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志编修的若干问题——兼与《中国现代方志学》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志论文,中国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方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4-0162-08
2005年9月17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先生在蔡尚思教授全集出版发行仪式上指出：当前学术界存在着浮躁、趋时两大流行病，阻碍着学术研究健康发展。11月7日《报刊文摘》载王元化先生给朋友的一封信，谈及先生和几位朋友策划在美术馆举办了一次“清园书屋笔札展”。想通过展览“多少可以显示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所不同的文化氛围。展览半个月，不少人多半是来看热闹的。不少人在留言簿上写下×××及其女友到此一游，大量留言是无知、低级、庸俗、啼笑皆非，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袭上心头。”王元化先生感慨地说：“想到我们的后代，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与心难堪此劫”。
凡是关注学术研究的同志都会有这种感觉，近年来在学术研究领域，确实存在着浮躁、趋时两大弊端，如有的学者抄袭、剽窃别人学术成果出书扬名；有的年轻人不愿下苦功夫研究学问，将网上的材料东拼西凑，一年出多种“著作”；不少硕士、博士生论文，将收集来的材料不经过筛选、提炼、考订，统统塞到文章之中，少则10万，多则20、30万字，质量堪忧；书店里、书摊上出售的出版物，大量是没有价值的无用之作，还有不少是属精神污染的劣质产品，等等。
地方志工作继第一轮修志在全国先后完成之后，第二轮修志也相继在全国展开，有不少续志问世，其中也不乏上乘之作。但就整个续志发展趋势以及志界理论动态而言，浮躁和趋时的流行病也严重存在。例如，不少领导不理解不重视修志，把方志机构作为安排干部的场所；相当多的修志人员不了解修志，不肯下功夫收集资料，对已有资料没有经过考证、筛选、提炼，统统塞入志稿，有用的缺少，没用的充斥志文；对读志用志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冲击修志工作；对志书的特性缺乏了解，在所谓“创新”前提下新创。种种问题的存在如不克服和解决，将阻碍第二轮续志工作。
2005年11月，方志出版社出版了60余万字的《中国现代方志学》一书。得朋友赠书，我细读了一遍，感触良多。该书用大量篇幅对中国历代方志的撰修与研究、方志的发展与完善、名志名家介绍与评述等内容，进行了综合、归纳、梳理，特别对志书的编纂体例、内容、程序、方法等作了详细地叙述。虽然在内容上前后有较多重复，但对初学编志者还是有启发的。但令人疑惑的是该书把方志理论分割为方志政治理论、方志基础理论、方志应用理论3部分，3个理论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同时又将学科结构体系概括为方志政治学、方志基础学、方志应用学。该书出版后，有的志家著文称赞：“方志三个理论体系”是方志理论创见；“三个方志学”的独特构架，是大胆创新的学科流派；“中国现代方志学”称谓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命题。笔者才疏学浅，对于把方志理论分割成三大理论，特别是政治理论和应用理论百思不得其解。本文不想全面论述修志工作的喜与忧，仅就地方志的继承和创新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志界同仁。
一 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地方志？
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有的人就是在混淆方志性质上引出一系列否定传统的新创。方志，顾名思义，它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地方性著作。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1983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全国史志协会年会上所作学术报告中指出：“地方志顾名思义是记载一个地方的事情的。地方志所记载的地方可大可小，大的一个省一种志，古代的大到一个州一种志，小的不管是一个县一个镇，也可以有县志镇志。尽管可大可小，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地方一种志。因为是记载一个地方的，所以地方志简称就叫‘方志’。‘方’是对全国而言的，‘方’是总的对立体。凡是以全国为记载对象的，就不能叫它地方志。清朝人编的《四库全书》，大家都知道，在地理类里头就有一部分叫总志的书，一部分叫方志之书，那就分得很清楚。凡是记载全国的，就在总志里头；记载一个地方的，就在方志里头。把各个省通志，府、州、县志叫做方志，这是很正确的，也是很科学的。可是这几年，我看到不少地方出版的地方志通讯一类刊物上所载的文章，往往把总志与方志混为一谈，这是很不应该的，我认为搞地方志工作的，有必要将这两个概念分清楚。”①谭先生说得很中肯、很准确，从事方志工作的人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根据我国修志的传统，中央所属省一级的志书可以称为“通志”，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编纂的志书可以叫“通志”。但省所辖的市就不能称“通志”，如果省辖市也编“通志”，那就不合乎修志规范了。
仓修良先生在其《方志学通论》一书中指出：“方志的性质是具有‘亦地亦史’的地方性综合著作，记载内容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它既不是史，也不是地，而是介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尽管它原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一个分支，经过长期的发展，它已另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特性，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在编修新志过程中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②创新必须在继承总结旧志经验的基础上，剔除糟粕，吸收精华来进行，决不能丢掉方志固有的特性去新创，那样编出的也就不是方志。现在有的志者发表高论、著书立说，出现不少错失、谬误，究其原因，多是不了解志书特性而产生的。
