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薯和马铃薯的名称分布看外国作物的命名_红薯论文

从甘薯、马铃薯的名称分布看外来作物的命名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甘薯论文,马铃薯论文,作物论文,名称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对外来事物的称呼，与该事物的传播情况息息相关——称呼的演变能体现传播的历史路径，而历史背景能帮助解释称呼的来源。甘薯和马铃薯是16、17世纪由美洲传入中国的外来作物，汉语各方言对它们的命名，既与本土原生作物的名称有密切关系，又反映出它们的传播历程，是研究外来事物命名方式与方言分布的极好样本。历史学家和农业学家对这两种植物的传入过程作过诸多讨论，将这个问题与语言学联系起来的，始于周振鹤和游汝杰（2006/1986：110）。高晓虹和刘晓海（2008）讨论过甘薯和马铃薯的命名，但主要着眼于“番、洋”等描写性修饰语，未分析这两种植物的全部名称。岩田礼（2009）分析过一系列汉语外来事物的名称，并绘制了语形分布地图，其中也涉及到甘薯和马铃薯，但收集的名称并不全面，分析也还相对简略。孙玉文（2014）在研究“苕”的语源及其语义演变时亦简要涉及了甘薯的名称及其分布。

      本文拟以《汉语方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大词典》及各地方言志、方言词典为材料，考察汉语各方言对甘薯和马铃薯的不同称呼，并与历时考察相结合，分析这两种作物的命名方式及分布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外来事物命名的一般规则。

      2 甘薯的名称类型

      甘薯是原产于中美洲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的旋花科植物。据何炳棣（1979），甘薯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由陆路从印、缅入滇，几乎同时由海路从吕宋入闽，到18世纪进入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带。

      各类汉语方言词典记载了对甘薯的百余种称呼。这些名称都可分析为[修饰语+中心语]形式。修饰语成分可分为六类：1）“外来”义：番；2）“山地”义：山、地；3）颜色词：红、赤、朱、白、黄①；4）“甜”义：甘、甜、糖；5）其他（形状、外观、口感描写）：根、花、饭、沙、粉；6）无修饰语：

。中心语可分为两类：1）薯类：薯、苕；2）非薯类：芋、山药、瓜、萝、萝卜、葛、茹、茴。

      所谓“薯类”和“非薯类”并非生物学上的分类，而是从社会认知角度来看，在现代汉语中，“薯、苕”在无标记的情况下指的就是甘薯，②而“芋”等在无标记情况下指的是其他植物，这些词被用来指甘薯，多出于形状、外观方面的比附和隐喻。

      中心语又有一些变体。常见的情况是加后缀，如“薯”派生出“薯子、薯仔”，“芋”派生出“芋头”，“苕”派生出“苕儿”，“山药”派生出“山药儿”等，较少见的情况是语音重叠，如“薯薯”。

      “山药”的情况稍有特殊。它本为偏正结构，但中心语“药”并非一般农作物名称，且在甘薯和马铃薯的命名中，“药”永远只与修饰语“山”搭配，“山药”作为一个整体可再与其他修饰语搭配，如“白山药、黄山药”等。因此与其将“药”单独列为中心语的一种，不如将“山药”这个复合词视为中心语。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搭配组合构成的称呼见表1。

      

      除此之外，还有冠以两个修饰语的情况，如“红番芋、红番薯、红山芋、白番芋、白番薯、白山芋”等。但两个修饰语并非共时平行叠加的。以“红番芋、白番芋”为例，应是先有“番芋”一词，又由于这种薯类有红色表皮和白色表皮两个品种，于是再加上修饰语“红、白”加以区别，久而久之，亦凝固成词。如崇明方言中兼有“番芋、红番芋、白番芋”三词（张惠英1993），丹阳方言中兼有“山芋、红山芋、白山芋”三词（蔡国璐1995），第一词是泛指，后二词则是下位分类。据《汉语方言大词典》记载，中原官话（山西襄汾、河南郾城）、晋语（山西平遥、河南获嘉）、西南官话（湖北宁远）等中有“白红薯”一词，这是“红薯”作为甘薯的通称固定下来后，非红皮的甘薯又加上“白”以示区别，二者也是上下位关系。

