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地理学论文,研究进展论文,国际上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1821/dlxb201602004 修订日期：2015-10-31 1 引言 政治地理学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和地理环境之间复杂而多样的关系[1]。然而，随着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蓬勃发展及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政治事务参与能力，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并没有展现出相应的活力[2]。鉴于此，本文对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旗舰性杂志Political Geography2005-2015年的载文进行梳理，旨在对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趋势进行整理，以期推动国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和促进国内政治地理学学者与国际同行间的学术对话。 通过经典学术刊物分析对学科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方法十分重要，国内外学者都曾将这种方法视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手段。例如，朱竑等曾利用此法通过对《人文地理》和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杂志的分析讨论国内文化地理[3]和国际社会与文化地理[4]发展的脉络；在2015年英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组会议上，牛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代表都以政治地理学的权威和标志学术杂志(如Political Geography、Geopolitics和Geography Compass等)为分析对象讨论政治地理学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①。Political Geography是政治地理学研究极具代表性的学术刊物。当前影响因子为2.676(近5年影响因子为2.900)②，在国际人文地理和政治刊物中常年排名在前10位，影响力非常大；该杂志切合度高，并不过于宽泛地关注其他地理或者政治研究话题，同时也不过于集中关注某些子方向。因此，对该杂志的分析是比较恰当且有典型意义的。 所有学科的目的都是寻求知识或创造知识的过程。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接近世界本质的过程和依据是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方法来探索世界本质或者认识世界[5]。这几个路径是几乎所有学科进行知识探索的通用范式。鉴此，本文将从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2 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议题 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拥有悠久的学科历史。最早的政治地理学理论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的古典地缘政治学说(如拉采尔的国家有机论、麦金德的陆权论、马汉的海权论等)[1]。古典地缘政治学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扮演着国家咨询和政策学科的角色[1]。然而，随着二战结束，与德国纳粹活动休戚相关的地缘政治学说也被视为毒药和伪科学被长期摒弃[6]，政治地理在这一阶段也进入了冬天。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地理学对政治地理学开始重新关注，政治地理学重新焕发出新的气象。受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影响，政治地理学在这一阶段形成了与古典地缘政治学说(以国家有机论为基础)完全不同的学科体系[2]。相比古典地缘政治学说对国家尺度、学科政策属性、社会生态理论和自然地理事实的偏重，新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呈现出研究尺度多元化和复合化、研究主题人文化以及研究目的学术化的学科特点[2]。从截至21世纪初的英美主流政治地理学研究导论、研究综述以及研究丛书来看，这些趋势主要体现在政治地理学对非国家组织[7-10]、全球化[7]、边界[9]、文化身份[9-10]、社会运动[9]、选举地理[1，9]、生态政治[9]和批判地缘政治[6-11]等议题的关注。虽然这一时期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地理学研究进行了苛刻地批判，与国家相关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在新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中仍占有一定比例，例如国家安全和传统地缘政治等议题依然是政治地理学家关注的重点[1-9]。诚如Gerard Toal[10]所言，政治地理学于这一时期正处于“变革”的时代，新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议题也正在探索和形成。因此，本文以2005-2015年期间Political Geography为分析对象，旨在将近10年来国际上主要政治地理学研究置于大的学科背景下，探讨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本文对Political Geography自2005年以来的391篇(每年平均发文35篇左右)实证文章和综述性文章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表明，国际上政治地理学关注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方面(表1)。 2.1 边境与边界 边境与边界研究主要包括对边境生活、边境身份、边境安全、物质的和社会文化的边界建构等话题的讨论。政治地理学家对边境与边界的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起[12]至今[13]从未停止。当代世界政治体系主要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上的一个“国”际关系体系。该合约认为，地球表面被划分成为一系列的拥有领土的主权国家，这些主权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政治和地理综合体)扮演着世界政治的核心角色[14]。而这些国家的地理范围则主要是通过国界来划分的，即边界。因此，政治地理学相关研究对边界极为关注，例如最早期的地理学家就曾担任国界线勘测等任务。但是，根据Political Geography相关载文分析可知，近年来国际上政治地理学对边界的关注由物理的国界划分转移到边界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及边境地区人们社会生活对边境身份的实践等话题上来。这与英美地理学界主导的国际人文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相互呼应[15]。