二 编修地方志不是我国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吗？
多年来方志界总有一些人发表文论，否定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江泽民同志1987年5月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是由市志办老主任吴云溥同志主持，经多方征求意见最后定稿的。讲话稿明确指出：“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很正确很客观指明了编修地方志在我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特有性。可是 2002年在《中国地方志》发表时把“特有”、“独一无二”删掉，改成“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方志学》在其第一篇第七章第三节“古今中外方志比较研究”中说：“方志源于中国，但修志传统不仅仅为中国所独有，汉文化圈的日本、韩国也有悠久的编史修志的传统。”③但奇怪的是该书导论中有一句话：“方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瑰宝，是中国国粹。”前后矛盾，自掴耳光。其实作者的本意在后面中外方志比较研究中显露出是要否定中国修志的“特有”性。所有否定修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性，其根据是中国的方志“在世界各国都有”。诚然，中国的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由于千百年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有的国家土地在历史上曾被列入中国的政区之内，长期与中国的封建王朝存在着封贡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地方志也自然传入这些国家，但真正成型的方志，如日本的《雍州府志》成书于日本贞享元年（清康熙二十三年），相当于中国宋代早期的方志。该书不但书名全部是汉字，文字也都是汉字。其后日本编修方志未形成制度，各地也不按时编修，都走上了地方史的道路。日本学者稻叶一郎撰文承认：日本的地方志编修是在奈良、平安时代初期及江户时代，明治以后编修的都是地方史。至于朝鲜、越南编修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志是在明和明清之交，以后也统统走上了地方史的道路。
还有的志者著文说恺撒的《高卢战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以及《美国志》等西方国家的一些史书，只要书名有记、志等称谓，就说是地方志，真是天大的笑话。要知道志在汉语里又作记、记事、史的解释，不能看见志就认为是地方志，很明显《美国志》是《美国史》。再如中国的《三国志》是纪传体的《三国史》，属二十四史的一种，不是志。
我们说中国有二千多年的修志传统，所谓传统从字面上解释是世代相传，历朝历代连绵不断，并且每朝每代都有制度规定，各地必须按时编修。不要说西方国家，就是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只是某一时代编修过地方志，但没有形成制度，不是每朝每代都要编修，不能称作传统。中国编修地方志源远流长，不仅连绵不绝、形成制度，而且随时代的发展其编修体例、内容也不断地更新、丰富和完善，作为方志固有的本质属性一直保持不变。至今，老祖宗给我们遗存的方志有8000多种 10多万卷，占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试问世界上有哪一国、哪一族编有那么多方志古籍？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其实这一定论国家有关部门和我们前辈史志专家早就明确肯定过。1958年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制定的《关于新编地方志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方志是我国一项独有的文化遗产”。中国的历史地理权威谭其骧教授很自信地说过：“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来八千多部志书，这是我国一个很伟大的、特有的宝库”。台湾学者陈捷先教授在其《清代台湾方志研究》一书中也说，中国方志“为世界文化史的一项特有瑰宝”。种种事实已经很充分证明，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良的文化传统，为什么我们反倒自毁长城自我否定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呢？
三 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性文献
地方志是什么书，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方志界的认识并不是一致。修编地方志首先应弄清你修编的对象是什么书，这至关重要。胡乔木同志20世纪80-90年代关于地方志的讲话中指出，地方志是“严肃、科学的资料书”，“实用性文献”，“科学文献”，“科学的资料著述”。我理解地方志是资料书、资料著述，它属于历史文献范畴，可以称作资料性文献。2006年5月18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并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中，指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这一表述是科学、准确的。细细分析有三层意思，就是科学性、资料性、文献性。所谓科学性，就是编纂者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按照志书的体例规范编纂成系统、完整、科学的志书。具体来说，就是在体例结构上要以类相从，按类编修；在编纂内容上要统合古今，反映全貌；在记述方法上要述而不作，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在入志资料上要翔实准确，可信、可读、可用；在文字表述上要简洁、规范。所谓资料性，是说资料是志书的本质属性，是志书的生命价值所在，是区别于其他各类著作最基本的标志。所以对入志资料一定要做到真实、准确、系统、完整。所谓文献性，是说地方志是严肃、科学的资料书，它不是随心所欲、马虎从事，将收集的资料杂乱无序堆积而成志书。而是要经过综合、筛选、提炼、梳理，按科学的规范体例编纂而成，既不是资料长编，也不是资料汇集，而是科学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文献。科学性、资料性、文献性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如果从方志的本质特性而言，资料性是第一位的。所以说，地方志创新，是要在坚持继承地方志本质特性的基础上的创新，而不能随心所欲地新创。