      3 甘薯的名称分布

      将上节修饰语、中心语类型在地图上进行标注，能得到以下结果：

      

      

      从地图中可以发现，修饰语和中心语的地理分布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同时，结合历时文献记载来看，共时的方言分布，也与这些名称的历时发展更替有关。

      3.1 修饰语

      3.1.1 “外来”义类

      “番”类修饰语（1—1类）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西至广西中部，南至海南三亚，北至江苏南通，覆盖海南、广东、福建、浙江全境，以及广西中东部、江西东南部和江苏东南部地区。这类修饰语说明这些地区对甘薯的“外来”属性认识比较明确，接触它的时间也最早。这类称呼，反映的是事物传入之初的命名。“番薯（藷）”之称在明代甘薯传入不久之后就有不少记录。例如：

      （1）百谷之外有可以当谷者，芋也，薯蓣也，而闽中有番薯，似山药而肥白过之，种沙地中，易生而极蕃衍。（谢肇淛《五杂组》卷一一）

      （2）（禅师）又言：“吕宋国有番薯，大如屋柱，极易生。”（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八）

      （3）藷有二种：其一名山藷，闽广故有之；其一名番藷，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七）

      3.1.2 “山地”义类

      “山地”类修饰语分布于东北至中部沿海地区，位于1—1类以北。其中，“山”（1—2类）分布于上海、浙江北部、安徽中南部和江苏大部分地区，集中在长江下游南岸区域。此外还有天津、河北沧州和廊坊一带。“地”（1—3类）分布于山东半岛和东北。这类修饰语出现得比“番”晚。随着甘薯的广泛种植，人们不再关注它的舶来性质，转向关注“生长于山地中”这样本质的属性。金榜《海曲拾遗》（成书于1812年）卷六：“甘藷，俗呼番芋，江船贾客以其音不利，遂改为山芋。”这个改名缘由是否正确或可存疑，但从甘薯由南至北的传播路径和对外来事物的命名规律两方面看，“山芋”和“地瓜”出现晚于“番薯”是可以肯定的。关于此，在后文中还有进一步分析。

      3.1.3 颜色词

      颜色类修饰语分布于上述三类以西、以北的广大内陆地区。其中“红”（1—4类）分布尤广，北至内蒙古，南至广西北部，西至甘肃，东至江西，占据了除了沿海诸省之外的大部分地区。“红”作修饰语出现的时代也非常早。万历二年（1574）《云南通志》卷三就记载了姚安州等地的物产中有“红薯”。云南是甘薯传入的另一门户，“红”类修饰语，亦随着甘薯向内地传播而广泛分布。

      “白”（1—5类）的分布地域小得多，主要在北京和山西、河北北部。“白薯”这个名称出现很晚。道光十年（1830）《大同县志》卷八是关于“白薯”较早的记录：“白薯，其大如拳，俗名回子山药。”③华北北部距东南沿海和西南边陲均十分遥远，引入甘薯的时间较晚。

      此外，修饰语“黄”零星分布于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的几个方言点，但或有式微之势，如《汉语方言大词典》记录西南官话中云南保山称“黄山药”，而《汉语方言地图集》云南保山点则记录为“白山药”。

      3.1.4 “甘甜”义类

      “甘甜”类修饰语仅有零星分布，《汉语方言地图集》记录5处：广西陆川、海南琼海称“甜薯”，广西龙胜称“糖薯”，山西长子、海南陵水称“甘薯”。此类与“根、花、饭、沙、粉”一同都归入“其他”类（1—6类）。

      “甘薯”这个名称早在南北朝就已出现，但当时的所指固然与现在不同。《齐民要术》卷十：“《异物志》曰：‘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石声汉注：“‘甘藷’，不是现在俗名‘山薯’、‘红苕’的，而是薯蓣科薯蓣属的植物。”直到清代，“甘薯”才被用来指番薯，如上引《海曲拾遗》，但仍不常见，现代汉语中，“甘薯”常被当作通用语名称，④但实际上无论方言还是普通话，都很少使用这个词。