政治地理学认为边界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建构过程，如河流、山川、界碑、墙等，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实践的建构过程，如文化表征、生物识别等。例如，Menachem Klein[16]以耶路撒冷城市中的界墙为例讨论边界是如何从物理上和心理上分割两个政治地理实体的，他指出不仅物理的界墙(如围墙、检查站和关卡等)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从地理空间上分隔起来，而且隐形的界墙(如劳动市场、健康中心等社会服务体系)通过种族、语言等标志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从社会认同上分隔开来。Niall O'Dochartaigh[17]和Martin Doevenspeck[18]也分别以爱尔兰—北爱尔兰和刚果—卢旺达边界地带人们的社会和文化实践为例，探讨了国家的边界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如新兴的社会交流形式网络等)[17]和自下而上的流行文化[18]建构起来的。此外，随着人文地理对物质文化的再关注以及对生物政治(biopolitics)的垂青[19-20]，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边界的研究也涉猎到物质文化和生物政治的范畴中来。例如，Vicki Squire[21]通过对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沙漠地带非法移民遗弃物的分析发现，边界的建构不仅仅和“人”密切相关，而且与“人”之外的物质文化息息相关。Louise Amoore[22]从生物政治的视角以后“9·11”时期美国的入境管理准则变化为例，指出美国入境管理中心通过指纹鉴别的手段甄别合法的入境者(如学生和观光者)和非法的入境者(如恐怖分子、毒贩、非法移民等)，构建了一个具有生物性的国家边界。 对于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来说，极少有非常清晰的物理特征，其往往所指的是一个区域。政治地理学将这个区域命名为边境[13]。边境的研究之所以特殊是在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造成边境地区人们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特征。例如，Stephen Roper[23]和Timothy Raeymaekers[24]分别以爱尔兰—北爱尔兰和刚果—乌干达边境地区特殊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方式为例，讨论了边境地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如何造就了复杂和冲突的社会经济秩序。Katja Mirwaldt[25]、Hosna Shewly[26]和Sara Shneiderman[27]则以捷克—德国、印度—孟加拉、中国—尼泊尔边境地区为例，探讨了边境地区居民复杂的身份认同问题。这三个研究都基于同一假设：在边境地区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资源、环境、法律政策的不同，以及居民生活水平、文化和宗教的差异等，会因为地缘的亲近性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融合或排斥，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边境居民的身份认同的困惑。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具体地讨论了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边境居民的跨界交流关系和身份认同，并得到多元化的结论。 边境与边界虽然是政治地理学研究比较重要的一个传统、主流方向，但鉴于其关注面较窄，因而在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属于相对小众的方向。体现在Political Geography的发文数量和比例上，除了偶尔组织专刊外(如2005年关于美国—墨西哥边境以及2013年关于东南亚边境的研究专刊)，其发文比例多年维持在7.0％左右。 2.2 环境政治 环境政治研究主要包括对气候变化、生态破坏、自然资源匮乏等问题引起的政治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地理环境与政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28]。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29]，这些研究认为地理环境对政治活动的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即人类是自私和利益诉求的。上升到国际层面，这些研究认为国与国之间会因为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利益冲突而产生冲突；相反，政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在Political Geography的相关研究中，地理学者们不谋而合地关注了资源缺乏、气候变化等矛盾对政治活动的影响，以及不同的政治团体在环境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对政治合法性的争取。 资源匮乏、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安全威胁的隐患，并在一些受困于极端气候和资源环境的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暴力冲突，甚至是战争。例如，Undala Alam等[30]认为全球范围内水资源危机会给国家主权带来了挑战。他们认为国家主权对跨国水资源最大程度上的共享方案亦会造成不利的因素，因而非国家组织对水资源的分配便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团体造成威胁。此外，Theodora-Ismene Gizelis等[31]假设水资源缺乏会给国家管理造成影响，甚至会造成国与国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基于这种假设，他们分析了1980-2001年期间98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暴力冲突事件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印证了水资源匮乏的确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同样，Hanne Fjelde等[32]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990-2008年期间发生的冲突为分析对象，讨论并验证了水资源缺乏对暴力事件造成的推动力。而Marit Brochmann等[33]则辩证地讨论了水资源战争的可能性。他们指出，在水资源缺乏的地区对于共享水资源的国家之间来说，水资源导致国际冲突事件发生的风险是越来越高的。除了资源之外，气候变化也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潜在威胁。Political Geography于2007年组织了一期专刊讨论气候变化对国际政治活动的影响[34-39]。这期专刊讨论了全球变暖等气候变化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及其对暴力冲突的间接影响力。除该专刊之外，Matt McDonald[40]从话语权的视角出发讨论了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潜在安全威胁是如何在不同地理尺度上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 同时，环境议题也在争取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Leah Horowitz[41]以新喀里多尼亚政府组织和反对派对采矿业的态度为例，指出政治的合法性通常是通过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与文化身份的统一以及广大人民能够普遍接受的权力执行方式三个方面来实现。