国商人来到广州口岸时，这座内外闻名的贸易名城，正忙碌地接待从四面八方来的各国商人，古黄埔港上帆船如林，呈现一片繁荣的贸易景象。美国对华贸易是在如此反差的情况下开始的。
一
1783年9月3日，美英签订《巴黎和约》，北美13州脱离英国独立，正式组成一个国家。这个新诞生的共和国，在欢庆其胜利的同时，又不能不面对当时国内的经济困境。美国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是战争造成的创伤。经过与英国8年的苦战，独立了的美国毕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争期间，为了支付军费，大陆会议和各州都印发了大量大陆券，造成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广大人民群众处于贫困境地。战争年代成立的邦联政府仅仅是一个具有州际联盟性质的政府，根据《邦联条例》规定，各州仍拥有自己的“主权、自由和独立”，邦联政府无权干预各州的经济活动。这样一个松散、软弱的政府，面对着战后纠缠不清的困境，几乎束手无策，十分迫切地寻找出路。第二个困境是英国的封锁。在战争中被挫败的英国对美国进行了报复，既抬高美国运往英国货物的关税，又严禁美国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西印度群岛，这就扼杀了美国人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堵塞了美国商人们的财路。原属美国盟国的西班牙也于1784年封锁了密西西比河口，严禁美国船只通行，造成对美国的威胁。（注：Samuel F.Bemis,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States,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65,p.34.）曾与美国并肩作战过的法国在战后只勉强地开放了西印度群岛的几个海港，允许载货量60吨以下的美国船只出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初生的美国，“没有资源，没有资本，没有商业，没有朋友”（注：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27页。）。
于是，美国在向周边国家寻求贸易出路时，也把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与中国的通航上。美国对古老的中国并不算很陌生，还在独立前，中国与北美洲之间虽然没有直接航线，但是，北美人民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走私而来的茶叶、辗转运来的丝绸和棉布间接了解亚洲、了解中国。1771年，费城的一份杂志介绍北美农业已成功地引进了中国的稻米、高粱和豌豆。该文还预言：“美国终将有一天会成为像中国那样人口兴旺的国家”（注：Jonathan Goldstein,Philadelphia and theChina Trade 1682～1846,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1978,pp.19～20.）。
独立前，北美的居民已听说过有关广州口岸贸易的传说。美国人雷雅德曾参加过赴太平洋的远航。1782年他返美时告诉其乡亲父老，在美洲西北海岸以6便士买的一张毛皮在广州居然可以卖100美元；中国茶叶、生丝出口价格便宜，给贸易商人带来巨大好处。他竭力鼓吹美国人对华贸易，以毛皮去换取中国的茶和丝。虽然雷雅德的话有点离奇，但一个个远航中国的计划早在筹划中。1783年11月，大陆会议最高财政监督官罗伯特·莫里斯写信给美国邦联政府外交部长约翰·杰伊说：“我正要派遣几只船到中国去，以便鼓励其他的人从事商业上的冒险”（注：赖德烈著，陈郁译：《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页。）。12月18日，大陆会议收到了两位公民菲力浦·摩尔和约瑟夫·沃德的信，请求批准保护他们的船只驶往中国。摩尔还提出任命驻华领事的建议。（注：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正当美国人热切寻求通往广州的航路时，广州已是中国最大最主要和最繁荣的商港，在对外贸易中占有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广州是世界闻名的港口城市，其对外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已是我国的主要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明清时期政府曾一度实行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废除海禁，次年宣布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为对外贸易口岸，分别在四处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了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三处通商口岸，指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粤海关也成为我国唯一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这种情况一直到鸦片战争为止。