四 《中国现代方志学》称谓质疑
有的志家说《中国现代方志学》称谓，“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命题”。果真如此吗？笔者反复思考后觉得《中国现代方志学》的称谓并不科学、准确。该书导论说：“中国现代方志学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轮修志以及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二轮修志实践中产生的”。很显然，中国现代方志学称谓的“现代”概念，其上限是起于20世纪80年代。众所周知，中国历史的分期，早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史学界将中国历史区分为中国古代史（1840年以前）、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60年代之后，史学界多数人主张中国近代史应向后延伸，即1840- 1949年，中国现代史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起始。《中国现代方志学》如果起始时日定于20世纪80年代，和其他学科如历史、文学、哲学等均不一致，其分期的科学根据是什么。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60年代，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指导下，开展过第一次修志，当时的中国地方志小组制定了《关于新编地方志的几点意见》、《新方志体例草案》和有关条例。虽然因受政治运动影响修志的时间不长，但初步取得成效，据国家档案局1960年统计，当时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53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工作，其中约有250多个县写出了县志初稿，正式出版的近30部。作为中国修志的历史，这一段不能遗忘。《中国现代方志学》的上限是始于 20世纪80年代，显然不包括这一时期修志史。无论从中国历史等学科的分期，也或者从中国的修志实践，《中国现代方志学》的称谓是不科学、准确的。
五 《中国现代方志学》政治理论的立论根据是什么？
《中国现代方志学》把方志理论分割成政治理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三大块。单就政治理论而言，作者指出，方志政治理论即方志政治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方志哲学两大部分。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方志哲学，笔者很想拜读了解高见，但下文没有解释，只是说方志政治理论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读来如坠五里云雾，不知所以然。这里引述的马克思主义五“观”就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和方志哲学吗？显然，作者偷换命题，指鹿为马。书中不作正面阐述，而是大量引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大量摘引党和国家领导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讲话、党代会和历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决议，国务院中指组制定和发表的修志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全国和省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学术讨论活动及简报等，以此作为方志政治理论的依据，着实让人费解。
笔者认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之一，国有史（二十四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三者记录着中国5000年的文明。显而易见，地方志作为一种载体，它的作用是记载一个地域内的古今情况。地方志不是理论著作，不是历史专著，不是文学作品，更不是政论、时论、新闻等。地方志具有久远的存史价值，要保持志书的客观稳定性，因此没有必要去强化地方志的政治色彩。胡乔木同志生前说过：“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一种宣传色彩。”胡绳同志指出：“应该保持新编地方志所应有的科学的严谨和简练。在涉及到当地革命斗争史和党史时，搜集资料应该细致广泛，具体编写要有所选择，不宜作不需要的渲染”。曾三同志也指出：“志书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也不是党的政策的宣传读物，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简单地搬到志书中就算完成任务。”王忍之同志也说过：志书是“国情、地情的重要载体”，使它“成为我们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科学记录”。上述4位理论家所言，反复强调，地方志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不是宣传读物，而是国情、地情的载体，科学记录，科学的资料文献，不要强化它的政治色彩。自诩为学术理论专著的《中国现代方志学》，在其导论的末尾，自命不凡地说，经过精心创造，该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体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总结过去和规划未来的统一、立足国内和面向世界的统一、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统一”，“体现了思想性、学术性、时代性、指导性和探索性，此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一个新的方志科学学说的产生，标志着一个新的方志学术流派的产生。”听其言，好不气派，把《中国现代方志学》推绎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部学术著作评价，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是要接受志界同仁和学术界的评判，经受历史的检验。
六 “六字功能”说过时了吗？