他指出，政府组织引进外资进行矿产开采与人民利益以及国民文化身份相冲突，从而造成了政府合法性的削弱。而反对派在环境议题上采用相对极端的反对方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合法性，但其近乎暴力的政治运动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合法性[41]。Colin Walch[42]以2012年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后两个反动组织(MILF和NPA)针对自然灾害的表态为例，讨论了政治活动的合(非)法性问题。由于MILF在面对自然灾害时表现出了强烈的与政府合作的意愿，而NPA则没有。因此，前者军事活动非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削减，而后者政治运动非法性则进一步被强化[42]。环境政治和边境与边界研究相似，在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中也属于传统且较小众的领域，其在Political Geography上文章情况常年维持在9.0％左右(专刊除外)。 2.3 空间与尺度 空间与尺度研究主要包括对全球化、国家、城市、乡村、社区、家庭甚至是身体等不同空间尺度上政治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不同尺度上的地理实体的角色及其政治活动的探讨。尺度是指一系列相互嵌套，具有不同大小和等级有边界的空间[43]。政治地理学不仅关注不同尺度等级上地理实体的内涵，同时也关注不同尺度上地理实体的互动是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 (1)不同尺度空间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是相差甚远的，因而政治地理学研究对不同尺度上的空间内涵都给予了关注。在全球尺度上，Sarah Wright[44]以菲律宾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案为例，分析了全球新自由主义改革对菲律宾社会经济转型的影响，并以此为例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全球化的管制模式；Jamie Lorimer[45]则探讨了全球公民的话题，他以全球性的公共服务项目(全球自然保护组织志愿者项目)为例验证了全球化的社会活动对全球化公民身份塑造的推动作用。在城市尺度上，Christopher Houston[46]从城市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以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为例，分析了散居在土耳其城市里的库尔德人通过个人经历对基马尔主义③城市景观进行构建和实践的过程[47]。鉴此，他指出城市景观不仅仅是通过物理的建筑设计和空间形态等建构起来的，也可以借助民族主义等社会运动实践和展演成一个主观且政治化的过程[46]；Andrew Kirby[48]讨论了城市社会活动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私人化现象，他指出城市空间被严格、二元地划分成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是不太合理的，因此他通过城市社会活动对公共空间的控制性，利用这一现象试图对城市空间的二元划分进行消解。在乡村的尺度上，Michael Winter[49]就曾以英格兰农副食品管理为例，讨论了农副产品管理政策的变化如何对乡村性(包括身份认同、社会功能)进行诠释。从更小的尺度上来说，政治地理学对社区、甚至是身体都进行了探究。例如，Lynn Staeheli[50]从行动主义的角度探究了社区和公民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社区是一个不同社会准则、文化形态、道德观念甚至是主观想象杂糅的地方，是复杂的富于矛盾和冲突的形成居民公民意识和身份的空间和地方。Katy Jenkins[51]以秘鲁社区为分析对象，讨论了贫穷的城市女性如何通过“草根的”非正式培训或实操训练成为社区健康中心的健康服务志愿者，藉此通过这种专业的标签维系她们的社区身份和地位。Claudio Minca[52]以“反恐战争”为例讨论了人口或身体成为一种地理尺度对空间性进行划分的可能性，他认为在全球流通性高度发达的时代将身体作为一种空间尺度对处理类似“反恐战争”这种棘手的全球政治问题将大有裨益。 除上述尺度外，政治地理学最为关注的还是国家级的尺度。随着近年来一些非国家组织(如联合国、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兴起，给国家尺度的政治权威性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是，国家这一政治地理形式仍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着统治地位[53]。有很多学者关注国家的形式，即国家是具化的组织(比如说阶级、政党等)，由一系列的机构和工具组成，比如说军队、警察、法院、公共管理机构、学校和媒体等[54]。也有很多学者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判并对国家的社会性进行了探讨。在Political Geography近年的载文中，Joe Painter[55]指出，相比国家作为一种具化的组织，他更加认同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是通过“国家性”(stateness)或“国家效应”(state effect)来证明其存在的。即人们很少能看到国家是一个具体的物体，但是又常常能够通过人们日常的生活行为(如观看升旗仪式，去政府机构办理的文件和签章，办理签证，办理医疗保险等)感受到国家的影响力[50]。与此类似，Lynn Staeheli等[56]以南非的公民意识教育为例，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形式；Victoria Stead[57]以东帝汶的社会运动(关于土地争议使用的社会运动)为例指出，社会运动是国家营建的一种有效渠道。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国家是如何运行的，例如，Theodora-Ismene Gizelis[58]就讨论了不同国家对传染病控制能力的差异，他以117个国家样本为例分析出高能力、民主化高、自由程度大的国家能够更加有效地抑制艾滋病传染；Darshan Vigneswaran[59]则探讨了南非如何对国际移民进行管理，分析了南非移民控制政策如何由边境控制政策演化成为“内化的”社区控制政策。 (2)政治地理学研究也十分关注不同尺度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例如，Jill Harrison[60]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杀虫剂漂流事件引发的社会冲突为分析对象，讨论了社会组织如何通过提升杀虫剂事件的话语尺度，将该事件由一个地方事件上升到全国范围内的农业污染事件，从而将更为宽泛的农业污染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现象透明化，进而要求政府提前预防甚至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农业药品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Tai-Yong Tan[61]则关注了港口城市对其腹地尺度的定位与城市发展前景的关系。