在清政府的广州封建外贸体制之下，所有来华贸易的外国人被严格地限制在3个地方：澳门、黄埔和广州城外的商馆区。澳门是所有外国船来华的第一站，是通往广州的第一道关口，每一艘外国船都必须在那里领取前往黄埔的证件。澳门“为夷人聚集重地”（注：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七，页五。），在贸易季节以外，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撤离广州到澳门居留。离广州12英里的黄埔港被指定为外国船的停泊所。广州城外商馆区是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场所，外国人在广州居住期不得超过4个月，一切商务办妥后必须离开，前往澳门。于是，澳门、黄埔和广州城外商馆区就成为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地区。
据《粤海关志》记载：古黄埔港的旧址“在广州府番禺县距大关三十里”（注：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五，页十六至十八。），即今天广州市海珠区的黄埔村，当年粤海关黄埔挂号口便设在这里。那里有税馆、夷务馆和买办馆。黄埔村昔日称“凤浦”，由于外商经常出入，外国船员将“凤浦”讹读为“黄埔”，久而久之，“黄埔”也因而成名。古黄埔港是各国船进口出口货物的集中地。在贸易旺季，停留在这里的外国水手为数达二三千人。许多人都住在黄埔的船上，只能分小批前往广州。一位美国商人曾记载黄埔岛上贸易的繁荣景象。他写道：黄埔岛“是一个住有好几千人的市镇，他们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注：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在贸易季节时，黄埔港上帆樯林立，舟楫如梭。
就中美双方贸易背景而言，美国人飘洋过海开辟通往中国的航路，表现其对华贸易的主动性。当然，为寻求经济独立和发展，中国并不是美国人唯一的选择，正如美国人自己所说，他们“不得不到东方寻找出路，甚至任何地方也不得不去”，这又表现其对华贸易的热切性。反之，这时期的中国还被称为中国古代史上的“康乾盛世”，清朝皇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神态看世界，广东商人也以平常心、平静的心态迎接远方的新客。
二
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标志着美国对华贸易的开始。纽约与广州通航的成功，使美国商人们为之雀跃，社会反映也十分热烈，其欢欣的程度大大超过中国。
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启航，揭开了远航的帷幕。该船于8月28日晨到达黄埔港。并当即鸣礼炮13响（代表当时美国13个州），停泊在黄埔的其他外国船也鸣炮回礼。在富有经验的中国商人的帮助下，根据广州贸易的独特规章，“中国皇后”号大班山茂召顺利地出售该船运来的货物，又满意地购置了一船茶叶和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经过4个月的商务活动后，同年12月28日，“中国皇后”号启程回国，于1785年5月11日回到了纽约。这一创举历时15个月，总投资额为12万美元，获纯利30727美元，约为投资额的25%。（注：Josiah Quincy,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Canton,Taipei: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1968,p.218.）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84年贸易季度的记录中第一次提及“中国皇后”号的情况：“本季度有一艘美国船‘中国皇后’号，360吨，船长为格林，从纽约驶来。”该船运来棉花、铅、胡椒、纱、毛皮、人参等货物。回程时，从中国运走红茶、绿茶、南京布、瓷器、丝织品、肉桂等。（注：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418页。）
对于中美贸易的开端，中国和美国两国反映不尽相同。对于中国来说，增添了一个贸易国家，在平等互利的交易中多了个远方买主，这也是值得高兴的事。最初，广东人以其容貌、言语、服饰都与英国人相同，把美国人误认为是英国人，后经解释才知道是新的国家公民。广东人称美国为“花旗国”，称美国人为“花旗国人”，这是以国旗的标志来区分。广东商人和地方当局都像对待欧洲人一样对其以礼相待，给他们提供贸易上的方便，美国人也为此深表感谢。但是，中国方面也就仅此而已。中国在早期的史料记载上还出现了错误，如《粤海关志》把中美通航的时间说成是“乾隆五十二年进口贸易”，即1787年，后来才加以纠正。与中国相比，美国更多了一份热情。美中通航轰动了美国社会，报纸纷纷报道这一历史事件，并称之为“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独立报》评论说，“中国皇后”号的成功是“十分明智的，非常显著的，甚为吉利的收获”。《纽约邮报》甚至认为，像这样的一次远航归来，理应全城的教堂圣钟齐鸣，而且全城应当进行一次“谢恩祭”（注：转引自陈原：《书林漫步》（续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页。）。美国史家对美国通往中国的第一次航行作了这样的评述：