地方志的功能是由地方志的基本属性决定的。“资治、教化、存史”六字功能，是千百年来无数方志学家在修志的实践中经过反复锤炼而总结出来的。虽然只有六个字，但它的内涵极为丰富。但近年来，有的志者、志家对六字功能提出异议，认为用六字概括方志的功能不妥，说它保有“旧的时代痕迹和阶级性”；在六省市史志办负责人《学习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笔谈》中，有的负责人认为六字功能不能完全包括新方志的功能作用，要“做好创新、强化、丰富、拓展地方志服务功能这篇大文章”。认为“传统的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已经不适应社会现状”。提出“地方志的服务功能必须坚持‘五个为主’的原则，即以服务人民为主，以服务当代为主，以服务本地为主，以服务经济为主，以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主。”“丰富与拓展地方志的服务内容，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四个板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结合第二轮修志实践，具体从修志环节与编纂过程的工作层面上，做到‘六个服务’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服务，为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服务，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服务。”这里玩弄“四、三、二、一、六”文字游戏，几乎全部是从党的文件上抄来的，是要地方志全方位、全覆盖服务。众所周知，记载和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化载体多种多样，地方志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它不可能包罗万象，全方位、全覆盖服务。要知道地方志，它记载的是历代或当代执政者治国、治地方所提出来的战略目标、规划措施实施的具体结果，是那些真实、准确可存史的史料，而不是那些空洞的、不切实际的规划、目标、口号。把地方志功能渲染得如此之大、之高、之全，完全超出了地方志基本属性所决定的基本功能。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提出领导干部要求真务实，那么我们方志界的某些领导，是否也少玩弄点数字游戏，少说点大话、套话、空话、假话，多办些实事呢？
笔者认为，前人总结归纳的修志“六字”功能，资治、教化、存史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联的，三者之间存史是第一位的，只有存史才能发挥其资治、教化的功能，资治、教化与存史犹如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诚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六字的外延和内涵也随之变化，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六字功能的阐释，也会不断地注入新的含意，就像礼、义、廉、耻，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一样，我们今天注入新的含意，仍然可以借用，规范形成社会主义道德——八荣、八耻。所以，六字功能说，在理论上是科学的，在实践上是适用的，不需要画蛇添足。
七 地方志不是“昨日黄花”吗？
《中国现代方志学》说：“志书编纂的时间太长，等到正式出版已时过境迁，普遍被称为‘昨日黄花’，显现已经很落后于时代”。“地方志还不为广大群众所知，看过地方志的就更少，能应用地方志资料于日常工作的更是微乎其微”，“地方志的体例已显陈旧、僵化。平铺直叙，述而不论，缺乏观点”等等。上述一段话有3层意思：一是说地方志落后于时代，是“昨日黄花”；二是说地方志不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是藏于深闺人不知；三是说地方志体例陈旧，述而不论，缺乏观点。这三种观点，也正是近年来志界有些人打着所谓“创新”的旗号，否定地方志固有特性的理由。众所周知，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域内的古今综合情况，是科学的资料文献。研究历史的都知道，当代人修不好当代史，真实的历史要经过一定时期沉淀和检验，才能分清是非和区别真伪。所以修志在历史上都规定年限，民国时期是30年修一次，民国之前各代修志时限更长。新方志《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20年修一次。这因为当代人修当代志因受客观和主观种种条件的限制，很难做到求真求实。如果把历史和现状区分为昨日和今日，那地方志记述的主要是“昨日黄花”，否则，只记述今日，那就不是地方志了。
有的志者著文批判地方志书“藏于深闺人不知”，急不可耐地要想把地方志飞入百姓家，这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永远做不到。作为资料性的历史文献，它和正史（二十四史）、家谱一样，是要藏于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资料室等“深闺”之中，供史志专家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或当政者研究之用。越是年代久远越能显现出地方志的历史资料价值，实践证明，编志者和用志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少数人。例如，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典籍瑰宝的《四库全书》，国家投巨资再版，但全国也只有少数档案馆、图书馆藏有，就是研究史志的专家也少有人存有，更何谈飞入百姓家了，但你能说《四库全书》没有价值吗？
地方志确实有教化亦即宣传的功能，利用地方志记述的资料，可以进行开发利用，如编辑各种类书、拍摄各种影像，进行宣传教育，广泛开展读志用志活动，充分发挥志书的功能。但绝不能将方志与各种媒体如报纸、期刊、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相提并论，急功近利，想把志书和其他媒体一样，立竿见影，不适当地夸大读志用志的宣传作用。胡乔木同志曾批评过志书不适当的题词和照片，指出：“现在有的地方志，还不必去看它的本文，就使人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宣传色彩。打开这本书后首先出现的不是序言，也不是目录，首先是大批的题词，以及大批选得不适当的照片。”胡乔木同志所指出的还是第一轮修志初期的状况，现在出版的志书恐怕题词和照片不适当的情况与那时相比要严重的多。笔者认为，修志与读志用志之间，修志是第一位，要集中力量保证条件和经费，首先编好地方志书。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为现实服务。