为此，他对比了两个港口城市：新加坡和加尔各答，指出新加坡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全球定位为自己的“腹地”，积极参与到全球流动和多文化发展中来，并迅速融入到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贸易体系中来，最终成为世界性城市；而加尔各答则因为其处于孟加拉湾的地理位置，将印度和孟加拉定位为自己文化身份和“腹地”，因此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腹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能力达成共享，因而最终只成长成为一个区域性城市。上述两个案例都是通过尺度增加来加强其社会、政治或经济影响力的，相反，也有通过尺度降低的手段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的案例。例如，Wolfram Dressler等[62]以菲律宾普林塞萨港地下河国家公园的管理方式为例论证了在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国家公园由国家政府管理下放到地方政府管理是一种更为有效和可持续发展的运作模式。 空间与尺度研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中是非常主流的一个方向，也是最为热门的议题之一。但是近年来却日渐式微。从Political Geography的载文来看，2005-2009年期间，该方向发文比例在30％以上，而2010年以来其平均发文比例则只有18％。 2.4 领土、主权和安全问题 领土、主权和安全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对领土、主权、战争、暴力冲突和生物(生命)安全等现象的论述，是政治地理学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考虑到领土、主权和安全等话题同时也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话题，政治地理学对这一方向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地理学视角上，即空间视角。 领土和主权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有非常强烈的空间思维，领土通常被认为是特定的、有边界的地理空间。边界之外是“他者”，而边界之内则是“自己”国家。主权则通常被认作国家或国家机构在自己领土范围内拥有的，具有排他性地行使权力的权利[53]。然而，诚如前文对边界的讨论，地理学对边界的讨论逐渐由物理的边界延伸到对社会建构的边界的讨论。与此对应，政治地理学对领土和主权的概念也进行了反思和讨论。例如，Matthew Hannah[63]认为人口是领土的一种表现形式，政府的人口普查实为一种构建可计算的领土的行为。而Philip Steinberg等[64]和Fiona McConnell[65]则分别以地方政府的“酷儿”行为和流亡政府为例，对领土与主权的关系、主权的概念等进行了反思。Klaus Dodds[66]甚至开展了极地(北极)主权研究。与此同时，西方地理学界还有一些学者对地理空间的“领地化”本身提出了批判，指出随着现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通过领土这一概念来解释一些空间政治现象已经不合时宜了，因此建议政治地理学要跳出“领地化陷阱”来看问题[67-68]。Political Geography的载文对“去领地化”，以及后来的“再领地化”现象进行了探讨。例如，Godfrey Baldacchino等[69]就以中国台湾省为例，讨论了在台湾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下，台湾省如何从“领地化”到“去领地化”然后再过渡到“再领地化”的。 政治地理学对战争和暴力冲突等国际尺度安全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例如Justin Hastings[70]基于“国家丧失对领土的实际控制权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滋生恐怖分子”的理论，对比了东非和东南亚国家对海盗行为的抑制能力。他将东非样本国家定义为“失败的国家”，将东南亚样本国家定义为“政治弱国”，指出“政治弱国”在处理国际安全事件时面对着比“失败的国家”更为复杂的局面[70]。这些安全问题更多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或者内战。例如，Halvard Buhaug等[71]利用1970-2001年期间非洲发生的冲突事件等数据，通过GIS手段将非洲栅格化成为100km×100km的空间，并分析讨论了影响非洲暴力冲突事件的地理要素。研究指出，非洲关于领土争夺的战争往往发生在远离首府、人口疏密的边境地区，而国内争夺国家管理权力的战争往往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或者接近钻石矿场的地区，亦或接近首府的地区[71]。与Halvard类似，Clionadh Raleigh等[72]以中非14个国家的内战数据分析了人口密度对战争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战争起源和升级的地理特征进行了探讨。例如，Sebastian Schutte等[73]和Yuri Zhukov[74]分别以撒哈拉沙漠非洲以南地区和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为例，讨论了国家内部暴力冲突起源、发生、升级和扩张的地理路径。近年来，政治地理学关于安全问题的关注更是涉及生物政治和流动性的讨论。例如，Lucy Budd等[75]关注了在全球流动性高度发达的现代，传染性疾病通过生命体(如身体)传播带来的国家安全隐患。鉴此，他们以不同国家的航空器飞行条例和旅客管制条例等政策为分析对象，讨论了身体、流动性、国家安全和生物政治之间的关系。 领土、主权和安全问题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研究话题高度重合，但是鉴于政治地理学独特的空间视角，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直会是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一个相对主流的研究方向。从Political Geography载文比例情况来看，其维持在15％左右(除了2009年专刊外)，且近年来逐渐呈现关注度增加的趋势。 2.5 选举地理 选举地理研究主要包括对影响选举的地理要素以及选举活动所呈现出来的地理特征所进行的讨论。政治地理学比较关注地理环境、空间差异等地理要素和选举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主要体现在地理和空间要素对选举运动的影响。一些政治地理学家非常关注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地缘邻近性对选举活动的影响。Quentin David等[76]和Kai Arzheimer等[77]分别以比利时选举和英格兰选举(2010年大选)为例，印证了选民与候选人的地缘亲近与他们对候选人及其代表政党的支持率是正相关的；但Maciej Górecki等[78]以爱尔兰2011年大选为例证实了选举活动的这种“友邻效应”已经逐步减弱。同时，政治地理学家也非常关注区域差异给选举活动带来的影响。例如，James Gimpel等[79]发现城乡差异对选举活动的候选人资格影响极其深远，通过对美国国家这一层级的选举活动(包括参议院提名、州长竞选和大选等)候选人资料分析得出，候选人大都来自人口密集的区域，但鲜有来自农村或小城镇地区的提名；Richard Morrill等[80]则评估了美国2004和2008年大选呈现出的空间分异之异常，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试图解释为何从2000大选后原本支持民主党的大都市地区和大中型城镇地区开始支持共和党，而非城镇地区和小城镇地区则由支持共和党转变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除了地理距离和空间差异造成的选举景观差异之外，政治地理学也关注移民对选举活动的影响。