尽管山茂召经验不足，他仍然带回一船货物，这样就证明：美国对茶和丝的需要，此后不必依赖荷兰人或英国人了。山茂召少校向政府提出的报告，立刻发表了，它鼓励着其他人等去重复他的经验；而他本人，也免费向所有前来请教的人传授经验。（注：Samuel.E.Morison,The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1783～1860,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42,p.45.）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对此次航行很关心。他与“中国皇后”号的两位船主都有书信往来。1789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在他的任内，美国政府对美中贸易实行保护和优惠政策。华盛顿也是中国货的一个热心买家。1785年8月17日，他写信给蒂尔曼，请他代购一批中国货，并随信开列一份清单：
一张最好的中国南京条石桌子；一套最好的中国夜餐茶杯和茶碟；一批蓝白色中国大瓷盘，比如说半打，可多可少；一打蓝白色小碗；六个洗手用的冷水壶和盆子；六个大杯子，或者三个大杯子和三个大壶；一套脱盒装上等熙春茶；一罐巴达维亚烧酒，不要太大；十三码优质黑凸花丝绸；一段平纹棉布；一块丝手帕；十二段最好的南京本色布，十八段次等的或最次的，给仆人。（注：John C.Fitzpatrick ed.,The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Washington:1939,vol.28,p.223.中译文引自艾周昌：《华盛顿与中国》，《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3期。）
这份清单是中美早期贸易史上一份珍贵的文件。
三
1784年当美国人涉足广州口岸时，欧洲对华贸易已有悠久的历史。美国人在该口岸的贸易比葡萄牙晚268年；比西班牙晚209年；比荷兰晚180年；比英国晚147年；比法国晚124年；比俄国晚217年。（注：侯厚培：《五口通商以前我国国际贸易之概况》，《清华学报》第4卷，第1期。该文记载了近代欧美来华贸易的最初年份为：葡萄牙是1516年；西班牙是1575年；荷兰是1604年；英国是1637年；法国是1660年；俄国是1567年；美国是1784年。）目睹了广州中外贸易的繁荣景象，聪明的美国人意识到要在对华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努力寻求一种既适应美国当时的国情，又能在广州口岸行得通的贸易方式。
美国商人首先在贸易船上下功夫。美国船与英国船相差甚远，英国的大商船当时的吨位通常超过1200吨，从印度来的散商贸易船，也在700吨以上，美国船平均少于350吨。在贸易船问题上，一方面，美国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使船只的吨位逐步升级。第一艘到达广州的“中国皇后”号吨位是360吨，到了1790年，当山茂召乘上被称为“完美无缺”的“马萨诸塞”号作第三次广州之旅时，已是一艘820吨的巨轮了。另一方面，美国人因陋就简，利用船的吨位小、人员少的特点发挥快捷、易驾驶又节约开支的作用。正如《粤海关志》所记载：“米利坚俗称花旗。……其后来舶甚多，几与英吉利相埒，其舶较他国差小，随时可至，非如他国必八九月始抵口也。”（注：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十四，页十九。）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商人为加速对外贸易的需要，制造了装备完善速度快的飞剪船，为商人们赢得了速度、赢得了时间，也就赢得了金钱。美国对华贸易的另一新方式是辗转贩运各国货物来华。由于美国可供对华贸易商品不多，美国商人成为世界货物贩运者，出现了新的三角贸易关系。美国商船把五金、日用品运往“西北海岸”，以廉价交换毛皮，然后运往广州高价售出，再换回茶叶、瓷器等中国货物，将相当数量的茶叶和其它货物向欧洲进行再出口，最后转回美国东海岸出售。商人们正是从这种辗转贩运中获得可观的利润。
在对华贸易中，一个长期困扰西方商人的难题，是西方人需要中国的货物，尤其是中国的茶叶，但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这种状况造成西方国家长期对华贸易的逆差。西方商人必须大量输入白银以填补逆差。在美中贸易之初，美国商人也带来大批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为解决白银的不足，美国人集中精力发掘美国的优势产品——人参。这些在美国很容易找到的人参正是中国人的滋补品，能卖得好价钱。“中国皇后”号来华时就带来了473担人参，后来逐渐增加。1787年，广州口岸的人参价格从每担130美元涨到200美元，给美国商人带来极大的好处。“中国皇后”号大班山茂召自豪地说：当英国人要用银元交换中国茶叶的时候，美国则可以用人参交换茶叶，美国“与中国贸易已经按美国的方式进行了”。他提请美国政府关注人参的种植问题，要用更短的时间培植出数量更多的人参。