      3.2 中心语

      3.2.1 薯类

      “薯”类中心语占据了大部分的地区。其中“薯”（2—1类）分布范围最广，包括长江以南多数地区以及西北、华北地区。“薯”在东南部地区与“番”搭配，而在西南至西北、华北地区则多与颜色词“红、白”结合，这个趋势或能说明，中国北方的甘薯种植，不是直接源于东南沿海，而是从云南向北传播至西北甘肃、陕西，然后才向东推广到华北地区。

      “苕”（2—2类）主要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的交汇区域，最东界至湖北东部。“苕”常不带修饰语，如有修饰语的话，以“红”为最多，“白、番”偶见。以“苕”称呼甘薯始于晚清。光绪末年《江津县乡土志》：“薯，俗名番苕，有红白二种，江津向无此产，乾隆三十年，县令曾受一，始由广东携来，教民种植。”

      3.2.2 非薯类

      非薯类中心语中，“芋”（2—3类）主要见于长江下游，北至江苏、安徽北部，南至浙江、安徽南部。能与“芋”搭配的修饰语很多，最常见的是“山”，分布于江苏与安徽东南部；其次是颜色词“红、白”，分布于安徽西南部至北部；与“番”搭配集中在江苏泰州、南通一带。长江下游南岸是“薯”和“芋”的接触地带，常常两种称呼并存，如嘉兴“山芋/山薯”，杭州“番芋/番薯”（钱乃荣1992：760）。浙江北部有“山薯”一类称呼，是少见的薯类中心语与“山地”义修饰语搭配。这个地区正处于南部“番薯”和北部“山芋”两大类称呼的接触区域，“山薯”正是两种构词方式冲突融合的体现。

      “山药”（2—4类）主要见于河北省，以及云南、贵州的交汇区域，基本都不带修饰语。“瓜”（2—5类）见于山东半岛以及东北的广大区域，修饰语都是“地”。从这个分布趋势来看，东北地区的甘薯当是从山东跨海传入，而非源自华北。以“地瓜”称呼甘薯，以“地豆”或“地蛋”称呼马铃薯，皆源于形状的隐喻：甘薯多长条形，近于瓜类，而马铃薯多圆形，近于豆类和蛋类。

      此外，还有零星方言点以“萝、萝卜、葛、茹、茴”作中心语，都归为“其他”类（2—6类）。如赣语区湖南平江、岳阳、汨罗等地称为“茴”，闽语区广东潮州称为“粉葛”或“番葛”，江淮官话区安徽芜湖、宣城称为“山萝卜”，西南官话区贵州正安称为“甘萝卜”，吴语区浙江苍南称为“番茹”，浙江丽水称为“番萝”。

      4 马铃薯的名称类型

      马铃薯是原产于安第斯山脉一带的茄科植物。据何炳棣（1979），马铃薯于16至17世纪之交由荷兰人传入日本长崎，后又引入台湾，并由此传入中国闽粤。

      据翟乾祥（2004）的进一步考察，马铃薯引至中土的渠道有两条，一是在16世纪末作为朝贡方物从东南沿海经运河至京津，以此为中心引种到晋冀鲁豫和关外地区，二是在17世纪末通过印、缅进入云南，再传播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但直到18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马铃薯的记载还十分稀少，因此它的早期传播历史尚有很多模糊之处。汉语各方言对马铃薯的称呼比甘薯更多，同样也能分析为[修饰语+中心语]形式。

      修饰语成分可分为五类：1）“外来”义：洋、番、番仔、番人、番鬼、红毛、洋毛、荷兰；2）“山地”义：山、地、土；3）其他作物：花生、麦子；4）其他（形状、季节描写）：马铃、冬、雪；5）无修饰语：

。

      与甘薯相比，马铃薯没有以“甜”义与颜色词为修饰语的，这是由于马铃薯味淡，表皮颜色也不像甘薯那样有差别，不构成区别特征。

      比甘薯多的一类是用其他农作物来作修饰语，如“花生芋、麦子芋”等，这些植物一个植株上结诸多子实，马铃薯与之有相似之处。还有以“冬、雪”等季节性词语修饰的，这是由于甘薯适合在亚热带气候种植，而马铃薯更适应温带和高寒地带气候，“冬、雪”由此构成二者的一种区别性特征。