近年来，有的志者总想冲破“述而不论”，要在志书里发表评述，谁强调“述而不论”，谁就是保守、僵化、顽固。笔者认为，“述而不论”是志书文字规范上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是志和非志的一个标志。当然在概述网络里，某些观点的表述，可以允许，但也只能点到为止。因为任何的议论、评述，都带有历史时代的局限性，都要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环境和舆论导向的影响和制约，都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时过境迁，这种议论、评述很难成立，不能成立也就失去存史价值；还有任何议论、评述又带有编纂者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只能代表一家之言，别人不一定会赞同你的观点，而志书又不能记述争鸣、开展争论。胡乔木同志说：“客观的历史就是客观的历史，不需要在地方志里画蛇添足地加以评论。地方志不是评论历史的书，不是史论。多余的评论，不但不为地方志增光，反而为地方志减色。”所以志文要坚持“述而不论”。
八 地方志能成为“文化产业”吗？
《中国现代方志学》一书说：“地方志是一种文化产业……方志发展已呈产业化趋势”，“方志具有市场，具有可开发性，方志产品的多样性日趋走进市场”，“发展方志文化产业切实可行”，“树立方志产业发展观，深化体制改革，创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化产品。”笔者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任分管修志业务的副主任整整10年。10年中我所参与编撰的地方志，《上海通志》所需经费由市财政全部拨款，其他区、县或部、委、办、局所属部门和单位编修的专业志、区志、县志有130多部，经费由各单位自行筹集，没有一部是经由市场销售盈利的。就是我退休后2003- 2006年，上海市志办所主持编撰的续志、特色志以及各种类书、工具书，也没听说哪一部、哪一本是赚钱的。还有全国各省、市、区主办的地方志刊物，原先都以指导修志为宗旨，后来因经济效益不佳，很多志刊改变性质成为文艺或法制类的刊物。不知《中国现代方志学》诸位作者作过何种调查，也或参加过何种志书的编撰，得出的“方志具有市场”、“方志发展已呈产业化趋势”，“发展方志文化产业切实可行”，“方志是一种文化产业”等等结论是如何产生的，有何现实的依据？
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它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是社会公益文化事业，经费由国家公共财政列支，向来由政府主持撰修，故称官修。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修志基本上属于官修，地方志文件载明：“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办组织实施”。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第二轮修志的格局仍属官修，主要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市（自治州）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逐渐在缩小，原属政府管辖的部门或单位，不少逐步转变为企业性质的集团或公司，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这些企业性质的集团、公司并未指令要修地方志。今后由政府部门主导编修的地方志仍属于社会公益文化事业。那些非公有的企业及民间的团体和协会如果自愿修志仍然要接受政府制定的法规、条例的指导和制约，所编修出来的地方志虽然作为商品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但作为历史资料文献也不会改变它的社会公益文化性质。因为那些非公企业集团、公司是为树立企业形象、推动企业精神文明等企业文化建设而开展修志的，决不会以营利为目的，因为企业获取经济效益靠的是产品而不是志书。
再者，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二）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三）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四）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织整理旧志，推动方志理论研究；（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显而易见，地方志机构属于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行使组织、指导、督促、检查等行政职能。根据政府的法规条例，地方志机构是不允许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经营活动的。《中国现代方志学》一书断言“发展方志文化产业是可行的”与当前地方志法规条例和地方志机构的实际状况是完全不相符合的。
至于书中提出方志文化产品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也要作客观的分析。党中央提出的“三贴近”是针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尤其是对文学艺术界。方志界要贯彻“三贴近”不能像文学艺术那样进行虚构或夸张的创作，而是要深入实际，下苦功夫挖掘、收集真实的史料，确保志书的质量。笼统地提出“三贴近”口号不加正确引导，会误导志者走错志路。笔者认为，提出方志是文化产业，不仅缺乏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也是对地方志的本质属性缺乏正确理解的结果，对当前我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是有害而无益的。
九 方志编修要在继承的基础上科学创新
《中国现代方志学》把方志理论割裂成三大块，其政治理论、应用理论尽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文件穿衣戴帽，但因缺乏理论依据难以服人。