例如，Tony Robinson等[81]发现自1992年以来民主党在落基山脉西部地区的选举影响力逐渐增强，通过分析县一级人口普查和选举数据他们发现造成这一选举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移民，迁入这一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民主党影响的地区，而且他们迁入后通过社区友邻关系对选举活动产生了影响。此外，宗教、种族和性别也对选举活动或者选举活动所呈现的地理特征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Edward Fieldhouse等[82]讨论了社区中少数宗教和种族选民所占的比例对该区选举结果的影响，发现越是多元化的社区，少数群体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越小，反之，少数群体越少，其所占比例越小，他们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越大；Fatma Senol[83]则关注了女性在选举活动中的角色，她指出土耳其女性尝试通过积极参与选举活动改善自身在公共空间中的形象，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她们从事一些琐碎的，与以往在私密空间里所从事的事务没有太大差别的工作(如办公室文员等)。 选举地理属于研究面较窄、比较特殊且比较小众的政治地理学研究方向并呈现出衰落的发展趋势。从Political Geography载文情况来看，11年间年平均载文比例为9.6％，其中前5年年平均载文比例为13.6％，近6年来降到6.4％左右，2013年甚至出现了无载文量的情况。 2.6 社会和文化政治 社会和文化政治研究主要包括对批判地缘政治话题、社会运动和文化活动及其空间性等话题的思考，例如公民权、性别、少数群体、种族、隔离、民族主义、地理想象、恐怖主义、媒体和流行文化等。伴随着英美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社会和文化政治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研究中最热门甚至占据主导性地位的议题。特别关注社会文化的空间实践及其与政治相互之间的影响议题，如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社会政治研究和文化政治研究等三方面。据统计，近10年以来Political Geography中的社会和文化政治研究年平均载文比例达到35.4％，其中2005至2009年平均为25.0％，2010年至今则平均高达44.0％，呈现出强劲发展的趋势。 批判地缘政治研究是近30年以来西方地缘政治研究最主要的流派[84]，其主要理论基础是Michel Foucault对知识生产和权力关系的探讨[85]。因此批判地缘政治与传统的地缘政治有较大的不同：后者关注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活动的影响，主要讨论自然环境、资源和国家安全、国家命运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前者主要是关注地理知识的生产(如地理想象[86-87])及其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运用[85]。虽然西方仍有少数一部分学者从事传统地缘政治的研究，并且对批判地缘政治学说提出了批判[88]，但是批判地缘政治研究仍占据主导地位。这个趋势在Political Geography关于地缘政治载文情况中可见一斑，绝大多数地缘政治研究都是从地缘政治知识生产的视角切入的。例如，Karen Culcasi[89]以美国报纸中出现的库尔德地区地图为分析对象，讨论了美国媒体如何利用地图命名、文字、边界划分、符号等手段将库尔德人和库尔德地区建构成为具有“东方”(参见Said[86])色彩的暴力反叛分子或落后的受害者，这些话语实践进而与美国在伊拉克的地缘政治地位或美国对该区特定事件的政策形成共谋。Ethan Yorgason等[90]分析和讨论了美国流行/新闻杂志中关于摩门教的描述，指出这些宗教话语塑造了一种摩门教的空间想象，并生成一种令政府焦虑的政治景观；Emma Mawdsley[91]分析了英国主流媒体中关于中国、非洲、西方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的解读，展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关注。Rachel Woodward等[92]以2006至2012年英国驻阿富汗赫尔曼德省士兵的军事回忆录为分析对象，讨论了这些回忆录对战斗人员、平民等的刻画如何将阿富汗建构成为一个危险的空间。Joanne Sharp[93]则探究了坦桑尼亚报纸中对“泛非洲主义”政策作为后殖民时代和后冷战时代非洲政策的替代品的构建。 政治地理学对一些特别的社会现象及其空间和政治实践颇为关注。例如，Kristin Sziarto等[94]以2003年发生在美国的移民权益运动为分析对象讨论了移民作为一个共享的政治身份如何通过在公共空间的社会运动建构起来；Neophytos Loizides[95]分析了赛普洛斯新移民和原居民之间在生存空间和土地利用问题上发生的冲突甚至是战争，讨论了移民对一个地区政治地理景观的深刻影响；Naomi Millner[96]关注了欧盟的移民政策，并以加莱为例讨论了未登记在册的移民如何从难民身份转换成为移民身份。Sandra Joireman等[97]另辟蹊径，利用卫星技术手段考察了内战(1986-1987年)后期北乌干达地区难民回流安置的地理特征。Gabriela Valdivia[98]以厄瓜多尔石油经济为例，从石油产区亚马逊原住农民对政府石油经济的抗议为切入点，讨论了厄瓜多尔石油生产对国内不同区域居民的身份意识造成的差异。Ann Bartos[99]以一组9～11岁的新西兰孩子为分析对象，利用纪实摄影的方法关注了孩子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以及他们独特的政治视角。而Benjamin Kohl等[100]则以玻利维亚的民族主义社会运动为例，分析了玻利维亚人民如何通过社会运动要求国外组织退出玻利维亚不可更新资源开采项目，并通过这种排外的资源民族主义运动构建起独特的民族想象和民族认同。 政治地理学特别关注文化表征、文化实践、文化政策及其空间政治实践。其中，一方面表现在政治地理学对物质文化的关注。例如，Herman[101]以关岛国家公园为分析对象，认为公园是一种文本和殖民工具将关岛纳入到美国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营建上来。Ruth Craggs[102]以南罗得西亚酒店为样本讨论了酒店在政治地理中的角色，他认为酒店作为一种介于公共和私密空间之间的空间类型为政治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展演提供了重要的场所，在这里政治通过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被可视化在国际旅客眼前。Alison Williams[103]则通过对阿富汗无人机空勤人员和受害者访谈的方式，讨论了无人机在阿富汗无处不在的存在及其对现代战场的重新定义。另一方面，文化政治研究更多地表现在对符号和表征的关注。例如，Yair Wallach[104]强调地图是国家叙事的一种重要工具，为此他以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图为例，分析了以色列/巴勒斯坦“错误地图”的使用中潜藏的“将对方从地图上抹掉”的野心。Jacques Hymans[105]对西欧货币图标进行了系统的内容分析后发现货币是一种有效的国家营建和国家宣传的手段；Lily Kong[106]以三个亚洲城市(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战略为例，指出它们都尝试将建立城市文化偶像作为获得世界城市身份、建构国家和城市共享认同的一种策略。