      中心语成分可分为两类：1）薯类：薯、苕；2）非薯类：芋、山药、豆、蛋、瓜、蔓菁、茼、菇。

      马铃薯中心语的变体比甘薯多，附加的成分除了无义的后缀“儿、子、头”等外，也有具有实义的“卵、果”等。如“薯”派生出“薯仔、薯囝、薯崽、薯艿、薯菇”，“芋”派生出“芋头、芋仔、芋囝、芋卵、芋哩、芋果、芋蔸、芋艿（嗯艿）”，“豆”派生出“豆儿、豆子”，“蛋”派生出“蛋儿、蛋子、圪蛋”，“瓜”派生出“瓜子”等。两个不同的中心词构成复合词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如“芋豆、芋蛋、瓜蛋”等。

      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搭配组合可构成的称呼见表2。

      

      除此之外，马铃薯名称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在甘薯名称上再附加“外来”义修饰语，见表3。

      

      关于这种命名方式，我们会在后文中作进一步讨论。

      5 马铃薯的名称分布

      将上节修饰语、中心语类型在地图上进行标注，能得到以下结果（见下页图3、图4）。

      5.1 修饰语

      5.1.1 “外来”义类

      “番”类修饰语（3—2类）主要分布于“马铃”（3—1类）以南的两广和福建沿海地带，且不仅是“番”，还有“番人、番仔、番鬼、荷兰、红毛、洋毛”等指人或国家的名词，这类称呼，出现于19世纪中期。例如：

      (4)五谷不足用，居民惟种荷兰薯以养生，以捕鱼为业。（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八）

      现在华南沿海一些地区仍将马铃薯称为“荷兰薯”，如粤语区的广东广州、顺德、韶关、曲江、香港、澳门，客家语区的广东梅县、惠州，闽语区的广东揭阳、潮州等，正与上节所述马铃薯的传入来源相合。

      

      

      马铃薯以“洋”作修饰语的分布甚广，这个修饰语是甘薯所不具有的。“洋”（3—3类）分布于江苏、上海、浙江、安徽东部、湖北、湖南西部、陕西、甘肃、宁夏南部、重庆和西南三省。不过同用“洋”来修饰，构成的名称实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洋芋”为代表的“洋+芋头名称”，二是以“洋山芋”为代表的“洋+甘薯名称”，这两种称呼没有衍生发展关系。

      “洋芋”或写作“阳芋、羊芋”，名称亦始见于19世纪中期。例如：

      （5）地气高寒，苦荞、洋芋亦不生长。（贺长龄《清经世文编》（1826）卷八二）

      （6）阳芋，黔、滇有之，绿茎青叶，叶大小、疏密、长圆形状不一。（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1848）卷六）

      “洋芋”这个名称使用相当普遍，在晚清各地方志中频繁出现。而“洋山芋”必定出现在“山芋”之后，⑤初见时代甚晚，最早的用例见于1920年代的《申报》，且仅出现在江苏、上海地区，分布范围比“洋芋”小得多。

      “番”和“洋”皆属“外来”义修饰语，它们在甘薯和马铃薯的命名中呈现出有趣的倾向。以“番X”称呼甘薯的地区比以此称呼马铃薯的地区多得多，相反，很多地区以“洋X”称呼马铃薯，却没有以此称呼甘薯的。这与甘薯和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时代和地理路径有关。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甘薯的种植早于马铃薯，“番”是比“洋”使用时代更早的外来事物修饰语，当“番”被用来称呼流入稍早的甘薯后，新出现的马铃薯自然就不会再用“番”命名，转而用更新的“洋”。另外，甘薯适应闽广地区的气候土壤条件，播种广泛，并逐渐向北引种，名称随着物产一同传播，致使发源于闽广的“番薯”一词一直深入长江流域。而马铃薯尽管亦从闽广登陆，但由于气候限制，未得推广。马铃薯在其另一个引入地云南得到了充分发展，向北进入内地，于是云南方言中的“洋芋”一词，也就随之进入了更广阔的地区。