中国地方志历经二千多年的发展，在编纂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门学问是属于历史文献学的编纂范畴，故编修地方志应该下大力气研究方志的编纂理论，使之更加科学地成为国情、地情的真实记录。所谓方志的政治理论搞得玄而又玄，高深莫测，说白了就是从事地方志编修的人员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当前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问题是怎样理解指导思想，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它们各自的理论内涵和具体结论并不一致，后者对前者既有继承和创新，也有否定和扬弃。笔者认为，编修地方志不是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个别字句，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修志，也就是要认真理解和贯彻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编修地方志要真正作到求真务实：不溢美，不讳过，既要记述成绩、成功及经验，也要记述问题、失误与教训。对政治问题表述既要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公允，也要顾及时代发展变化和政治环境的制约，不能过分强调纯客观，要体现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政治倾向。对某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要慎之又慎，有的要请示相关部门把关，不宜公开的，避而不记，不宜详记的要略记。
笔者认为，第一轮修志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对历史上某些政治运动，如反胡风，反右斗争，五八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五九年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都采取略记、粗记的方法，语焉不详，会误导后人。这些运动有的过去50多年，最近的“文革”结束至今也已30年。随着历史的沉淀，是非曲直已经明晰；有的错误结论已经改正。故在第二轮修志中应该采取拾遗补记的办法，把某些历史旧案记述清楚。还有改革开放以来某些决策上的失误，如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房改、医改、教改以及腐败等也应该记述。
方志有其固有的编纂原则和规律，随着时代的发展，方志的编纂也理应与时俱进，即在继承的基础上，科学的创新。创新应着力从体例结构、编纂内容上下功夫，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一轮修志，其编修内容是统合古今，记述的多是在政府主导下，集中统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结合的内容，与之相适应的体例结构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印记。第二轮修志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相继开展的，国家的各项事业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经济成分呈现多样化，政治、经济体制在转型之中，政治和社会制度日趋法制化，总之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结构都在深刻地变革之中，反映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方面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所以，第二轮修志要以改革开放为重点，在总结第一轮修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现实社会各种重大的变化，并要下苦功夫搜集、掌握反映这种变化的史实资料，然后根据地方志的编纂原则，在体例结构上科学地谋篇布局，编纂出反映时代特点的精品佳作。
《中国现代方志学》把应用理论说得更加玄乎：“方志应用理论即方志应用学，它是由旧志整理与利用学、方志经济应用学、方志政治应用学、方志精神文明应用学、方志教育培训学、方志信息学等学科组成的庞大的学科体系。”现在包括方志在内的学术理论界，有些人喜欢故弄玄虚，臆造出许多新名词、新概念、新理论，以显示自己高人的学问。这里六学并列，从方志应用学又衍生出那么多学，使人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更加弄不懂究竟什么是方志应用学，也算是该书对方志理论的一大新创吧！其实，道理很简单，方志应用理论不就是在读志用志中如何发挥方志的“六字”功能吗？何必如此别出心裁，诚心叫人不理解呢？方志“六字”功能说，前文已论述，再弄出个方志应用学大可不必。
关于方志的继承和创新，方志学家仓修良先生在其《方志学通论》、《仓修良探方志》著作中严肃而诚恳地告诫志者：“每个修志人员必须懂得，你所编写的是地方志，而不是其他别的著作。既然如此，就必须保持地方志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优良传统：记载的连续性、内容的广泛性、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区域性、时代性等。如果把这些特性都丢掉了，那也就不成其为地方志了。因此，建立新的方志理论，必须对旧方志理论进行研究，批判地继承。……创新，则是对继承而言，而不是无根据的凭空创作，是以继承为前提，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发展。若是离开这个前提，把千百年来方志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优良传统，有别于其他著作的所独具的特色全部抛开，另起炉灶地独创，那只会失去编纂方志的宗旨”。我们“提倡创新，反对异想天开的新创”，“方志界同仁，认真地、负责任地共同呵护好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的文化瑰宝，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使其变味而消亡”，“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人，若是真正断送了这个优良文化传统，必将成为千古罪人！”
注释：
①谭其骧：《地方志与总志及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5期。
②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3页。
③曹子西、朱明德主编《中国现代方志学》，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以下凡引自本书者，不再另外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