此外，也有少数政治地理学学者探究了文化政策及其空间政治。例如，Jamie Gillen[107]分析了越南的文化政策，认为越南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对市场经济持拥抱的态度但对文化改革始终不曾松口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对整个国家范围内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因此文化对越南政府来说不仅仅是合法化其对市场的管理的工具，而且也是维系其对国家政治经济所有权的重要工具。 3 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地理学研究来讲，研究方法是将野外工作和理论联系起来的重要工具[108]。本文对Political Geography2005年以来所刊391篇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表2)。分析发现，针对不同的研究方向、议题和对象，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偏好(表3)。 3.1 定量研究方法 定量分析方法不经常被政治地理学研究所采用。Political Geography所载391篇文章中所采用的458种研究方法来看，仅有14.8％的方法为定量分析。其中，因子分析、空间分析和模型分析是较为主要的方法，分别占定量分析方法41.2％、26.5％和16.2％的比重，而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则较为不常用，仅占5.9％、5.9％和4.3％的比重。从研究方法来讲，因子分析主要是指从变量群当中提取共性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从而减少变量数量进而探讨变量间的关系的一种方法[109]。其通常会通过变量控制的方式来讨论不同变量对结果影响，偶尔会伴随着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例如，Michael Brown等[110]针对美国塔科马选举中出现的关于同性恋权益议题的选举冲突现象，对该市的选举社会人口统计学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性别、种族和阶层等要素对选举活动在更为微观空间尺度上的地理差异造成了巨大影响，直接导致了选举活动中的社会和文化冲突。而空间分析方法则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位置和形态等空间数据对其所呈现的地理特征或其他现象进行分析的技术，通常伴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运用[111]。例如，James Gimpel等[112]利用GIS空间分析的方法测试了选民与候选人之间距离对支持率的影响，他们以1998-2006年期间州长竞选的数据为分析对象，分析了候选人家乡(具体到县尺度)到其他各个县的距离(以投票站为参照标准计算)对候选人支持率的相关性，结果发现距家乡距离对候选人支持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此外，模型分析主要是经常与其他定量分析一起混合使用的一种分析范式，主要通过“假设—求证/证伪”的方式来建立模型。例如，Cullen Hendrix等[37]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研究对象，提出可耕种土地、气候对农业的适合性、淡水供应、降雨量等因素与发生内战威胁呈正/负相关关系的假设，通过对该地区1981-2001年冲突数据④的因子分析进行验证，从而建立起气候变化对冲突的影响模型。
从研究方向来说，偏好使用定量分析的主要是选举地理研究、环境政治研究和安全研究，其各自比重分别占61.4％、38.6％和18.3％，其他方向则只有少数研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都只有3.0％左右的比重(表3)。这与各个研究方向的特点息息相关。例如，选举地理主要关注一些量化的地理信息(如距离[76，78，112]、区位[79，82]等)对选举活动的影响，或者探究选举所呈现出的一些可量化的地理信息(如空间分异[80-81，105]等)，因此它更加适合和倾向于使用定量方法展开分析，如因子分析和空间分析。环境政治则倾向于对影响政治活动(主要是战争和冲突)的环境因素(如水资源[30-33]、气候[34-40]等)进行剥离、总结和概括，进而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政治研究通常采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回归分析和模型分析等方法。对于领土、主权和安全研究来讲，其中主要是关于战争的研究偏好使用定量分析方法，以此讨论影响战争发生的地理因素(如区位、距离和人口密度[71-72]等)或者战争发生后呈现的地理特征(如路径[73-74]、卫星图[97]等)。因此，安全研究中的定量分析主要指因子分析和空间分析。 3.2 定性研究方法 相对定量分析来说，定性分析是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研究最常采用的方法。在本文分析的391篇载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中其比重占到85.2％。其中，主要指民族志和文本分析两种方法，各自所占比重为39.7％和60.3％。从方法上来讲，民族志主要是指研究者深入到田野中去，通过与研究对象相处或与关键人物交谈等途径对所观察的现象进行记录，从而获取数据的一种方法[113]。从Political Geography载文所采用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来说，民族志可以细分为访谈法(56.1％)、参与式观察法(21.9％)、小组讨论(5.2％)、口述史(2.0％)和混合民族志(14.8％)5种。访谈法主要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现象或者话题，研究者对特定人群或关键人物进行一对一的深入的交流，通常研究者会事先拟定好一个访谈提纲[113]。例如，Reece Jones[114]为了分析印度—孟加拉边境地区飞地居民对边界和主权的感知，他采用深度访谈法对该区域地方领导人和现有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讨论他们对祖国、民族、身份和边界的感知。参与式观察也经常被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采用，其主要是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环境中去，长时间追踪观察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如果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情况下)对研究对象的生活进行体验式的观察，在观察的过程中撰写观察日志将所见、所闻、所想记录下来，并以此作为分析的依据[113]。例如，Nick Megoran[115]为了分析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费尔干纳山谷边境地区居民在后苏联时期对此地区进行局部封闭的历史背景下对边境的日常实践，利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对边界生活以及两国边境人民对边境、边界的理解和实践进行了探究，分析发现国家精英的政治决策(封闭该地区)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可渗透的、交融的边境地区)是有差异的。另外，小组讨论和口述史的方法近年来也开始被政治地理学研究采用。