      修饰语“马铃”（3—1类）分布于广西、广东、福建、安徽、湖南东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正处于“番”类和“洋”类的衔接地带，这个现象或能说明“马铃”可能也与“外来”义有关，如岩田礼（2009）所述，“马铃”可能是“马来”的音转。“马铃薯”出现的年代比“荷兰薯”和“洋芋”晚，在19世纪下半叶。例如：

      （7）米谷之类，有粳米，有糯米……有甘薯，有马铃薯，有玉蜀黍，皆农民所资以为食者。（黄遵宪《日本国志》（1887）卷三八）

      5.1.2 “山地”义类

      “山地”类修饰语分布于华中至东北地区。其中“地”（3—4类）主要出现在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和辽宁南部。“土”（3—5类）出现在东北三省、北京、河北、河南和湖北北部。前文提到，从名称上看，甘薯是从山东半岛传入东北，而东北的马铃薯名称与华北地区属于一个系统，而与山东半岛不同。京津地区是马铃薯传播的中心，亦于此可见。

      修饰语“山”对于马铃薯不常见，多出现于晋语区，如山西大宁、隰县、石楼、灵石称“山蔓菁”，襄汾称“山蔓菁蛋”，陕西绥德、吴堡称“山蔓儿”。“土地”有“本土、当地”义，常与“洋”形成反义词，表示原产的、当地的。这类修饰语，应比“外来”类出现得晚，是人们充分熟悉这种作物，不再关注它的外来属性后才会产生的。

      5.1.3 其他类

      以其他作物作修饰语的仅分布在吴语和闽语有限的几个方言点，浙江遂昌、泰顺和福建古田称“花生芋”，福建建瓯称“麦子芋”。⑥“冬、雪”类修饰语集中于粤语区，如广西兴业称“冬薯”，广东广宁、清新称“雪薯”，广西平南、藤县称“冬菇”，广东云安称“冬芋仔”。这些修饰语都归为“其他”类（3—6类）。

      5.2 中心语

      5.2.1 薯类

      和甘薯相比，马铃薯以“薯”类为中心语的少得多。“薯”（4—1类）分布于从广西到福建的华南沿海地区，北至湖南、江西和安徽。“薯”最常搭配的修饰语是“马铃”，此外“荷兰”亦不少见。《汉语方言地图集》中没有记录用“苕”称呼马铃薯的。《武汉方言词典》记录了“洋苕”一词，但注明“现在叫‘洋芋’”，除此之外，不见其他“苕”类中心语。

      5.2.2 非薯类

      相较之下，“芋”类中心语（4—2类）分布比甘薯广，从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可一直沿江上溯到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西南三省，甚至北至山西、宁夏和甘肃。与“芋”搭配的基本都是“外来”义修饰语，其中“洋”占了绝大多数，此外还有“番鬼、红毛”等。

      “山药”类中心语（4—3类）主要见于山西、河北与内蒙古，但西至甘肃武威和张掖也有分布。基本不带修饰语，偶有带颜色词修饰语的如“白山药”。将马铃薯称为“山药”的华北和甘肃之间，是称为“洋芋”的地区。从这种分布样式来看，陕西北部至甘肃东部“洋芋”的称呼可能是后起的。马铃薯种植从京冀地区向西推广到甘陕，这些地方就都沿用了“山药”的称呼，而另一个重要产地西南地区的马铃薯亦向北方推广，西南通行的“洋芋”，也一同扩展入甘陕。

      “豆”类中心语（4—4类）的分布南起湖北东部，北至东北三省。“蛋”类中心语（4—5类）分布于江淮地区北部至山东半岛。以“瓜”作马铃薯中心语的十分罕见，仅《汉语方言大词典》记录中原官话区的安徽五河称“地瓜”，安徽灵璧称“地瓜子”。这是由于瓜多为长条形，与马铃薯的形状不相似。在马铃薯的命名中，“豆”倾向与修饰语“土”搭配，而“地”倾向与“蛋”搭配。有趣的是，在“土豆、地蛋”共存的山东半岛，两种称呼分布的区域之间常有“地豆”作衔接，这很可能是“土豆、地蛋”二词接触产生的结果。

