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变化新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日本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新变化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605(2006)05-0051-03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较为成功的具有代表性的模式有三种：美国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种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三种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和非洲模式。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渊源、基本特征和利弊得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对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一、日本模式的历史渊源
日本模式，也称东方模式、东亚模式，它以日本为主，包括新加坡、韩国等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其本质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模式的形成和确立是二战以后的事情，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过渡阶段，即从统制经济向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过渡，时间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自明治维新后，为了适应天皇专制制度和军事扩张需要，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是在政府直接扶植、保护和控制下发展的。所以，早期的市场经济体制“兼有国家性、垄断性、封建性和军事性的特征”[1]。1940年前后，日本在德国统制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影响下，形成战时经济体制，将整个国民经济完全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这就是所谓统制经济体制。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处于极度衰败和混乱之中。面对这种情况，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恢复经济，日本政府曾一度延续了战争期间的统制经济体制，并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其消极作用日益明显。1949年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和经济环境的恢复，开始逐步放弃统制政策。1949—1955年，日本进行了一场主要以美国模式为蓝本的内容广泛的体制改革，目的是铲除旧有的政权基础和经济体制，确立一种民主、和平的新型体制，即从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手段为主，从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控制，从统制经济体制转变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阶段为创造奇迹阶段，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日本模式的诸多重要特征得以形成和发展，并促成了经济奇迹的产生。这期间，在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体制下，自民党采取种种行政、立法措施，发展以大企业为中心的日本经济，收到了成效。自民党重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推行经济增长主义，即把经济增长的高速化和极大化作为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念，渗透到日本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乃至政治和外交各个领域及其政策实践全过程。在这一阶段，日本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投资迅速高涨，景气不断出现，先后出现了四次经济持续高涨的局面[2]。这一阶段的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最快的。这点从主要工业化国家年均增长率就可清楚地看出：1960—1973年，美国为2.1％，日本为8.5％，西德为4.4％，法国为4.7％，英国为2.9％；1974—1982年，美国为0.4％，日本为3.4％，西德为2.3％，法国为2.4％，英国为1.6％。[3]
第三阶段为放松规制阶段，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沿着放松规制，限制政府主导经济的思路进行改革。从1991年下半年起，随着“泡沫经济”的瓦解，日本经济呈大幅下滑之势。1992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仅1.6％，只是80年代平均增长率的1/3。1992—2002年，日本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其中，1993年和1994年连续接近零增长，1997年和1998年连续出现负增长。这是日本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受到广泛赞誉的日本模式开始陷入危机。1993年自民党下台，在不断的声讨和改革呼声中，日本政府于1996年推出“六大改革”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行政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教育改革。其目的和实质是放松规制，限制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创造“自由而富有活力的经济社会”[4]，以使日本经济恢复生机与活力。
二、日本模式的基本特征
二战以来，日本市场经济从统制型转到政府主导型，在政府规制的调控作用下创造了经济奇迹。之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又开始放松规制，限制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但不论如何发展变化，日本模式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特征则基本不变。作为东方国家，日本模式显示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重要特征：
1.坚持自由竞争原则，强调政府的“主导”或“导向”作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国际上面临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威胁，国内的封建生产关系在城市和农村中具有很大势力，私人资本尤其是产业资本力量薄弱，单纯依靠自由竞争不可能加快经济发展。因此，日本政府当然地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者。战后日本建立的经济模式就是一种充分体现政府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协调统一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如果说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话，那么，日本经济则是靠“看得见的手”来调节的。并且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计划、产业政策以及财政金融政策和其他经济行政措施，都有较强的经济约束力和指导作用。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或“导向”作用是日本模式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模式的其他一些特点都是在这一特征基础上派生的。
2.职工持股，股份分散，法人成为股东且相互持股。日本的大多数公司经过战后改革，其所有制结构采取了股份制形式。但这种股份制既不同于以往财阀统治时期的形式，也不同于欧美企业的股份制，而是一种独特的股份制。其独特性体现在：一是职工持股，股份十分分散；二是广泛的法人持股。法人成为股东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相互持股，也称交叉持股；另一种是单向持股，即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以法人相互持股为基础的产权结构是日本企业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法人持股率由战前的30％上升为今天的70％，金融机构和企业法人是法人持股中的主要力量。[5]
3.强调劳资协调，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在东方国家集团主义、家族主义和平均主义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日本模式，在企业管理方面有着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点。该模式强调劳资协调，在企业中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这是日本企业管理体制中的三大法宝。所谓终身雇佣制，是指一个劳动者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直到退休长期在一个企业工作，与企业是一种长期雇佣关系，中途雇员一般不跳槽，企业也很少解雇职员。即使在经济萧条、雇员过剩时，也通常运用轮休、培训等方式将过剩人员留在企业。与终身雇佣制相配套的是年功序列制，它是指保证职工工资随着年龄增长和在一个企业里连续工龄的增加而逐年增加。该制度是日本企业人事制度的基础和核心。所谓企业工会制，就是按企业组织工会的制度。在日本不像在别国那样按产业部门和职业系统组织工会，按企业组织工会可以更好地代表企业内员工的共同利益。日本模式正是以这“三大法宝”把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在一起，将企业变为“劳资命运共同体”。
