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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邻近有“雅典”之称的波士顿。尽管与牛津、剑桥相比较，哈佛的校园似乎少了一些古典的韵味，但是从人文传统和人文氛围看，它与牛津、剑桥等欧洲经典名校又颇多相似之处。
我于去年到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在专业上联系较多的是该校的哲学系。哈佛大学的哲学系规模不大，现有教师约十余人。自奎因、罗尔斯等相继退休后，哈佛大学哲学系新的全盛期似乎尚未到来。目前，该系在国际哲学界负有盛名的哲学家主要是普特南(Putnam)和诺齐克(Nozick)。普特南的影响首先在科学哲学领域，诺齐克的名声最初则来自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不过，从他们近来的工作及与他们的接触中，我感到他们似乎又有某些相近的趋向。
首先可以一提的，是对哲学史的关注。分析哲学在从事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对哲学史较少正面的关注，这一点，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就有较为典型的表现。然而，普特南与诺齐克似乎已不同于以上这种趋向。普特南在去年下半年开设了一门名为“四个犹太哲学家”的课程，其中讨论的哲学家涉及中世纪到近现代。以一个分析哲学家而做这样的史的回顾和讨论，固然与普特南本人是犹太人这一背景相关，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一种哲学史的兴趣。我在与他交谈时，曾问他是否有沟通哲学与哲学史的意向，他对此做了明确的肯定回答。
诺齐克同样表现出类似的倾向。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他送了一本题为《苏格拉底的困惑》的近著给我，从这本书的标题中，便不难看到其哲学思考与哲学史的联系。更有意味的是，诺齐克还表现出对中国哲学的某种关注。在一次交谈中，我提到，现在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注意及了解程度要远远超过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注意及了解程度，并强调，中国哲学也应当成为建构世界哲学的重要资源。他对此表示肯定，并找出一本书递给我，问我此书是否属介绍中国哲学的上乘之作。这是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英文标题为《中国政治哲学史》），在听了我对此书的评价后，诺齐克又让我推荐有关中国哲学的较好的通论性著作，而我的建议则是：像他这样的哲学家，最好读中国哲学的原始经典，他对此颇表赞同。诺齐克后来是否用了很多时间去读中国哲学原典，我并不很清楚，但他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则似乎既表现了一种开放的学术心态，也显示了对广义的哲学史的重视。
与之相关的，是从学科哲学回到哲学本身。分析哲学往往将哲学划分为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认知哲学、政治哲学等分支，而哲学家则每每守着其中的某一分支。相形之下，普特南与诺齐克似乎已开始不满足于定位在某一学科哲学的分支中。诺齐克在《苏格拉底的困惑》一书的导言对其主要因早期著作而为人所知感到抱怨，但同时又有一些无奈。他指的是，由于他的成名之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涉及政治哲学，他往往被人们理解为“政治哲学家”。事实上，诺齐克的兴趣并不限于政治哲学，举凡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等，都在其视域及研究范围之内，他近年出版的《理性的本质》、《苏格拉底的困惑》等，都涉及哲学的各个方面。同样，普特南的工作，也常常涵盖了哲学的不同领域，从语言哲学、心智哲学、数学哲学直到伦理学，都进入了其视野。这种兼涉不同领域的思维路向，当然并不仅仅表现为研究的多面性，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守着哲学的某一分支，回归到作为智慧探索的哲学本身——回归到统一的、整体形态的哲学，而这也是哲学本来的存在方式。
另一值得提及的方面，是对实践理性的注意。哈佛大学哲学系在实践理性的研究方面一直有较强的传统，自罗尔斯以后，这一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诺齐克的《理性的本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理性的实践意义的考察，在与他的交谈中，他还提到他最近正在写的书与哲学论辩的结构相关，这种结构不仅仅涉及狭义的逻辑，它也有其实践层面的意义。据他说此书半年后可完成，其正标题尚未确定，但副标题已拟好（《哲学论辩的结构》）。普特南同样表现出对规范问题的某种兴趣，在去年庆祝哈贝马斯七十寿辰的学术讨论会上，普特南递交的论文便主要讨论规范问题，题为《价值与规范》。哈佛的一位后起之秀（考斯嘎德〔Korsgaad〕）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对规范问题做了更具体的考察，在《规范性之源》一书中，她提出了“反思的省察”与“实践的认同”两个概念，试图对规范的普遍性及适用范围做出说明。不过，在与其交谈中，她给我的印象是具有相当强的康德主义的立场。每当我对康德有所批评时，她往往加以辩护。顺便提及，她是罗尔斯的学生，其工作在英美道德哲学界颇受重视。