      除此之外，还有零星方言点以“蔓菁、菇”等作中心语。晋语区山西大宁、襄汾、霍州等地称“山蔓菁”和“地蔓菁”，因蔓菁的块根呈黄色圆形，与马铃薯相似，故而被用来比附。粤语区广西平南、藤县称“冬菇”，因菇呈圆形，马铃薯亦与之相似。这些被归为“其他”类（4—6类）。

      6 外来作物命名的一般方式

      从对甘薯和马铃薯的称呼可以看出，外来作物的命名一般有两种方式，一为比附，二为转用。使用比附方式命名的，一定与该地区的某本土作物呈对称形式，两种称呼共同存在。相反，使用转用方式命名的，为了避免混淆，与用该名称命名的既有作物在地理分布上不会重合。

      6.1 比附

      即在本地产物名称的基础上加上区别性特征，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在既有词语上加上修饰语构成新词。“番薯、红薯、白薯”等和“洋芋、洋山芋”等，皆是比附命名的产物。

      “薯”和“芋”本指中国的本土植物。“薯”是“藷”的俗字，《玉篇·艸部》：“薯，音署，薯蓣药。”《广韵·御韵》：“藷，藷藇。”“薯，薯蓣，俗。”“藷藇、薯蓣、薯蓣药”皆指同一物，即今之山药。“芋”本指芋头。《史记·项羽本纪》：“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司马贞《索隐》：“芋，蹲鸱也。”“蹲鸱”是芋头的别名。当甘薯传入时，人们根据外观、口感、生长方式等多方面联想，将这种新植物与原生植物比附，并加上“番、红、白”等区别性特征，造出“番薯、红薯、白薯、番芋、红芋、白芋”等新的名称。

      马铃薯的名称，更明显地体现了“比附”的特征。比附的第一个重要对象是甘薯。在前文中已经提到，马铃薯的名称常常是在甘薯名称上再附加“外来”义修饰语而来，这是由于马铃薯传入时，甘薯已经常见，从舶来品变成了日常习见的作物，从而又可以成为新的舶来品的命名来源。

      在闽语和吴语区的很多地方，马铃薯和甘薯的名称体现出鲜明对应。

      

      比附的第二个重要对象是芋头，马铃薯的名称是在芋头名称上再附加“外来”义修饰语。这在多个方言区中广泛出现。

      

      十分常见的“洋芋”这个称呼，也是从芋头比附而来，加上了“洋”这个区别性特征。

      比附是外来事物命名的最常用方式。周振鹤和游汝杰（2006/1986：121）就提出：“从外国传入的植物往往以‘胡、番、洋、西’等字冠首，或直接用外国国名冠首。”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比附命名中添加的新成分不仅有他们所举的“外来”义词，还有其他从外观、味道、种植季节等各方面着眼的修饰语。如明末传入中国的辣椒，被称为“辣椒”，就是与本土植物“椒”（即花椒）比附，加上表示味道的区别性特征“辣”。又如来源于南美洲的玉米，被称为“珍珠米、珍珠粟、包粟、包谷、包麦”等，也是在本土植物“米、粟、谷、麦”的基础上，加上表示外观特征的修饰语。

      6.2 转用

      即将既有事物的名称转用到新事物上，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对既有词语赋予新的内涵。“山芋、山药、地瓜、土豆、苕”等，皆是转用命名的产物。

      “山芋”一词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本指薯蓣。例如：

      （8）薯蓣，一名山芋，根既可入药，又复可食，野人谓之土藷。（刘敬叔《异苑》卷二）

      （9）薯蓣，曰山蓣，曰修脆，曰藷蓣，曰儿草，秦楚名玉延，郑越名土藷，齐名山芋。（《通志》卷七五）

      迟至晚清，文献中才明确用“山芋”来称呼甘薯。例如：

      （10）山芋，本名番薯蓣，有红白二种。（《（同治）苏州府志》卷二○）

      在甘薯的各种名称中，“山芋”出现年代较晚。产生于华南沿海的“番薯”北传至长江流域时，被“番芋”替代，后来原指山药的“山芋”又被转用来指甘薯，替代了“番芋”。随着甘薯在长江流域的普及，它原本的“番”类名称消失，取而代之的“山芋”，并非新造词，而是旧词有了新的所指。