这两种方法形式上与访谈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是有所区别的[113]，比如，访谈法通常是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而小组讨论则是一群人在一起讨论一个话题，其并非以问答形式进行，主要是研究者作为小组成员其中的一个对话题进行引导的方式；口述史主要是对事件的经历者或目击者进行更加有深度的交流，并以此作为数据进行分析，而访谈法则强调与特定对象的交流，这个特定对象可以是事件的经历者或目击者，但也可以不是，其在访谈对象的广度上比口述史更宽，在交流深度上比口述史更窄。但是，小组讨论和口述史这两种方法极少被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使用，例如，Marco Antonsich[116]为了讨论欧盟居民对欧盟作为一个区域的情感依恋情况，利用小组讨论的方式探讨了欧盟居民对欧盟的情感依恋程度及其缘由；Tina Harris[117]为了探讨跨(中国—尼泊尔)喜马拉雅地区经济地理形态的变化情况，利用口述史的方法考究了几代跨境交易者的自身经历并用作分析跨境经济地理分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研究倾向于将上述几种方法混合使用，例如，Tali Hatuka[118]利用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探讨了以巴居民如何利用自身的公民权反对以巴“界墙”问题，并将边界实践成为一种公共空间。 广义上来讲，文本分析主要是指通过语言、文字、图片、网络等符号信息的解读了解其所蕴含信息的一种方法[119]。从Political Geography载文采用的文本分析方法来说，其主要指：文档分析、话语分析、问卷分析、可视化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其中，文档分析和话语分析是最为主流的方法，各自比重达67.7％和20.0％，而问卷分析、可视化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则较为偏门，比重仅占4.7％、4.7％和2.9％。文档分析[114]主要是根据研究者个人的经历和知识储备等背景对研究相关的文字资料进行解读的过程⑤，在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其往往指对政府档案、媒体资料等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且经常被视作研究背景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分析则不仅仅停留在文字解读层面，还要追究这些文本的生产者，探讨它们生产这些文本的原因以及它们生产了什么，没有生产什么，生产过程基于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是什么等[119]。分析发现，话语分析盛行于且主要被运用于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中的社会、文化政治研究。例如，Lerna
[120]以土耳其政治精英的话语实践(演讲、著作等)为分析对象，利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讨论了土耳其作为一个“例外主义”或“多文化”的国家和国家身份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此外，问卷分析、可视化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虽然都是与文本打交道且在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中比较小众，但是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也偶尔被采用，因此这里简要地分析一下。问卷分析是研究者设计自己需要获取信息资料的问卷，之后通过大范围发放和回收的方式来获取数据的一种方式，是研究者生产一手资料的一种方式。可视化文本分析则强调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照片、影像等可视化资料，主要从生产者、文本内容和消费者三个途径来展开分析[121]。例如，Simon Dalby[122]以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三部战争题材电影为分析对象，讨论了人的身体如何通过电影及其观众将暴力景观以及相关的政治关系呈现出来。内容分析则侧重于对文本内容的系统性分析，往往指对文本的特征的归纳和总结，近年来也有研究将这种方法应用到网络博客分析上。例如，Kristin Sziarto等[94]在分析美国关于移民的社会运动及其空间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就曾利用内容分析法对该社会运动参与者的网络博客进行了分析。 4 思考和讨论 从Political Geography2005-2015年载文情况来看，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对国家中心主义、学科政策导向以及研究对自然地理事实的倚重等传统政治地理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然而其与前近20年间政治地理学的发展也有细微的不同之处。具体来讲，近10年来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对国家中心主义进行了更加彻底地批判，其主要表现在除对全球化现象进行关注以外，还进一步完善了在其他空间尺度上的政治地理议题的探讨，例如全球、国家、城市、乡村、社区和身体。尽管近10年来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对国家中心主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但其与前20年间政治地理学对国家中心主义进行盲目批判不同的是，它同时也保留甚至是加强了对国家尺度、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等议题的关注。此外，近10年来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将研究人文化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其主要表现是边境和边界研究的人文化趋势以及社会和文化政治研究近年来呈现出的强势发展态势。同时，在多元化、复合化和人文化的学科趋势下，较为传统的边境与边界、环境政治和选举地理研究逐渐呈现出式微的态势。从方法论上来说，虽然受20世纪60年代地理学计量革命的影响，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研究对定量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借鉴，但是鉴于其学科人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研究议题和研究对象的特点，定性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总体来说，这些研究议题的发展趋势与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趋势是极其吻合的。 此外，除了对载文的议题和方法进行了详细归纳总结外，本文也关注了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机构的分布情况。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象极其广泛。其在区域这一层面遍及非洲、美洲、欧洲、亚洲和北极地区，共83个国家和地区。除了部分非洲国家、西亚地区国家不曾涉及之外，其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地球表面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图1)。此外，在“线”(边界与河流)这一层面其涉猎也是相对比较宽泛的(图2)。