4.企业主要依靠储蓄和银行筹集资金，主银行在公司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在金融方面，日本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且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也远高于西方各国。通过固定利率结构和货币供给的高增长率，并利用国民的高储蓄倾向，日本的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了充足资金，以至日本企业的筹资方式一直以间接金融为主，出现企业“超借”，银行“超贷”现象，而战后日本居民家计支出结构中的“低消费——高储蓄”模式又恰恰适应了这一要求。这种金融政策在助长通货膨胀的同时，也确对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刺激作用。日本大企业都有自己的主办银行，即“主银行”。所谓“主银行”，就是与企业保持长期而密切联系的银行，或者说，就是在一个企业的全部贷款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一家银行。主银行制度是日本间接金融的一项核心制度。在对企业经营的监督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的主银行。当经营良好时，控制权在企业内部，主银行不加干预；一旦经营不良，财务状况恶化，主银行就作为股东采取行动，行使对企业的控制权。[6] 有资料显示，战后日本企业资金筹措大约有60％以上是商业银行提供，25％产生于利润留存及资产折旧，只有10％～12％来自于股票和债券的发行。[7]
三、日本模式的利弊得失
二战后，日本经济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经过不到30年时间，出现了被称为“世界奇迹”的高速经济增长，从一个战败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时期衰退之中，但其总体经济实力仍不容忽视，国民生活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现结合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对其可取之处分析归纳如下：
1.日本成功的经验证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能从主观上自觉克服市场运行中出现的盲目性，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使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总体上达到高度的衔接与默契，为企业决策提供前景性预测，协助和激励企业的运作与发展，也使整个社会组织更有效率和活力，从而最终实现其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
2.企业法人相互持股形成了稳定的股东。股东队伍的稳定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和稳定发展，还能有效避免企业被恶意收购，也有利于企业间的团结，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可以说，“相互持股是一种相互保险的机制，因而，日本几乎没有大企业破产的纪录，这是终身雇佣最基本的条件”。[8] 职工持股能激发职工主人翁感，与企业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命运共同体”。
3.无论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还是企业工会制，都体现出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的人际管理和协调，这就可以增强职工的归属感，保持职工队伍稳定，有利于企业凝聚力形成，同时减少劳资冲突。另外，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能够实施的前提条件是：在企业内部对职工进行教育，不断提高其素质，增强其对企业的归属意识，造就一支集团精神强、技术水平高的职工队伍。因此，日本十分重视职工的在职培训和终身教育。
4.在企业和银行的关系上，通过主银行融资，能使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得到很好结合。从战争废墟中起步的日本企业面对资金严重不足的局面，通过主银行向其提供的大量低成本资金，成功实现了负债经营，并保持了资本成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低的水平。主银行持股能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并使主银行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具有一般市场经济模式所难以具有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以地价、股价急剧上涨为主要标志的泡沫化过程。到90年代，由于经济泡沫的迅速破灭，又使日本经济陷于长期停滞状态，因此，“曾一度被日本所标榜、为世人所瞩目、令东亚所效仿、甚至受到西方赞叹的日本模式，随着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而成为众矢之的”[9]，以“追赶战略”为目标，以“后发效益”为基础的日本模式逐步暴露出一系列弊端。这主要体现在：
1.政府对经济规制过多，使企业难以自由开展经营活动，弱化了企业的自立能力以及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应变能力。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尤其是大藏省对金融机构的过分控制和过分保护，是泡沫经济形成和崩溃的根源，同时造成了日本市场的封闭性并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国际化。政府主导经济必然导致金融机构缺乏竞争活力，缺乏金融业必备的风险意识。所以有学者指出，“泡沫经济的崩溃和创纪录的持续衰退，宣告了追赶型‘日本模式’的终结”[10]。
2.主银行制度面临困境与挑战，并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日本政府为银行提供不倒闭的挽救政策，而主银行为企业提供不破产的保障，在这双重“保险”机制的刺激下，银行和企业的过度借贷行为使金融风险加剧，由此导致泡沫经济膨胀。泡沫经济崩溃后，银行出现了巨额不良债权，大量不良债权制约了日本经济走出低谷，而长期低迷的经济又使不良债权越积越多，形成恶性循环。同时，泡沫经济的崩溃对银行业造成了极大冲击，北海道拓殖银行、东洋证券、山一证券等一批金融机构纷纷倒闭，[1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银行危机的日本模式。
3.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是导致“大企业病”的制度因素。这些制度抑制了劳动力特别是年轻人的自由流动，导致日本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严重削弱劳动者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总之，某种模式一旦确立，就会逐渐走向僵化和保守，并成为阻碍发展和创新的外壳。日本模式的发展经历生动地说明了这点。但这“并不是日本没有改革的能力、方案，而是在日本传统的经营模式中，要照顾到企业内部的方方面面，每个部门都有人际关系在那里，小打小闹的改革还说得过去，大的改革在传统的经营模式中是施展不开的”[12]。这样，在模式惯性作用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下探索新的模式十分艰难，从而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的大衰退。
四、结论与启示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综观各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几乎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是在自由放任体制下实现的。美国赶超英国是这样，日本追赶美国也是如此。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日本模式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就是最好的实践证明。从本质上说，经济特区的经济运行机制就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另外，我们必须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中，日本企业尊重人，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强调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分配差距相对较小，这些内容正好符合我国的社会性质。日本企业的许多管理制度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集体决策制等也是符合我国目前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因此，尽管我国企业管理不自觉地倾向欧美模式，但更应该学习和借鉴日本模式。
但是，我们对政府干预程度最强的日本模式又要保持高度警觉，防止落入管制过多的陷阱。必须看到，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靠政府干预、管制来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被深刻改变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日本不得不实施放松规制的改革，以求进一步的市场化、自由化，而且连西方老牌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在致力于更充分的自由化，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中国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争取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因此不应盲目仿效那种已在相当程度上不再适应变化了的条件，且自身也在力图作出重大调整的模式，否则就可能使体制转轨的努力落入“管制的陷阱”，以至走向一种贻害无穷的“管制(特权)主导的市场经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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