      “山药”亦是薯蓣别名，唐宋以来比“山芋”流行更广。例如：

      （11）庇身指蓬茅，逞志纵猃猲，僧还相访来，山药煮可掘。（韩愈《送文畅师北游》）

      （12）唐代宗讳预，故呼署药，至本朝又讳上字，故今人呼为山药，一名山芋。（《尔雅翼》卷六）

      用“山药”来转指甘薯和马铃薯的历史并不长，分布地区也很有限。现代方言中，“山药”主要出现在华北地区，既可指甘薯，也可指马铃薯，还可指薯蓣，它们呈互补性分布，如表6所示。

      

      称甘薯为“山药”的地区，与称马铃薯为“山药”的地区不会重合，这是语言明晰原则的必然要求。

      “苕”在上古时代就出现了，本为草名，《尔雅·释草》：“苕，陵苕。黄华蔈，白华茇。”《说文·艸部》：“苕，艸也。”但据孙玉文（2014），这个“苕”与今天指甘薯的“苕”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同形字。孙先生认为，“苕”是“山药”二字的合音，原本就指山药，当甘薯传入后，人们也就用它来指甘薯。据此，“苕”与“山药”一样，也是转用的结果。

      再如“地瓜”，《汉语大词典》释为“番薯的别名”，其实在番薯传入之前，“地瓜”一词就已存在。李时珍《本草纲目·菜二，草石蚕》记载“地瓜儿”，是地下茎形似蚕的植物“草石蚕”的别名。还有“土豆”，《汉语大词典》仅释为“马铃薯”，但同样在马铃薯传入之前，“土豆”一词也已存在，指的是芋头的一种。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七：“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这些名称，并非专为甘薯和马铃薯所造，但当它们被转用来称呼甘薯和马铃薯之后，为了避免意义冲突和混淆，原来的所指就逐渐不为人知了。

      转用在历史上也经常出现。如公元13世纪传入中国的蚕豆，在各地方言中称呼多种多样，称为“豌豆、豆、大豆”，就是援用既有名称。又如西红柿被称为“茄子、柿子、金桔”，肥皂被称为“碱、胰子、蜡”，都是将旧名称用在新事物上。但转用命名通常不如比附命名普遍，因为转用后，新旧事物使用同样的名称，容易产生混淆，因此旧事物或者消失，或者换用其他名称，才能避免冲突。从这个层面上看，比附命名更为简便灵活。

      7 结语

      本文讨论了外来植物甘薯和马铃薯的名称类型和命名由来，并将名称的方言分布与它们的传播历史结合起来考察，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外来事物命名的两种方式：比附与转用。汉语各方言对外来农作物的称呼五花八门，除了甘薯和马铃薯外，玉米、花生、西红柿、卷心菜、荷兰豆等亦莫不如此，常引起不同地域人士的误解与争议。然而若仔细梳理，每一种名称都有其内在缘由和逻辑可循，更与其所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微观角度来看，这类名物词的研究可帮助解释命名的方式和由来，解释一种名称在一地扎根或流变的合理性。宏观角度来看，事物名称的分布和演变，也反映着这种事物本身的演变传播史，语言学角度与历史学角度的研究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名物词研究，是沟通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研究的绝佳通道之一。

      ①明清时期还有称呼甘薯为“金薯”者，是为纪念教民种植甘薯的福建巡抚金学曾，故而该“金”为人姓氏，而非颜色词。这个称呼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已消失。

      ②在甘薯未传入之前，“薯、苕”亦指其他植物，详见第六节。

      ③“回子山药”在现代方言中已不存。“回子”也是一种“外来”义修饰语。明清时期“回”泛指西部信仰伊斯兰教地区。从这个名称可以推测，华北地区的甘薯，或许是西南北上至甘陕一带，再向东传播的。

      ④如《现代汉语词典》用“甘薯”来解释“白薯、红薯、红苕、山芋”等。

      ⑤“山芋”和“洋山芋”均主要出现于长江下游的吴语区，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分析到，“洋山芋”明显是比附“山芋”而来，故而分布高度重合。

      ⑥但《建瓯方言词典》只记录了“洋芋”和“马铃薯”两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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