如果说，用美国的人参交换中国的茶叶，这是一种正当的互利贸易的话，那么，后来美国人参与的鸦片贸易就是非法的不道德的贸易了。1805年前后，美国独家贩运土耳其鸦片；1817年贩运波斯鸦片。鸦片战争前，尽管中国政府三令五申严禁鸦片输入，但是，外国人仍然无视中国的法律。一位美国商人说：“我们完全无视他们的文告、禁令、警告和威胁，将其统统看成是一纸空文。”（注：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对于美国，“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注：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4页。）
由此可见，美国商人早期对华贸易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通过加快船的速度，以赢得时间；辗转贩运各国货物，以扩大利润；发掘人参等本土产品，以发展其贸易优势。不久，美国就以较快的速度跃居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然而，美国商人后来积极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又使原来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改变了性质。
四
首次与东方国家打交道的美国商人，既无经验又缺乏资金，为了使其商务顺利开展，美国商人努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广州当时是中国唯一通商口岸，公行是中外联系的唯一纽带，成为包办对外贸易与交涉的团体。广东十三行商人以其好客和真诚接待了这批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新人，为他们营造良好的贸易氛围。在广东十三行商人中，与美国商人关系较为密切的是潘家同文行和伍家怡和行。鉴于美国商人资金不足，中国商人总是破例地把大批的剩余茶叶和中国物品赊给美国商人。他们之间的交易，“既无收据，也无支票簿”，即使大笔交易，也“只在一张小小的纸片上签署该行号的大写字母”。（注：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美国商人认为，中国“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注：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美国商人山茂召在日记中对于中国商人的“宽厚”、礼待充满感激之情。
著名的中国行商伍浩官（当时是伍国莹）的怡和行与以旗昌洋行为首的美商一直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后来怡和行的对外贸易也交由旗昌洋行一家代理。每年，美商总是向怡和行购买大批茶叶运往欧美，在伦敦、纽约、费城等地，浩官的茶叶因质量好、声望高而受到欢迎。美国有一艘载重706吨的轮船，取名“浩官号”往返于中国与纽约之间。（注：Foster R.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30,p.119.）据清朝官员1858年奏称，伍氏家族的另一位商人伍崇曜（即伍绍荣）“有买卖生意在美利坚国，每年收息银20余万两。”（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3页。）这说明中美商人在互助与互利中保持了良好的贸易关系。
由于迟到的美国商人不像英国商人那样傲气和霸气，他们很快也嬴得中国当局的信任。清朝官员经常强调美国对华态度与英国不同，认为美国商人来粤基本上是“循分守法”（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六，第2808页。）。1821年发生美国水手德兰诺瓦在广州击毙中国民妇案件。尽管美国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最终还是服从了中国的法律。中国政府认为美国人处理此事“尚属恭顺畏法”（注：《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第10页。）。
在华的外国商人对美国人的到来也持欢迎态度。由于美法两国人民曾在独立战争中并肩战斗，法国商人为他们解决船的停泊点和住宿问题，甚至把自己的部分码头无报酬地供给美国人使用。在广州的瑞典、丹麦、荷兰和普鲁士商人对美国商人也很友好。但是，英国商人对美国商人的态度就显得冷淡多了。为了能在广州立足，美国人尽量不去冒犯英国商人，仍然与他们保持礼节性的往来。总之，在广州口岸，美国人与中国人，美国人与欧洲人的关系相处得还算顺利，这一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美国对华贸易的发展。
综观美国对华贸易的缘起，既反映了新生的共和国开创对外贸易的迫切需求，也透过中美两国民间贸易的开端，体现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当美国人为解决经济困境来到广州口岸时，中国人热情地接待他们，并给予贸易上的方便。两国商人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平等互利的商务活动。当21世纪到来，国际贸易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刻，我们回顾200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仍能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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