由此观之，其从关注议题来讲是具有全球性质的，而并非对个别国家或地区的关注，虽然其关注对象依旧主要聚焦在欧美地区。 然而，作者的研究单位主要集中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爱尔兰、德国、新加坡等37个国家和地区(图3)，形成明显的一道地球南、北分界线。也就是说，世界性的政治地理学话题主要被地球北部(尤其是欧美主导)的发达国家研究，而较少被地球南部的发展中国家所讨论。英美二国的研究机构各自对世界各地的政治地理学问题分别进行了154项和132项，而研究数量位列第三、第四的加拿大和挪威则仅占24和21项。因此，在世界政治地理学研究中，英国和美国具有明显的学术主导和霸权。 回到政治地理学研究扮演的角色：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索真理，还是经世致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自殖民时代以来一直将地理学视为经世致用之学说，尤其是他们在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时代，地理学一直被视为殖民统治的有力工具之一，例如20世纪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等都将地理学视为国家命运的决定者。即便是后殖民主义时期，地理学也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例如，本文所讨论的边境和边界、环境政治、空间和尺度、安全问题、选举地理和社会文化政治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无不具有其实践意义。因此，政治地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其独特的经世致用之用途。本文并不试图否定政治地理学研究作为科学的存在，而是想强调其经世致用之能。
图1 2005-2015年Political Geography载文研究对象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subjects of paper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in 2005-2015
图2 2005-2015年Political Geography载文研究对象(线)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borders researched by paper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in 2005-2015 最后，结合到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大背景来说，无论是关于中国的研究，还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在数量上都不是少数。例如，Political Geography上刊载了近10篇关于中国的研究，例如，Laurence Ma[123]讨论了中国的城镇管理体系及其经济发展模式；Chun Yang[124]分析了中国粤港澳大桥拟建过程及其地缘政治意义；Wayne Palmer[125]探讨了中国香港对印度尼西亚迁居香港的劳工管理问题等。近年来国内也有部分研究涉及边界与边境、尺度、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政治等研究。例如，北京师范大学葛岳静等对2014-2015年Sustainability上组织的关于“边境建模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特刊对边境话题进行了关注，其中Hu等[126]利用大数据手段(爬虫技术)搜集了国内36个网站关于黄岩岛事件的文字信息，并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基于网络的公众对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政治事件的看法；Bie等[127]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搜集了1949-2012年期间与该地区相关的边境政策，并采用卡尔多—希克斯分析法对历年边境政策进行了评价；Wang等[128]以中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边境口岸和边境城市的空间分布、运输方式、物流和人流变化等数据为基础对中国边境口岸的时空演化过程进行了建模和分析。此外，刘云刚等[129]利用尺度而上推/下推路径的方法分析了“三鹿奶粉丑闻事件”及其对食品安全管理问题的讨论；陆大道等[130]和胡志丁等[131]对中国地缘政治和批判地缘政治议题进行了探讨；安宁等利用想象地理的概念讨论了美国《时代》杂志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凝视[132]等。
图3 2005-2015年Political Geography载文研究机构所在国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paper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in 2005-2015 然而，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一方面缺乏在国际学术话语中的发声，另一方面在国内缺乏系统的研究流派和范式。未来工作开展过程中，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一方面需要继续在国内系统地深入推进，尤其是对内源性实证和理论的发掘，另一方面，也需要结合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发展趋势，借鉴它们的研究方法，寻找契合点积极融入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借此，将政治地理学经世致用之能置于中国当下不断发展的综合国力及其不断增强的国际事务参与能力等社会历史背景下，倡导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出自己的声音，既符合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崛起的地缘政治力量之需，也通过努力，寻求地球南部发展中国家对欧美主导的发达国家学术话语垄断进行挑战之期望。 注释： ①会议信息参见：https://polgrg.wordpress.com/2015/03/26/polgrg-workshop-24-25-june-2015/。 ②参见：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political-geography/。 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唆使希腊对土耳其发动武装侵略，以基马尔为首的革命政府领导军民进行反侵略战争，于1922年战胜希腊军队，推翻土耳其君主政权，基马尔于1923年被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模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力图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其所倡导的政治理念被称为“基马尔主义”(参见文献41)。 ④数据来源于“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参见文献37)。 ⑤其中研究者要保持客观的态度，有时候甚至需要交代研究者个人跟研究可能会相关的一些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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